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阿倫特與馬丁·海德格爾，圖源界面新聞

與老師馬丁·海德格爾之間的情感，始終是我們在今天回望思想家、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一生的角度之一。這段愛情深深地吸引著當代讀者，人們試圖從二人的信件中發掘哲學和愛情的光芒，背叛與謊言的痕跡，以及兩人在后來與納粹德國的關系上出現重大分歧的蛛絲馬跡。

圣奧古斯丁的一句話陪伴了阿倫特整個一生，她在博士論文選題時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論奧古斯丁愛的觀點》：“我希望你是你所是地存在。”“是其所是地存在”也正是海德格爾在《關于人道主義的一封信》中對自由的定義。在這種自由中，信任將會愈發地牢固，愛情于此得到了肯定。

1941年，阿倫特迫于戰爭，跟著德國流亡哲學家布呂赫，帶著口袋里僅有的二十五美元登上了逃往美國的船只，將她“孩子般的恐懼”和海德格爾那只“狡猾狐貍”丟在了身后。此時，在她眼中，他已是一個整日被粉絲俱樂部的女同學和一個可怕的老婆包圍著的“隱形殺手”。而在漢娜再次返回歐洲、與馬丁·海德格爾第一次重逢時，雖然海德格爾彼時就像“一只夾著尾巴的窘迫的狗”，但漢娜昔日的愛意卻再次被點燃，曾經的不安全感也再次被喚醒。于是，她開始了對于忠誠、不忠與遺忘的重要思考……在一封寫于1960年但從未寄給海德格爾的信中，她向他坦白道，自己對他“一直都保持著忠誠與不忠，并且從未停止愛他”。

在奧德·朗瑟蘭與瑪麗·勒莫尼耶的眼中，“漢娜·阿倫特和海德格爾之間的故事，肯定不是一場忠心的愛情故事，卻是一場忠于愛情的故事。”讓我們跟隨朗瑟蘭與勒莫尼耶的腳步，走進阿倫特與海德格爾的世界，走進他們對愛情、忠誠、自由的探索與感悟。

海德格爾和漢娜·阿倫特：厄洛斯之翼的振顫

文 | [法] 奧德·朗瑟蘭  瑪麗·勒莫尼耶

譯 | 鄭萬玲  陳雪喬 

馬丁·海德格爾不是愛情的思考者。所以卡爾·雅斯貝爾斯才在某天這么寫道，這位哲學家“不僅沒有愛情，他的態度也不友好”。也就是說，愛情在此并不受寵。1927年，海德格爾的著作《存在與時間》出版，在馬堡（Marbourg）最主要的創作期間，他與學生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之間發生了一段激情四射的愛情故事。但與這段故事相比，海德格爾在愛情話題里的沉默態度似乎更引人爭議。他本人曾公開談論過這段感情，并在后來表示那段日子是生命中最興奮激動的時光。至于阿倫特，海德格爾承認她曾給自己的創作帶來了很多靈感，并激發了他“激情的思考”。盡管海德格爾與納粹主義扯上了關聯，這段發生在“沒有國籍的猶太女人”和“一只黑森林的鳥”之間的愛情故事在最后依然轉化成了一種友誼；盡管這段愛情深深地吸引著當代讀者，也絲毫不能改變最后結局。我們也肯定無法僅根據這段故事，哪怕它幾乎成了一段神話，去宣稱這位探討新型本體論的思想家就是一位與柏拉圖或盧梭并列的情感哲學家。

若想弄明白其中這一切，不妨看一下《存在與時間》：“存在”，“此在（Dasein）”，時間，死亡。沒有愛情。或許還是有的，在書中的一處批注里，它只出現了這么一次，還是在書頁的最下方。批注位于書中第29頁。批注中作者沒有留下任何字句，只有引用的兩句話。第一句出自帕斯卡爾：“當人類在討論塵世之事時往往會說，在愛人之前，必須要先了解這人，這句話已是人盡皆知的俗語；而圣人則與人類不同，在談論神圣之事時他們會說，想要了解人，必須要先去愛這人，只有仁慈的愛德才能走進真相，圣人們將這句話奉為最有意義的訓言之一。”第二句引用出自于圣·奧古斯丁：“倘若不通過愛，我們無法走進真相。”或者說，愛情是走向真相的開始。至少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句格言一致強調，從本體論的角度講，愛情是最重要的事物，它通向了真相。現在讓我們再放大研究范圍。整體而言，海德格爾和阿倫特的所有著作、他們互通的信件以及雙方與各自伴侶來往的信件，形成了一個極其寶貴并不斷更新的文本庫。鑒于此，我們或許可以大膽并肯定地說，愛情在這兩人的思想中占據著最中心的位置。

左圖：帕斯卡爾，右圖：圣·奧古斯丁，圖源豆瓣

愛情中的“此在”

讓我們再來看在這本曾經震撼了整個二十世紀哲學的著作中所找到的兩處引用。海德格爾在1928年馬堡大學夏季學期的最后幾節課中同樣也提到了這些引用。他再次思考并且贊同了馬克斯·舍勒的觀點，后者很早就認為愛與恨是所有知識的基礎。同樣地，舍勒在自己的論證中也引用了帕斯卡爾和奧古斯丁的觀點。在《愛的秩序》中，舍勒寫道：“人，在成為會思考的人或有意愿的人之前，先是一個會愛的人。”我們繼續再往下看。海德格爾的導師胡塞爾（Husserl）提出了意志性，認為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形成的是一種認識，而一心想超越導師這一概念的海德格爾提出了自己的中心思想——“此在”，即一種生存方式，它永遠處在“在世”的狀態之中。這也就意味著，“此在”本身就系統性地具備了超驗性的能力，從而得以與所有事物以及其他存在產生關系。在所有的認知范圍或主體性的構造范圍內，存在總是開放性地面對整個世界。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寫道，“認識的本身已提前存在于某個在世的存在之中。”喬治·阿甘本在一篇簡短精彩的散文中對海德格爾表示贊同，他認為海德格爾之所以引用了奧古斯丁和舍勒的觀點，是因為對他來說，愛情超越了所有認識，它以一種更具先天性的開放模式存在。從某種意義來講，可以說這就是“《存在與時間》中的核心問題”。或許讀到這里，這一切仍然有些晦澀難懂，但請繼續看下文。

在1936年關于尼采思想的課程中，海德格爾建立了一套關于激情的理論。首先，他將激情或者各種情感定義為——“人用來證明自己‘此時此刻’（Da）的存在以及用來證明人在‘是其所是’的存在者里的敞開狀態和遮蔽狀態的最基本方式”。然后，海德格爾又將愛和恨定義為激情，與其他簡單情感區分開。他認為，這兩種情感永遠存在于我們的體內，并以“一種更加原初的方式貫穿于我們整個存在”。于此的證據是：我們可以說“滋生仇恨”，卻從不說“滋生憤怒”。“恨和愛，不僅是持續最久的，并且只有它們能持續地、穩定地停留在我們的存在之中。”只有在激情里，“情感的束縛才會漸行漸遠和自我開放”。海德格爾解釋道，此時情感束縛不僅會將我們帶到超出本身范圍外的狀態中，還會“將我們的存在都集中到這種情感本身里”。激情會釋放被集中擱置的我們，“所以，就是通過激情，就是在激情里，我們將自己的存在踩在了腳下，我們清醒地成為了主人，掌控著我們以及在我們身上的存在”。在愛與恨的情感里，人類獲得了各種偶然，起初他在偶然里迷失，在最后又會回歸到自我。總而言之，這兩種激情，都是讓人類在存在本身帶有的混沌里去體驗存在的兩種基本方式。

1953年，盡管與海德格爾在思想上存在差異，漢娜·阿倫特也寫下了相似的話：“在充滿生機的宇宙里，再無他物能夠比愛更必然、絕對、勢不可擋地進入我們的身體。”愛是一股能量，它會盡一切可能地存在。此外，1925年5月13日，在《存在與時間》出版的兩年前，海德格爾給阿倫特寫道：“你可知在萬物之中，人最容易承受之物，實為最難之物？因為其他所剩之物，總會有辦法和援助，總有幫助人找回自我的柵欄，而當被愛俘獲時，便等于被扔在了最“屬于自己”的存在里。愛（拉丁語，Amor），意為“我想存在”（拉丁語，voloutsis)，于是圣奧古斯丁這么說：我愛你——我希望你‘是你所是’地存在。”這話闡盡或差不多闡盡了一切。在愛中存在，就是去簡單、純粹地體驗那份最“屬于自己”的存在，就是與所愛之人一起，去明白被“扔在”自己的存在里也意味著同時渴望他人的存在。這種渴望又是如此的熱烈。“你完完全全地‘如你所是’地存在，現在和未來，就是這樣，我愛著你”，海德格爾對自己的學生阿倫特說道。

愛的責任

在愛情中，當我們回到自身的存在時，也得到了另一個存在，它有著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可能性和自己的世界。當這個存在被賜予給我們時永遠都充滿著神秘，因為于我們而言，另一個存在永遠都既親近又陌生，否則它就不是另外的一種存在。人們看著自己的戀人，感受著他（她）顯而易見的存在，甚至將其視為自己存在的外延，卻仍不明白他（她）的內心深處到底在想什么，他（她）的感受是什么，他（她）到底是誰。而無論這個無法表明一切的存在是什么模樣，它永遠都獨立存在、保持著陌生性，這一切之中必定存在著一份饋贈。“在這樣的命運里，另一人會將自己交付于您。”倘若另一人如洪水般突然涌進我們的生活，“那么我們的能力和精力是無法攔截這股激流的”。

1925年初，在海德格爾和阿倫特彼此表明心意后沒多久便開始有了這種交付。當時的情況顯然十分復雜又痛苦。他們秘密地展開戀情。海德格爾比阿倫特年長17歲，已為人夫，是兩個孩子的父親。阿倫特剛滿18歲。鑒于戀情的不合法性，阿倫特自然會對這段感情的未來感到擔心。相反，于海德格爾而言，這些問題是不存在的，因為這段愛情并沒有給他們留下別的選擇，他們只能“互相接受，并且以是其所是的姿態去存在”。“是其所是地存在”，這也正是海德格爾在《關于人道主義的一封信》中對自由的定義。愛的唯一方式，或許就是讓每個人以自己的存在方式自由地存在。這也是為什么圣奧古斯丁的一句話陪伴了阿倫特整個一生，她在博士論文選題時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論奧古斯丁愛的觀點》：“我希望你是你所是地存在。”在這種自由中，信任將會愈發地牢固，愛情于此得到了肯定。“只有對本質的信任，”海德格爾補充道，“即信任對方的愛情，才能真正地留住那個‘你’。”愛，是讓對方是其所是地存在，然后“留住那個你”，而不是試圖占據他。我們處在可掌控的范圍之外，無法完全地、徹底地占據這份饋贈，哪怕它被特意賜予我們，我們只能接受。“無論愛情成了什么模樣，賜予給存在的幸福的負擔將會一直存在，從而使得每個存在都能夠去存在。”愛情或許可以調節每一個存在。或許海德格爾的哲學“并不是友好的”，但愛卻在其中占據了極其突出的角色。

海德格爾與妻子埃爾福麗德，圖源界面新聞

阿倫特在《思想日記》中是如何說的？“愛首先是一股生命的力量；在世之人都知道一個事實，這股力量控制著我們。沒有在這股力量中經歷磨煉的人不算活著，他不屬于在世之人。”但對于接受了這份饋贈并希望在不讓愛情“毀容”的前提下去真真切切地體驗愛情的人來說，這其中必定存在著一種負擔、一個任務和一份責任。用海德格爾的話來說，就是“我們要以它為中心讓自己成長”。我們對所愛之人必定會心懷感激之情，這種感激使我們獲得了愛的恩澤，這種感激也必須要升華為“對自己的忠誠”。投入于絕對純粹的愛情，就意味著要“永遠保持第一天時強烈鮮活的自我犧牲精神”。或許，這也是忠誠的第一層意思？

我們都知道，這樣的思想，給當時的阿倫特——一位花季少女，帶來了多大的吸引力和混沌。阿倫特在寄給海德格爾的《陰影》——一部充滿了少女憂愁的自傳小說——中寫道，想要為他“忠貞地專注于一人”。但這終究是不可能的愛情。如果海德格爾真的愛她，如果海德格爾真的鼓勵她去是其所是地存在，同時又幫助她肯定自己，那么他就不會在后來又斬釘截鐵地拒絕為她改變自己的生活。他們肯定有過屬于自己的二人世界，但它只短暫地存在于某些時刻。在這些像是“五點至七點”的短暫時光，阿倫特是“至高無上”的，但這些時光對海德格爾來說有多愜意，對阿倫特就有多痛苦。那時的她，想成為“自己的一部分”，想過自己的生活。而海德格爾卻自私地希望她可以一直是屬于自己的幸福，希望她能夠繼續激發自己的理論創作。讓海德格爾離開自己的妻子是不可能的。所以離開的人便是漢娜。即便不愿讓漢娜僅成為一顆“流星”，海德格爾也沒有挽留她，但卻一直抱著再次獲得她的希望。

1929年，在柏林，漢娜嫁給了曾于1925年在某次海德格爾的研討課上所認識的同學君特·施特恩，但她卻從未真正地愛上這個男人。甚至在新婚之夜，她給舊情人寫了一封請求書：“請不要忘記我。”漢娜對海德格爾的愛一直持續到了1933年才中斷，那年海德格爾加入了納粹黨。在海德格爾于弗萊堡大學發表著名的“就職演講”的四個月后，漢娜從德國逃到了巴黎，在法國創建了一個猶太復國組織“阿利亞”。1936年，她在組織中結識了日后被她稱為“真愛”的男人——參加過與共產黨聯系密切的斯巴達克同盟的德國流亡哲學家海因里希·布呂赫。1941年，漢娜迫于戰爭，跟著布呂赫，帶著口袋里僅有的二十五美元登上了逃往美國的船只，將她“孩子般的恐懼”和海德格爾那只“狡猾狐貍”丟在了身后。此時，在她眼中，他已是一個整日被粉絲俱樂部的女同學和一個可怕的老婆包圍著的“隱形殺手”。

一身兩頭的制度

同樣地，也是在1950年左右，漢娜·阿倫特開始思考忠誠這一棘手問題。事實上，現實的一切都將她推向了這個問題。1941年逃到美國之后，當漢娜再次返回歐洲，與馬丁·海德格爾第一次重逢時，就像她所說，當時的海德格爾就像“一只夾著尾巴的窘迫的狗”。而對漢娜而言，昔日的愛意卻再次被點燃，曾經的不安全感也再次被喚醒。此外，她現有的家庭也剛剛經歷了一場風波。事實上，漢娜得知丈夫與一位名叫羅斯·費戴爾松的女作家有染。這位擁有俄羅斯血統的年輕猶太人，活力四射、嫵媚性感，還是她們共同的友人圈——流亡“部落”里的一員。盡管性情極其敏感，阿倫特最終還是選擇了理解，并且與丈夫達成一致，承諾以后兩人之間不保留任何秘密。因此他們發明了“一身兩頭”的規則，就像作家蘭德爾·賈雷爾1954年在《制度的作品》一書中所描述的那樣，這種規則不存在任何控制關系，雙方都會考慮彼此生活的幸福和獨立性。在“生活的重要事情”上，夫妻二人保持一致，對彼此的欣賞和贊同將雙方緊緊聯系在一起，哪怕是在家庭爭吵時，他們都保持著“哲學家小市民”的身份生活。此外，作家艾爾弗雷德·卡齊在《紐約的猶太人》一書中也回憶到了“這對夫妻面對某個意外的哲學發現時共同的激動。她對呂布赫冷著臉，哪怕心里是贊同他的，我這輩子聽到過最有激情的研討會，就是這對生活在一起的男人和女人之間的討論”。理所應當地，她將《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獻給了呂布赫，并稱之為“我們的書”，甚至是他們“思想的孩子”。當然，他們之間也絕對不是知識分子間的純潔友誼。“任何友誼都無法承擔起婚姻所要求的責任，”漢娜·阿倫特寫道，“當作為制度的婚姻被兩人的自由決定縮減為一團虛無時，愛情，它本身，就可以承擔。”

漢娜·阿倫特，圖源豆瓣

嫉妒心，漢娜似乎已經完全戰勝了它。布呂赫鼓勵她再次與馬堡的老師取得聯系，她也將每次的書信一一匯報給布呂赫聽，甚至在此過程中還對他說想念海德格爾。當她擔心“馬丁夫人”——她和布呂赫喜歡用這個名字來稱呼埃爾福麗德——怒火倍增時，布呂赫會想盡辦法安撫她：“讓那些人嫉妒這里的一切，你就待在家里，等著屬于你的那位‘從不嫉妒的先生’，這位先生正以自己的方式深深地愛著你。”“好，我的摯愛，”漢娜回應道，“我們的心已經向著彼此成長了一次，我們步調一致地向前走。這種默契不會受到任何阻斷，哪怕生活緊緊跟著它。瘋子們自認為放棄充滿活力的生活，前仆后繼地，一個踩著一個，成為獨一無二的‘唯一’就是忠誠，這些人不僅無法體驗共同的生活，常常也根本沒有生活。如果可以的話，我們應當在某一天告訴所有人，婚姻到底是什么。”風波的最后，漢娜·阿倫特最害怕的背叛不是丈夫的通奸，而是他的拋棄，他拋棄了曾在1936年將他們的逃亡命運緊緊結合在一起的愛情，那是在慘淡灰暗的日子里包圍著他們的“四面墻”。這也是為什么當她四處奔走、解說平庸之惡的根源時，她曾“隨身攜帶的丈夫”遲遲不給她寫信的原因，這位在外界看來獨立自信、備受呵護的女人實際上又再次淪落到了以前那般脆弱可憐的境地。在1950年的一封信中，她給丈夫寫道，自己無法承受“像個脫離車身的輪胎一樣從人群的高地里往下滾，與自己的存在已毫無聯系，沒有一人、一物可以去依靠”。布呂赫忠心地愛著她，卻無法成為她忠誠的情人，他安慰他的這位“康德的女粉絲”：“你的家在這里，它在等你回來。那里一切靜好。”

不忠之罪

在哲學實驗室——《思想集》里，漢娜總結了自己近年來所經歷的各個階段。在最后，她區分了“無辜的不忠”和“不忠的重罪”，前者以“生活和生活者繼續向前走”為征兆而發生，后者則是“謀殺所有過去真實發生的故事”，并將我們帶給世間的一切統統刪除。后者是真正令被欺騙之人感到萬箭穿心的一次“徹底的消除”。因為“在并且只有在”忠誠里，我們才能掌控過去，它能保證我們的故事在過去和現在，就像我們切實經歷的那樣存在。忠誠與否完全取決于我們，它如此取決于我們，以至于世界里的事實并不一定存在。而倘若事實和“曾為事實”的可能性不存在，阿倫特強調道，那么忠誠說到底或許就是愚蠢的“固執”。反過來，倘若忠誠不存在，事實便更不可能存在，它不持久，也不永恒，它是“完完全全的不真實”。準確來說，鑒于忠誠和事實間的關系，“所有執念”應該從忠誠的定義中剔除。從某種角度來看，我們無法強行要求做到忠誠，就像我們無法要求那些現在不是、過去也從不曾是真實的事物變得真實。因此，由于嫉妒而對“人們習慣性以為的不忠”進行辯解，實際上是對忠誠的歪解。將事情僵硬化，或“清除人類的生機活力”，都是病態的企圖，這種旺盛的活力往往會轉變為炙熱的憤怒，它與認為生活換個地、換個人就能繼續的想法形成對立。最嚴重的不忠，在阿倫特看來，即“唯一真正的罪行，是抹滅了事實、否認了曾經真實發生過的事實的罪行”，是“遺忘”，對過去的遺忘。

 當時的漢娜·阿倫特清楚地意識到，“偉大的愛情就像偉大的作品一樣罕見”，她將巴爾扎克的名言改寫成了這么一句。毫無疑問，這就是為什么，盡管她深深恐懼馬丁·海德格爾追隨納粹，但還是選擇了在這段感情里保全他的性命。這不僅僅是原諒，從另一方面而言，是否真的原諒他已不是重點，此時更應該看到的是，這是對過去的經歷、對發生過的愛情“事件”的難舍之情。在一封寫于1960年但從未寄給海德格爾的信中，她向他坦白道，自己對他“一直都保持著忠誠與不忠，并且從未停止愛他”。漢娜·阿倫特和海德格爾之間的故事，肯定不是一場忠心的愛情故事，卻是一場忠于愛情的故事。

本文節選自《哲學家與愛：從蘇格拉底到波伏娃》，[法]奧德·朗瑟蘭  瑪麗·勒莫尼耶  著，鄭萬玲 陳雪喬  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愛，熱衷理性的哲學家通常都惟恐避之不及，但古往今來，從不乏有哲學家探討愛這一偉大的奧秘。愛，在哲學里被描述成一種必須警惕的情感，要么因為它是虛幻的、折磨人的，要么因為它讓人偏離智慧、道德等理想。從柏拉圖、盧克萊修到蒙田、盧梭，從康德、叔本華、克爾凱郭爾到尼采、海德格爾、波伏娃，他們都對愛有著什么樣的看法？本書揭示了古往今來那些偉大的哲學家經歷的感情變故、創傷苦惱以及他們關于愛的思考，對當今社會世俗化的愛情進行了質疑和批判，對于我們思考何為真正的愛情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作者簡介

奧德·朗瑟蘭（Aude Lancelin） 擁有法國哲學教師資格，法國著名新聞周刊《新觀察家》記者。

瑪麗·勒莫尼耶（Marie Lemonnier） 接受過哲學訓練，法國著名新聞周刊《新觀察家》記者。

譯者簡介

鄭萬玲  南開大學法語語言文學學士，南京大學法國文學碩士。

陳雪喬  南京大學在讀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法國文學，譯有《金錢的智慧》（合譯）。

本篇部分圖文轉載自界面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