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1930年7月11日－2020年12月20日）

據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東亞項目首席主任、美國知名亞洲安全問題專家史文(MichaelD.Swaine)在個人推特發文介紹（見下文，由學人君翻譯），美國東亞問題研究專家、哈佛大學社會科學院榮休教授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先生于美國當地時間2020年12月20日去世，享年90歲。據悉，傅高義先生是因手術后并發癥（complications after surgery）不幸去世。

我懷著無比悲痛的心情發布這個消息，中國、日本研究領域的杰出學者，我的導師、同事和朋友傅高義（Ezra Vogel）今天（按：美國當地時間12月20日，北京時間12月21日）在劍橋奧本山醫院去世。和其他許多人一樣，自我在哈佛大學讀研究生起，傅高義就是我生命中的重要人物。每一個認識他的人，都被他對后起之秀的慷慨幫助所感動。兩天前，我剛和傅高義通過郵件。傅高義的去世是相關研究領域的巨大損失，尤其在這個關鍵時刻，因為傅高義是給美國對華研究注入更多理性思考和平衡的重要支持者。我向傅高義的妻子夏洛特以及他的家人表示深切哀悼。他的兒子史蒂夫是我的朋友，也是一位優秀的亞洲學者。

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官方推特賬號也發布了傅高義先生去世訃告：

非常悲傷地宣布我們的前主任傅高義 （Ezra F. Vogel）教授（1930-2020年）去世。傅高義教授曾在1973-1975年和1995-1999年擔任中心主任。他是我們中心真正的守護者（a true champion of our center），一位博學的學者，一個很好的朋友。我們會非常想念他。

傅高義先生是美國東亞問題專家、社會學家、作家，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也曾在多屆美國政府中擔任東亞事務顧問。精通日文，能說漢語。主要研究領域為：現代日本、日本工業化、共產主義社會在中國的崛起、鄧小平等，著有多部關于中國、日本和亞洲研究的著作。他被認為是美國首屈一指的中國問題權威，有“中國先生”的稱號。

傅高義教授的相關著作有：《日本的新中產階級》（1963年）、《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1949-1968）》（1969年）、《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1979年）、《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1989年）、《亞洲四小龍》（1991年）、《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2011年。大陸版于2013年出版，書名為《鄧小平時代》）、《日本還是第一嗎》（2000年）、《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2016年，中文版）、《中國和日本：1500 年的交流史》（2019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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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7月11日，傅高義出生在美國中西部俄亥俄州特拉華市的一個猶太人家庭，1950年畢業于俄亥俄州的威斯理安大學（Ohio Wesleyan University），獲得文學士學位。在美軍服過兩年兵役后，他考入哈佛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即將從哈佛畢業時，他對自己未來的規劃是留在學校做美國社會研究。“我的一位教授對我說：你如果想要搞好美國社會學研究，就應該到國外去，先了解國外不同的文化；做比較研究，應該去相對現代化的國家，如果去非洲的話，情況差距太大，而歐洲文化又太接近，最好的選擇是去日本。”此后，他花了兩年時間在日本進行研究。

傅高義（后排右一）在日本的第一年，住在澀谷的一幢房子內

1958年，傅高義去了日本。第一年，他專心學日語，第二年開始做家庭調查。1963年，傅高義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日本的新興中產階級：東京郊區的工薪階層及其家庭》，奠定了他“有關現代日本最前沿的美國觀察家之一”的基礎。1979年，傅高義在日本社會經濟騰飛前一刻發表《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在日本和美國都引起極大轟動。對此，傅高義曾表示：“我在日本‘出了風頭’。”20多年后，傅高義又有回應之作，那就是2000年出版的《日本還是第一嗎》。在日本從經濟騰飛到“失去的二十年”明顯變化的背景下，傅高義再度審視“日本第一”的內核。

1960年傅高義從日本回到美國，剛在耶魯大學任教不久的他回到哈佛大學探望一位朋友，東亞研究中心的一位教授告訴他：哈佛大學最近獲得一筆基金，想專門培養研究中國的年輕學者，如果學了兩三年成功，便可以留在哈佛教書。研究過日本又有社會學背景的傅高義的出現，恰恰符合了費正清等人對未來中國研究者的需要。31歲，傅高義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即后來的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開始學習中文，也學習中國歷史、社會和政治。為他上中文課的是趙元任的長女趙如蘭。

上世紀60年代初，美國有關當代中國研究的資料非常少，“當時我沒有辦法去大陸做研究，因為它對所有人都是封閉的。”1963年，傅高義到了香港，在香港生活的一年間，他開始了對當代中國的研究歷程。研究中國的課題又大又困難，傅高義決定先研究廣東。他開始系統閱讀《南方日報》、《廣州日報》、《羊城晚報》等報紙。后來傅高義對《鄧小平時代》的寫作上，也用了這樣的“笨”辦法。兩年后，傅高義在哈佛大學開講中國社會，那是哈佛大學首次開設中國社會學課程。當時傅高義的學生有三四十人，其中十幾位后來也成為美國著名大學的著名學者，比如杜維明、懷默霆、高棣民等。

傅高義在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的個人頁面

1969年，傅高義出版了《共產主義下的廣州》，詳細介紹了關于社會主義改造、土改的過程，當時在美國很具影響。傅高義第一次到中國是1973年，美國國家科學院贊助的代表團邀請他，他接受了邀請，但條件是自己承擔費用，目的是保持研究的獨立性。當1987年傅高義再次前往廣東的時候，他受邀待了7個月，廣東100多個縣，他去了70多個。兩年后，傅高義的《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出版。這是外國學者全面研究和報道中國改革的第一本專著。

1975年，傅高義從日本基金會得到一筆資助，去日本采訪戰后日本商界和金融界的領軍人物。1979年，他出版了他關于日本的第二本著作《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在日本，這是西方學者寫作的最為暢銷的非文學類作品，受到空前歡迎。

“日本第一的意思是說，日本一些方面的確做得非常好，我是希望美國人應該多學日本的做法，日本有很多優點，比如質量管理、學生考試制度、人壽命的延長等等，很多方面做得都比我們好。”傅高義說。

很少有一位外國的學者能像傅高義一樣，幾十年來與中國不同時期的高層甚至是最高領導人發生直接或間接的關聯。1973年5月，傅高義初次訪問中國，他見到了周恩來和其他一些領導人，但沒有見到鄧小平。傅高義最接近鄧小平的一次，是1979年在華盛頓美國國家美術館舉行的招待會上。那是中美建立外交關系后鄧小平訪美期間的活動之一。“當時我和鄧小平距離只有幾步之遙，可惜沒有和他交談，那是這輩子最好的機會，但是沒有抓住。”說起那次機會，傅高義至今遺憾不已。

作為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1996年，傅高義帶領一個團訪華，在北京見到了江澤民，“我代表大家向他提問，討論了一些問題”。1997年，傅高義通過自己的人脈，促成了江澤民主席訪問哈佛，傅高義主持接待，江澤民在哈佛大學做了演講。“有一些人說我是親中國派——我并不是有意要討中國人喜歡，”傅高義說，“活動非常成功，它使哈佛師生多了一個了解中國的機會。”

2000年，70歲的傅高義從哈佛大學退休，他打算寫一本書，幫助美國人了解亞洲的重要發展。他的朋友建議他應該去寫鄧小平。思考幾周后，傅高義采納了這一建議——他認為，未來對亞洲影響最大的國家是中國，而對中國現代歷程有最大影響的人是鄧小平。

《鄧小平時代》，傅高義 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年

傅高義曾在多屆美國政府擔任東亞事務顧問，除了盡量閱讀可以看到的中外公開文獻外，這些經歷讓他有一些特殊的資源，他大量采訪中國的黨史專家、高干子女和在鄧小平手下工作過的干部。憑借廣闊的人脈，傅高義與很多接觸過鄧小平的各國官員交談，包括李光耀、中曾根康弘、卡特、基辛格等。

為了更好地感受鄧小平經歷過的環境，傅高義還親自走訪了鄧小平出生、工作過的一些重要地方，并長時間在北京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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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義在書房，后為李銳題贈書法“精神到處文章老,學問深時意氣平”

11年后（2011年），傅高義第三本中國研究的著作、英文版《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在美國出版。《紐約時報》評論說：“它已被譽為紀念碑式的鄧小平傳記，迄今為止對中國驚人但卻崎嶇的經濟改革之路進行了最為全面的回顧。”這本書的英文版入圍美國國家書評獎終選名單，榮獲全球外交事務領域英文著作的最高獎項——萊昂內爾·蓋爾伯獎。此書大陸版譯名為《鄧小平時代》，于2013年1月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銷量近百萬冊，廣受讀者歡迎。在中國，傅高義憑借這本書，和西泠印社社長饒宗頤一起獲得2013“世界中國學貢獻獎”。“我原本是寫給美國人看的，沒想到會在中國暢銷，也從來沒想過我在中國會這么紅！”

關于他的中文名，傅高義曾說，“這個名字是我同中國朋友商量后取的。”，他的英文全名是EzraVogel，“Voge是個德國姓——雖然我的父親是來自波蘭的猶太人，而在德語里這個發音很像中國的‘fugao’。”他解釋，因為英文名字的第一個字母是E，取其諧音，又選了“義”字，“我知道在中文里，‘義’也意味著有很高的道德標準，這正是我想追求的”。

附：傅高義先生部分著作中文版書影

原標題：《逝者|著名學者傅高義因術后并發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