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rnhub背后的隱秘財富帝國

上周，成人視頻網站Pornhub下架了超過1000萬部未經認證的視頻，引起廣泛關注。此前，一項排名將Pornhub列為世界上訪問量第十高的網站。有研究認為它是21世紀對社會影響第三大的科技公司，僅次于Facebook和谷歌。

Pornhub 網站截圖

隱形的兒童性剝削

Pornhub的這一舉動與普利策獎得主紀思道2020年12月4日在《紐約時報》發布的專欄文章《被Pornhub毀掉的孩子》（The Children of Pornhub）有關。該文指出，Pornhub每月能吸引35億次訪問，每日廣告曝光量高達30億美元，然而這家標榜活潑風格、時常投身公益的公司有著鮮為人知的陰暗面，它的網站上充斥著強奸視頻，從強奸兒童、復仇式色情、偷拍女性洗澡、種族主義和厭女內容以及女性在塑料袋里窒息等的視頻內容中獲利。

Pornhub允許用戶上傳視頻，每年發布的680萬條新視頻中，不乏描繪虐待兒童和非自愿暴力的內容，并且因為視頻中人物的年齡難以確定，無法判斷究竟包括了多少違法內容。文中提到一名加州女孩14歲時將自己的一段裸露視頻發給了當時迷戀的15歲男生，他將視頻分享給了其他男生，有人將其上傳到了Pornhub，女孩的人生從此一潰千里。一些性侵幸存者的視頻也被傳到Pornhub上，“一場性侵最終會結束，但Pornhub卻會讓這場折磨沒有盡頭。”

網絡兒童性剝削不是Pornhub獨有的問題，今年Facebook在3個月內刪除了1240萬張與剝削兒童有關的圖片，去年Twitter在6個月內關閉了26.4萬個涉嫌兒童性剝削的賬號，而Pornhub聲稱致力于打擊兒童性剝削圖像的非營利組織互聯網觀察基金會（Internet Watch Foundation）近三年來僅在其網站上發現了118起涉及兒童性虐待圖像的案例。作者認為這可能是因為Pornhub的用戶對此習以為常，不太可能舉報，因為只要使用特定的關鍵詞，只需要半個小時就可以在Pornhub上找到幾百個明顯帶有兒童性虐待的視頻。

Pornhub拒絕公開內容審核員的人數，一名采訪對象提供給作者的數字是80人，而Facebook給出的數字是1.5萬人。文章還指出，各界對Pornhub的擔憂正在加劇，要求關閉該網站的請愿已經收到了210萬人的簽名，美國、加拿大的政客呼吁政府對其展開調查和打擊，活動人士記錄了網站上的虐待行為。作者在文章最后提出了除限制豁免權（過去Pornhub享受《通信規范法案》第230節賦予的豁免權，該法案旨在保護有公眾發布內容的互聯網平臺，美國國會在2018年對第230節作出了限制，促使MindGeek改進了行為）之外的三項建議：只允許經過驗證的用戶發布視頻、禁止下載以及加強審核。但這遠非萬全之策，作者也不得不承認，如果Pornhub對視頻嚴格管理，那些最不堪入目的內容可能流向暗網或者管理不嚴的國家的網站。

文章發布后，Visa、Master等美國信用卡機構宣布暫停與Pornhub母公司MindGeek的合作。Pornhub隨后發布公告采納了文章中的建議，并開始了大規模的自我整頓。

MindGeek的隱秘財富帝國

MindGeek是一家注冊在盧森堡、實際總部位于蒙特利爾的私營公司。近日，《金融時報》發布了關于這家公司的深度報道《MindGeek：Pornhub和RedTube的秘密所有者》（MindGeek: the secretive owner of Pornhub and RedTube），揭開了這一神秘巨頭的面紗一角。

文章指出，曾經由像《花花公子》雜志創始人休·海夫納（Hugh Hefner）那樣身著絲質長袍的大亨經營的成人內容產業，如今正被一個由精通算法、搜索引擎優化和定向廣告的秘密專家團體所領導。意大利色情電影導演、制片人馬里奧·薩列里（Mario Salieri）說：“我們這些色情產業的老一代經營者都忙著數從錄像帶、DVD和電視轉播權賺來的成百上千萬的錢……沒人想過新一輩的色情作品制作者。”

在互聯網時代，色情產品無處不在，其所有者卻在人們的視線之外。色情產品在定向廣告、每點擊付費以及郵件營銷等全球線上廣告工業的新元素中都是先行者，如今是互聯網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很多視頻網站也引發了和兒童性剝削以及性交易相關的爭議。市場對性喚起視頻的需求永不饜足，但人們對利潤進了誰的口袋卻幾乎一無所知。MindGeek就是這樣一家悶聲發大財的主流色情公司，旗下網站包括Pornhub、RedTube以及Youporn，根據公開財務記錄，至少在美國和歐洲市場居于領先地位。然而關于這家公司的基本信息卻不為人知，直到《金融時報》的這篇報道發出，其主要所有者、有著全世界最成功的色情大亨之稱的Bernard Bergemar的資料幾乎無法在互聯網上被找到，其身份也只有MindGeek高管和顧問的小圈子知道。MindGeek網站上幾乎看不到成人產業的痕跡，它將自己包裝成為“設計、發展……以及高流量網站管理的領導者。”

MindGeek2018年被記錄的收入為4.6億美元，但它旗下網站每日吸引的訪問量高達1.15億人。例如在上個月，根據谷歌數據，Pornhub在美國被搜索的次數超過了coronavirus（新冠）和Trump（特朗普）。每天大約15萬億字節的視頻被上傳到MindGeek的網站上，大約相當于Netflix上所有可供觀看的內容的一半。

近年來，Facebook、Youtube等科技巨頭在變得家喻戶曉的同時，也成為了密集政治關注的對象。網絡色情雖然沒有完全豁免政治和監管的壓力——在長達數年反對報復性色情和其他性剝削的活動推動下，Pornhub上周不得不開始了自我整頓。但即便如此，MindGeek的所有者及其早期投資人仍然得以隱身幕后。“不是你的色情片”（Not Your Porn）運動的發起人Kate Isaacs認為，“沒有政客愿意談論色情產業，因為那樣一來他們不得不承認它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沒有人向MindGeek這樣的跨國公司追責。”

MindGeek的商業模式是鼓勵用戶上傳內容，但大量免費視頻網站上的色情視頻都是偷來的。據版權保護咨詢公司Battle Stance的總裁Jason Tucker所說，色情作品是世界上被盜版最嚴重的內容，就因為“它是世界上最被渴望的內容”。Tucker從1990年代末就開始為網絡色情公司工作，MindGeek是他的客戶之一，他聲稱像Pornhub這樣知名的色情網站是最負責任的，因為對他們來說違法的風險太高了。”其他業內人士則反對這種說法，他們認為MindGeek推動的免費色情片商業模式擠壓了制作人的收益，壓垮了小公司，也導致不斷壯大的演員群體收入下降，工作條件更惡劣。巴塞羅那色情電影制作人Erika Lust表示，她的團隊每周（如果不是每天）都要向MindGeek發出下架她的作品的要求。

定義了色情作品新時代的人是Fabian Thylmann，1990年代末，還是一名德國青少年的他開發出了最早讓網站所有者可以按點擊向廣告商收費的軟件之一，從中看到了像免費性愛視頻這樣能夠吸引大量流量的內容的盈利潛能。賺到第一桶金后的Thylmann很快開始搶購色情視頻網站和制作公司，他的機會于2010年到來，當時Pornhub和Brazzers背后的加拿大母公司正準備出售業務。因為這個價值超過1.3億美元的交易，Thylmann到處找錢用來擴張他當時叫做Manwin的色情帝國。因為涉及色情內容，風險投資家人一度很謹慎。問題在2011年得到了解決，Thylmann從125個保密的投資人借到了3.62億美元，據一名財務支持者透露，投資人中包括堡壘投資集團、摩根大通和康奈爾大學。盡管利息高得嚇人，但利潤仍然可以達到25%。2012年底，Thylmann被德國公訴人以逃稅的罪名起訴，他很快將公司賣給了高管Feras Antoon和David Tassillo，他們將公司更名為MindGeek并在加拿大進行運營。

MindGeek通過對好幾億用戶的性幻想進行詳細數據追蹤獲得靈感，讓制作工作室為其訂閱內容制作視頻，然后通過龐大的視頻網站網絡傳播給廣大觀眾。如果免費內容收入下降，付費內容的觀眾就會增加，反之亦然，MindGeek怎么樣都能獲利。然而直到2018年，MindGeek的利潤都很微薄，2018年的稅前利潤為3830萬美元（2017年為970萬，2016年為2600萬）而凈收入卻接近5億。這部分可能和巨額債務的利息支出有關，但同時收入也流入了由很多MindGeek持股不足三分之一的子公司組成的復雜網絡，Bergemar在這些公司都持有大量股份，并有多方信源表示他是MindGeek最大的所有者和受益人。公司的管理層和財務狀況一樣不透明，除了一些匿名的家庭信托和空殼公司，只有Tassillo和Antoon兩個人被列為持股人。

為了規避可能的監管，MindGeek拒絕承認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成人內容公司，把矛頭指向競爭對手WGCZ Holding，這家Xvideo和Xnxx網站背后的成人內容公司注冊在捷克，所有者是兩個同姓的法國公民。但在內部，Pornhub聲稱自己是地球上流量最大的成人網站，比其他網站賺得都多，并且擁有在線廣告網站TrafficJunky、年齡認證服務AgeID等一整個產業鏈支持其視頻網站和訂閱業務。

批評者認為，性禁忌讓MindGeek和其他色情視頻分發網站逃脫了監管的視野。艾塞克斯大學網絡法教授Lorna Woods是英國《網絡危害法案》（Online harms bill）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她表示，Youtube更可見也更在意名譽受損，而她雖然在這個領域做了大量研究，但直到今年春天才開始注意到MindGeek。MindGeek一方面從低調中得益，另一方面卻經常將挑戰它的小公司告上法庭，但有時候也會遇到無法找到這些小網站的所有者的情況。Lorna表示，這個行業有著“隱秘而下流”的名聲，因此很多網站都不提供有效的聯系方式，“這些人有權決定我們，以及更重要的，我們的孩子會在網上看到什么。我們需要知道是誰在控制被投喂給我們的性產品類別。”

說出冷戰間諜活動真相的約翰·勒卡雷

作家約翰·勒卡雷近日去世，享年八十九歲。他的小說拒絕了冷戰時期間諜小說的光彩和豪華。相反，他把間諜活動描繪成一個沉悶的、令人不安的機器，為了一個不值得付出人性代價的目標而磨碎了無辜的人。Emma Steiner在《雅各賓》發文稱勒卡雷說出了冷戰時期間諜活動的真相，而很少有人愿意這樣做。

約翰·勒卡雷

勒卡雷從不沉溺于大多數外交政策分析的黑白邏輯，而是認識到所有相關人員的人性（和非人性），對美英冷戰的殘酷性投以嘲諷的目光，而當時很少有西方作家會這樣做。他的所有作品都探討了忠誠、實用主義的主題，以及對理想的獻身和理想的幻滅意味著什么。

勒卡雷癡迷于忠誠的理念，他從個人和職業的角度來探討。他最著名的人物喬治·史邁利（George Smiley）承受了高調的婚外情，多次被他的社交名媛妻子尷尬地、公開地羞辱。然而，他卻保持著對婚姻的專一、孤獨的奉獻（在一定程度上）。勒卡雷的許多人物都在與不忠問題作斗爭。

情報史學家和間諜活動的學者經常使用縮寫詞MICE（金錢、意識形態、妥協、自我）來討論線人的動機。但勒卡雷從自己為英國情報部門工作的經歷中明白，線人和情報人員之間，或者主體和客體之間的界限，從來都沒有看起來的那么清晰。他所寫的東西在其他地方被描寫成道德上的條條框框，但勒卡雷作為一個內行在這個世界行走過，他知道非黑即白的區分并不準確。這樣說，就是要違背西方的共識，這一共識要求對西方安全國家絕對的忠誠和無休止的贊美。

眾多史邁利小說的結尾都是史邁利在某人的死亡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無論是為了避免暴露，還是為了結束威脅，甚至是為了防止給行動帶來更大的尷尬。這一系列的結尾，史邁利在為英國情報部門服務的過程中做出的選擇摧毀了他的自我意識，這是對勝利和放蕩不羈的情報人員類型慣例的重要背離。

在《柏林諜影》中，假裝的英國叛逃者利馬斯與東德同行菲德勒進行了一場關于理想與行動需要的長談。利馬斯認為西方情報機構在某種程度上比東德的情報機構更高尚或更道德，而菲德勒駁斥了他：“我們所有的工作——你的和我的——都植根于整體比個人更重要的理論”。

這與小說開頭神秘的間諜大師“老總”（Control）說的一些話形成了有意的呼應：“我們的方法——我們的和敵方的方法——已經變得大同小異。我的意思是，你不能僅僅因為你們政府的政策是仁慈的，就比對方更仁慈，對吧？ ”

西方情報部門和東德情報部門為了類似的模糊目標而采取類似的行動，這在當時是一個大膽的斷言，這與中情局和軍情六處希望被描述的方式截然相反。在一個情報工作被認為很瀟灑的環境中，讀者被伊恩·弗萊明的詹姆斯·邦德小說所吸引，而勒卡雷卻為他們提供了史邁利：矮小、發福、被背叛，特征是他的陰謀詭計而不是強健的天賦。史邁利并沒有毫不含糊地一直站在正義的一邊對抗邪惡，而是為了英國的情報部門毀掉了一些人的生命，導致無辜的人死亡。

英國觀眾還有最近的例子，金·菲爾比（蘇聯在冷戰時期潛伏在英國的雙重間諜，和其他四個潛伏在英國的蘇聯間諜并稱為“劍橋五人組”——注）和我們現在知道的“劍橋五人組”：一群受過劍橋教育的人，在英國成了工具性的蘇聯特工。冷戰如火如荼，勒卡雷已經厭倦了全世界間諜用于道德失范的理由，對自己的工作也感到厭煩。這些不當行為的許多細節最近才被曝光，它們令人震驚：1954年美國支持的危地馬拉政變、越南的鳳凰計劃以及其他以打擊共產主義為名的暴行。

他認為，“老總”對不道德行為的辯解來自“同一個人”，正如他在五十年后為《柏林諜影》所寫的序言中所說的：“（這個人）解釋伊拉克災難性的非法戰爭，或者證明中世紀的酷刑技術是21世紀的首選審訊手段，或者捍衛看起來正常的精神病態者攜帶半自動武器的不可剝奪的權力，捍衛使用無人駕駛飛機作為一種無風險的方法來暗殺自己認為的敵人和任何碰巧站在他們附近的人。或者這個人是他的公司的忠實仆人，向我們保證，吸煙對第三世界的健康無害，偉大的銀行是為了服務公眾。”

勒卡雷的作品中的人物并沒有對紅軍或高尚的西方英雄大肆宣揚，他們是一個個破碎而憂郁的人，經常失敗。當他們獲勝時，常常付出了巨大的個人代價。

有人說很欣賞勒卡雷，因為他敢于在他的一本書的結尾讓主人公“打個盹”。這種對勝利的、欣喜若狂的英雄慣例的背離，是因為在情報部門供職多年后，勒卡雷徹底厭倦了情報工作，并不覺得必須讓一切都在最后得到解決。在他的整個職業生涯中，小說既是個人的宣泄，也是一種政治聲明。

盡管有這樣的情緒，勒卡雷在對伊拉克戰爭進行了尖銳的譴責之后，并沒有強烈地參與政治。雖然勒卡雷的作品對左翼來說具有參考性和指導性，左翼并不是他的政治立場。

勒卡雷的作品之所以經久不衰，是因為他摒棄了間諜小說的傳統，即不可捉摸的亞洲人、狡猾的斯拉夫人和西方自由主義的頑固敵人，而采取了一種給予所有人平等的世界觀。勒卡雷筆下的人物從騙子、秘書、教師、特務到酒保都有。他們是世界上的每一個人，也是無名小卒，所有的人都被勒卡雷聚集在一起，他為冷戰及其殘酷后果描繪了一幅富有細節和人性的畫面。

“大重置”如何成為反封鎖的陰謀論

近日，學者Quinn Slobodian在《衛報》探討了一個新近崛起的右翼陰謀論“大重置”。

最近在倫敦舉行的一次反封鎖抗議活動中，數千人聚集在一起，反對他們認為在疫情掩護下進行的秘密奪權。一些抗議者舉著紙板標牌，上面印著“大重置”（The Great Reset），一個人喊道：“他們認為他們可以很容易地得到他們的大重置，他們根本不知道！這場大流行病是個騙局！”

The Great Reset 網站截圖

大重置，既是創意經濟“大師”Richard Florida的一本機場書的書名，也是企業做好事者（do-gooders）青睞的口號，同時也是在反封鎖右翼中越來越流行的一個網絡術語。在其最不可信的版本中，這個陰謀想象著全球精英正在利用新冠病毒的機會，推出諸如強制接種疫苗、數字身份證和放棄私有財產等激進政策。

盡管對全球事件的原因診斷得很差，但大重置提供了對公眾情緒的洞察。一個不太可能的來源提供了最初的火花。6月3日，當英國因新冠疫情死亡人數達到5萬人時，王室的YouTube賬戶發布了一段視頻，介紹了威爾士親王領導的“可持續市場倡議”與世界經濟論壇合作的新的可持續發展動力。這個倡議名為#TheGreatReset，呼吁“更公平的結果”，并將投資轉向更“可持續的未來”。電影視頻里有浮冰和鯨魚，還有查爾斯王子的獨白，符合對世界經濟論壇的期待。

這個倡議加入了一系列類似的宣言，模仿了卡爾·波蘭尼在1944年發表的《大轉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在過去的十年里，作者和政治家們談到了“大金融化”、 “大倒退”、“大逆轉”、“大加速”、 “大解體”和“大脫鉤”等等。世界經濟論壇的大重置起初基本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接下來就是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在全世界引起黑命攸關運動。大重置后來流行起來，是以一種組織者很可能沒有想到的方式。

在世界經濟論壇宣布后的幾周，自由至上主義智庫Heartland Institute的編輯部主任Justin Haskins在福克斯商業、福克斯新聞等媒體稱大重置“計劃的大致輪廓很清楚，徹底摧毀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改革西方世界”。 然而，除了右翼回聲室中的一些孤立的叫喊聲之外，大重置未能作為一個完全成熟的陰謀論流行起來，直到喬·拜登在11月初的勝利，谷歌趨勢顯示，這個詞的搜索在網上激增。

這種日益增長的興趣最明顯的導火索是Laura Ingraham在福克斯新聞電視節目中的一段話，這個節目在2020年平均有350萬觀眾。Ingraham在11月13日說： “你知道‘永遠不要讓危機白白浪費’這個想法。嗯，隨著冠狀病毒的發生，這個想法走向了全球。而從去年春天開始，有權勢的人開始利用這種流行病，迫使各大洲進行徹底的社會和經濟變革”。

幾天后，Ingraham又回到了這個主題。在一個被瀏覽了約240萬次的視頻片段中，她說拜登的“幕僚”相信“資本主義的大重置，這是一個迫使全球資源更公平分配的計劃”。同一天，另一位保守派評論員Candace Owens在推特上說：“他們正在利用病毒來破壞西方經濟，并實施共產主義政策。這就是事情的真相。”而在澳大利亞，《Spectator》專欄作家James Delingpole接受了澳大利亞天空新聞（和福克斯新聞一樣為魯伯特·默多克所有）的采訪，稱“任何沒有意識到大重置是我們現在生命形式的最大威脅的人，都是不注意的人”。

大重置理論是無稽之談，很可能會成為2016年以來大學校園里如雨后春筍般出現的許多研究“虛假信息”的新研究中心和計劃的主要目標。但是，盡管我們可能會蔑視反封鎖抗議者的想法，我們不能忽視了大流行的不平等現實。世界上許多科技公司和首席執行官都從這場危機中獲得了良好的發展。事實上，在許多美國人失業的同一周，亞馬遜的創始人杰夫·貝佐斯在一天之內就增加了130億美元的財富。在這樣超現實的情況下，1%的知名人士似乎真的從這場大瘟疫中獲得了好處。

大重置給人們提供了一個發泄憤怒的地方。世界經濟論壇的創始人Klaus Schwab，被澳大利亞天空新聞貼上了“有個人魅力的德國人”和“危險的馬克思主義領袖”的標簽，是這個陰謀論中的完美反派。對于右翼評論家來說，大重置也是對他們自己與權力和財富共謀的一種轉移注意力，他們花了四年時間為一位總統助威，而這位總統的主要立法成就是大規模減稅，使富人不成比例地受益。

世界經濟論壇激發了一個關于精英階層的陰謀論，這并不奇怪；這個組織最著名的是其在瑞士達沃斯的年度聚會，屆時，企業高管乘坐私人飛機抵達，對氣候變化進行口頭表態。它每年發布“全球競爭力指數”，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這一指數一直在鞭策各國政府降低稅收和削減法規。

作者認為，如果說大重置告訴我們任何關于政治現實的事情，那就是企業精英們無法通過空洞的舉措贏得合法性。事實證明，人們對被當作可以重置的有bug的硬盤感到反感。要改變人們的生活狀況和政治疏離，需要的遠遠不止是世界經濟論壇那段由皇室撐腰的關于大流行病機遇的空洞（tone-deaf）視頻。在如何爭取民眾支持變革方面，諸如 “黑命攸關”和氣候罷工等社會運動，而不是董事會的倡議，提供了更好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