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過去幾個月，新冠病毒對歐美造成了嚴重的傷害；而早在疫情暴發之前，部分歐美國家已經滋生出了針對移民的反感情緒。一些反對移民的聲音認為，移民奪走了工作、無法融入當地的文化、更有人甚至將移民視作社會的不穩定因素。然而，在本次的抗疫過程中，許多移民工作者在醫護、研發疫苗、以及通過提供數字化服務來為疫情下的人民提供便利，成為了社會的中堅力量。另一方面，由于渴望家人的陪伴，越來越多來自東歐的移民工作者在疫情下回到家鄉，并意識到東歐和西歐之間生活水平差距正在縮小。東歐的政治家則表示，移民工作者的返鄉將為國家的未來發展帶來積極的影響。本文選編了兩篇來自《外交政策》的文章， 第一篇《新冠正在奪走西方人的生命，而移民挽救了他們》展示了疫情下移民工作者的貢獻以及他們所對抗的排外主義；第二篇《西歐的移民流失危機》則聚焦了疫情下移民工作者的返鄉浪潮，以及返鄉者對于東歐作出的積極影響。

新冠正在奪走西方人的生命，而移民挽救了他們。

文/Philippe Legrain 

針對疫苗的早期檢測結果表明，生物科技（BioNTech）和輝瑞公司開發的新冠疫苗有效性已經超過90%。如果疫苗被證明是安全的，并能夠得到監管機構的快速批準，那么它可以拯救許多人的生命、讓人們恢復正常的生活，并給陷入掙扎中的經濟注入一針強心劑。我們很難想象還有什么發明能夠在當下提供如此巨大的直接推動力——為此，世界要感謝德國的土耳其移民。

烏古爾·薩欣（Ugur Sahin）是德國生物技術初創公司的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在他的父親作為一位汽車工人參與了戰后客工計劃（postwar guest worker program）后，他們全家來到了德國。生物技術的首席醫療官奧茲萊姆·圖雷西（Ozlem Tureci）是薩欣的妻子，她是一位土耳其醫生的女兒，同樣作為移民來到了德國，兩人后來都成為了科學家。他們的初創公司此前一直專注于開發創新的癌癥治療方法，現在德國生物技術公司將成為第一個利用新型信使RNA技術開發疫苗的公司。此外，美國的生物技術公司Moderna的疫苗的測試結果也顯示出了令人滿意的有效性，它是由兩個移民：加拿大生物學家德里克-羅西（Derrick Rossi）和黎巴嫩出生的科學家和投資人努巴·阿費揚（Noubar Afeyan）共同創立的，其CEO是法國人。

薩欣和圖雷西的成就甚至被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所認可甚至慶賀（他很少對移民有什么好的評價，更不用說贊揚了），這暴露了歐洲和北美反移民話語的謬誤。雖然比起其他移民，許多反移民人士更看好高技能移民；然而，考慮到現在許多富國政府越來越青睞基于技能的移民政策，薩欣和他的家庭很難被“現在的德國”接受。事實上，如果他小時候沒有移居德國，這個世界可能永遠不會意識到自己錯過了什么。盡管薩欣才華橫溢，但如果他沒有移居德國，沒有從優秀的科學教育中獲益，沒有抓住德國提供的更大的研究和商業機會，他也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2020年11月17日，英國倫敦，美國制藥公司輝瑞和德國生物技術公司BioNTech聯合研發的新冠疫苗。

在新冠大流行下，由于公共衛生的原因，國際流動受到限制，許多當地人無法工作，認為不再需要移民的人越來越多，特朗普以經濟為由削減了美國提供的工作簽證數量。但正如我在新書《他們與我們》中所解釋的那樣，薩欣和圖雷奇的巨大貢獻就是一個有力的例子，說明了為什么這種政策是錯誤且有害的。試想一下，如果那些被拒絕入境的人被接納，他們又會取得怎樣的成就？

今年以來，很多人在家工作，也有很多人被禁錮在家。在這種時刻，移民創業者創辦的企業在支撐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風靡全球的視頻會議平臺Zoom，是由中國移民Eric Yuan所創立的；美國最受歡迎的送餐應用DoorDash也是由美籍華人移民Tony Xu創辦的；與之相對應的英國送餐應用Deliveroo，則是由美國華裔企業家William Shu聯合創辦的；讓醫生為患者提供在線咨詢的英國初創公司巴比倫衛生保健公司(Babylon Health)，則是由出生在伊朗的阿里·帕薩所創辦的。

總體來說，疫情加速了企業和家庭對數字技術的應用，而提供這些技術解決方案的公司的創始人往往出生在國外。近一半的硅谷科技創業公司，包括谷歌和特斯拉，都是由移民共同創辦的。同樣，在英國的14家獨角獸公司中，有9家估值達到或超過10億美元，其中就包括了巴比倫衛生保健公司。在整個科技領域中，外來勞工做出了巨大貢獻。在擁有計算機科學博士學位的美國居民中，有58％在國外出生；而硅谷60%的高技術工人是移民。多倫多的技術中心和倫敦的金融技術集群同樣受到了外國人才的推動。

移民同時也提供了大量的醫療服務。在澳大利亞，有超過一半的醫生在外國出生的；英國醫院的醫生有38％是移民，而美國則有近30％的移民醫生。另一方面，許多護士也是移民，這些外國出生的護士中包括“來自新西蘭的珍妮”和“來自葡萄牙的路易斯”，她們在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在今年四月份住院期間照顧了他，他也感謝了這兩位護士“挽救了他的生命”。養老院中的老年人也越來越多地由外國護理人員的照料；在意大利，移民占到了護理工作者人數的一半以上。

幫助社會應對冠狀病毒危機的不僅是移民企業家和技術移民，社會也非常依靠低收入的移民工人來執行基本的體力勞動，這些工作以前被許多人稱為“非技術性”的體力勞動。這些工人是所謂的關鍵工人，他們負責挑選和包裝食品、堆放超市貨架、提供送貨上門以及在亞馬遜倉庫中辛勤工作；他們也是負責清潔醫院和維持公共交通運行的人。

2020年9月，公交司機駕駛車輛行駛在美國紐約街頭。美國8月失業率繼續下降 但仍不及疫情前水平

幾十年來，越來越多的人在世界各地遷移，但今年的移民變得停滯不前，許多移民已經回家了。但是，借助輝瑞生物技術公司（Pfizer-BioNTech）和其他公司的疫苗，經濟很可能會在2021年開始復蘇，并伴隨著對遷移的需求而得到反彈。最大的問題是政府是否以及何時允許人們遷徙？如果允許，政府又會允許誰遷徙？

實施遏制往往比解除遏制更容易。即使在疫情過后，很多政府也可能會以公共衛生為由拖延取消限制。但在歐盟內部，人們可以在所有27個成員國之間自由流動，一旦當地的封鎖被解除，移民潮很可能會迅速地“卷土重來”。

在今年1月英國脫離歐盟后，它也將在今年年底終結自身作為歐盟公民的自由流動權，從而也剝奪了英國公民遷往歐盟任何地方的自由。可恥而又諷刺的是，英國偏重技術型移民的新移民政策將拒絕許多移民護士、護理人員和其他低薪關鍵工人入境，而英國政府部長們在第一次封鎖期間每周都會上街為這些工作者拍手叫好。新的政策將加劇醫務人員和護理人員的短缺，損害英國人的健康和生活。

近年來，特朗普為整個世界樹立了一個可怕的榜樣，他針對移民的惡言惡語——比如污蔑墨西哥人是 “殺人犯 ”和 “強奸犯”以及制定的殘酷的政策，包括禁止幾個主要伊斯蘭國家的移民的入關，削減難民人數，以及在美墨邊境強行將兒童與父母分離，將他們像動物一樣關在籠子里等等。除了這些在道德上令人憤怒的政策外，在美國科技行業極度缺乏人才時，特朗普又在今年對臨時工作簽證做出了限制，這對經濟造成了直接傷害。加拿大已經在利用這個機會，為外國科技工作者開放了門戶。

洪都拉斯民眾10月初入境危地馬拉，據悉未來將尋求入境墨西哥并北上前往美國。這是新冠疫情暴發后從中美洲出發的首批大規模“移民大篷車”隊伍。

幸運的是，喬·拜登總統在當選后承諾將修復特朗普造成的損害。但是，如果共和黨保住了參議院的控制權，那么全面的移民改革就不太可能實現；另一方面，拜登已經承諾撤銷特朗普在移民問題上的諸多行政命令，從而結束兒童拘留、取消穆斯林禁令、恢復難民配額，并允許更多的技術臨時工進入。

四年來，美國政府將首次在移民問題上樹立一個積極的榜樣，并從中獲得經濟利益。相反，如果英國等國家選擇將移民拒之門外，可能會阻滯國家在疫情后的復蘇。

西歐的移民流失危機

文/Ognyan Georgiev

斯維倫格勒是保加利亞的一個小城市，約有1.8萬人口，位于與土耳其接壤的邊境。它以兩個非常賺錢的行業而出名：賭場和海關。和中歐和東歐的許多其他小城市一樣，近幾十年來，這里的人口因移民遷徙而迅速流失。然而今年春天，出人意料的事情發生了：該城市迎來了人口激增。“移民們從世界各地，主要是從西歐，回到了這里，”斯維倫格勒市長阿納斯塔斯·卡爾切夫（Anastas Karchev）在11月的一次電話交談中說道。

這并不意味著斯維倫格勒一夜之間就變成了拉斯維加斯，當即吸引了許多英國或法國的豪賭客。相反，這座城市只是受新冠“遷徙”影響的眾多地方之一。隨著疫情的蔓延，這股平靜的海嘯席卷了歐洲大陸的東部地區。

3月底，這一趨勢首次顯現出來。當時，一名參與應對大流行的保加利亞官員宣布：本月已有數萬名保加利亞人回國。到夏初為止，已經有了成千上萬的烏克蘭人回國。類似的浪潮席卷了該地區。

為了解返鄉的真實規模，我在歐洲外交關系委員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駐保加利亞索菲亞辦公室的團隊研究了今年3月至5月期間保加利亞的數據，這是該國首次實行封鎖的日期。我們認為，在那段時間內，任何愿意勇敢面對檢查站、可能隨時被取消的交通和14天的隔離的人，都不太可能出于休閑、旅游或商務目的出行。政府數據顯示，在此期間，約有55萬保加利亞公民返回保加利亞。其中大約15萬份詳細記錄可供查閱，剔除主要貿易和旅游路線（希臘邊境）的過境人數，可供我們研究的人數約為12.1萬人。

當我們查看數據，尤其是隔離記錄后，就能清楚為什么斯維倫格勒和其他類似城市會開始感到擁擠。在很多地方，被隔離的歸國人員占到了達到勞動年齡人口（working-age population）的4%到8%。考慮到返鄉者中只有大約一半被隔離，同時當地3月份的數據并不完整，我們預期實際達到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肯定要高得多。

通過社交媒體對返鄉者的采訪，我們的研究團隊發現，到目前為止，返鄉最普遍的原因是“渴望與家人和親戚呆在一起”。考慮到目前世界的恐怖狀態，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第二個普遍的原因是“失業”。當被問及是否打算在未來某個時候回到西歐時，超過10%的受訪者表示沒有；約16%的人說他們尚未決定。在那些在國外生活了一年以上的人中，有19%的人表示不會回去，而47%的人表示還沒有做出決定。

在土耳其埃迪爾內省，非法移民走向土耳其歐盟邊界。

根據國際移民組織的數據，在全球范圍的返鄉移民都迎來了激增：超過210萬印度人、60萬阿富汗人和許多其他國家的公民——特別是移民工人——都在大流行期間返回了家鄉。在通常情況下，這種影響會在一兩年后消失：隨著全球衛生和經濟復蘇，移民將再次從發展中國家前往發達國家。但有三件事讓這股發生在東歐歐盟成員國的浪潮顯得格外引人注目。

首先，這一趨勢在東歐已經醞釀已久。就人口下降和向外遷移而言，東歐是世界上受影響最嚴重的地區。事實上，它是全球范圍內唯一一個連續30年內都面臨人口下降的地區。在很多方面，這是它與歐盟達成的協議中的一部分：東歐可以得到錢，但卻失去了人，成群結隊的人為了更好的選擇和生活方式向西遷移。人才外流使得歐盟內部的分歧更加明顯，這使得東歐經濟體難以找到足夠的勞動力來實現快速增長，趕上西歐的富裕國家，并將人才留在東歐國內。因此，有些東歐地區變得荒涼的，并由此產生了各種各樣的社會和政治問題。

然而，在過去的幾年里，由于東歐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東西歐之間的不平等開始縮小，越來越多的移民決定回家。眾所周知，研究團隊很難找到大流行暴發前歐盟內部的移民數據，但有9個國家的凈移民自2010年以來有所下降。在2017年，這些國家移民到英國的人數比前幾年減少了六倍，而英國一直是東歐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其次，東歐經濟體或許能夠吸收一部分的新遷移浪潮。例如，與其他經濟停滯不前的拉美國家不同，許多中歐和東歐國家的經濟一直在穩步增長。與此同時，與亞洲不同的是：在亞洲，勞動力供大于求，導致了工作者的收入水平較低，導致移民移居國外；而東歐企業在疫情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勞動力短缺，這反過來提高了勞動者的工資水平。鑒于目前供應鏈縮短的趨勢，越來越多在歐盟銷售的商品可能會在歐洲完成生產或組裝，工人涌入東歐將會成為未來的趨勢。

最后一點：東歐的歐盟成員國身份發揮了作用。沒有其他的勞動力輸送與接收地區之間的聯系，像東歐與西歐那樣緊密。在歐盟內部遷移相對便宜且無摩擦，這將在人們計劃近期未來、決定是否值得留在家鄉嘗試工作（即使只是一段時間）的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移民已經被流動性所取代，歐盟在這方面的運作越來越像美國。這意味著東歐不再是遷移的受害者，而是在爭奪高水平人才和低技能勞動力“戰斗”中活躍的玩家。許多東歐國家擁有生活成本較低、失業率較低以及（特別是對其本國國民而言)提供情感支持網絡的優勢。

目前，政策制定者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應對突然涌入的人口。地方和國家當局必須將重點從長期政策轉向實施短期措施，以避免部分人力資本再次流失。東歐國家或許可以借鑒美國和其他有著吸引人才歷史的地方的做法——提供容易申請的低息或無息貸款；對那些被證明有興趣長期留在國內的人提供直接補貼和稅收減免；在尋找居住地點、當地學校和幼兒園方面的行政幫助也會成為關鍵。關于這方面的措施不需要政府投入大規模的資金，政府可以利用“恢復與復原基金”（Recovery And Resilience Facility）和“歐盟反應基金”（React EU fund）來實施這些措施，后者為此類事務儲備了數十億歐元的資金。

在斯維倫格勒，市長卡爾切夫說，他不知道有多少返鄉者會留下來。但當地公司的工資在過去幾年里飛速上漲，有人告訴他，現在生活在這里和生活在西班牙沒什么不同，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進行調整的話。許多人在疫情暴發后才發現了這一點，但返鄉的浪潮對于該地區的積極作用可能會持續影響幾代人。

（“新冠正在奪走西方人的生命，而移民挽救了他們”原載于《外交政策》；“西歐的移民流失危機”原載于《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