神游于古今中外的木刻、石刻間的“好之者”

如前所述，葉靈鳳曾說過，他對石刻畫像的興趣是對木刻興趣的延伸，檢視《日記》不難發現，由木刻向石刻畫像石的這一興趣延伸并非葉靈鳳所獨有，而是存在于當時木刻版畫家中的普遍現象。上文提及他收藏武梁祠畫像拓本后，曾與張光宇夫婦同賞，張光宇“贊嘆再三”，張光宇回北京任教時，葉靈鳳則請他代為購買相關拓片。顯然，在葉靈鳳是引張光宇為漢畫像欣賞的同道中人?！度沼洝分羞€有一則他向版畫家廖冰兄借來武梁畫像拓片欣賞的記載，廖冰兄的這一拓片則是另一版畫家黃苗子所贈。有趣的是，作為葉靈鳳好友的黃苗子出現在《日記》中最多的內容也與畫像石拓片有關，如1968年10月1日，“翻閱苗子所贈《萃珍閣蜀磚拓本集》皆是原拓，在此時此地，已是十分難得之物了”，又如1968年10月21日，“清理所藏石刻拓本，多數皆苗子歷年所贈，頗多珍貴難得者”。原來，葉靈鳳所藏的大多數的石刻拓本是黃苗子所贈，這當然是因為葉靈鳳精于此道，而黃苗子又不僅是贈送石刻拓本給葉靈鳳，也贈送石刻拓本給同為版畫家的廖冰兄。這些信息無不說明，他們對石刻拓本的欣賞有著志趣相投之處。

葉靈鳳1966年參觀西安碑林拓片展覽，照片攝于昭陵六駿拓本前

至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版畫界的一批畫家關注中國古代石刻特別是畫像石這一現象，其實反映了中國古代畫像石與現代木刻版畫在構圖、章法以至刻制方法多有相通之處，木刻版畫家可從中國古代畫像石中汲取創作的養分與靈感。事實上，這一要求版畫創作向中國古代石刻畫像學習的企盼，最早由魯迅在致李樺的信中提出：“唯漢人石刻，氣魄深沉雄大，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睆聂斞高@一開風氣的識見，到《葉靈鳳日記》中這批木刻家樂此不疲地收集、欣賞、學習石刻畫像的趨勢，我們看到中國現代木刻在借鑒世界木刻成果的同時，也存在著借鑒漢代畫像石而以古開新的一面。對黃永玉、張光宇、廖冰兄、黃苗子等木刻版畫家而言，他們流連忘返于石刻畫像旁，就不僅僅是木刻興趣在審美上的伸延，更是在尋找激發創作靈感的圖式與方法。當然，葉靈鳳并沒有這種創作需要的驅動，他品鑒木刻、石刻作品只是自己的審美與研究的需要，《日記》中隨處可見的是那個神游于古今中外的木刻、石刻間的“好之者”的身影，試看這則所記：

1968年10月22日，“檢閱所得石刻拓片，有一幅系造象背面圖案，分作若干大小不一的方格，每一格內有人物屋宇，風格極特殊，構圖美麗，原件在西安博物館石刻陳列室，年前曾參觀過。但這造像隸屬朝代是那朝，沒有資料，仿佛曾在什么書上見過，遍尋有關書刊都不見?；ㄙM了許多時間仍無結果，心上仿佛打了一個結”。

葉靈鳳在品賞所藏石刻拓本時，發現一幅“風格特殊，構圖美麗”的造象背面圖案，甚為心醉，他想知道這張圖案的更多信息，可是遍查不得，所以悶悶不樂，“心上仿佛打了一個結”，恰是當時的心態的形象寫照。慶幸的是，在第二天的《日記》中他記下：“偶閱《文物》月刊，在一九六四年一月號上：《介紹陜西博物館石刻陳列室的幾件作品》一文中，發現昨天要找出處的那幅拓本原物，是北魏皇興某年的造像背面，所述雖很簡單，但已能知道其原物，心中為之暢快。”石刻拓本這看似團團黑墨的紙本，卻有著別樣的魔力，讓葉靈鳳為之愁悶、為之歡喜。更為有趣的是，葉靈鳳品賞的視野常常游走在木刻與石刻之間，看到雕版時，會想起刻石：

1968年10月11日，“從書櫥內整理出版畫圖籍多種，其中如《吳郡五百名賢圖像》，現在已很難得，此是木刻圖像。十年前曾見石拓五百名賢圖像，價不貴。當時不屑買下，現在想來，要再找一部，戛戛難矣。當時曾見兩部，一部人面系用淡墨所拓，又有五百羅漢像石刻拓本，亦見而未買”。

看來葉靈鳳是比較鐘愛《吳郡五百名賢圖像》這一刻本的，他在《日記》中數次記下此書的品賞過程，上錄記載中他提到《吳郡五百名賢圖像》木刻、石刻各有一部，只是他當時沒能將石刻本收入囊中，每念至此，不免會發一通“現在想來，要再找一部，戛戛難矣”的感慨。又如《日記》1967年4月4日所記，葉靈鳳到琳瑯閣書店去看日本出版的《西安碑林》一書，其中“有一幅永泰公主石棺畫的拓本，將仕女面部原大由陰文翻印成陽文，甚有木刻風味”。葉靈鳳能從拓本中能看出木刻風味，這一遷想妙得的認識，既是他長期浸淫于各類石刻、木刻文獻中而練就的眼學，更是他已然打破石刻、木刻間的疆界所產生的體認。在葉靈鳳眼中，木刻與石刻的載體已無關至要，真正打動他的是古往今來的雕刻藝術家游刃于木石之間的那份激情與創造力。  

其實，葉靈鳳又豈止傾心于中國古今木刻、石刻，《日記》中可見他頻繁購入各國版畫畫集及理論書籍，并時時翻閱研究。如1968年11月9日所記：“閱《德國表現主義的版畫藝術》，系以前所購者，分為木刻、蝕刻、石版三個部分，美國出版在德國印刷者，材料甚豐富。我國新木刻初期的作品，受德國表現派影響很深。”葉靈鳳在木刻上有如此闊大視野，不禁讓人想起當年魯迅在致李樺信中所說：“所以我的意思，是以為倘參酌漢代的石刻畫像，明清的書籍插畫，并且留心民間所賞玩的所謂‘年畫’，和歐洲的新法融合起來，許能夠創出一種更好的版畫。”魯迅為“創出更好版畫”而提出的廣采漢石刻、明清書籍插畫、民間年畫與歐洲新式版畫的眾家之長的建議可謂卓識，這一見識就是放置在當下也不為過時。而在《魯迅日記》中有他收集古今木刻及石刻拓本的諸多記載，這些記載又能說明他的卓識并非向壁虛構，實來自于他對古今木刻作品的廣泛收集與審美體驗。今天檢視葉靈鳳的《日記》時亦能發現，他與魯迅不僅對木刻版畫創作的見識如出一轍，就是在木刻、石刻拓本收藏及鑒賞上的品味也是何其相似。當然，葉靈鳳原本就有版畫家的身份，轉型成為鑒賞家與理論家后，更有著“從實踐中來”的感性體會與“知行合一”的指導意義。言之至此，我們是不是可以說，在上世紀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中國版畫創作及理論界有著這樣一股海納百川式的趨勢，無論古今中西，甚至跨越木刻的形制、門類等界限，都可以去廣泛地師法、受容與接納，從而為中國現代藝術界 “創出更好版畫”呢？

“連日閉門寫稿，換稿費也”

有趣的是，作為小說家的葉靈鳳讓讀者最難忘懷的卻是他對書齋生活娓娓道來的書話隨筆，如他在《書齋趣味》中所寫：

對于我，書的鐘愛，與其說由于知識的渴慕，不如說由于精神上的安慰。因為攤開了每一冊書，我不僅能忘去了我自己，而且更能獲得了我自己。在這冬季的深夜，放下了窗簾，封了爐火，在沉靜的燈光下，靠在椅上翻著白天買來的新書的心情，我是在寂寞的人生旅途上為自己搜尋著新的伴侶。

葉靈鳳《讀書隨筆》一二三集，三聯書店版

當我們捧讀這樣超然物外的文字時，很難不對葉靈鳳的書齋生活充滿神往。而葉靈鳳在書齋達到的那種“忘去了我自己，而且更能獲得了我自己”的癡迷境界，除了包含對“書的鐘愛”，自然也包含著他對古今木刻及石刻畫像的鐘愛。只是，在葉靈鳳神游書齋的同時，《日記》中也能看到凡俗世界的一面?！度~靈鳳日記》的整理者張詠女士在書后的訪談中曾提及，葉靈鳳除長期為《星島日報》編輯和寫稿，還為同時為《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成報》《新生晚報》《新中華畫報》等不同刊物寫過大量稿件，不妨看看1968年11月26日至30日葉靈鳳在《星島日報星座》欄目發表的文章：

26日，《印度古經〈優波尼沙〉故事抄：那基吉達與閻魔》，筆名“伊萬”。27日，《印度古經〈優波尼沙〉故事抄：那基吉達與閻魔》，筆名“伊萬”。28日，《李龍眠的〈圣賢圖〉石刻》，筆名“臨風”。29日，《臨安劇盜我來也》，筆名“敏如”。30日，《辛克萊的小說屠場》，筆名“藏園”。30日，《印度古經〈優波尼沙〉故事抄：愛情的性格》，筆名“伊萬”。30日，《牛津出版部出版〈新派插圖本圣經〉》，筆名“臨風”。

盡管葉靈鳳是這一欄目的主理者，發稿可自主決定，可要在短短五天內天天連續發文，30日這一天竟然連發三篇，如此密集的寫稿、發表可能與當時稿源有限有關，葉靈鳳因負累甚重而要努力寫稿養家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實。所以，我們在《日記》中會不斷地讀到他疲于應付各種稿約的記載，有時甚至是滿紙牢騷：

1947年7月2日，“白晝整日在家寫《香港史地》稿，苦極”。

1947年7月3日，“編校第五期《史地》周刊，至一時始回。又為《新生晚報》寫續稿，因明日須趕早送去。睡時已兩點鐘了。連日苦干，頗感疲勞”。

1949年9月29日，“連日閉門寫稿，換稿費也”。

1967年4月25日，“整日寫稿，除寫稿外完全未能做其他事，看書或是整理書案，皆成為空想。日日如是，可發一嘆也”。

正如《日記》所記，連日閉門寫稿，其目的無非就是“換稿費”了。這一煮字療饑的寫稿差事不但“苦極”，有時連看書與欣賞木刻都成為空想。而食指繁多的壓力也會遷移到葉靈鳳的木刻、石刻拓片鑒賞活動中，從而使他將品鑒活動與以賺取稿費為目的知識生產相關聯。事實上，可以在《日記》中找到諸多這樣的關聯案例，如1968年10月29日所記：

整理過去出版之各期《文物》月刊，自一九六六年發動文革后?？?，先后已出過一百馀期，今日檢出五十馀期，隨手翻閱，有許多材料很難得。石刻拓片難得者，留意訪求：①宋游師雄摹刻昭陵閻立本畫《凌煙閣功臣圖贊》。②吳道子畫《鬼伯》拓本。③杭州府學所藏李公麟畫《圣賢圖》石刻拓本(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④西安碑林吳道子《觀音像》石刻拓本。⑤《昭陵六駿》，有宋游師雄摹寫縮小石刻，有拓本。（此處為節錄）

由《日記》可見，葉靈鳳這一天對《文物》雜志上興趣甚濃，隨手翻閱，并將其中比較難得的閻立本《凌煙閣功臣圖贊》、吳道子畫《鬼伯》《觀音像》、李公麟畫《圣賢圖》等畫像類拓本做了詳細筆錄，以便今后留意訪求。時隔半月后，《日記》中開始出現他對李龍眠《圣賢圖》的持續關注：

1968年11月14日，“讀關于李龍眠的小冊子，又查閱《西湖游覽志》，找有關杭州府學所藏李氏《圣賢圖》石刻資料，只有一則，數句而已，擬介紹這種石刻”。

1968年11月15日，“閱有關李龍眠資料，如《歷代名畫記》、《畫繼》等書”。

1968年11月26日，“寫介李龍眠《圣賢圖》石刻的短文，約二千馀字，此類談文物的文章，若是有計劃經常寫下去，將來也可以集印成書”。

也就是說，在翻閱《文物》雜志上所刊李龍眠《圣賢圖》拓本后，葉靈鳳以一番查閱文獻的準備，終于11月26日撰寫了題為《李龍眠的〈圣賢圖〉石刻》的介紹文章，這篇文章刊在《星島日報·星座》，時間為11月28日，葉靈鳳所用的筆名為“臨風”。在寫完此文后，葉靈鳳以為“此類談文物的文章，若是有計劃經常寫下去，將來也可以集印成書”。至于他有沒有寫下去，因《日記》年月有缺，無從全面考證。但在《日記》及他的文集中還可以看到相當可觀的木刻及畫像石的介紹文章，如《日記》1969年6月28日所記：“參考《文物》上的材料，寫成有關閻立本《凌煙閣功臣圖》刻石短文一篇”，這篇題為《閻立本畫〈凌煙閣功臣像〉刻石》的文章也以“臨風”的筆名，發表在兩天后（1969年6月30日）的《星島日報·星座》欄目上。而就是在發表的同一天，葉靈鳳又撰寫了《閻立本的故事》一文，又以“臨風”之名發表在7月2日的《星島日報·星座》欄目上，他在《日記》中記下寫文原因：“又用有關閻立本剩馀資料再寫短文一，作《星座》用。”顯然，這是上次介紹閻立本畫像所多馀的材料，葉氏覺得棄之可惜，故再寫一文。而翻檢葉靈鳳的文集，類似的木刻、石刻介紹文字尚有不少，現略陳如下：

《記唐代雕刻藝術杰作〈昭陵六駿〉》《拓本——我國獨有的藝術品》《石刻畫像趣味》《〈元祐黨籍碑〉的刻工故事》《吾哥窟浮雕拓片和中國拓印技術》《朱氏〈金陵古跡圖考〉》《關于〈喜詠軒叢書〉》《張維屏的〈花甲閑談〉》《張仙槎的〈泛槎圖〉》《改七薌的〈紅樓夢人物圖〉》《顧愷之畫的〈列女傳〉》《關于麥綏萊勒的木刻故事集》《中國雕板始源》。

結合葉靈鳳《日記》與他所寫的文章，大體可知葉靈鳳撰寫的石刻、木刻類文章的流程是：先從他對石刻拓片或木刻版畫或相關的考古圖冊的品鑒開始，品鑒的過程會培植起他對某件藏品的特別興趣，然后開始著手搜集這件藏品的相關文獻材料，最后成文而刊行于各類報刊上。當然，葉靈鳳的知識生產絕非“文抄公”式，他會在這類文章中投射品鑒時的感受、體認或經歷，如《朱氏〈金陵古跡圖考〉》一文中，他回憶起在舊書店中偶然購到這批考古圖錄的經歷，作為南京人的他，更不由自主地談到他的故鄉與揮之不去的鄉愁。再如《〈元祐黨籍碑〉的刻工故事》中，他申明收集碑帖所關心的只是其中的史料，風趣地將《元祐黨籍碑》比作“黑名單”，隨后更是談到幾位刻工因崇敬蘇軾、黃庭堅、司馬光而拒絕鐫刻這一碑文的 “最動人的小故事”， 其中的安姓刻工還因此被刻入流芳后世的《無雙譜》，葉靈鳳說他在鄭振鐸的《中國版畫史畫錄》中就見過安氏畫像。葉靈鳳能以輕靈筆調，將碑刻、木刻雕板知識及歷史掌故熔于一爐，游藝品鑒中又蘊含著“揚善懲惡”的微言，實在是高妙的寫法。當然，《日記》的存在還有一好處，就是使得這些品鑒文章的背后故事與更多細節得以具見，如他在1949年3月1日曾記：“《元祐黨籍碑》廣西柳州融縣有刻本，有便當寫信托黃表華覓購?！痹撐闹刑岬剿罱詹亓诉@一拓本，想來可能就是《日記》所說托黃表華所覓到的。

數十年晨譯晚寫、持之不倦

在葉靈鳳以換取稿費為目的的知識生產活動中，除大量撰稿外，譯稿也是常見方式，如他在1949年11月29日的《日記》中寫道：“擬將毛姆的札記選譯出來給《新生晚報》，換取若干稿費?！庇秩缢灶}名為《〈高爾基日記〉抄》的譯稿在《星島日報星座》上連載，從1949年8月22日至1950年2月15日。他在1949年11月1日的《日記》中云：“譯《高爾基日記》，在《星座》連載，此書之譯，開始于一九四一年，時譯時輟。今乘可以連載的機會，決意完成之。今已譯好五分之四了?！本驮谒g《高爾基日記》將要竣業時，又開始了《世界木刻史》的翻譯工作，這自然與他品鑒木刻、石刻的過程中參閱外文資料相關，有關此書的翻譯進度與刊發日期在《日記》中都有清晰記錄，現選錄部分如下：

1949年11月8日至13日，“譯《世界木刻史》關于法國近代木刻者一章，編為《藝苑》又周刊第四十六期，本月十三日刊出”。

1949年11月26日，“譯《果庚與近代法國木刻》續稿，編入《藝苑》第四十七期”。

1949年12月1日，“《世界木刻史》亦陸續譯過數章，此書實應正式著手譯下去。這是一件工作，亦可以了一筆心事。只是外國名詞太多，譯起來極費事，拉丁文、德文的書名，尤感棘手”。

1949年12月23日，“譯《木刻史》一章，關于近代法國木刻者，編入后日出版之《星島·藝苑》。布利斯之《世界木刻史》全書約十七八萬，現零星譯好者已有四萬字，能將全部譯好出版，亦一件值得的工作也”。

從1949年11月8到12月23日，除了翻譯《世界木刻史》一書，葉靈鳳還面臨《高爾基日記》翻譯工作的羈絆及購書、觀展、聚會等各項活動對他工作時間的擠壓，即便如此，他還能在一個半月的時間內拿出四萬字的譯稿，面對如此高效的知識產出，我們除了驚嘆葉靈鳳的譯筆迅疾與精力過人外，還要看到，高速的翻譯進程并不意味著翻譯難度不高或葉靈鳳對內容不求甚解。相反，從《日記》中能看到他在翻譯此書時常常“尤感棘手”，有時甚至為某個人名而遍覓詞典不能解。所以，在翻譯時字斟句酌，厘清其中的人與事，并最終轉換成另一種語言，本身就是一種再創造，難度并不在撰寫文章之下。顯然，這一知識生產的過程充塞著枯燥與困惑，而葉靈鳳能數十年晨譯晚寫、持之不倦，換取稿費的動力固不可少，翻譯內容能給他知識上的充實與精神上的愉悅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比之《日記》中連連叫苦的那些寫稿生涯，與木刻、石刻鑒賞相關聯的寫稿、譯稿則推動著葉靈鳳，將一次次乏味的伏案勞形轉變成饒有趣味的精神探索。盡管木刻、石刻類的鑒賞文章在葉靈鳳繁重的知識生產活動中并不算最重要的內容，但卻是他苦悶的寫稿生活中的一種調節，與木刻、石刻鑒賞活動一起，給予他心靈的滋補與慰藉。此處，我們不妨再征引一則《日記》所記的石刻品鑒活動，時間是1974年3月8日：

查閱《辭?！逢P于韓壽“偷香”的典故，因苗子曾贈我《韓氏墓神道殘碑》拓本一紙，系畫家陳師曾舊藏，有藏印及題字，提及韓壽與賈充女兒的故事。按李義山詩云“賈氏窺簾韓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即指此事。有暇想以此拓本為題材寫一短文。

這應當是我們所知的葉靈鳳最晚的石刻品鑒活動，此時的葉靈鳳已從報館退休，眼疾的困擾也讓他很少再執筆寫稿，但是品鑒石刻的愛好至老不倦，摩挲著黃苗子所贈《韓氏墓神道殘碑》拓本，又不由自主地查閱起與韓氏有關的文獻，并自然升起“想以此拓本為題材寫一短文”的念想，此時知識生產已全無煮字療饑的必要，完完全全是一種自娛，當然，這樣的自娛之舉也足以說明木刻、石刻的品鑒及與之相關的知識生產在葉靈鳳的鑒賞世界里曾經有過如何親密的關系。

結語

可以說，當我們漫步于葉靈鳳《日記》的世界時，就如陪同葉靈鳳進行了一次文化旅行，我們游走在中華古典、現代香港及西方藝文的多維文化空間中，文化、文學、藝術、鑒藏等異質卻相關的內容同臺競演、精彩紛呈。本文原只是不經意地打開一扇尚不被人所關注的鑒賞之門，門內有著令人神往的精神世界，其中彌漫著葉靈鳳作為中國文人的思古幽情，也纏繞著現代考古學與版畫界的種種新變與風氣，還有著苦悶逼仄的塵世俗務，即便超逸如葉靈鳳輩，也擺脫不了為治生而勞形的繁重知識生產。所以，打開這扇鑒賞之門，我們固然會與葉靈鳳一道品鑒藝術、神游物外，也能很真切地感受到，無論你如何逍遙塵外，其實是很難離開這個銖錙必較的世界的。所幸的是，木刻、石刻的鑒賞及相關知識生產除了給予他精神上的安慰，讓他在寂寞的人生旅途上消磨時日，還能讓他獲得不菲的經濟回報。也許，這就是筆者閱讀《葉靈鳳日記》這一有意思的人生文獻的體會與收獲吧。

本文為小綠天樓中國古代書畫文獻整理工作室（2020年上海市文教結合緊缺藝術人才創新工作室）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