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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母親被炸死，三兄弟化身“特工”，扳倒馬耳他政府

2020-12-17 14:11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原創遠奇編譯加拿大和美國必讀

一名記者被暗殺后，她的兒子們在她未完成的工作中找到了線索，最終破獲了這個案子，并扳倒了政府。

被暗殺的記者達芙妮的照片

達芙妮的兒子們很擔心她。

53歲的達芙妮，住在比德尼加（Bidnija）邊緣的一座古老的石頭農舍里，比德尼加是馬耳他島（Malta）山頂上的一個小村莊。坐在達芙妮寫作的桌子前，她可以看到地中海面上波光粼粼的晨光。但她已經四年沒去過海灘了。只要她離開家，人們就向她吐口水，跟蹤她，對著她拍照，還不停地侮辱和謾罵她。

有一次，當她下午在附近的一個村莊里散步時，一位前市長聚集了一群暴徒追趕她。她躲進了一座修道院，那群暴徒用力敲著沉重的木門想要闖進來。整個島上的人都毋庸置疑地恨著她，哪怕從來沒有讀過她寫的一個字。他們只知道她是比德尼亞的女巫。

在這個被稱為“小石頭”的村莊之外，達芙妮因她的報道聞名全國。她的報道揭露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瀆職和虛偽。在她看來，這個國家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面目全非，全球范圍內所有骯臟的因素都滲入這個原本古老守舊的國家。

達芙妮寫到：“馬耳他長17英里，寬9英里，到處都是可卡因、腐敗和骯臟的錢。”

她的博客名為“實況報道”（Running Commentary），那里面發布的調查報道細致深入，風格尖刻嘲諷。其在線讀者人數相當于馬耳他所有報紙的總和。

2016年末，歐洲政治雜志將達芙妮和喬治·索羅斯，土耳其總理塔伊普，以及薩迪克·汗（Sadiq Khan，2016年5月起擔任倫敦市長，也是西方國家首都第一位穆斯林市長）一起列入“正在塑造、撼動和改變歐洲的人”，介紹上寫道：她是“憤怒的博客，一個女人憑一己之力建立的維基解密（注，一個專注于揭露各國政府秘密的網站），致力于聲討馬耳他的不透明和腐敗。”

她討伐的對象也算是她的鄰居，總理穆斯卡特就住在山下。近年來，他和他的內閣試圖用誹謗訴訟來向她施壓。他的手下明目張膽地直接使用他們的工作電腦散布關于她的惡毒流言，并附上刻意丑化的照片。

沒有人認真地去駁斥達芙妮的報道，只把她當作一個精英主義者和黨派騙子來蔑視，她的姓，Caruana Galizia，已經多余了，沒有人會使用她的姓來尊稱她。她曾經說：“我面臨的最大困難就是政府實際上把我變成了國家的替罪羊。”

2017年10月16日下午，達芙妮為她的大兒子馬修準備了一盤西紅柿和馬蘇里拉奶酪。他今年31歲，是一名計算機科學家，也是一名記者，是對付空殼公司方面的專家，他曾因巴拿馬文件（Panama Papers，一份于2016年被曝光的文件，揭露了各國政要和權貴財閥刻意隱瞞和未經曝光的海外資產。后文中有該事件的詳細始末。）泄露事件獲得過普利策獎。他有時忙于工作，連吃飯都顧不上。

達芙妮給兒子準備好午飯，穿上鞋子去銀行。她的丈夫彼得是一名律師，他給她留下了一疊簽有他名字的空白支票。她無法訪問自己的銀行賬戶，在她指稱馬耳他經濟部長在赴德國執行公務期間訪問了一家妓院后，這位部長就說服法院凍結了她的資產。

山谷的另一邊，一個正在男人窺視達芙妮的住房。他看著達芙妮上了她的車，并打電話給他的兄弟，他的兄弟正在近海的一條船上等待。當她走到半山腰時，船上的男人發了一條短信：“REL 1 = on。”

當地的一個農民聽到砰的一聲爆響和一聲尖叫。達芙妮猛拉緊急剎車，然后，油箱爆炸了，她的車沖進了一塊田地里。轟鳴聲響徹了整個比德尼亞山谷。

馬修光著腳跑下山，下午的陽光刺痛了他的眼睛。當他跑到火球邊時，他腦子里面一片空白，那變形的底盤不可能是他母親的，它看上去是白色的，而母親的底盤是炭灰色的。就在這時，馬修看到了牌照，正是她母親的車牌號，他繞著車轉了一圈，無助地尖叫著，尋找著母親的身影，他的皮膚被熱氣熏得滾燙。

當天下午晚些時候，馬修在電話中告訴他最小的弟弟，保羅，倫敦的一名學者：“我覺得她沒能逃脫。”

二兒子安德魯是一名馬耳他外交官，聽到他母親失事的消息，他堅定的走出外交部大樓，再也沒有回來。

保羅坐了最早一班飛機回家。在下降的過程中，他透過窗戶看到了整個島嶼。這個島嶼的某個地方，正躲藏著下令發動襲擊的人。這是十年來第一次，三兄弟都睡在了他們兒時的臥房里。

政府的支持者發布了一些表情包，上面有笛子和在火刑柱上受刑的女巫圖片，當他們在公共場合看到達芙妮的家人時，會故意發出爆炸聲來刺激他們。

保羅告訴我：“這些人跟網絡水軍不一樣，這些可是真實的人，還都是她的鄰居。”

達芙妮的兒子們抬著她的棺材離開了這個島，他們重整旗鼓，仔細思索前因后果。他們懷疑母親的死是一場被人安排的謀殺，這個人應該就在馬耳他。殺一個人的危險不及任由一個記者完成調查工作帶來的危險大。

為了掩蓋陰暗的秘密而殺人，這樣的犯罪古往今來都有。他們認為，在他們母親的文件中，一定會有線索。

一、馬耳他第一個女性專欄作家

第二年，孩子們發現家里的狗死在門口臺階上。達芙妮當時這樣對孩子們解釋：“狗狗一定是吃了什么有毒的東西。”過了好多年，保羅才反應過來中毒不能解釋為什么狗的喉嚨被割開了。

當達芙妮小的時候，這個國家和外界還沒有什么聯系，對外人來說，馬耳他就是一種品牌的巧克力，一種品牌的牙膏和一個品牌的牛仔褲。1964年9月，在達芙妮出生一個月后，馬耳他脫離英國宣布獨立。之后，在工黨專政統治下，這個島國經歷了后殖民時期的各種遺留問題。幾千年來，島上的語言、文化和建筑都是在歐洲、非洲和中東的入侵中融合而形的。現在，馬耳他政府與附近的殖民帝國都保持距離。

達芙妮的妹妹科琳娜在她去世后對保羅說：“那個時候你不能在學校里談論政治，一個同學會回去把你說的話告訴他們的父母。然后你的父母就有麻煩了。例如，你們的財產會被沒收，或者你會被視為國家的敵人。”

80年代初，領導工黨30多年的總理多姆·明托夫宣布將關閉該國的天主教學校。達芙妮和科琳娜并不信教，但她們參與了首都瓦萊塔加的抗議活動。達芙妮被警察逮捕并被脫衣搜身。令她困擾的是，政客們自稱是公仆，卻要求只有國王們才會要求的那種絕對的順從。當她從監獄獲釋時，她向姐姐指出，當地報紙忽視了對這場危機的報道。

1987年，明托夫的政黨失勢。新政府開放了馬耳他的經濟并申請加入歐洲聯盟。達芙妮很快開始為《馬耳他時報》撰稿。25歲時，帶著三個年幼的兒子，她成為該國第一位女性專欄作家，也是第一位在自己的觀點上署名的記者。達芙妮在去世前幾天告訴一位人權研究員：“為自己的文章署名會遭到來自兩個方面的傷害，一方面人們因為我文章的內容抨擊我，另一方面他們又不愿意相信這些文章來自一個女人之手，以前總有人問我說，‘是你丈夫還是你父親為你代筆的？’”

達芙妮是讀著英國雜志長大的，她的文章延續了英國雜志那種尖刻而帶有嘲諷的風格。政黨非常不喜歡，曾經的友誼也開始破裂。但達芙妮覺得當她寫批評親戚和鄰居的文章時，人們責備她的借口很愚蠢。她告訴他們，“我們既然口口聲聲自稱歐洲人，那你們就不能對我說，‘你可以在倫敦寫，在羅馬寫，但就是不能在瓦萊塔（馬爾他首都）寫。’”

1993年，達芙妮寫了一篇專欄文章，要求軍方首腦辭職，因為有報道稱，那位首腦曾幫助他的兒子，一名毒販，在入境時逃避關稅。

達芙妮和毒販的一個兄弟是多年的好友，她這篇專欄的第一個犧牲品就是這份友誼。第二個犧牲品是她的一個線人，被人從背后捅了一刀。第三個是她家屋子的前門，被人燒了。

為了安撫孩子，達芙妮不得不掩蓋真相，這對她來說也是一種極大的犧牲，她告訴年幼的兒子們，火是她不小心引起的，因為忘了熄滅蠟燭。當時保羅六歲，安德魯七歲，馬修八歲。之后他們在馬耳他北部的小衛星島戈佐的一座農舍里呆了兩周，孩子們不知道他們為什么不去上課。

第二年，孩子們發現家里的狗死在門口臺階上。達芙妮當時這樣對孩子們解釋：“狗狗一定是吃了什么有毒的東西。”

過了好多年，保羅才反應過來中毒不能解釋為什么狗的喉嚨被割開了。

加入歐盟的公投定于2003年舉行，在公投前夕，達芙妮的文章變得更加尖刻。她參加了一項名為Iva的運動，在馬耳他語中，Iva的意思是“是”。其口號是“為了我們的孩子”。

Iva運動陣營的最大聲討對象就是工黨媒體部門的年輕成員約瑟夫·穆斯卡特，他是一個煙花推銷員的兒子，住在比德尼亞山下的一個村莊里。他曾與該黨領袖的私人助理約會，寫過嘲諷歐盟的專欄文章，還在工黨的電視頻道主持過一個名為“布魯塞爾（比利時首都）制造”的綜藝節目，這個節目宣揚歐洲懷疑論。

達芙妮第一次遇見穆斯卡特是在1998年，當時他出版了一本書，在書中他捏造她參與了一場犯罪陰謀。其中一幅畫把政客和黑手黨之間的聯系描繪成一只章魚的觸角，其中一只觸角上有達芙妮的名字。她以誹謗罪提起訴訟，指出穆斯卡特對她懷有“敵意”，法官判她勝訴。

這種敵意是相互的。這兩個人決定著馬耳他的未來，這兩個人住的很近，當中只隔著一片橄欖林。安德魯（達芙妮二兒子）回憶說：“當時給人一種一切都懸而未決的感覺。”

工黨為了吸引馬耳他受教育程度較低、不說英語的民眾，稱達芙妮和親歐派人士，說她是自大的全球主義者。與此同時，歐洲各國政府擔心如果工黨重新掌權會發生什么。

安德魯說：“他們記得明托夫（馬耳他工黨派杰出領袖），他們擔心加入歐盟存在特洛伊木馬（特洛伊木馬：希臘軍隊用來攻破特洛伊城的木馬，泛指新介入的事物對原有體系產生毀滅性的破壞）風險。”

最終馬耳他加入了歐盟，雖然是以所有國家中最微弱的贊成票。達芙妮的兒子們當時都是十幾歲的年紀。保羅告訴我：“母親覺得這樣才對，我們終于回家了。"

安德魯在學校加入了模擬歐洲議會；馬修的朋友們開始在歐洲大陸學習和工作，馬耳他首都瓦萊塔的商店里充斥著新種類的巧克力、小飾品和衣服。保羅說：“這種變化是驚人的，就像出現了一塊新大陸，”

達芙妮告訴她的孩子們，超國家的保障措施（意指加入歐盟以后形成的多國之前相互約束相互扶持的體系）降低了重新回到系統性腐敗的可能性。保羅說：“吸引我們的是，我們加入了一個管理良好的國家共同體，但也有另一面，當歐盟想要充當一個緩沖機構，接收難民，就會遭到來自其新成員國（指馬耳他）的抵制”。

難民和移民開始從北非乘船抵達馬耳他。達芙妮為歐盟的庇護法辯護，而她的同胞們卻主張將船只在海上擊沉。

“達芙妮跪舔黑人男性”這句話用噴漆寫在了比德尼亞的一面墻上。然后縱火案開始了，先是在一名人權律師的汽車，然后是耶穌會為難民服務的工作人員的汽車。達芙妮的一只狗失蹤了，另一只被槍殺。保羅當時正在上高中，一天深夜他回到家，發現有一群人試圖燒毀房子。他們把燃燒瓶裝在輪胎里，扔向朝著山谷的玻璃門上。

達芙妮的兒子們在馬耳他上了大學，然后搬走了。馬修為英國《金融時報》開發新聞應用程序，然后隨女友去了哥斯達黎加，在那里他為調查報道機構建立了網站。安德魯加入了馬耳他的外交部門，并在柏林和新德里的大使館工作。保羅搬到了倫敦，繼續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

達芙妮的世界變得越來越小，瘋狂而逼仄。在一個95%是天主教徒的國家，離婚還沒有合法化，她寫道，她寧愿在復活節喝酒也不愿去教堂（復活節是天主教最重視的節日之一，為表現其莊嚴隆重，一些國家規定復活節不可喝酒）。

去世前不久，她還說。“騷擾隨著技術的發展而改進。”打到家里的咆哮電話確實少了，裝了大便的信封也少了。一位老人用打字機寫騷擾信給達芙妮，達芙妮以前常把這些信拿給孩子們看：“我常對他們說，‘瞧，這個瘋老頭又寫信來了。’他后來應該是死了，因為他再沒有寄信過來。”

但是暴力慢慢從現實轉移到了網上，達芙妮的忠實讀者試圖提供幫助。一位獒犬飼養者給了她一只新的警衛犬。但住在附近的一位上了年紀的村民說，這條狗給點零食就叛主。他建議道：“夫人，您還是養只鵝防身吧（歐洲某些品種的鵝彪悍異常）。”

二、達芙妮的博客每天有50萬訪客，比馬耳他人口還多

“讓警察調查和審訊那些在互聯網上寫政治文章的人，歐盟成員國不該出現這種情況。”

2008年3月的一天，馬修在比德尼亞時，達芙妮決定建立一個博客。她對當地報紙的編輯限制感到失望，于是馬修幫助她建立了一個WordPress網站。她的第一篇文章《對腐敗零容忍》是對工黨領袖的批判，長達近四千字。這個帖子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以至于服務器崩潰。六天后，馬耳他舉行了大選，工黨輸了。

同年晚些時候，約瑟夫·穆斯卡特升任工黨領袖，他再次成為達芙妮抨擊的對象。他改變了他對馬耳他加入歐盟的立場，成為了工黨在歐洲議會的代表之一。達芙妮因為這件事情和其他的問題，以越來越尖刻的語氣抨擊他，在他擔任工黨領袖的第一個月，她形容他是一只“自大的小蝦”，“已經證明了他的政黨將他提拔到超出他能力的位置上”。

她寫道，他是一個“典型的空瓶子”，他的聲音“聽起來就像一個蠢貨在夜總會排隊買伏特加”。穆斯卡特的支持者都是“文盲”，他妻子的行為就像“最粗俗、最平庸、最愛出風頭的人”，她寫道，“他的侍從們終日無所事事。”

工黨將她描述為一名黨派黑客。但其實她的攻擊是對事不對人的，她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抨擊對象是穆斯卡特的對手，同樣毫不留情面。

穆斯卡特開始嘗試通過社會自由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使政黨綱領現代化，在接下來的幾年里，他贏得了許多馬耳他青年的支持。他在競選中支持女性就業和離婚合法化，在2011年離婚法案以微弱優勢獲得通過后，他表示支持同性戀權利。

2013年，穆斯卡特在競選總理時承諾，將在該島南部港口附近建設一座新電站，使能源成本至少降低25%。馬耳他的電力來自重油（質量最差的石油，通常是船用燃料或燃料殘余，含多種有毒有害物質）。穆斯卡特的發電站將使用更便宜、更清潔的液態天然氣。

在一次競選活動中，住在老發電站附近的一名婦女告訴他，她的丈夫死于癌癥，她的八個孫子也患有哮喘。“她讓我熱淚盈眶，”穆斯卡特告訴媒體。“在我的監督下，我會關閉這家導致癌癥和哮喘的工廠。我們必須拯救這些人。我不想任何孩子生病。”

那時，達芙妮的博客每天有超過50萬的訪客——比馬耳他的人口還多。大選前夜，一位名叫基思·阿諾的兇殺案偵探被派往達芙妮家中逮捕她。根據馬耳他法律，新聞媒體不得在投票后24小時內發表與選舉有關的內容，達芙妮剛剛在她的博客上嘲笑穆斯卡特。

獲釋后，她告訴記者，“讓警察調查和審訊那些在互聯網上寫政治文章的人，歐盟成員國不該出現這種情況。”

第二天早上，工黨以后殖民時代以來馬耳他歷史上最大的優勢贏得選舉，穆斯卡特成為總理，那年他39歲。

2016年初，馬修住在柏林，與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一起調查一起史無前例的數據泄露事件。有人潛入了巴拿馬律師事務所莫薩克馮塞卡的電子郵件服務器，向記者們提供了超過1100萬份文件，揭露了全球離岸金融體系的內部運作。對這些被稱為“巴拿馬文件”（Panama Papers）的文件展開調查，在六大洲掀起了抗議和反洗錢運動。

“世界上大多數錢都是這樣儲存和流動的，”馬修說。“離岸銀行、離岸空殼公司、離岸會計師事務所，地下錢莊。當你看到路邊的一家銀行分行時，你實際上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在穆斯卡特的領導下，馬耳他已成為這種活動的中心，吸引了大量外國資金，卻對其來源視而不見。

國際調查記者聯盟與來自80個國家的100多名記者合作，整理了這些資料。馬修受雇為該項目建立網站后審查了這些文件，他建議該聯盟不要與馬耳他記者分享文件。

穆斯卡特的顧問說，“我很早就懷疑《馬耳他時報》的總經理與基思·舍姆布里（穆斯卡特另一位顧問）有犯罪關系，這是一個典型的回扣案。舍姆布里擁有一家印刷和造紙公司，他向《時報》收取了過高的服務費，并把一部分利潤交給了該報總經理名下的一家空殼公司。”(不久后便辭職的《馬耳他時報》的總經理否認有任何不當行為。)

馬修打電話給他的母親，告訴她，他在數據中發現舍姆布里擁有自己的空殼公司。穆斯卡特的能源部長康拉德·米茲也是如此。米茲目前負責的發電站項目曾是工黨贏得競選的關鍵。穆斯卡特獲勝五天后，一位馬耳他會計師就開始在巴拿馬設立公司。

達芙妮多年前就覺得這個發電站項目毫無意義。上屆政府曾修建了一條通往西西里島的海底電纜，現在這條電纜將馬耳他直接連接到歐洲電網。她認為馬斯喀特的發電站是多余的、昂貴的、不可靠的，而且很可能是把納稅人的錢分配給政治盟友和朋友的一種掩護。

她在大選幾個月后寫道，“個人和企業資助政黨，以便在政府中充當‘配角’，并獲得投資回報，在馬耳他，這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在其他地方，這被稱為腐敗。”

馬修要求他的母親在4月份之前保持沉默，屆時國際調查記者聯盟會公布巴拿馬文件。但是，在二月初，在與能源部長米茲的一次緊張交鋒后，她發布了一份說明，關于工黨成員與巴拿馬文件的關系。

整件事情掀起了軒然大波。

巴拿馬文件牽涉到新西蘭的信托公司、英屬維京群島的公司、黑山共和國的項目、馬耳他權貴在上海和迪拜的秘密賬戶。馬修告訴我：“這就像俄羅斯套娃——你打開上面的一個，下面還有一個。”

第三家空殼公司名叫艾格，與穆斯卡特內閣成員所有的空殼公司同時成立。但是會計特別小心地隱藏了艾格所有者的身份。在該會計師與巴拿馬合伙人的電子郵件通信中，他說他只能通過加密電話透露艾格所有者的姓名。這封郵件，提到了能源部長米茲和穆斯卡特顧問舍姆布里的名字。

達芙妮寫道：“多么令人難以置信的腐敗，更可怕的是，他們不是在厭倦權力，受到腐敗誘惑后做了這些事，而是專門為了腐敗去奪取的權力”。

在米茲上任后不久提交給議會的一份聲明中，他曾多報了25萬歐元馬耳他銀行的余額，似乎是為了給以后的資金正式入賬做好鋪墊。(米茲否認有任何財務違規行為。)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馬耳他已經成為歐盟吸引黑錢的入口。保羅說：“如果你允許一家自助洗衣店經營的銀行在馬耳他開業，那就相當于在德國或法國也開業了。非法資金一旦越過邊境，就完全進入整個歐洲市場。”

一名伊朗銀行老板明目張膽地違反國際制裁，通過其在瓦萊塔的分行洗錢，根據穆斯卡特政府發起的一項投資計劃，俄羅斯寡頭購買了馬耳他護照。穆斯卡特還前往貝魯特和迪拜參加“公民研討會”兜售護照。

在多次演講中，穆斯卡特誦讀圣人的祈禱文，開頭是：“上帝啊，讓我成為您和平的工具”。達芙妮針對他到處賣護照，寫了一個新的版本：“亨利，讓我成為你推銷護照的工具吧，在絕望的地方，讓我獲利；在黑暗的地方，讓我給它一張銀行牌照吧。”

接連不斷的丑聞并不影響穆斯卡特的人氣。他站在能源部長米茲和舍姆布里一邊，駁回了關于艾格所有權的問題。當一名當地記者問穆斯卡特，巴拿馬文件的調查結果是否損害了馬耳他的聲譽時，他回答說，馬耳他的聲譽如果有什么損害的話，那就是從比德尼亞開始的（達芙妮住在比德尼亞）。

在將近一年的時間里，達芙妮不斷地懷疑艾格公司是穆斯卡特的。然后，一家銀行的吹哨人告訴達芙妮，艾格屬于穆斯卡特的妻子米歇爾。

不久之后，吹哨人逃到了希臘。馬耳他金融情報分析部門的首席調查員告訴他的上司，如果他能獲得正確的納稅申報、銀行對賬單和工黨檔案，他可以在72小時內查出艾格的所有者。第二天早上，他就被解雇了。與此同時，馬耳他總檢察長不鼓勵警方調查與巴拿馬文件有關的任何事項。(一份由馬耳他地方法官進行的獨立審查發現，沒有證據表明穆斯卡特與艾格有任何關系，也無法確定其所有者。)

政府的內部報告本應交給警方去調查，結果卻被撤銷了，所以消息泄露給了達芙妮，把她從一個專欄作家變成了島上最多產的調查記者。她并不總是能準確把握細節，但她洞察力驚人，而且無所畏懼。

保羅說：“ 穆斯卡特傷害我們體系的手段之一，就是把我母親暴露在對真實內幕一無所知的公眾面前。”

工黨立了一塊印有達芙妮面孔的廣告牌。達芙妮寫道，“以前從未認出我的人開始認出我了”。有人拉下車窗，大聲辱罵她。在該黨的電視臺上，政府官員、穆斯卡特的密友格倫·貝丁菲爾德主持了一檔節目，經常把達芙妮描繪成一個瘋瘋癲癲、長著鷹鉤鼻和疣子，發出陰仄笑聲的女巫——一邊喝著威士忌，一邊寫著亂七八糟的文章。

貝丁菲爾德還為總理辦公室開了博客，寫了一千多篇關于她的文章，公布了公眾寄來的達芙妮的照片，嚴重影響了她在島上的生活。

保羅說，“母親就像在監獄里一樣，她上次去海灘的時候，人們給她拍照，然后在照片上做手腳，讓她看上去大腿更大，手臂更松弛”。達芙妮的支持者也被騷擾，她常去的一家咖啡館經常讓她單獨呆在里面，然后咖啡館被警察以審計的名義查抄了。警察們打碎了玻璃杯，各種家具被扔了一地。

2017年夏天，達芙妮的二兒子安德魯突然從新德里的崗位上被召回馬耳他。他說，那個時候，駐新德里大使館里關于購買馬耳他護照的詢問越來越多。他說：“這是一種恥辱，馬耳他的處境變得很尷尬。”

達芙妮把二兒子安德魯的調職看作是對她工作的報復。為此她停止寫作有兩個星期。據小兒子保羅說，她幾乎完全放棄了。

達芙妮的丈夫彼得對歐盟官員說：“她對我們國家的現狀越失望，就在我們的后院種很多的樹和美麗的花，用我一個兒子的話來說，當這個國家離她所堅持的歐洲價值觀和行為規范越來越遠的時候，達芙妮在我們家后院創造了一個美麗的平行世界。”

曾在歐洲人權法庭任職的馬耳他前法官喬瓦尼·博內洛預見了達芙妮的死亡。后來，當保羅問他怎么知道的時候，博內洛回答說，憲法制度的強大程度取決于執行它的人。他說：“法律會有漏洞的，就像前任政府也不完美。”

但現在，這些弱點正被“那些不在乎誠信的人”利用。他說，一旦逍遙法外成為標準，“像達芙妮這樣孤獨的聲音就會被扼殺。”

達芙妮在爆炸發生前幾分鐘寫下了她人生的最后幾句話：“眼目所到之處全都是騙子。形勢已經到了讓人絕望的地步。”

三、驚慌失措的出租車司機

六月，穆斯卡特贏得了連任。那天晚上，凡奇打電話給西瑪，當時他喝醉了。他說，暗殺行動又開始了，“動手吧。”

達芙妮去世后幾天，在瓦萊塔（馬耳他首都）西南的船廠貧民區馬爾薩，一位38歲的出租車司機西瑪，驚慌失措。因為他剛剛在新聞中看到，一個美國聯邦調查局小組飛抵馬耳他，協助警方調查達芙妮的死亡案。

西瑪對達芙妮并無敵意。他不懂英語，也沒讀過她寫的東西，他們的生活只有過一次交集。那天達芙妮的輪胎在波托馬索的希爾頓酒店附近被割破了，那是一個豪華公寓的私人建筑群，西瑪在那里有一個出租車位置，當他看到她被困在那里，就讓她搭車回家。

要想在希爾頓酒店擁有一個出租車位并不容易，從這個角度來說，西瑪認為自己還算幸運。他從小無父無母，眼睜睜地看著瑪爾薩造船廠破敗不堪，而金錢和發展卻涌向島上的其他地方。船只生銹了，人口也越來越少。

二十多歲的時候，西瑪在馬爾薩的賽馬場下注，在那里他結識了一個寡頭的孫子尤根·凡奇，兩人年齡相仿、志趣相投。不久，西瑪就成為凡奇的私人司機。

十年見，凡奇發起了幾次商業投資，成為馬耳他最富有的人之一。西瑪很敬重他。他在鄉下的一個農莊為凡奇和他的朋友們準備飯菜，幫助安置他的妻子和孩子。作為回報，西瑪才獲得了希爾頓酒店的這個出租車位，并見識了一個擁有兩艘游艇的男人的奢華生活。

在學生時代，凡奇就把意大利總理、電視大亨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當作偶像。凡奇寫道：“讓我著迷的不僅僅是他的財富和知名度，還有他的個性和魅力，以及他如何走上巔峰的傳奇經歷。”

當時他不過12歲。

凡奇很了解穆斯卡特，他們兩人和穆斯卡特顧問舍姆布里在WhatsApp上還有個聊天群。隨著穆斯卡特的當選，2013年，凡奇成為了發電站重要的利益相關者。

2017年初春的一天，凡奇把西瑪叫到波托馬索（馬耳他的一個小鎮）的一家餐廳，問他是否知道如何與喬治聯系，有一條街就以喬治命名，他是馬爾薩有名的殺手。

“我認識他，但和他沒什么聯系。”

凡奇說，“想辦法聯系他，叫他去殺了達芙妮“。他還說，達芙妮會公布有關他叔叔雷蒙德的信息，很糟糕。雷蒙德是家族商業帝國的掌舵人，他的名字曾在巴拿馬文件上出現了50多次。

西瑪打電話給喬治的哥哥阿伏得，阿伏得只問了一個問題：“多少錢?”

喬治兄弟想要15萬歐元。凡奇同意了，但隨后又通知西瑪讓殺手暫時按兵不動。那年6月，穆斯卡特準備競選連任。凡奇可能覺得在穆斯卡特下一個任期確定之前殺了她太冒險了。

5月，凡奇讓西瑪去總理辦公室，在那里他受到了穆斯卡特顧問舍姆布里的歡迎。舍姆布里帶他參觀了一圈后，他們還合影留念。然后舍姆布里打電話給一個下屬，讓他和西瑪談談新工作的事。

面試只用了兩分鐘。西瑪當時覺得很驚訝：“我已經有工作了。”

盡管如此，他還是被政府公司雇傭了。他后來說：“我甚至從來沒去上過班，我也不清楚我的工作內容是什么。”但西瑪受寵若驚，他覺得自己仿佛受到了國家權力中心的重視。穆斯卡特的參謀長給他煮了一杯濃咖啡，沒有人提到達芙妮，也沒有提到喬治兄弟的暗殺計劃，但西瑪把這份假工作理解成他作為中間人的報酬，也是政府支持他的保證。

六月，穆斯卡特贏得了連任。那天晚上，凡奇打電話給西瑪，當時他喝醉了。他說，暗殺行動又開始了，“動手吧。”

喬治兄弟開始跟蹤達芙妮和她的丈夫，監視他們的房子，摸清她活動規律，他們發現達芙妮大部分時間都呆在家里。他們買了一支步槍和一個瞄準鏡，并設置了沙袋，把武器固定在山谷對面的一堵墻上，在那里他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起居室。

由于距離太遠，他們最終改用了汽車炸彈方案。

暗殺行動拖到了夏天還沒有進展，凡奇有點等不及了，他催促西瑪讓喬治兄弟趕緊下手，說他已經把所有的隱患都解決了，除了達芙妮。

西瑪意識到凡奇這么做不是為了保護他的叔叔，而是為了保護自己。喬治兄弟在同伙的幫助下殺了她，西瑪交給他們十五萬歐元的現金。

現在，在得知美國聯邦調查局參與調查之后，西瑪匆忙趕到馬耳他唯一的一棟摩天大樓，在那里的21層，他發現凡奇正在與一名來自阿塞拜疆的寡頭會面，這位寡頭也持有穆斯卡特發電站的股份。西瑪對凡奇說：“我很害怕。”凡奇向他保證，美國人只是協助調查，馬耳他警方將處理此案。

聯邦調查局小組很輕松地從手機發射塔的數據中識別出了喬治的身份。盡管喬治兄弟曾使用的是一次性電話，但他們也曾帶著自己的私人電話去過比德尼亞，他們的手機向信號塔發出過信號。

兇殺案發生五個星期后，凡奇打電話給西瑪：“我們現在有一個大麻煩。”一個完全了解調查進程的線人透露了一些信息：聯邦調查局找到了引爆信號指令“REL 1 = ON”。

凡奇讓西瑪趕緊通知喬治兄弟，將會有人來逮捕他們。兄弟倆把手機扔在港口，平靜地等待著警察的到來。一周后的12月4日，馬耳他軍隊和警察襲擊了喬治兄弟的藏身之處——碼頭邊一個廢棄的土豆棚子。兄弟倆拒不認罪，并拒絕回答警方的任何問題。

穆斯卡特稱這次逮捕行動是追求正義的重大突破。達芙妮的兒子們告訴我們，不找出幕后真兇，這兩個殺手的落網在他們眼里跟找到一把槍或一把刀沒什么兩樣。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穆斯卡特的工作人員散布有關達芙妮家人的陰謀論。為什么馬修晚上把車停在大門外？他們問道。他參與了這一陰謀嗎？

在達芙妮家人拒絕向馬耳他警方交出達芙妮的筆記本電腦后，抗議活動升級，因為筆記本電腦里有達芙妮與機密消息人士的通信。

格倫·貝丁菲爾德（政府官員、穆斯卡特的密友，曾寫過1千多篇詆毀達芙妮的文章）在他的博客上寫道：“為什么不敢交出來？這些人要隱瞞什么?……讓這起謀殺案懸而未決，這樣他們就能把責任推給工黨，這對他們來說究竟有什么好處呢？”

用英語和馬耳他語印制的專業橫幅出現在一條高速公路和一座繁忙的立交橋上，“為什么有人藏著達芙妮的筆記本電腦？” 穆斯卡特顧問舍姆布里召集了記者，在匿名的情況下，他們的報紙充斥著虛假信息和謊言。

在社交媒體上，穆斯卡特的官員們用達芙妮生前最后一句話來表達他們對她家庭的暗諷，“情況真是讓人絕望。”

達芙妮的兒子們在英國鄉下租了一所舊房子。保護記者委員會為他們提供安全培訓的費用補貼，達芙妮的姐姐科琳娜也提供了資助。幾天來，一群前英國特種空軍對他們進行了急救、防守型駕駛、監視探測以及如何在汽車中尋找炸彈等方面的安全培訓。

“必須讓自己忙碌起來，才能不去想到底發生了什么，”保羅說，“真的，從那天起，我們就再也沒有輕松過。”

在達芙妮去世前的幾個月里，穆斯卡特發電廠項目背后的財團電氣體公司的舉報人，一直在向她傳遞公司的電子郵件和其他文件，這些文件幾乎是實時的。馬修幫助母親接收并整理了這些文件，他告訴我：“但我不知道誰是告密者。”

四、達芙妮計劃：全世界的記者都和三兄弟一起行動

“我妻子像鬼一樣看著我，我父親驚慌失措。他的兒子們都沒有工作。”

兇殺案發生后，馬修找到了線人，并帶回了一個存儲有泄密文件的硬盤。

《衛報》和路透社的記者來到達芙妮兒子們藏身的這棟鄉間別墅。隨后，達芙妮的兒子們前往倫敦，與這群記者一起整理母親的調查材料，比起馬耳他警方，他們更信任這些記者。

記者的領導者是法國記者勞倫·理查德，他成立了一個名為“禁忌故事”（Forbidden Stories）的非營利組織，啟動了達芙妮計劃，來自15個國家18家出版物的45名記者參加了工作，幫助遭到監禁或殺害的記者，完成他們的調查。在過去的幾年里，他的任務一直是打擊犯罪背后的動機。理查德寫道，“即使你成功地阻止了一個記者，你也阻止不了事實大白于天下。”

保羅說：“因為馬耳他的腐敗問題是如此嚴重，你不能指望警方會盡最大努力。你不能自我安慰說，地方法官會主持正義。我們不敢浪費時間，以免另一方力量有機可乘。”

馬修和安德魯聯系了美國金融家和政治活動人士比爾·布勞德。布勞德曾成功游說國會對俄羅斯政府實施制裁，此前他的朋友兼同事謝爾蓋·馬格尼茨基被俄羅斯政府拘留并殺害。

布勞德建議：“每天至少做三件事來激怒他們。你們有三個人。這應該不難。”

安德魯利用他的外交關系為歐洲理事會在斯特拉斯堡舉行的下一屆會議做準備。保羅說：“很明顯，被害者的每一個家庭成員都不應該讓他們的生命白白逝去。”

這項工作對他的健康造成損害。他繼續說道：“我妻子像鬼一樣看著我，我父親驚慌失措。他的兒子們都沒有工作。”

他的兄弟們搬到圣馬洛一家孤兒院遺址，每次保羅去看望他們時，“馬修總是穿著同一件衣服。”

在開往斯特拉斯堡的火車上，保羅起草了一份議案，請求任命一名馬耳他特別報告員，馬修則在電話里咨詢了一名律師。

“我的兄弟和我不是非政府組織，我們以前也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馬修說。“我從Java編程轉行到這個領域的。”

他們有一下午的時間收集理事會成員的議案簽名。保羅說：“我們就像煙草公司的銷售代表，挨家挨戶地敲門，走訪每一個成員，向他們闡述馬耳他的制度缺陷。到那天結束的時候，因為我們分發了太多文件，所以一時無法統計到底多少人簽了名。”

兄弟倆都睡在一個酒店房間里。當天晚上，他們收到一條消息，說他們的議案收到的簽名比議會歷史上任何一次都多。這是除俄羅斯之外，第一次有國家被指派特別報告員。

“馬耳他的法治因其制衡制度的極端薄弱而受到嚴重破壞，”報告員后來指出，腐敗官員 “在穆斯卡特總理的親自保護下，可以逍遙法外”，并呼吁馬耳他應該對導致達芙妮死亡的情況進行獨立的公開調查，“如果馬耳他不能或不愿糾正其弱點，那歐洲機構必須進行干預”。

穆斯卡特此前起訴達芙妮，因為達芙妮寫信說他的妻子是艾格空殼公司的所有者。現在他仍拒絕撤訴。根據馬耳他法律，該訴訟和其他47項訴訟的責任轉移給她的繼承人。該家族可能要承擔近50萬歐元的潛在責任，因為這些案件的消息來源是保密的，而主要證人已經死亡。

兒子們建立了一個慈善基金會，為他們的法律辯護籌集資金，并培訓當地記者調查技巧。保羅簽了一份合同，為他母親寫一本傳記，并將所有收入捐給基金會。

2018年3月，馬修回到馬耳他，在一條巨大的橫幅上印了三個問題：“警察局長，為什么舍姆布里和米茲不在監獄里？”，“穆斯卡特，為什么你的妻子不被警察調查?”，“在達芙妮提出了這些疑問后，是誰付錢把她炸死的？”

他把條幅掛在位于老面包房街的一棟二層公寓外面，這棟公寓位于瓦萊塔旅游區的中心地帶。當地規劃部門把它撕了下來，馬修以盜竊罪向警方報案，然后又掛了一幅橫幅，還在上面加了一行字，“這是我們的第二條橫幅，第一條被偷了。”

在法院對面的一個廣場上，活動人士用蠟燭、鮮花和照片為達芙妮立了一座紀念碑。在接下來的幾百個夜晚，司法部長每天晚上都下令將其移走，第二天早上，活動人士又修建新的紀念碑。

五、部長辭職了，總理顧問辭職了，總理也辭職了

據了解調查情況的人士說，如果把凡奇的電話內容公開，將“讓這個國家震驚”。

這起兇殺案的首席調查員是基思·阿諾，正是2013年大選前夕逮捕達芙妮的人。他和他的同事、探長庫爾特·扎拉對洗錢、政治和腐敗的復雜性并不熟悉，他們的本行是調查幫派事件，家庭暴力和常規的謀殺案。比如戈佐島的一位老人用一條魚打了他的妻子，她從樓梯上摔下來死了，然后他把兇器煮了吃了之類的案件。

在達芙妮被暗殺之前的四年里，島上共發生了五起汽車爆炸事件，都沒有破案。但這些受害者都參與了燃油走私，馬耳他精英階層普遍認為，如果是罪犯之間的自相殘殺，那就沒什么大不了的。

自喬治兄弟被逮捕以后，就再也沒發生過爆炸案。

在需要的時候對謀殺視而不見，馬耳他這樣的傳統400年前就有了。1607年，卡拉瓦喬（著名意大利畫家）在羅馬打死一個人后，到瓦萊塔尋求庇護；馬耳他騎士們熱情地歡迎了他并封他為騎士。作為回報，他們得到了他的幾幅畫作，其中兩幅現在仍懸掛在瓦萊塔最大的教堂里。

調查員阿諾和扎拉會去尋找證據，至于證據會怎么處理，這就不是他們能控制的了。喬治兄弟需要錢請律師。2018年初，阿諾和扎拉注意到，有一連串的訪客帶著現金出現在監獄里。他們似乎都是鏈條的一部分，每個人都只知道是誰給了他信封，又該把它交給誰。

鏈條上最后一個人完全不知道錢是從哪里來的——只知道他必須要拿到一張收據。

不久之后，喬治一家聘請了全國最昂貴的律師之一。阿諾和扎拉監聽了兄弟倆的電話，發現當他們和另一個兄弟馬里奧聊天時，房間里經常有另一個男人，幾句寒暄之后，馬里奧就會把電話遞給那個男人。

警察在馬里奧家外設置了監視裝置。一天，一輛白色出租車停了下來，一個30多歲、略顯矮胖的男人走了進去。在給被關在監獄里的喬治兄弟打了個電話后，他再次乘上出租車。警察跟著出租車來到了波托馬索的希爾頓酒店，正是西瑪遇到他老板凡奇的那家酒店。

幾個星期后，穆斯卡特迫于壓力批準了對西瑪和凡奇的竊聽請求，只有他作為總理可以授權。凡奇幾乎馬上就覺察到了警察的監控，并通知西瑪他們必須開始通過加密的應用程序進行交流。

有一次，西瑪在非加密線路告訴一個朋友，凡奇的行為讓他不安。幾個小時后，凡奇責備他的粗心大意；凡奇甚至得到了西瑪的所有電話信息。他強迫西瑪把朋友叫回來，說他們之間的關系僅僅是關于希爾頓酒店的那個出租車位。

西瑪感覺自己已經完全暴露了。凡奇與負責謀殺案調查的副警察局長西爾·萊塔關系密切。萊塔是凡奇鄉間別墅的常客，西瑪曾在那里為他們燒烤。在西瑪被確認為中間人之后，凡奇把萊塔視為貴賓，帶他去英格蘭和烏克蘭觀看足球比賽。

對西瑪來說，凡奇不是接近權力，他就是權力本身，西瑪從他的老板那里了解到的關于警方的調查結果，都是經過他的老板篩選過的。他開始感覺到自己是顆棄子，處境岌岌可危。

為了自保，西瑪寫了一份新的遺囑，他把手機調到飛行模式，藏在襪子里，開始偷偷記錄他和凡奇的會面。在一次談話中，西瑪了解到，雖然穆斯卡特的顧問舍姆布里看上去像是暗殺的主謀，但他很可能是案發后才知道這起謀殺案。凡奇說：“當我告訴舍姆布里謀殺案的時候，他的態度相當冷峻，說你應該在你做那些事之前來找我。”

西瑪開始酗酒，并服用抗抑郁藥。舍姆布里派了穆斯卡特的一名保鏢，前情報機構成員肯尼去調查西瑪。為了安撫人心，肯尼讓西瑪轉告喬治弟兄，他們很快就會獲得保釋，外加每人100萬歐元的報酬。但西瑪變得越來越不安。

2019年初，凡奇參加了穆斯卡特45歲生日的一個小型派對，地點在馬耳他鄉村的一個狩獵小屋。凡奇給了穆斯卡特三瓶法國著名酒莊的葡萄酒，一瓶是穆斯卡特出生那年的酒，兩瓶是他的雙胞胎女兒年份的酒。然后，據凡奇說，穆斯卡特私下里告訴他要小心，西瑪有點松動了，他講電話的時候嘴巴不夠緊。

凡奇試圖通過黑網購買氰化物和一把消音器手槍，但兩筆交易都沒有成功。2019年11月，在達芙妮被謀殺兩年多后，警察包圍了西瑪的車。幾個星期前，他就被警告說，警方將以他參與地下彩票的罪名指控他洗錢，一旦他被拘留，警方有就可能盤問他達芙妮的謀殺案。他曾安排賄賂一名官員安插在這個案子。現在，他驚恐地發現，那個被買通的黑心警察不在這里。

西瑪從車里拿了一個冰淇淋盒。他堅持要把它帶到警察局，并說他需要當著阿諾探長的面打開它。在審訊室里，阿諾看著他抽泣著撬開盒子，倒出里面的東西。里面有一張總理辦公室西瑪站在舍姆布里旁邊的照片，一堆記錄著他的秘密錄音的U盤，還有一張手寫的便條:

“我，梅爾文·西瑪，在此聲明，我就是達芙妮女士謀殺案的中間人。我寫下這個聲明是為了讓你們知道是誰雇用了我并為炸彈付錢。我之所以這么做，是因為我意識到這兩個人，凡奇和舍姆布里，正在努力擺脫我。所以我準備了這個證據，以防萬一我被滅口，你們還可以知道整個真相。”

研究達芙妮檔案的記者發現，穆斯卡特發電廠的合同毫無意義，除非它是一種獲取公共資金并將其分配給股東的方式。馬修告訴我：“他們搶走了所有人的錢，這個項目就像一個蓄水池，蓄滿了整個馬耳他人民的血汗錢，然后一次性拿走。’”

阿塞拜疆的石油公司也參與了這筆交易，《衛報》調查記者朱麗葉調查的結果是，阿塞拜疆人在為馬耳他官員洗錢并收取回扣。其他的利益相關者，比如凡奇，光是為了犒勞他在轉移財產上的一些特別重大的“功績”，就獲得了上百萬的“成功費”。馬修說：“那個公司本身，它也不過是一個空殼，他們好像有四名員工。就是那個國家主要電力來源的發電站項目的員工，對，就是四個人。”

達芙妮還沒有確定腐敗的全部規模，但她已經接近了。她寫道：“我發現這個集團在利用一家名為17 Black的公司，這家公司是在阿聯酋注冊的。”該公司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向舍姆布里和米茲的巴拿馬空殼公司轉移約200萬歐元。但是，她接著說，“17 Black的最終受益人是隱藏的。”

現在，路透社的斯蒂芬發現，17 Black的主人正是凡奇。

“他是幕后操縱者，”馬修說，“我們可以從泄露的電子郵件中看出，這個家伙控制著一切。每次出現問題，其他董事和經理就會告訴他，‘凡奇，幫我們聯系一位部長。’他們無論做什么事都得聽從他。’”

馬修補充道：“你得看看整個情況是多么的意外。”

來自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大陸，很多信息之間毫無關聯，都是一些碎片。“想象一下，還有多少東西沒有發現，還有多少東西沒有被泄露。莫薩克馮塞卡律所（被發現“巴拿馬文件”的律師事務所）甚至還不是巴拿馬最大的律師事務所!”

馬修繼續調查空殼公司和金融犯罪，并宣講應該解散發電站背后的電氣體公司。“人們似乎認為企業是一種自然的力量，”他告訴我。“我們能做些什么，比如，確保這家公司不會繼續從謀殺和腐敗中獲利？我們能做的太有限。這家公司是壟斷企業。”

他指著角落里的一盞燈繼續說道，“燈亮著的每一秒鐘，都有錢被送到凡奇、他的家人和項目的其他股東手中。我的余生都要繼續這樣做嗎？繼續付錢給那些貪污腐敗并且直接導致我母親被謀殺的人？”（電氣體公司否認腐敗指控。）

到2017年初，電氣體公司已經耗盡了馬耳他政府6億歐元的貸款。馬修說，“除了我媽媽，每個人都在把這些事情分開來看，沒有想到它們之間的聯系。”如果達芙妮能完成她的工作，“他們就不能達成新的協議了，歐盟會懷疑它的合法性。但是他們急需在年底前達成這個新協議以進行再融資。所以他們做了什么呢？殺了我的母親，然后幾周后，他們順利拿下了新協議。”

在西瑪被捕的消息公布之前某一天晚上，穆斯卡特打電話給舍姆布里討論凡奇。然后舍姆布里打電話給凡奇，午夜已過，他們談了大約20分鐘。打完電話后，舍姆布里處理了他的手機。凡奇拿了21張SIM卡和7000歐元現金，登上了他的一艘游艇。他向西西里島方向出發，但被馬耳他武裝部隊攔截并被軟禁。

凡奇長期患有焦慮癥，最近在他位于戈佐島的醫生家中度過了一段時間，在那里他把鎮靜劑和可卡因混合使用，喃喃自語地暈了過去。現在他病情發作了，醫生帶著一張鎮定劑處方，動身去往凡奇位于波托馬索的家里。

在他到達之前，醫生接到了舍姆布里的電話，舍姆布里讓醫生先去他家并遞給他一疊文件，要他送給凡奇。當醫生到達波托馬索時，他想把文件遞給凡奇的一個律師，但是凡奇怒氣沖沖地把文件搶走了。醫生剛走到門口，他就聽到凡奇壓低聲音說道：“如果我倒下了，他們也會跟著我一起倒下。”

舍姆布里的文件包含了一份精心打印的背景資料，目的是為了將達芙妮的死嫁禍給另一名政府部長。這份文件長達四頁多，每一個環節都設計地滴水不漏，甚至包括西瑪的秘密錄音內容。這個文件會對其他確鑿的證據做出合理的反駁。

幸虧這個精心設計的劇本首先落到了警方的手里，凡奇和他的醫生后來都證明了它的來源（舍姆布里否認他寫了這份文件，以及其他幾乎所有的事情。）否則的話，凡奇已經編輯了舍姆布里的劇本，稍微潤色一下，就可以顛倒黑白了。

在警察審訊凡奇的最初幾分鐘里，他雙臂交叉，悶悶不樂地坐在那里，一言不發。他請求特赦，但是穆斯卡特拒絕了。然后扎拉問起達芙妮被殺的事，凡奇說話了。他說：“我必須說的是，可以肯定的是，一切是舍姆布里先生謀劃的。”

他戴著黑框的厚眼鏡，穿一件黑色高領毛衣，說話聲音粗啞。他補充說：“還有一個人知道是舍姆布里策劃了這起謀殺。”

“另外那個人是誰？”扎拉問道。

“總理約瑟夫·穆斯卡特。”

穆斯卡特否認與暗殺事件有任何牽連。凡奇被捕那天，成千上萬的人游行到議會，高喊達芙妮的臨終遺言：“形勢非常危急。”

他們高呼他們的領導人腐敗，他們是刺客、是黑手黨。就好像達芙妮的死，證明了她的專欄所寫的一切都是真的。保羅跟我說：“這是第一次，所有人都明白這是一起國家支持的暗殺。”

保羅在前一晚已經回到馬耳他，現在他和他的兄弟們加入了抗議者包圍議會的行列。安德魯回憶說：“當時的計劃是等部長們離開議會，就向他們扔雞蛋和硬幣，然后對他們喊話。后來有人跑過來說，‘他們從后面逃跑了！’”

政客們慌忙跑進瓦萊塔城堡周圍的一條舊護城河，躲在一座橋下，選民們稱他們為“老鼠”和“懦夫”，并向他們吐口水。保羅說，“想想這會對公眾造成什么影響，看到你們的統治階級淪落到這種地步。”

保羅當時正在錄制一個關于他母親被謀殺的播客，和一個制作人一起來到瓦萊塔。他說：“這是兩年來我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希望和正義，這感覺好極了，但我內心深處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憤怒。他們起訴她，她死后，他們繼續起訴我們。他們一直否認罪行，他們不斷指責我們誹謗他們，說馬修參與了她的暗殺。他們說我們瘋了，說我們完全錯了。他們還說我們腐敗。現在看到他們一個接一個地倒下，相互揭發罪行，他們丑惡的嘴臉比什么都讓我生氣。”

夜幕降臨。一艘船錨拋到了海底，撞壞了從西西里輸送電力的電纜。穆斯卡特的新發電站第一次被要求為全國供電。商店的燈光和街燈閃了那么幾下，然后徹底歇火了。

隨著抗議活動的繼續，穆斯卡特召集內閣，聽取阿諾的緊急報告。一直持續到凌晨三點。保羅說：“時不時地，我們會看到一位部長站在窗口，拉開窗簾，看看我們是否還在那里。”然后穆斯卡特出現了，人群中爆發出一片噓聲。一排雞蛋濺到他的保鏢身上，他們趕緊把他送上一輛汽車，離開了瓦萊塔。

他說：“在那個時刻，我感受到，民眾看到他們的領導人軟弱無比，他們從那一刻起就再也不會擁戴他了。

舍姆布里宣布辭職，幾小時后，他被捕了。隨后米茲辭職，最后，穆斯卡特也辭職了。

凡奇的手機內容引發了幾項新的刑事調查。(凡奇現在否認與謀殺有任何關聯，他的律師稱他是被舍姆布里和西瑪欺騙的受害者。)

據了解調查情況的人士說，如果把凡奇的電話內容公開，將“讓這個國家震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