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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企業研究所（AEI）網站近期載文稱，共和黨內部在外交政策上可以劃分為三派，隨著特朗普連任失敗，共和黨內圍繞外交政策的辯論將進一步被激化。

文章摘要如下：

在聽到拜登組建外交政策團隊的消息后，有的共和黨人批評他們是“禮貌而有序地看著美國衰落的人”，有的則把這個團隊貶為一群“戰爭狂熱分子”。之所以出現不同聲音，是因為共和黨內部在外交政策上存在分歧。沒有了特朗普這位起到凝聚作用的共和黨總統，這些分歧將浮出水面。

共和黨圍繞外交政策分為三派

全美范圍內的保守派和共和黨人可劃分為三個不同的群體：外交政策行動主義者（foreign-policy activists）、外交政策強硬派（foreign-policy hardliners）和外交政策不干涉主義者（foreign-policy non-interventionists）。

共和黨外交政策行動主義者支持美國建設海外基地、實施對外援助計劃和打造強大軍隊。他們認為，美國在其主導的海外伙伴關系秩序中是領袖；他們愿意支持國際組織，面對美國的對手通常不會讓步；他們傾向于與美國盟友達成開放的貿易協議。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四五年前，共和黨外交政策行動主義者在黨派內部的外交政策辯論中發揮了主導作用。目前，這群人在參議院中的代表人物包括馬爾科·魯比奧（Marco Rubio）、南卡羅來納州聯邦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和猶他州聯邦參議員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美國前常駐聯合國代表尼基·黑利（Nikki Haley）也是主要人物。

共和黨外交政策不干涉主義者反對在海外進行武裝活動，認為美國的軍事聯盟帶來的麻煩多過好處，并對向特定對手作出外交妥協持開放態度。他們呼吁撤銷美國在海外的軍事承諾，削減國防開支。這一群體雖未構成共和黨選民的多數，但卻是少數中的多數，可以進一步細分為兩大流派：自由意志主義者（Libertarian）和民粹主義者（Populist）。

自由意志主義者熱衷于自由貿易，認為美國廣泛的軍事承諾是對公民自由和國內有限政府的破壞；民粹主義者更有可能是保護主義者，對針對美國特定競爭對手的強硬政策持開放態度。不過，雙方都對“無休止的戰爭”表示擔憂。前者的代表人物有肯塔基州聯邦參議員蘭德·保羅（Rand Paul），后者的代表人物除了特朗普外，還有福克斯新聞的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不過華盛頓大多數外交政策建制派并不重視塔克。

然而，大多數觀察人士未注意到的是，多數基層共和黨選民既不是嚴格的行動主義者，也不是嚴格的不干涉主義者，更確切地說，大多數共和黨選民屬于第三個群體：共和黨或保守主義強硬派。

共和黨外交政策強硬派傾向于建立強大的美軍、實行強有力的總統領導、制定有攻擊性的反恐政策。他們認為，危險的國際環境需要美國對眾多威脅采取懲罰性態度。同時，他們對全球治理項目、多邊主義協定和海外國家建設任務避而遠之。

生活在美國農村、遠郊和小城鎮的保守派中，強硬派是最多的。他們在參議院的代表人物包括阿肯色州聯邦參議員湯姆·科頓（Tom Cotton）、得克薩斯州聯邦參議員特德·克魯茲（Ted Cruz）和密蘇里州聯邦參議員喬什·霍利（Josh Hawley）。不過，該群體內部也存在分歧。例如，科頓在中東問題上比霍利更強硬；與克魯茲相比，霍利對向美國各貿易伙伴征收保護性關稅持更開放的態度。

近年來發生的變化

特朗普在2016年取得的政治成就是，他察覺到共和黨可能會形成二戰前以來從未出現過的新聯盟。他并不是通過重申自由意志主義的外交政策偏好，而是把不干涉主義者和強硬派團結在一起，反對自1940年以來主導共和黨的行動主義政策。建制派共和黨人有充分的理由認為這是革命性的，這確實如此。

普通共和黨選民絕不是“孤立主義者”。根據過去四年的民意調查，大多數共和黨人仍然支持北約等美國在海外的關鍵聯盟，大多數共和黨選民對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沒有好感，并沒有突然從純粹的自由貿易主義者變成純粹的保護主義者。更確切地說，與整個美國一樣，在共和黨選民中對經濟全球化有一種長期存在的矛盾心理，特朗普承認并反映了這種矛盾心理。

話雖如此，共和黨的外交政策觀最近確實發生了一些變化，而這些都建立在共和黨內部的長期變化之上。與冷戰時期相比，今天的共和黨更依賴于工薪階層和未受過大學教育的選民的支持。隨著時間推移，它已經成為一個更加民粹主義和文化保守的政黨。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今年9月的民調顯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大多數共和黨人認為，美國最好是“自給自足，無需依賴他人”。

未來會怎樣？

共和黨的不干涉主義者處于有利位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廢除美國的海外戰略承諾方面，特朗普并沒有像他們希望的那樣走得那么遠。與此同時，自由意志主義者將繼續艱難地爭取大多數共和黨人對其外交政策偏好的支持。

未來可能出現不干涉主義者和強硬派的聯盟。當然，這一聯盟包含某些不可避免的緊張關系。但至少特朗普最近建立了這樣一個聯盟，而且他絲毫沒有打算隱退，將繼續在所有與共和黨有關的事情上大聲發表意見，甚至2024年再次競選總統。這一前景，再加上特朗普在共和黨選民中的受歡迎程度，意味著2024年的總統競選人在制定議程時會考慮特朗普因素，這也可能對共和黨的外交政策辯論產生影響。

共和黨國家安全行動主義者可能會通過在各方具有共同利益的問題上與強硬派聯手而東山再起。最明顯的問題是中國。事實上，在國會層面上，共和黨強硬派和外交政策行動主義者之間的工作聯盟已經形成。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隨著特朗普即將卸任總統，過去的四、五年可能會被視為共和黨外交政策傳統中的一次反常，現在可以當這些年從未發生過，回到正常軌道上。然而，這可能是妄想。從一開始，格外強烈的美國民族主義就一直是共和黨的核心特征。展望未來時，這一特征產生的具體政策影響肯定值得討論，但這種現象遠比特朗普個人嚴重，它會繼續存在。

本文編譯自美國企業研究所網站文章The GOP’s foreign-policy tribes prepare for battle，作者為喬治梅森大學教授、美國企業研究所非常駐研究員柯林·杜克（Colin Dueck）。譯者：沈凱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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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AEI：美國共和黨的外交政策辯論將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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