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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這個稱呼其實是至高贊譽

90歲的傅高義去世了。

我很少見到中文世界會為一個美國人的去世而如此隆重地致哀。最近一位可能是“黑豹”查德維克·博斯曼，雖然大多數(shù)人并沒有記住他的名字。

駐美大使崔天凱連發(fā)數(shù)條推特緬懷傅高義，稱贊其學術見解的價值“不可估量”。

發(fā)言人汪文斌在外交部記者會上也表示深切哀悼，稱他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我們小時候在課本上見慣了這樣的稱呼，但事實上，這是對于一位異國學者相當具有高度的贊譽。

所以，我們?yōu)槭裁磻涯罡蹈吡x？我們知道他是一個“中國通”，是美國最懂東亞問題的學者，十年磨一劍寫了《鄧小平時代》……還有呢？

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傅高義的人性。這樣的人性體現(xiàn)在讓對話者如沐春風的談吐和性格中，也體現(xiàn)在他用帶著溫度的視角，看中國、看世界。

01

一生追求“義“的道德標準

在國內(nèi)網(wǎng)絡上流傳著許多傅高義用中文接受采訪的視頻，這兩天因為他的去世又集中出現(xiàn)。

他的中文及其流利，雖然用詞并非完美，但邏輯清晰，發(fā)音標準，語氣坦率又婉婉道來。他說，真正的朋友之間應該坦率交談，實事求是。

傅高義的中文老師是漢語言大家趙元任的女兒趙如蘭。那是1961年，這位31歲的大齡學生來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從頭開始學一門語言，同時也學中國的歷史、社會和政治。老師對他的中文發(fā)音要求尤為嚴苛，打下了好基礎。

原名Ezra Vogel的他決定給自己取個中文名，多年后他這樣解釋道：“Vogel是個德國姓，發(fā)音很像漢語的fugao。因為名字Ezra的第一個字母是E，取了諧音‘義’。”

“我知道，‘義’在中文里意味著很高的道德標準，這也是我想追求的。”

在決定開始研究中國之前，傅高義干過許多別的事。1950年畢業(yè)后他當過兩年兵，后來考進了哈佛大學讀社會學博士。一位教授對他說，要搞懂美國社會，應該多了解海外世界，在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

多番盤算后，傅高義選擇了日本。1958年，28歲的傅高義帶著妻子和剛滿一歲的兒子前往東京做田野調(diào)查。

出發(fā)時美國人都勸他，說日本臟亂，喝水吃東西都要小心。到了日本他才發(fā)現(xiàn)東京比他想象中干凈多了，頓時認識到了美國人對于世界的認識有多荒唐。

這也成為了他立志東亞研究的起點。恰逢上世紀50年代后期，美國政府開始將中國作為重要的長期對手，多所高校都開始培養(yǎng)中國研究人才。于是在時任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費正清的邀請下，傅高義來到了哈佛。

“在美國的很多大學里，盡管教關于中國的課程，但對于1949年之后的中國他們并沒有多少了解，也基本沒有美國學者能講流利的漢語。”

02

“沒有第二個外國人有這種機會”

就這樣，傅高義成了“開眼看中國”的第一個美國人，被美國人稱為“中國先生”。

1963年，他飛往香港生活了一年，開始對當代中國的系統(tǒng)研究。當時絕大多數(shù)美國人都沒有意識到他的研究的重要性。

在香港時，傅高義接觸了許多來到香港的廣東人，其中一位叫陳仲文的年輕人后來被他帶回美國成了得力助手。在陳的幫助下他每天看《南方日報》《廣州日報》《羊城晚報》積累材料。這樣的笨辦法他沿用了一生。

因為這樣的開始，廣東一直是傅高義研究中國的大門。1973年，接任哈佛東亞中心主任的傅高義第一次進入中國內(nèi)地，在廣州小住了幾天，抽空去了佛山的人民公社，沒有電視，只有很小的電燈。

“廣州人善于處理世俗事務，精明的談判者，長于技術，批評直率，勇于保護自己的利益，個人主義者。上海成了大型工商企業(yè)的中心，廣州仍然是獨立商人、手藝人的大本營。”當時他這樣評價廣州。

1987年，廣東省政府特地邀請傅高義來廣東，研究當?shù)亟?jīng)濟發(fā)展和改革。

他明白這是希望借他的宣傳，吸引外國人到廣東投資。所以雖然接受了邀請，但條件是自己承擔費用，為了保持研究的獨立性。廣東省政府后來甚至答應了不審稿。

在7個月的時間里，傅高義走訪了廣東全省14個地級市，深圳、珠海、汕頭三個經(jīng)濟特區(qū)，以及全省100個縣里的70多個。

“沒有第二個外國人得到過這樣的機會，所以我覺得有責任記錄這里的更多細節(jié)，把發(fā)展實情告訴西方學術群體。”

兩年后，《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出版，被譽為完整的廣東當代史。

03

為中美關系奔波半世紀

在研究中國的半個多世紀里，傅高義來了中國許多次，對這里發(fā)生的變化有著最切身的感受。

在2015年在家中接受人民日報駐美首席記者溫憲的采訪時，他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

“一個月前，我在重慶生病要做手術，在一個醫(yī)院呆了五六天，手術很成功。醫(yī)護人員一開始不知道我是誰，就當是個普通的外國人。他們的醫(yī)療制度、醫(yī)護水平和美國差不多了。”

“回想42年前我第一次去中國，當時看到的醫(yī)療設備，再看看今天的中國，這是翻天覆地的變化。”

中美友好的信念，貫穿著傅高義的整個職業(yè)生涯。

1968年尼克松當選后，傅高義和老師費正清等幾十位中國專家給總統(tǒng)寫信，強調(diào)與中國發(fā)展關系的重要性；三年后基辛格訪華前夕，也是他為如何發(fā)展中美關系出謀劃策。

時間轉到50年后，因為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去年7月，傅高義聯(lián)合幾位學者在《華盛頓郵報》上刊登《中國不是敵人》。

直到去世前，傅高義還會堅持每周在哈佛組織關于中國的系列講座，幫助美國人了解中國。

他的最后一次在華公開亮相，是本月初的北京香山論壇，雖然只是視頻連線，但仍引起媒體高度關注。當時他提出從多方面改善中美關系，也呼吁美國徹底改變看待中國的眼光。

美國人說他親華，他淡然一笑，“我不光是親華派，也是親日派，我還希望中日也能搞好關系，也希望中日都跟美國搞好關系。”

我們時至今日懷念傅高義的原因，不是因為他總是幫中國人說好話，而是他希望讓更多美國人知道，今天真實的中國是什么樣。

這在如今的西方學界非常難得，在國際環(huán)境緊張的2020年，更顯得彌足珍貴。

這背后所感染我們的人性，是傅高義對于世界和平的愿望，是真正的大愛。

文、編輯／Cardi C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三聯(lián)生活周刊、澎湃、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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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最懂中國的美國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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