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著，顏海英、田天、劉子信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808頁，498.00元

夏鼐先生是中國第一位埃及考古學家，也是中國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埃及古珠考》一書是夏鼐先生博士學位論文的中譯本，對古埃及串珠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這篇博士學位論文（Ancient Egyptian Beads）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已完成，時至今日，經過顏海英教授、田天和劉子信的共同努力，中文版才得以問世，可以說是對夏鼐先生誕辰110周年的最好紀念。作為一名埃及學在讀博士，當我第一次看到書中的分類法系統與圖譜時，內心受到了極大的震撼，此書不僅展現了專業嚴謹的研究方法，也給了我精神上的激勵。時隔七十七年，這本專著依舊極具價值，并對當下中國埃及學的發展有很大啟示。

夏鼐先生學貫中西，始終位于考古學的學術前沿。他對中國考古學的卓越貢獻離不開他在倫敦大學學院求學時對埃及考古學的深入學習，也離不開他廣闊的跨學科視野。1935年，夏鼐先生赴歐留學之初師從葉茲教授，研究中國美術史和中國考古相關的問題，以夏鼐先生的功底，對此綽綽有余，但他不愿只是為了獲取學位而選擇易于結業的專業，而是想要回國后為中國考古學做出貢獻；于是在1936年，他知難而進，決心轉攻埃及考古學。他曾說：“生以為中國將來之考古學，必須以埃及考古學之規模為先范，故中國之考古學界，必須有一人熟悉埃及考古學，以其發掘技術及研究方法，多可借鏡。日本考古學界之泰斗濱田青陵，從前即在此間學習埃及考古學，吾國考古學至少須以日人為競賽對象。”與此同時，夏鼐先生也意識到，如果想要建設一門科學的考古學，也必須了解其歷史、宗教、文字，在1936-1937年期間，他不僅攻讀了埃及考古學的課程，也攻讀了埃及歷史、埃及宗教史、象形文字文獻閱讀、近東上古史、上古美術史、工藝學、地質學、人體測量學和人類學等課程。他認為，“要弄考古學，非有人類學的根基不可。關于文化的起源、變遷等，須有一規模較大的理論在后面，始能把握住考古學材料的意義。”夏鼐先生不僅閱讀了大量考古學界的著述，也廣泛涉獵了人類學的著作以及與原始文化相關的專著。對此，我深感慚愧。作為埃及學的博士，我通常只閱讀歷史學相關的書籍，對考古學、人類學、心理學相關的書籍都鮮有涉及，以夏鼐先生為標桿，我的閱讀數量、深度、廣度都望塵莫及。夏鼐先生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就認識到，古埃及的歷史與考古以及人類學等領域之間是緊密相連的，不應受限于學科之間的藩籬，這種跨學科的視野對當今中國埃及學的發展極為重要。

《埃及古珠考》一書也充分證明了考古材料（一手材料）在埃及學研究中的重要性。夏鼐先生博士論文寫作的成功，一定離不開對倫敦大學學院收藏的古埃及串珠的細致觀察和研究。這些藏品覆蓋了古埃及的所有歷史時期，而且大部分樣品是“埃及考古學之父”皮特里本人或其學派成員發掘的，提取珠子時采用的方式非常謹慎。除此之外，夏鼐先生也對阿什莫林博物館、開羅博物館的相關藏品進行考察，并輔以各種出版物中收集的材料。豐富的一手材料為夏鼐先生的論著寫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倫敦大學學院的皮特里博物館至今仍保存著夏鼐先生當年親手抄制的近2000張卡片，上面登記了皮特里收藏品里的1760枚珠子，并手繪線圖。他還曾參加了埃及阿爾曼特（Armant）遺址的發掘。如今，國內的埃及學在學科體系中屬于歷史學，埃及學專業的學生在考古學領域的學習普遍有所欠缺，我們缺乏考古學的基本訓練，也很難進行實地考察，基本只能通過考古報告略窺一二，時常面臨搜集一手材料的困難。2018年11月29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埃及的考古工作者在孟圖神廟開始了聯合考古，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支赴埃及進行發掘的考古隊，也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希望在國內學習埃及學的學生以后也有機會前往埃及，在原境中學習歷史。

初入埃及學時，我常被神廟和墓葬這樣的紀念性建筑物所吸引，并為其中的浮雕與壁畫著迷，但很少關注串珠這類微小的物質材料，直到閱讀了《埃及古珠考》一書，才了解了研究串珠的方法和意義。夏鼐先生在第一章中就闡述了珠子的考古學價值，即對斷代有很大幫助。一是因為每個時代的珠子樣式差別還是很大的，二是因為珠子很容易隨長途貿易傳播，可以揭示距離遙遠的兩種考古學文化之間的聯系，也就是說，通過文化之間的共時性從一種文化的已知年代得出另一種文化的絕對年代；雖然也曾有其他學者指出用珠子斷代的缺陷性，但夏鼐先生經過分析研究認為，只要足夠謹慎，我們是可以把珠子作為一種斷代根據的。夏鼐先生著手開展珠飾研究時，首先對這些珠子進行了登記。他采用的登記方法非常嚴謹細致，不僅記錄了每串珠子的登記號、出土單位、年代、用途、參考文獻、評注、線圖和照片號，還記錄了同一串上各類型的珠子的六項信息：形狀、穿孔類型、顏色、材質、裝飾和數量；由此構建起一個能覆蓋古埃及所有時期的珠子的綜合性圖譜。

在本書的第二部分，夏鼐先生描述了珠子的制作技術，區分了技術特征和技術過程（前者是后者的產物）；他介紹了玻璃珠、石珠、塑材珠、金屬珠以及其他材質的珠子的制作方法和裝飾方法。其中石珠分為硬石珠、軟石珠和施釉石珠，夏鼐先生還研究了其穿孔類型、穿孔方法和鉆孔工具。其他材質的珠子包括骨料、珊瑚、象牙、樹脂（包括琥珀）、蘆葦、殼類（軟體動物殼、鴕鳥蛋殼和珍珠貝殼）和木材。本書的第三部分探討了珠子的分類法與圖譜系統。夏鼐先生列出了當時正在使用的一些珠子分類法，包括貝克的分類法、恩格爾巴赫-布倫頓系統、賴斯納系統和容克系統，他逐一分析了這些分類法，指出了它們的長處和不足，并進一步探討如何構建新分類法。他認為，材質應該是珠子分類法的首要標準，材料可以分為7個群：玻璃、硬質石料、施釉石料、金屬、可塑材料、其他材料、軟質石料。夏鼐先生構建的新分類系統的主體結構為，分級、各級的進一步劃分、編排順序和術語。盡管圖譜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分類法的基礎上，但圖譜的目的是編制一種快速查找的索引，為此他設計了一個新的圖譜系統，其基本單位是“類型”，而類型的編排依照它們在分類法中的順序進行，圖譜由線圖頁和登記頁兩部分組成；這一新圖譜系統既可以在發掘營地和博物館登記中使用，也可以為珠子斷代；這是第一個關于古埃及珠飾的綜合性圖譜。本書的最后一部分是對珠子的系統性編年研究，夏鼐先生劃分了從史前時期到希臘羅馬時期的九個歷史分期。他以皮特里收集品為基礎，分析探討了古埃及各個時期用來制作珠子的材料（量化了不同材料的比例大小和增減變化）、類型（包括工藝特點）、裝飾、編排方式、圖像材料等等。如此細致深入的考察研究也令人欽佩。

古埃及串珠不僅對斷代很重要，本身也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反映了當時人們的審美情趣，蘊含著古埃及人的宗教信仰。正如斯蒂芬·夸克所說：“要讓珠飾研究這個至關重要的領域得以重生，這部論文及支持其研究的圖譜資料的出版，正是缺席已久的必要條件。這是因為‘普通珠子’ 能為我們提供普遍珍惜的東西，那就是我們最具物質性的、最為親密的聯系，即人類活生生的身體與可以感知的意識層面的聯系。”與紀念性建筑物傳遞出的永恒之感不同，珠子有了更多的人的溫度。正因為夏鼐先生詳細完備、系統科學的分類和記錄，今天的埃及學家才有可能進一步對這些串珠所反映的古埃及人的日常生活、宗教信仰等領域進行研究。雖然距離夏鼐先生完成這部專著過去了大半個世紀，但他廣闊的視野、獨到的選題、科學系統的研究方法為中國的埃及學和考古學都留下了寶貴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