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文學中的傳統與現代》：一部探討“古今之爭”的簡史！

2020-12-18 18:35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歐洲文學中的傳統與現代》——德國學者勒策思考歐洲文學中的傳統與現代的承續問題的力作，一部探討“古今之爭”的簡史！

《歐洲文學中的傳統與現代：簡論“古今之爭”》，[德]勒策/著溫玉偉/譯

本書作者勒策（Hans Gerd R?tzer，1933 年生）為德國當代學者，先后學習日耳曼語言文學、哲學、古典語文學和西班牙語言文學。本書是一部“古今之爭”的簡史，梳理了從古希臘至歐洲17世紀末（甚至延續至今）的“古今之爭”，作者思考的是歐洲文學中的傳統與現代的承續問題。

“古今之爭”輻射到歐洲的整個文化譜系，必然涉及對學問、靈魂高低等的討論，啟發當下的我們深思諸多相關議題。

論爭：一個恒久的現象

諾頓在其引證翔實的經典之作《古代藝術散文》結論處如是說，“古代修辭學——廣義上也指文學，因為它愈發受修辭學的影響——自公元前5世紀起便有了持續的發展，并且處在阿提卡風格和亞細亞風格這兩種修辭學流派充滿張力的長久分歧中”。不同的修辭學詩學方案后來也被應用在整個文學上面，因而，絲毫不用歪曲事實，我們大可以說這是一場文學之爭。這場論爭早在羅馬帝國時期便達到頂峰：

學生時期的諾頓，1888，圖源：wikipedia

古風派和新風格派相互對立（另一流派試圖調和二者），前者師從阿提卡古典作家，后者則承襲柏拉圖時期的智者和智者所運用的亞細亞風格修辭學；于是前者帶來的后果是完全的停滯，在后者則是進步：原因在于人們所模仿的古典主義，本質是凝滯的，無力做出改變，而不受任何規范制約的風格則無限地蓬勃發展起來。

由此看來，雙方在這場論爭中為自己辯護的論據都有其根源，他們都以早期希臘化時期之前的古希臘文學中的范例為根據，在一種已成為過去但仍被引以為訓的文學的背景下，人們對孰新孰舊、孰過時孰時新這個問題做出回答；榜樣自身中的矛盾觀點也被帶到人們的當下時代。新事物不一定要脫離過往事物，就像舊事物一樣，它意味著重復和吸收早已為人所知的文學流派。

庫爾提烏斯視古人和今人、傳統派與今人派之間的沖突為文學史的普遍現象。在他看來，阿提卡派與亞細亞派之間的論爭只是一個無終結的爭論的開端。在《歐洲文學與拉丁中世紀》一書中，他持這樣的論點：

古典作家永遠是“古人”。人們可以承認他們是榜樣，也可以因他們已過時而予以否定。由此，才有了古今之爭。這是文學史和文學社會學的恒久現象。

《歐洲文學與拉丁中世紀》外版封面，圖源豆瓣

庫爾提烏斯稱，在此背景下，亞細亞風格即是歐洲矯揉造作之風的雛形，而阿提卡風格則是歐洲古典主義的雛形。他把諾頓的論點應用于整個文學領域。即便如此，無論諾頓還是庫爾提烏斯所指的都不是時代性的對立或一代代詩人的承繼，其結果是造成其中某些因為與當下時代漸增的距離而順勢成為了古人；相反，他們指的是在時代之間不斷重復的風格上的對立。庫爾提烏斯用古典主義和矯飾風格兩個概念定義這一對立。嚴格來講，這兩個概念是回顧性的，因為古典主義和矯飾風格只能從它們與文學傳統的關系來得到定義。而兩種潮流都缺乏的是突進性的、以更新為目的的、通過在當下時代里預示未來從而超克往昔的方面。它們的區別只在于接受或超越過往事物的方式。但是，古代文學是否全然——即便也有不斷變化的目標——以傳統為鵠的，也值得商榷。

拉丁文版的《阿提卡之夜》卷首頁，1706年，圖源：wikipedia

阿特金斯在兩卷本《古代文學批評》中雖然強調亞細亞派與阿提卡派論爭之于古代文學批評的意義，并且相較于諾頓和后來的庫爾提烏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他也嘗試對二者進行區分。在他看來，在過去的許多世紀，人們并不總是以同樣的熱情去論爭的。公元前3、4世紀，也就是早期希臘化時期，人們才首次清晰地從中察覺到論爭。在當時語法學家的影響下，人們注意到了早期的保守趨勢，修辭學詩學規則系統得以確立，古典作家典籍也得以形成，而基礎則是公元前4、5世紀的阿提卡古典文學，人們從它里面提取出審美規范系統的標準。這一發展就是對不同社會條件下形成的時新文學的反應，對于阿提卡城邦而言，它在品質上是異質的；而且此時文學活動早已轉移到地中海的多個中心。據說，阿提卡古典文學的范式會抵擋住大家所認為的瓦解趨勢。不過在阿特金斯看來，爭論也表明古典理想不再會被毫無爭議地接受了，在某種意義上，它是古人與今人之間第一次沖突。

奧盧斯·革利烏斯的《阿提卡之夜》外版封面，《阿提卡之夜》在西方文學史與希臘羅馬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幾乎全部的有關西方古典學的重要著作均提及或引用了該書的內容。圖源：豆瓣

公元前1世紀的羅馬重新出現了這種局面，不過是在更狹窄的修辭學領域中，人們在這里關心的問題是，羅馬演說家應該追隨古典希臘時期還是希臘化時期的演說家的榜樣。人們要效仿阿提卡演說者明晰、簡潔的風格——至于哪些人屬于此派，意見也不盡統一——還是亞細亞派繁瑣的方式，這一討論屬于羅馬學習希臘文學這一更大的背景。值得注意的還有，古與今的立場并不能從時間上來劃分，因為雙方都通過上溯傳統來為各自的修辭學詩學方案進行辯護。只有在問及兩種風格流派對于羅馬演說者當下任務的適宜性時，人們才注意到當下時代。

古希臘文，圖源：pixabay

在諾頓《古代藝術散文》出版幾年之后，維拉莫維茨便在“亞細亞風格和阿提卡風格”一文中同其展開論爭，他堅決反對諾頓的觀點，即所謂的沖突是古代文學一個不間斷的現象。他說，直到公元前1世紀中期爭論才出現在羅馬。當時，羅馬人剛剛結束了他們在亞細亞行省的修辭學研究，并見識到當地主流的風格流派，這一流派已從阿提卡演說術的模范中解放出來。而爭論在六十年之后就已經以阿提卡人的勝利而宣告結束。即使要談什么延續性，那也只是針對阿提卡風格而已，它不斷對抗后古典時期的文學并將古典文學視為永恒的根柢。而亞細亞風格則不應如諾頓所說的那樣，即直接繼承的是公元前4世紀的智術師派或者希臘化時期的藝術散文，須知藝術散文是個較晚且曇花一現的現象。

即便上述言之有理，不同時代和地域圍繞這一修辭學詩學論爭所做出的嘗試也有個共通之處：它們強調的是其回顧性的特征。對于阿提卡古典和隨之而來幾個世紀之后古代世界的文學創作來說，imitatio［模仿］和aemulatio［較量］這兩個概念是理解的關鍵。根據如今對古—今對立的理解，人們會將這場論爭的對立雙方都列入古人陣營，因為這里缺失或并未明確顯示出進步性或進化性變化的因素，或有意識地脫離傳統規范的要素。這并不意味著，古代思維不熟悉那種純粹的時代性對立的觀點，或任何時代都必然會成為過往。

耀斯在晚近重新提起這一觀點。他說，每個時代對新事物的訴求，都會在歷史中不斷自我揚棄：

因為幾乎在整個希臘與羅馬的文學和教化史中，自亞歷山大時期的荷馬批評到塔西佗的演說者對話，崇今者的這些訴求一再引發與崇古派之間的論戰，但最終重又隨著歷史的前行而自發地得到調和。今人隨著時間不可避免地成為了古人，而后來者又扮演了新派人士的角色。

古與今都是相對的概念。亞歷山大的語法學家阿里斯塔克（Aristarch von Samothrake，約公元前216年至公元前144年）通過對荷馬、阿吉洛克斯、阿爾開俄斯、阿那克里翁、品達、埃斯庫羅斯、索?？死账埂⒁廖桃约鞍⒗锼雇蟹业热讼到y的注釋，創造出一種古代榜樣的規范，當時他已將卡里馬霍斯（Kallimachos，約公元前310年至前240年）算作今人，因為后者傾向于短小精悍的文學形式，而非傳統的鴻篇巨制。而在羅馬的新派人士尤其是卡圖（Gaius Valerius Catullus，約公元前84年至前54年）看來，卡里馬霍斯已成為經典的榜樣。庫爾提烏斯稱道，西塞羅亦對此二概念的相對性有過反思；西塞羅說，從羅馬的立場出發，阿提卡演說者是古老的，而從雅典的時間刻度來看則是年輕的。西塞羅自己則將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至322年）和泰奧弗拉斯特（公元前372年至287年）歸為古人。

卡圖（Gaius Valerius Catullus），圖源：wikipedia

塔西佗的《編年史》告訴我們，所有被當下人視為古老的事物都曾是新的；而新事物有朝一日也都會成為古老的。不過，將古人與今人分開的時間界限并無法機械地得到確定；因為很明顯，早前時代的作者比起晚近作者更能接近當下人。塔西佗《關于演說家的談話》中阿佩爾和美薩拉關于當下時代能回溯多遠的爭論，被這樣的共識所平息：西塞羅之所以屬于當下作者，因為人的一個世代會達到120年；最后，阿佩爾還知道一位曾與凱撒斗爭過的不列顛人，而美薩拉則承認，對他而言，關于誰應被視為古人的問題并不是引起爭論的因由。美薩拉認為一位作家作品質量是高于他的歷史地位的；時代的遠近并不能當作一部作品價值和現實意義的標準。針對頌揚古人的人，塔西佗如是說：

在我們之前的古代，事情確乎并不是樣樣比我們的好；我們自己的時代也產生了不少道德上的和文學藝術上的典范可供我們的后人模仿。

對于古代而言，新事物不斷轉變為舊事物并不一定與進步性的變化、不可復還的時代之接替的觀念相關。畢達哥拉斯派早就表達過永恒循環的說法，一切事物在其中都再次回到它的開端：生成與消亡是永恒的、某種意義上循環性變化的輪回。賀拉斯（公元前65年至前8年）將文字的變遷比作脫落舊葉的森林；同樣，較古的世代在文字上也不如新時代的年輕力量。不過，舊事物不會被永遠忘記或者消逝：

許多已經消失的表達，將會再次復興；目下起作用的會隨著習俗而消逝；因為習俗裁判、調整并制定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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