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于當地時間12月20日晚去世，享年90歲。

“在美國，傅高義代表的中國問題研究的一個時代結束了。”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吳心伯在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采訪時表示，傅高義以“尊重、理解、交流”的方式研究中國，而美國的中生代和青年一代的中國問題專家不可能再回歸這種風格了。

吳心伯與傅高義結識20多年，他們剛在今年11月下旬共同參加了一個線上學術會議，當時傅高義仍在推動關于改善中美關系的學術項目，并對吳心伯說：“相約哈佛見。”不料，時隔一個月噩耗傳來，他的離世給學界留下諸多遺憾。

“一個非常有人情味的人”

1996年5月，傅高義帶領美國權威的中國問題專家在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與中國學者交換看法。吳心伯也參加了研討會并發言，“老先生非常親切、和藹，一直在非常專心地聽中方學者發言。中午吃飯時，我們相鄰而坐，他主動和我繼續討論上午研討會上的問題。”

2018年，在復旦大學的講座上，傅高義暢談了對中美關系40年來的觀察與思考，并一一回答了現場學者的提問，全程2個多小時都用中文。

2018年12月，傅高義（右）在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發表演講，當天與吳心伯（左）合影。吳心伯供圖

長年來，吳心伯表示，自己接觸到的一些美國學者略顯傲慢，但他發現傅高義不一樣，后者對中國學者頗為尊重，也給予了許多關懷。“初次相識后的那年秋天，我去哈佛大學，傅高義老先生專門安排了一個聚餐來歡迎我。”當時職務是副教授的吳心伯很感動，因為傅高義還邀請他住到自己家里。

傅高義寄給吳心伯的賀卡，背面是描繪上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北平風光的油畫。吳心伯供圖

在吳心伯的辦公室抽屜里，珍藏著來自傅高義的20多張賀卡。“大概從1998年開始，老先生每年的新年都會給我寄賀卡，直到2019年依然收到，這些年從未間斷。”吳心伯說，所有賀卡的風格都是一致的，全部是描繪上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北平風光的油畫，可見他對中國文化的喜愛濃濃。

傅高義在賀卡上所寫的不單單是新年祝福，還有對中國學術動態的關心。令吳心伯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的那一張賀卡，當年克林頓訪華，在上海圖書館與市民代表座談，克林頓在和吳心伯的對話中首次公開重申美國對臺“三不”政策。傅高義在報刊上看到了這一新聞，便在賀卡上寫：“你問了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傅高義2019年寄給吳心伯的賀卡。吳心伯供圖

“傅高義是一個非常有人情味的人。”吳心伯說道。

不用美國的經驗模式研究中國

在外界看來，傅高義有著很濃厚的中國情結，他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研究中國， 2000年退休后花了十年時間搜集資料、采訪知情人，寫成《鄧小平時代》一書。

“傅高義研究中國不是從美國的經驗模式出發，而是從中國自身的環境和條件出發。”吳心伯說，“傅教授被中國改革開放后的迅速發展所吸引，無論在課堂還是會議上，他經常會告訴中國年輕人，中國這些年取得了了不起的進步，應該為中國驕傲。作為一個美國人，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

這位為東亞研究傾注了半個世紀精力的老人，對中國有著獨到的認識，他曾說“研究中國就是要‘拉關系’”。吳心伯認為，這證明傅老先生非常了解中國文化，他研究學術的特色，一方面在于實地調查，另一方面就是在中國廣交朋友，聽取他們的想法。

在吳心伯的記憶中，他每次去哈佛大學作客，傅高義都會和他長談數小時，有時候傅高義還會叫上哈佛的中國問題研究者，一起在自己家的客廳里交流學術問題。2018年4月，傅高義還邀請吳心伯赴哈佛發表演講，同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者一起探討如何管控日趨緊張的中美關系。

2018年4月，傅高義（右）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持報告會，吳心伯（左）在會上作“管理中美競爭”的報告。吳心伯供圖

談及與傅老交流的收獲，吳心伯表示，一方面傅高義對中國問題、中美關系以及中日關系的看法總體來說是比較平衡的，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持論公允”，一些觀點令人受到啟發；另一方面，傅高義曾在美國國家情報理事會任職2年，卸任后給中國學者介紹了美國政府的政策制定過程，讓大家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制定增加了了解。

對中美關系發展的“雙重作用”

在2020年美國大選剛落幕之際，吳心伯和傅高義曾有過一次在線“照面”，“傅高義先生在11月19日的一場哈佛在線會議上發表講話，當時感覺他對大選結果挺高興的，認為拜登上臺后中美關系有改善的機會。”

事實上，傅高義一直以來都未停止對中美關系的思考，他在2020年2月告訴吳心伯，準備和哈佛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發起一個項目，主要是關于如何改善中美關系，準備在美國新一屆政府上任之前發布一個報告，即使是在今年新冠疫情期間，他也仍然在推動項目前行。

去年7月，以傅高義、史文等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學者撰寫了《中國不是敵人》的公開信，取得了百名學者的聯署簽名，并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公開信指出當時美國對華政策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建議。吳心伯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有勇氣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挑戰美國政府對華的對抗政策”。

“傅高義在中美關系發展過程中起到了實際作用。”吳心伯指出，除了公開信之外，1997年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美，并計劃在哈佛大學做演講，但遭到一些人士的反對，而傅高義當時堅持邀請江主席。“當時傅老先生告訴我，治理中國這么大的一個國家不容易，我們應該請江主席來談談如何治理國家。”最終，這件事還是做成了。

傅高義一方面以上述這樣的實際行動對中美關系發展做出實際貢獻，另一方面他作為哈佛大學教授，以教書育人的方式培養了美國一大批中國問題研究專家，這些人在學界、政界、商界都具有影響力。吳心伯如此總結傅高義對中美關系發展所起到的“雙重作用”。

傅高義去世后，人們將目光投向了美國中生代、甚至是年輕一代的中國問題研究者。吳心伯對此并不樂觀，“美國四、五十歲以及更年輕的學者，他們研究中國的風格已經不一樣了，不太可能像傅高義那樣以尊重、理解和交流的方式來研究中國，因為他們看到更多的是中國崛起和強大以及對美國構成的挑戰，所以他們總是盤算著要如何對付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