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閻學通，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

選自《大國領導力》，出版方授權發布

所有科學的理論都具有預測功能，反過來說，能夠用來預測的理論應該是科學的理論。基于我在《大國領導力》中提出的理論，以下將對未來10年國際政治的變化進行預測，這期間中國的崛起將引起國際政治的權力再分配。所有科學的預測都必須有明確的時間期限，否則它們是不可驗證的。為了將來可以對預測進行檢驗，下面所做的預測期限為10年，即2019—2028年。

沒有全球領導的兩極化

中國的崛起很可能使冷戰后以美國為主導的單極格局在未來10年內轉變為以中國和美國為主導的兩極格局。與特朗普政府相比，中國政府實施改革計劃的能力較強，或較少倒退。這增加了這種可能性，即在特朗普任期內中美的實力差距進一步縮小。即使美國政府在2021 年換個新領導，這種可能性也可能持續下去，因為恢復國家實力通常需要比削弱它花費更長的時間。除了中國的崛起，形成兩極格局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其他大國與美國和中國之間在國家實力上的巨大差距。目前，沒有哪個大國的綜合實力超過美國的1/4或中國的1/2。即使這些國家有幸在未來10年中出現比中國和美國更有改革能力的國家領導人，它們也沒有機會在這10年內把國家實力提高到中國的水平，更不用說到美國的水平了。實際上，歷史概率表明這些國家領導人的改革能力很可能與美國和中國的領導人相同，甚至不及美國和中國的領導人。

目前的兩極化將推動世界中心從歐洲轉移到東亞。在一個兩極世界里，世界中心的位置需要滿足兩個條件：該地區是兩個領導國之間戰略競爭的核心區域，而且一個領導國的地理位置在該區域。未來10年，將只有美國和中國兩個超級大國。與此同時，中國和美國在東亞的戰略利益多于在其他任何地區，包括歐洲。中國若不能成為東亞的主導國就無法實現民族復興的目標。同樣地，美國如果失去在該地區的主導影響力，就無法保持其世界領導地位。未來10年里，中美地緣政治競爭將集中于東亞而非任何其他地區。因此，在未來10年東亞將取代歐洲成為世界中心。

閻學通：《大國領導力》，中信出版社2020.11

新的兩極格局將使較小國家根據具體問題在美國和中國之間選邊，這與冷戰期間它們在美國和蘇聯之間選邊的動機不同。在全球化時代，中國與世界各國建立了相互交織的關系，這使遏制戰略失效。由于遏制戰略沒有效力，美國不再有全面援助盟友的動機。與此同時，中國出于避免卷入戰爭的考慮，也不太愿意向其支持者提供全面援助。針對這兩個大國對其支持者的政策，作為回應，小國在中美競爭中采取的策略不同于在冷戰時期針對美蘇競爭的戰略。它們不會在每個問題上都站在同一個超級大國一邊，而是根據與二者中哪個享有共同的具體利益來選邊。一些東盟國家已經對中國和美國采取了雙軌戰略，在經濟問題上站在中國一邊，而在安全問題上站在美國一邊。這種平衡戰略可能會在未來兩極世界的小國中流行起來。

在未來10年內無論中國還是美國都不能擔當全球領導。作為全球領導的國家需要為小國提供單獨或集體的安全保護。中國在未來10年內甚至更不可能放棄不結盟原則，這意味著中國不會為任何國家包括其鄰國提供安全保護。雖然美國有50多個盟友，但特朗普政府不愿承擔保護它們的全部責任。同時，崛起國與主導國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意味著中美兩國不能為世界提供所謂的“兩超”或“中美”聯合的共同領導。當美國和中國不能單獨或聯手擔當全球領導時，我們無法期望任何其他國際行為體（包括國家和國際組織）有擔當世界領導的能力。沒有全球領導，全球治理將不可避免地停滯。因此，未來10年，在氣候變化、反恐怖主義、非法移民和人口販運等問題上的合作取得進展的可能性較小。

秩序不穩定卻不會發生冷戰

未來10年中美之間發生直接戰爭的危險極小。核武器有效防止了冷戰時期美蘇之間的直接戰爭，也將在中美戰略對抗中發揮同樣的作用。自1989年以來，中國從未卷入任何大規模的軍事沖突，美國也沒有打破冷戰以來不與核國家發生直接戰爭的紀錄。自朝鮮核武器問題首次出現以來，美國政府甚至一直避免使用軍事手段解決該問題。這些事實表明，無論美國還是中國都沒有勇氣與對方展開直接戰爭。

在未來10年內，中美之間甚至連代理人戰爭都不太可能發生。與俄羅斯的戰略偏好不同，中國并不注重代理人戰爭在其崛起中的作用。相反，中國將經濟視為國家實力的基礎，因此更傾向于通過經濟途徑擴大國際影響，如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及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由于中國戰略偏好的重點是經濟影響，因此在未來10年內中國不太可能卷入與美國的代理人戰爭，這與冷戰時期的美蘇對抗形成鮮明對比。

中美之間無戰事可能意味著沒有世界大戰的危險，也沒有它們之間的代理人戰爭，但這并不能確保未來10年其他國家之間的和平。特別是在遠離領導國的地區，當地區大國在其勢力范圍內與其他國家發生沖突時，領導國不愿卷入它們之間的安全爭端便給地區大國帶來優勢。因此，在處理與周邊國家的爭端時，地區大國更喜歡軍事解決而不是外交談判，如俄羅斯、法國、印度、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尼日利亞、剛果和埃及的所作所為。這些國家的政府，即使不及美國領導，也遠比中國政府更愿意通過軍事手段解決爭端。因此，下一個10年將有可能見證中東、歐亞大陸、南亞和非洲的安全沖突加劇。

中美兩極化可能會加劇未來10年的國際分化，這可能導致更多的單邊主義行為。在全球化條件下，大公司能夠比普通公司更有效地分配全球資源，因此，大公司多的國家將比其他國家更有機會迅速增加其在《財富》世界500強中的份額。中國和美國的大公司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多，2017年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上有132家美國企業、115家中國企業。超級大國與其他國家之間國家實力的分化將降低其他國家對領導國支持的重要性。因此，中美兩國將更加愿意通過自己的實力而非戰略伙伴的集體努力解決沖突。也就是說，國際實力的分化將促進政治上的單邊主義而不是多邊主義。

由于中美兩國總體上能靠自己的實力保護自己的利益，在未來10年里，這兩個國家會更傾向于雙邊外交而非多邊外交，這將成為國際社會大多數國家效仿的榜樣。在安全領域，建立多邊聯盟是領導國在戰略競爭中采取的傳統戰略。然而，中國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沒有采納這一戰略。特朗普政府比小布什政府更熱衷于單邊主義戰略，這種做法使美國在特朗普總統上任的第一年削弱了與其傳統盟友的關系，而中國政府則全面拒絕結盟理念。在經濟領域，特朗普政府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的談判，并通過分別與墨西哥和加拿大的雙邊談判以《美墨加三國協議》取代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同時，中國也未能實現與東亞國家的自由貿易協定，主要是由于中國與日本的戰略沖突。只要中美主要以雙邊外交而非多邊外交方式處理沖突，全球多邊機構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就會減弱。其結果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未來10年中要在常任理事國之間達成協議可能會遇到更大的困難。

只要中國在未來10年繼續縮小與美國之間的經濟差距，中美之間的經濟競爭就會加劇。特朗普政府把美國的經濟利益放在首位，這是他的繼任者可能會持續的戰略優先選擇，因為大多數美國人認為中國對美國國際領導地位的挑戰是基于經濟實力而非軍事實力。始于2018年的中美貿易摩擦不可能在近期得到永久解決，而且或許會持續10年。中美在貿易摩擦中采取的戰略不僅意味著經濟民族主義的新趨勢，而且暗示著經濟制裁可能成為各國在各個領域對抗的普遍手段。因此，這種戰略的優勢將誘使中國和美國對其他國家實施制裁，這是其他大國在與弱于自己的國家發生沖突時可能照例采取的策略。因此，下一個10年可能會見證一個較不穩定的國際秩序。

盡管國際秩序不太穩定，但整個國際體系在未來10年可能保持不變。雖然目前的兩極化可能會使國際秩序發生騷動，并且很可能在未來10年內形成兩極世界，但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都難以在這一時期內建立新型國際規范，更不用說將民族國家轉變為新型國際行為體了。因此，雅爾塔體系有可能在今后10年中繼續下去，不會發生任何性質變化，就像冷戰時期直至冷戰后時期一樣。

缺乏主流價值觀與戰略信譽

在未來10年里，沒有任何意識形態能夠通過建立一套新的主流價值觀取代自由主義來指導國際社會。自由主義與反建制主義之間的競爭使美國無法恢復自由主義的統治地位，也不能建立一套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新價值觀。中國政府也不能向國外推行一套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價值觀，除非它在國內建立起一種政府和民眾都認同的大眾化的意識形態。同時，目前的兩極化意味著任何國家或國際機構都沒有比美國或中國更大的能力建立新的全球性價值觀。因此，在未來10年內，世界很有可能進入一個沒有主流價值觀的時代。

全球主流價值觀的空位，為各種意識形態爭奪區域統治或對某種類型國家施加影響留下了真空。由于中美兩國都知道意識形態對抗很容易升級為冷戰，所以幾乎沒有任何的可能性出現如冷戰期間那樣兩種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意識形態的戰略競爭。只要中國謹慎地避免與美國進行意識形態競爭，美國就不能使模式之爭成為中美戰略競爭的核心。相反，世界可能在各種國際論壇上看到不同意識形態之間萬花筒般的競爭。中東可能被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的競爭蹂躪；西方國家，主要是歐洲國家，可能在自由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斗爭中遭受挫傷；拉丁美洲國家可能會陷入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激烈沖突之中；許多發展中國家可能蒙受國家主義和公民主義的斗爭之苦；共產主義國家可能面臨共產主義與經濟實用主義的爭執；神權國家在政治權力斗爭中可能會經歷宗教主義與世俗主義之間的矛盾。

最近在大國流行的個人決策的做法將在未來10年使戰略信譽貶值并增加國際政治的不確定性。個人決策機制在做出決定之前不進行制度可行性研究，因此往往導致激進和感性的決策，包括關于政策調整的決策。如果左右搖擺的政策調整頻繁發生，就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外交政策的不一致性和不確定性。由于大國的個人決策機制可能在未來10年繼續存在，在外交政策制定過程中，最高領導人的個人利益往往會壓倒國家利益，包括戰略信譽。因為領導者的個人利益是易變的，所以由個人利益驅動的政策將不可預測。由于大國外交政策不確定性盛行，猜疑和相互不信任可能成為國家間普遍存在的現象。伴隨著這種情況，大國之間可能缺乏合作，而傾向于使用對抗戰略來處理爭端。2018年年初發生的中美貿易摩擦與俄羅斯和美英法聯盟在敘利亞的軍事對峙，可以說明這一趨勢。

當領導國缺乏戰略信譽時，多數國家可能會像冷戰時期一樣重視自己的主權，而且在未來10年中，各國的全球治理意識可能會減弱。全球治理是指國際責任的分配，以便減少對每個國家的共同威脅。如果領導國愿意在全球治理中承擔更多的責任，那么較小國家將對實現這一目標更有信心，從而愿意參與其中，否則它們將失去興趣，因為全球治理超出了它們的能力。在即將到來的兩極世界中，中國和美國都不能擔當全球領導，也不愿意負起全球治理的領導責任。由于中美都不能提高小國對中美承擔全球治理責任的信心，國際社會的大多數國家寧愿靠自己的能力處理問題。事實上，國家主權是目前民族國家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可靠手段，因此它們可能極其重視主權，以至拒絕參與以主權為代價的全球治理。英國脫歐就是一個例證，表明英國更信任其主權而非與歐盟的合作。此外，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可能導致未來10年在氣候控制方面沒有國際合作。

在未來10年里，雖然由于沒有全球領導，冷戰后的自由主義秩序將遭到進一步的破壞，但是雙重標準的國際規范可能不變， 因此雅爾塔體系的霸權性質將相應地延續下去。特朗普政府接連從多個國際機構退出，這的確削弱了這些機構維護國際秩序的效率，但其他大國不會效仿美國的做法。一個國家只有當它確信留在一個國際機構中會傷害本國利益時才會撤出該機構，而不會只因為不受益便退出。這意味著中國、俄羅斯、日本、德國、法國和英國在未來10年將留在目前的國際機構中，因為這樣并無損失。因此，即便美國退出國際機構，甚至退出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貿易組織，在未來10年基于《聯合國憲章》的基本規范的類型也不會改變。

我在《大國領導力》中談到，政治領導在國際政治中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并不主張全球問題可以由一個強大的國家來解決。國際關系的基本性質不會超越人類的基本性質。世界政治的特點仍然是，在全球無政府狀態下，國家為權力、威望和財富而爭斗。雖然全球化將地球變小，使世界事務的集中管理具備了可能性，但人類尚未建立能夠完成這一任務的國際機構。當所有國家都在同一艘漏水的船上而這艘船又沒有自動操作系統時，其中一國應為整艘船的安全提供領導。如果領導國不領導，其他國家不能跟隨，那么這艘世界之船就會迷失方向。筆者的理論主張以王道型領導來改善世界，因為這種類型的領導在處理國際事務方面好于歷史上任何其他類型的領導。即使這種類型的領導不能確保建設一個更理想的世界，但筆者仍然相信它將提供最佳機會讓世界比今天更和平。

（本文整理自《大國領導力》 閻學通著 中信出版集團 2020.11）

閻學通 著，李佩芝 譯：《大國領導力》

中信出版社2020.11

作者簡介：閻學通，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世界和平論壇秘書長，清華大學首批文科資深教授，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他著作頗豐，其中包括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和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歷史的慣性》等，后者版權輸出至印度、韓國、日本、阿爾巴尼亞、英國等，產生了廣泛的國際影響力。

內容簡介：《大國領導力》借鑒中國古代哲學家的政治決定論觀念，提出了道義現實主義理論，將國家興衰歸因于政治領導力，并用這一理論解釋了中國的影響力何以日益擴大，為世界舞臺上大國主導地位變化提供了一種具有挑戰性的看法。

在書中，作者把國際權力的轉移歸因于崛起國比主導國具有更強的改革能力。國內領導類型可分為無為型、守成型、進取型和爭斗型；國際領導類型則可分為王道型、霸權型、昏庸型和強權型。國家領導力是決定一國外交政策、政治原則、意識形態等的關鍵因素，因此同類型的政治領導對改革和對外戰略取向的態度不同。當主導國和崛起國的領導類型不同時，這種差異對重塑國際格局、國際秩序、世界中心乃至整個國際體系都可能具有決定性作用。

鑒于此，作者將這一理論應用于預測未來10年中國崛起和美國相對衰落對國際政治和世界秩序的影響，認為中美兩極化不會導致另一場冷戰，但中美競爭將使世界中心從歐洲轉向東亞。該書對于當前國際局勢的分析中立、客觀，有助于讀者厘清思路，看清當前繁復的國際局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