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開始的疫情著實改變了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的命運。因無法返校而蟄居家中的我，很自然地閱讀起關于疾病與醫療史的書籍，希望獲得理解當下情勢的線索。

如此大規模的全球性疫情在歷史上并不鮮見，1918年一戰剛剛結束不久，一場被稱為“西班牙大流感”的瘟疫就席卷全球，奪取了五千萬條以上的生命。約翰·巴里在《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詩》（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一書中就詳細描繪了這場瘟疫的來龍去脈，以及美國醫學界在20世紀初的迅速革新。當時美國醫學的改革中心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時至今日，我們依舊將這所大學公布的實時數據當作權威來源。

盡管百年來的防疫手段日新月異，但面對疫情時將疾病政治化的做法卻從未改變。那次流感之所以被稱為“西班牙流感”，是因為西班牙沒有嚴格的戰時新聞管控而第一個如實報道了病情，然而這一“誠實”的做法卻讓西班牙背上了惡名。巴里指出，1918年的流感源頭很可能是美國堪薩斯，但當時的美國人卻認為是魔鬼般的軍國主義德國間諜在美國投的毒。對比今日世界，可見歷史教訓確實從未被吸取。

古代社會中的瘟疫往往是大規模動亂后的副產品，大量的人口損失緩解了“馬爾薩斯危機”而為大亂后的大治創造條件。盡管李中清和王豐在《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實（1700-2000）》（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中論證中國擁有有效的人口控制手段以應對“馬爾薩斯陷阱”，但是疫病終究是古代社會中控制人口最可怖的力量。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如魏丕信在《18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中所描述的那樣，將援助天災人禍下呻吟的人民視為不可推卸的責任；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所謂文明國家英國，卻如Mike Davis在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El Nin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Verso, 2001）中所嚴厲譴責的那樣，對肆虐于印度殖民地的饑餓與疾病視而不見，Davis甚至將其形容為市場邏輯下的有組織饑餓！

但是歐洲國家在自己國內卻從未如此不聞不問，現代公共衛生體系的濫觴正是英國醫師約翰·斯諾抗擊倫敦霍亂的努力。大衛·哈維在《巴黎城記：現代性之都的誕生》（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中描繪的巴黎改造，也同樣是出于消滅生物學的病毒和社會學上的“病毒”——革命。這些例子都表明，疾病與抗擊疾病的努力將生物學現象與政治權力的施展結合到了一起。福柯在《安全、領土與人口：法蘭西學院演講系列，1977-1978》（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將其定義為權力技術變革的一個階段，其目的是建立一個“安全機制”以幫助國家完成對于其臣民身體的掌控。

這種技術很快就從歐洲擴展到向近代轉向的亞洲國家。班凱樂在《十九世紀中國的鼠疫》（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一書中討論了外國在船舶檢疫中對中國主權造成的威脅，直接刺激了晚清公共衛生領域的改革；這一結論同樣得到了余新忠主編的《清以來的疾病、醫療和衛生：以社會文化史為視角的探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中諸多文章的支持；無獨有偶，蘇珊·伯恩斯被收錄于《民族的構建：亞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認同》（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8）一書中關于19世紀日本公共衛生與民族主義問題的討論，也明確地將日本人身體的健康與否包含在民族力量和威望的話語中，并影響著日本的國際地位。這種理解，早已遠遠地超脫了疾病的生物學意義，而進入了意識形態領域。

我將這種將生物學現象納入政治史考察的方式稱之為“活的”政治史，并不是因為其與“生”物學之間的關聯，而是一種不同于傳統政治史的理解方式。傳統政治史的焦點在典章制度與帝王將相的傳記之上，這當然是政治史中最核心的范疇，我在今年的閱讀中也不乏精彩的作品，如帕特里克·貝爾福的《奧斯曼帝國六百年：土耳其帝國的興衰》（中信出版集團，2018）、安熙龍的《馬上治天下：鰲拜輔政時期的滿人政治，1661-1669》（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西嶋定生的《秦漢帝國：中國古代帝國之興亡》（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和拉爾斯·布朗沃思的《諾曼風云：從蠻族到王族的三個世紀》（中信出版集團，2016）。

但20世紀以來歷史研究的社會史轉型為政治史帶來了全新的思考路徑，這種思考路徑的第一步，就是思考政治事件與社會背景之間的關系。例如王明前的《太平天國的權力結構和農村政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將太平天國運動的政治史放在了其基層權力與統治區域之間的互動中，提供了不同于單純軍事-政治斗爭的視角。另一個有趣的案例是云妍、陳志武和林展合著的《官紳的荷包：清代精英家庭資產結構研究》（中信出版集團，2019）通過抄家檔案來分析清代官僚的家庭資產結構。

“活的”政治史同時還要求檢驗制度在實踐中被如何執行。白彬菊的名著《君主與大臣：清中期的軍機處，1723-1820》（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就是考察制度如何實踐自身的典范。白彬菊在提出軍機處的誕生乃是出于雍正對于“法外活力”，也就是繞過現有制度（法）遂行靈活統治手段的需要之后，便將視角轉向軍機處的日常運作：軍機處里到底是使用滿語還是漢語？數以萬計的奏折和檔案應如何登記和歸類？軍機處的職權邊界又在哪？軍機大臣和其他官員的關系又如何處理？這些細枝末節的探討為我們展現的不僅是軍機處這個制度的細節，而是關乎君主專制界限的政治哲學探討。事實上，軍機處的骨干乃是那些處理文書工作的軍機章京，他們在日復一日的工作中完成了軍機處的制度化和程序化，使原本的臨時機構轉變為真正的權力中樞，這種官僚化形成了對皇權實踐的非正式約束。縱使清代皇帝可以嚴厲地推行成竹在胸的決策，但是他們并非對所有事務都心有定見，所以他只能批準軍機處的建議而非對每一件事都進行決策，也就是說原本作為皇權專制象征的軍機處，也成為了控制皇權本身的韁繩。

白彬菊對于軍機處的探討生動地說明了有太多紙面上完美的制度，在實踐中遭到了形形色色的扭曲。宋怡民的《被統治的藝術：中華帝國晚期的日常政治》（中國華僑出版社，2019）就探討了朱元璋立下的軍戶如何被一般人巧妙地回避，甚至為己所用；胡恒的《皇權不下縣？：清代縣轄政區與基層社會治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則告訴我們清代日益龐大的人口已使“縣官臨民”的做法不再可行，于是由州縣的佐官分轄各區在清朝成為通行的做法，這一點直接質疑了“皇權不下縣”理論的真實性；Bradly W. Reed的Talons and Teeth: County Clerks and Runners in the Qing Dynast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則借由清末的巴縣檔案，為我們揭開了被稱之為“爪牙”的那些書吏和差役們的生活世界。這些被正官所鄙視并遭到嚴格法律限制的吏員在實踐中形成了獨特的組織方式和人際關系，使官員反而不得不依賴他們才能將行政權觸及地方；何·皮特的《誰是中國土地的擁有者：制度變遷、產權和社會沖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指出，在中國經濟轉型時期有意的土地權屬模糊反而使農地產權制度順利運行。這些例子都說明了制度在紙面和實踐之間的落差，這正是“活的”政治史所必須關注的問題之一。

除了檢驗制度在實踐中的運行，“活的”政治史還試圖追溯政治斗爭的思想脈絡。以鴉片戰爭前的論戰為例，教科書中所講述的是所謂“嚴禁派”和“弛禁派”之間的論戰。但井上裕正卻在《清代鴉片政策史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中告訴我們，事實上更本質的問題乃是“外禁派”和“內禁派”的區別。所謂的“外禁”是指將所有禁絕鴉片的責任推給廣東當局，要求他們徹底阻塞鴉片的進口；而“內禁”則要求全國的官員一起行動，打擊鴉片在國內的流通和銷售。對于廣東以外的官員而言，他們自然不可能支持“內禁”的主張，因為禁絕鴉片無疑是棘手而充滿政治風險的工作。于是廣東的思想界就產生了以“弛禁”為名的思潮，以擺脫愈加無法控制的鴉片貿易所帶來的政治責任。然而與此針鋒相對的，乃是波拉切克在《清朝內爭與鴉片戰爭》（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一書，被稱為“春禊派”的文人集團。在清朝放松了康乾時代的意識形態高壓后，重新崛起的漢族文人集團熱衷于針砭時弊和博得清譽，在鴉片問題上充當道德衛士，激烈地反對廣東士人的實用主義主張。

“嚴禁”與“弛禁”的論戰幾乎成為朋黨之間的斗爭。在清代統治中被極力壓制的朋黨之所以在此時死灰復燃，其原因乃是嘉道時代的思想轉變。張瑞龍在《天理教事件與清中葉的政治、學術與社會》（中華書局，2014）中指出嘉慶-道光時代，由于樸學理想的破滅，許多學者重新拾起了理學的大旗。他們呼吁從繁瑣的考據中回歸對于世道人心的關注；同時，嘉慶、道光兩帝對清代衰落的明顯自覺，也迫使他們接受士人們的爭論并做出改變。

這種時代趨勢使嘉慶、道光二帝顯然缺乏他們父輩那種掌控意識形態的能力與自信。清代作為異族政權而君臨天下，必然同掌握意識形態話語的漢人精英之間存在思想上的張力。然而由于殊途同歸的兩個原因，這種張力卻并沒有導致公開的決裂。對于經歷了明亡的士人而言，痛苦的朝代更迭激發了他們對于學術思想的深刻反省，晚明自由而繽紛的思想解放迅速地被正統理學所取代，而考據學則進一步力圖將儒學返璞歸真。艾爾曼在《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中詳細地討論了這一思想的變化歷程。趙園的《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也從倫理和文學的角度探討了這一問題。另一方面，儒學向正統的回歸也被清代統治者所利用。楊念群的《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以及姚念慈的《康熙盛世與帝王心術：評“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都著力分析了康熙如何摧毀漢人意識形態上的優越感，而將所謂的“道統”與“治統”合而為一于君主本人。也就是說，從康熙開始，清朝的統治者既是“君”也是“師”；既統領政事，亦教化萬民。君師一體的身份使皇帝剝奪了士大夫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特權，而這無疑使知識和權力的共謀走向深化。這一過程的高峰，就表現在蓋博堅在《皇帝的四庫：乾隆朝晚期的學者與國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中描述的各路儒學思想爭相向皇權獻媚，以獲得官方支持的現象。從這一點來看，誠如楊念群所言，道統和治統的合一使專制主義獲得了最終的勝利，而士的精神則成為了最大的失敗者。

在與政治關系最為密切的暴力-軍事領域，“活的”政治史同樣能帶來不同以往的視角，這一視角的關鍵就在于在多層次的權力場域中觀察軍事行動的深遠影響。Peter C. Perdue在其名著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中，從自然環境、內陸貿易、制度淵源、技術傳播、宗教權威和歷史記憶等多種角度，將清代征服準噶爾帝國的洪業，栩栩如生地繪制于讀者眼前。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有約翰·托蘭的兩卷本《日本帝國的衰亡》（新華出版社，1982）。這兩本書都是從宏觀角度，將諸多的線索收系于一場戰爭的敘述中。

若從技術的視角看，費正清、小弗蘭克·A.基爾漫，《古代中國的戰爭之道》（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和Tonio Andrade的The Gunpowder Age: China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都解釋了軍事技術在中國戰爭史乃至對世界戰爭形態的影響；而關于戰爭的文化維度和記憶層面的佳作，還可以舉出梅爾清的《躁動的亡魂：太平天國戰爭的暴力、失序與死亡》（衛城出版社，2020）描述了居住在江南的一般人對于太平天國運動殘酷的記憶；Joanna Waley-Cohen的The Culture of War in China: Empire and the Military under the Qing Dynasty（I.B. Tauris Publishers, 2006）則揭示了清代不同于其他中國朝代的獨特戰爭文化。鶴見俊輔的《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13）和加拿大戰俘肯·凱姆本的回憶錄《天皇之客：香港淪陷與加拿大戰俘》（民族出版社，1995）則是關于二戰太平洋戰場的對手不同角度的反思與回憶。

“活的”政治史還力圖捕捉那些在“主流”之外或躲在暗影中的故事。這些故事首先包括模糊的認同與邊緣的群體。柯嬌燕的兩本書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和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就著力挖掘了清帝國中的邊緣群體，比如苗、瑤、客家乃至疍戶的生活與認同。而在現代人類學的調查中，麥高登在《南中國的世界城：廣州的非洲人與低端全球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中對寓居廣州的黑人僑民生活情況的調查，以及劉紹華在《我的涼山兄弟：毒品、艾滋與流動青年》（群學出版社，2013）對涼山彝族人對于現代化的痛苦適應都是令人深思的作品。

這些邊緣群體都是被現代性的洪流所拋棄的人，他們要么如艾愷在《世界范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所描述的那樣直接投身反現代化運動；要么如迪克·赫伯迪格的《亞文化：風格的意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書中關注的1960、1970年代的青年那樣投身亞文化運動；要么就只能默默地忍受；凱博文的《苦痛和疾病的社會根源：現代中國的抑郁、神經衰落和病痛》（上海三聯書店，2008）正是力圖剖析精神衰落的自我表達背后所蘊含的文化意義。這些作品共同的基調，就是為底層發聲。

這種對于底層的關注也延伸到了家庭和社會生活中。韓書瑞、羅友枝的《十八世紀中國社會》（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與馮爾康的《生活在清朝的人們》（中華書局，2005）從宏觀和細節兩方面描繪了清代的社會生活。曼素恩的《張門才女》（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和周錫瑞的《葉：百年動蕩中的一個中國家庭》（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則從婦女與家庭的視角探討個人與社會的互動。譚凱的《中古中國門閥大族的消亡》（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則從唐代中國精英居住的密集性出發，解釋為何黃巢之亂能夠一舉消滅延續了數百年的門閥大族。

最后，“活的”政治史也不可避免地要討論活生生的個體，只是由于資料有限，這些個體很難不是傳統政治史中的帝王將相。當然近年來的作品，如宮崎市定的《雍正帝：中國的獨裁君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福原啟郎的《晉武帝司馬炎》（江蘇人民出版社，2020）和蒲立本的《安祿山叛亂的背景》（中西書局，2018）都或多或少地從更多的角度切入人物傳記的書寫。但我在今年讀到的最好的一本傳記，卻還是一本相當傳統的作品。唐納德·基恩的《明治天皇：1852-1912》（上海三聯書店，2018）一書盡管在編排上非常刻板，把明治天皇生命中渡過的每年都生硬地切割為書中的一個章節，但作者戴著這如腳鐐般的結構，給我帶來了最行云流水的敘事。基恩筆下的明治天皇絕非活力四射的彼得大帝，而是像日本的定海神針。他盡管偶爾會用騎馬與酗酒放縱自己，露出倦怠，但大多數時候，他始終忍受著各種國事要求他承擔的義務及其帶來的痛苦。明治天皇并不積極介入政務，但是在需要時能給予無可置疑的圣裁；他巡幸自己的國土，參加各種儀式，忍受常人不能忍之痛苦并將之視作自己的義務而安之若素，他用這種方式履行著一位君主的責任，毫無怨言，十年如一日。對于日本而言，在19世紀這樣一個國家命運急速轉變的時代，有這樣的君主無疑是一種幸運。

除了帝王之外，宗教領袖也是有趣的課題。今年因為一些個人原因接觸了大量基督教的知識，這引發了我對耶穌的興趣。有三本著作值得我特別推薦：第一本是勒南的《耶穌傳》（商務印書館，2010），這本原著于19世紀的作品以豐沛的情感還原了耶穌的一生，盡管這本書尚且有許多東方主義的烙印，但是對于歷史地理解耶穌這位人物，勒南無疑是里程碑式的人物；第二本是詹姆斯·泰伯的《耶穌的真實王朝》（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這本書的特點在于用考古證據還原了耶穌的親屬，尤其是其同母弟弟雅格在早期基督教社群中舉足輕重的作用；最后是巴特·埃爾曼的《錯引耶穌：圣經傳抄、更改的內幕》（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這本書從文獻學的角度介紹了福音書是如何被選擇、修改和正統化的。

以上是我從今年讀完的305本書中挑選出的比較有趣、值得一讀的一些作品，當然還是有一些作品沒有被選入，更何況我還必須圍繞一定的主題將書目串聯起來。但無疑，這是一項有趣的工作，正如我強調“活的”政治史要從多領域、多角度闡析政治事件，那么“活的”讀書法也應從這一總結中找尋知識與知識間的鏈接。在知識的鏈接過程中，創新的火花得以迸發，思辨的種子開花結果。我想這無疑是一種有益的思維訓練，值得各位讀者去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