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塞俄比亞多民族聯邦與中央集權

自11月4日埃塞俄比亞總理阿比·艾哈邁德（Abiy Ahmed）宣布對該國北部的提格雷州采取軍事行動以來，埃塞俄比亞聯邦政府國防軍與“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TPLF）武裝交戰已一月有余。12月6日，一支聯合國安全小組在試圖進入位于提格雷州的希梅爾巴難民營時遭到阻攔和槍擊。8日，埃塞俄比亞政府召開記者會，承認對聯合國工作人員槍擊拘留并聲稱，埃塞俄比亞是一個主權國家，不是無人區，每一個角落都不接受“不受限制的進入”。9日，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警告稱，該地區的局勢正在“急劇失控，對平民造成可怕的影響”，迫切需要外部監督。

多民族聯邦與中央集權的沖突

12月7日，非洲治理、安全與和平的專家阿卜杜拉·博魯·哈拉克（Abdullahi Boru Halakhe）在半島電視臺英文網發表評論稱，阿比·艾哈邁德總理試圖將所有國家權力收攏于亞的斯亞貝巴，并廢除1995年憲法中以“民族團結”為名建立的多民族聯邦，最終導致聯邦軍隊和地區政府之間的武裝沖突，破壞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和生計，使埃塞俄比亞再次成為非洲之角的不穩定和沖突中心。現在看來，阿比·艾哈邁德對“團結”的推動可能會導致完全相反的結果——瓦解。

哈拉克概述了阿比·艾哈邁德上臺以來的施政方針。2018年，阿比·艾哈邁德上臺執政時，承諾為這個充滿暴力、似乎無休止的動蕩和長期經濟困難的兩極分化國家帶來團結、繁榮與和平。在埃塞俄比亞絕大多數民眾和國際社會的支持下，他一上臺就以極快的速度啟動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計劃。

2020年11月24日，蘇丹卡達里夫州，埃塞俄比亞難民逃離提格雷州前往鄰國蘇丹避難。

在國內，他監督了數千名政治犯的釋放，任命了埃塞俄比亞首位女性總統，內閣中有一半是女性，并提名一位曾經入獄的反對派領導人擔任選舉委員會的新主席。在國際舞臺上，他與厄立特里亞達成了眾人期待已久的和平協議，結束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血腥戰爭。他還在厄立特里亞與吉布提、厄立特里亞與索馬里、索馬里與肯尼亞之間進行斡旋，推動南蘇丹各派給和平一個機會。

2019年，他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以表彰他為實現和平和國際合作所做的努力，特別是他在解決與鄰國厄立特里亞的邊境沖突方面所采取的果斷行動”。

然而，上個月，他冒著在本國發動內戰、破壞非洲之角穩定的風險，發動了對提格雷北部地區政府TPLF的軍事進攻。阿比·艾哈邁德聲稱，11月4日，效忠于TPLF的武裝對提格雷的聯邦陸軍基地發動襲擊，這是軍事對抗的原因。然而，那次襲擊不是起因，而是提格雷和全國各地日益加劇的動蕩的征兆。

自從阿比·艾哈邁德上臺以來，由于在國家權力結構上的分歧，阿比·艾哈邁德政府與TPLF之間的緊張關系一直在發酵。雖然阿比·艾哈邁德公開呼吁加強中央集權，但不僅是TPLF，全國10個州中的9個州以及大多數人口都希望保留埃塞俄比亞的多民族聯邦制度。

在埃塞俄比亞，TPLF并不是唯一一個因為抵制阿比·艾哈邁德中央集權而面臨聯邦安全部隊襲擊的地區力量。早在提格雷的軍事行動開始之前，總理就已經在奧羅莫和西達馬地區部署了聯邦軍隊，以平息當地活動人士和政客對他“團結”國家計劃的反對。

哈拉克回顧了埃塞俄比亞現行國家結構的締造歷程。在埃塞俄比亞漫長的歷史中，無數皇帝和獨裁者統治著埃塞俄比亞，他們拒絕承認該國不同民族的獨特的種族和文化特征。最近一次是在1974年到1991年之間，埃塞俄比亞人民一直處于獨裁統治的支配之下，獨裁統治視他們為一個整體集團，無視當地社區的需求和愿望，并將所有國家權力集中在亞的斯亞貝巴。

埃塞俄比亞人民革命民主陣線（EPRDF）的成立和崛起改變了這一狀況，這是一個由四部分組成的民族聯盟結構，包括TPLF、“阿姆哈拉民族民主運動”（ANDM，后來的阿姆哈拉民族黨）、“奧羅莫人民民主組織”（OPDO，后來的奧羅莫民主黨）、“南埃塞俄比亞人民民主運動”（SEPDM）。

1991年，EPRDF推翻了獨裁統治，將民族聯邦制引入該國，并給予所有民族、民族主義者和人民以自治，以及在他們認為合適的時候脫離聯邦的權利。

雖然由于TPLF對聯邦政府的統治，以及忽視弱勢民族群體權利的傾向，EPRDF的民族聯盟無疑是不完美的，但它仍然充當著緩解民族緊張局勢的安全閥，并在某種程度上設法讓生活在這個國家的80多個民族團結了三十年。

在過去幾年里，由于TPLF濫用權力和壓制異議而引發的緊張局勢持續升級，阿比·艾哈邁德被議會選舉為總理。這位新總理開始著手將埃塞俄比亞轉變為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2019年12月，阿比·艾哈邁德解散了EPDRF，并成立了繁榮黨（PP）取而代之。OPDO、ANDM和SEPDM以壓倒性的票數加入了新的國家黨，與此同時，締造這些政黨和EPRDF聯盟的TPLF拒絕了這一想法，稱其為“非法的和反動的”。

阿比·艾哈邁德愿景的困境

哈拉克分析了阿比·艾哈邁德政治理念的困境。阿比·艾哈邁德的政治口號是“Medemer”，即“團結起來”（coming together），而這位總理關于統一埃塞俄比亞的愿景是受到該國“光輝歷史”的啟發。在他的諾貝爾獲獎感言中，他14次提到“Medemer”，并將其定義為:“利用我們最好的過去，建立一個新社會和一個在寬容、理解和文明的基礎上蓬勃發展的新的公民文化。”

阿比·艾哈邁德

然而，這種設想有兩個致命的缺陷。

第一，埃塞俄比亞的過去對每個人來說都不是輝煌的。幾個世紀以來，一些人和社區一直不被允許參與埃塞俄比亞的國家結構，因為統治這個國家的強大的少數民族認為他們和他們的文化是低等的。他們被迫接受一種與他們格格不入的“民族文化”，并在任何時候試圖表達其異議時受到暴力鎮壓。由于統治精英努力創建一個統一的國家，這些社區遭受了幾代人的創傷，他們不希望回到暴力和不公正的過去，這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阿比·艾哈邁德懷念的過去并不是他所說的“團結”，而是“控制”。在歷史上，埃塞俄比亞各族人民從來沒有完全自愿地團結起來——他們只是被當局控制著，而當局卻無視他們之間的分歧。因此，阿比·艾哈邁德并不是要讓他的國家回到所有人民和睦相處的“光榮過去”。相反，他試圖使自己成為埃塞俄比亞的新“皇帝”，并再次打著民族團結的旗號發動反對多樣性、民主和自由的戰爭。

今天，阿姆哈拉人是阿比·艾哈邁德建立統一埃塞俄比亞愿景聲浪最高的支持者，而提格雷人和奧羅莫人則阻礙著這一愿景的實現。這些民族群體當前的立場植根于埃塞俄比亞的歷史。在整個埃塞俄比亞帝國歷史——或所謂的“光榮的過去”——阿姆哈拉文化都被接受為“民族文化”，而犧牲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傳統。他們掌握著所有的權力杠桿。今天，阿姆哈拉人似乎相信，如果阿比·艾哈邁德被允許“統一埃塞俄比亞”，他們就能回到帝國時代享有的特權地位。與此同時，提格雷人和奧羅莫人對帝國時代的壓迫和文化抹去只有記憶，這就是為什么他們抵制阿比·艾哈邁德的中央集權努力。

哈拉克認為， TPLF在其30年的統治期間犯下了許多嚴重侵犯人權的罪行，其領導人應為此承擔責任。但對提格雷地區的軍事行動無疑不是讓他們承擔責任的方式。

盡管近期阿比·艾哈邁德宣布了勝利，但聯邦政府和TPLF之間的沖突似乎還沒有得到和平解決。TPLF宣布將繼續戰斗，直到確保該地區的自決權，而阿比·艾哈邁德拒絕了非洲聯盟調解交戰雙方談判的提議。但無論這場沖突以何種方式結束，它都將決定阿比·艾哈邁德的總理職位，并決定埃塞俄比亞多民族聯邦制的命運。許多人將聯邦制度視為對抗壓迫和邊緣化的保證，如果阿比·艾哈邁德拒絕聽取這些人的意見，并推動中央集權，提格雷可能會使出殺手锏脫離聯邦，這不僅可能導致埃塞俄比亞解體，而且還可能在該地區引發另一場曠日持久的沖突，給埃塞俄比亞和其他地區的數百萬人造成痛苦。

TPLF的分裂民族主義

然而，埃塞俄比亞索馬里州州長穆斯塔法·奧馬爾（Mustafa Omer）可能無法贊同哈拉克的觀點。他在12月4日在半島電視臺英文網刊文稱，盡管該國其他地區已經有了新的視野，但TPLF仍然堅持其陳舊的分裂意識形態。

奧馬爾對TPLF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上世紀70年代，TPLF在提格雷人占多數的地區成立的，是為擺脫埃塞俄比亞帝國統治而戰的眾多反抗組織之一。當時，提格雷社區被封建制度邊緣化。在軍隊推翻帝國政府后，TPLF和其他陣線一樣，與新成立的共產黨軍事政府作戰。

在此過程中，TPLF發展了其精心設計的意識形態，將極端民族主義和民族自豪感與一種被害感結合在一起，尤其針對封建的阿姆哈拉精英和共產黨人。它宣揚“我們VS他們”的分裂觀念——提格雷人民被敵人包圍，只有TPLF才能確保他們的安全和生存。

1991年EPRDF聯盟執政后，這種敵對的說法并沒有消失，事實上，其影響范圍更廣了。奧馬爾認為，提格雷地區處于TPLF的控制之下，這使該黨得以在埃塞俄比亞整個提格雷人口中不受干擾地宣揚其有害的意識形態。

TPLF還控制了亞的斯亞貝巴的權力中心，其領導人梅萊斯·澤納維（Meles Zenawi）在1991年成為埃塞俄比亞總統，一直掌權到2012年去世。在他的領導下，EPRDF散布了一種虛假的想法，認為埃塞俄比亞人口由具有不可調和分歧的民族組成，否認埃塞俄比亞社會是一個由異族婚姻、貿易、宗教和文化連結而成的多民族社會。

通過宣揚這種分裂的說法，EPRDF試圖把自己塑造成埃塞俄比亞民族和平的救世主和保障者，如果沒有它的領導，埃塞俄比亞將陷入沖突和混亂。國家媒體經常赤裸裸地指出“要EPRDF，還是Interahamwe”，后者指在盧旺達犯下種族滅絕的胡圖族準軍事組織。這是為了提醒公眾，埃塞俄比亞可能會發生這種情況，如果人們要求自己的權利和自由，“崩潰的可能性”是真實存在的。

20多年來，澤納維幾乎完全控制了這個國家，保證了TPLF在EPRDF中的統治地位。但在他去世幾年后的2018年，在多年的社會和政治動蕩的壓力下，埃塞俄比亞終于迎來了變革。

TPLF在亞的斯亞貝巴失去權力后，EPRDF在一年后被解散。當這個國家的其他地方擁抱了一個新的視野，TPLF保留了其舊的分裂的意識形態，甚至變本加厲。

它的排他性神話催生了極右的“阿加茲安”（Agazian）運動，這是一項剛開始的運動，旨在團結埃塞俄比亞和厄立特里亞講提格雷語的基督徒，建立一個提格雷人的家園。它由那些自視為古老阿克蘇米特王國繼承人并夢想復興它的人所推動。

TPLF有毒的意識形態也在國家政治舞臺上上演。在阿比·艾哈邁德總理于2019年創建的繁榮黨尋求推進重要的政治和社會經濟改革之際，TLPF試圖將這些改革描述為對自己階層乃至整個提格雷人民的攻擊。

TPLF下屬的提格雷地區電視臺和其他媒體幾乎每天都在播放戰爭紀錄片和80年代游擊戰的片段，其目的是在提格雷人民中營造一種被圍困的感覺。

在失去中央政權后，TPLF竭盡所能破壞埃塞俄比亞總理的改革議程。它組織了一場非法的選舉，贊助暴力團體來破壞該國不同地區的和平，最后命令其武裝攻擊埃塞俄比亞軍隊的北方司令部。這就是為什么聯邦政府現在發現自己陷入困境的原因。因此，埃塞俄比亞政府現在面臨著在提格雷地區重建法治，并確保其所有居民的安全和福祉的艱巨任務。

奧馬爾最后寫道，長期以來，TPLF集團的意識形態一直在散布分裂和敵意，損害提格雷人民和整個埃塞俄比亞人民的利益。但是，新一代的埃塞俄比亞人決定拒絕種族極端主義和沖突，擁抱進步與和平。這樣一個落后的黨，不從錯誤中吸取教訓，最終只能自食惡果。

摩洛哥以色列伴隨賄賂和緊張的“正常化”

摩洛哥成為了最新一個宣布與以色列關系實現“歷史性正常化”的阿拉伯國家。再過幾周，特朗普很可能最終被趕出白宮，眼看著要留下某種“遺產”，他希望作為中東地區偉大和平交易的締造者被載入史冊。

摩洛哥與以色列同意建立全面外交關系

過去幾個月，人們瘋狂地努力讓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摩洛哥近日成為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蘇丹和巴林之后，第四個這樣做的國家。(埃及和約旦早在1979年和1994年就已經這樣做了。)然而，22個國家組成的阿拉伯聯盟中的大多數國家仍然拒絕與以色列開放關系，出于對巴勒斯坦權利的長期支持。

特朗普的女婿和高級顧問、《亞伯拉罕協議》和平計劃的推手賈里德·庫什納宣布，摩洛哥承認以色列是解決數十年來阿以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沖突的又一標志性舉措。事實上，特朗普的和平愿景伴隨著賄賂和播下地區緊張的種子。

讓摩洛哥承認以色列是有代價的。特朗普政府通過承認摩洛哥對西撒哈拉的領土要求來誘導摩洛哥。西撒哈拉受到“波利薩里奧陣線”（Polisario Front）的爭奪，是后者眼中的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國。就在一個月前，波利薩里奧陣線剛宣布結束與摩洛哥長達29年的停火。特朗普政府表面上的和平姿態會在馬格里布地區挑起戰火，涉及到周邊國家毛里塔尼亞和阿爾及利亞，這兩個國家都是波利薩里奧陣線的盟友。

西撒哈拉被稱為“非洲最后一塊殖民地”，在19世紀被西班牙殖民，又在1975年被摩洛哥吞并。波利薩里奧陣線代表當地的撒哈拉維居民與摩洛哥部隊作戰多年。特朗普宣布立場后，波利薩里奧陣線表示強烈譴責，稱其公然違反了《聯合國憲章》及其決議和國際合法性原則，也違反了非洲聯盟及其《組織法》和各項決定（其中最近的一項決定是第14屆非盟“消滅槍聲”特別首腦會議的決定，這項決定強調必須在兩個非盟成員國之間找到公正、和平的解決辦法）。

波利薩里奧陣線認為，特朗普的決定對西撒哈拉問題的法律性質沒有任何影響，因為國際社會不承認摩洛哥對該領土的主權，撒哈拉人是西撒哈拉主權的唯一所有者。“我們驚訝地注意到，特朗普的決定恰逢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這也是在聯合國大會通過載有《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的第1514(XV)號決議60周年紀念日之前幾天發生的，它公然侵犯了一項最神圣的權利，即人民的自決權。”

宣布消息后，聯合國表示在有爭議的西撒哈拉地區上的立場“未變”。

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中東項目的高級研究員Nabeel Khoury評論道，在一塊不屬于美國、以色列和摩洛哥的土地上，美國、以色列和摩洛哥領導人從中受益。特朗普又一次割讓了他并不擁有的領土（這是他未經國會辯論而采取的行政行動），而他甚至沒有與撒哈拉人進行討論，更沒有得到他們的同意，而撒哈拉人為自決進行了長期艱苦的斗爭。特朗普再次無視了美國和聯合國三十年來通過公投和協商尋求和平解決西撒哈拉爭端的外交努力。

Finian Cunningham在RT的評論中認為，特朗普的“交易藝術”與其說是維護國際法原則和國家權利，不如說是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貪圖權宜。就像他以前的房地產大亨年代，都是彎曲規則以求出頭。特朗普像殖民主宰一樣重新繪制地圖，其他西方國家卻沒有一絲抗議。

自欺欺人的和平協議是靠賄賂來使人們接受的。“正常化”之后，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君主統治者很快就獲得了購買美制F-35隱形戰斗機的許可，之前除了以色列和北約成員國之外，其他國家一直是禁區；在蘇丹做出承認以色列的“歷史性”舉動前幾周，特朗普政府宣布將該國從恐怖黑名單上移除，從而結束了美國對喀土穆幾十年的制裁；海灣小島國巴林從對巴勒斯坦權利的“出賣”中得到了什么，還有待觀察。這很可能是為其贊助人沙特阿拉伯加入特朗普的和平大篷車做試探。沙特之家想要的，無疑是美國對其死敵伊朗敵意包圍的更多承諾。帶有苦澀的諷刺意味的是，沙特可能與以色列實現正常化，會讓特朗普在中東地區披上偉大和平締造者的外衣，卻讓與伊朗的對抗越來越危險。

以色列和阿聯酋的蜜月：誰的“正常化”？

近日，Belén Fernández在《雅各賓》雜志發文批判以色列和阿聯酋的蜜月。

2010年，《紐約時報》的托馬斯·弗里德曼發表了以下抱怨：“具有破壞性的批評者把加沙當作以色列的監獄，卻從未提到，如果哈馬斯在以色列單方面離開加沙后決定把它變成迪拜而不是德黑蘭，以色列也會有不同的表現。”

作者寫道，先別說以色列從未“離開”過加沙，就算哈馬斯成功地將這塊面積不大的巴勒斯坦沿海飛地變成了伊朗的首都，國際法也不會授權以色列人隨后將其改造成“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監獄”。而且在被圍困和頻繁轟炸的情況下，任何領土都不可能變成迪拜。當以色列斷斷續續地阻止建筑材料進入這塊狹長的土地時，加沙人將如何建造帶有滑雪場的商場——或者建造任何東西？

現在，由于以色列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9月達成的正常化協議——這是長期秘密戀情的結晶——巴勒斯坦人似乎終于可以體驗一下迪拜的味道了。而阿聯酋的酒類消費者將品嘗到來自非法占領的戈蘭高地的以色列制造的葡萄酒。

在CNN最近的一篇題為“阿聯酋和以色列的旋風式蜜月已經超越了正常化”的報道中，通訊員Ben Wedeman寫道，以色列政府和阿聯酋之間的“相互熱情”感染了以色列政府，阿聯酋“似乎已經放棄了對以色列占領阿拉伯土地的任何實際反對”。這不是偶然的。使占領消失是正常化的一個主要功能，正好符合弗里德曼主義對中東和平的看法，即如果巴勒斯坦人不再抱怨被占領和被屠殺，而是繼續他們的生活，他們也可以成為迪拜——這相當于告訴一個在燃燒的房子里的人，不要理會火焰。

首趟迪拜-特拉維夫商業直飛航班啟動

Wedeman列舉了阿聯酋人與以色列人過度熱衷的蜜月的好處：互免簽證、上述葡萄酒、西岸的以色列定居者領導人到阿聯酋旅游、特拉維夫和阿布扎比之間的直航計劃于明年初開始，以及阿聯酋將“與美國和以色列一起資助一個項目，使西岸用于控制巴勒斯坦人行動的以色列檢查站‘現代化’。”

據推測，“現代化”并不意味著以色列士兵將停止在檢查站毆打、殺死、拘留和以其他方式虐待巴勒斯坦人。但也許阿聯酋人可以幫助安裝最先進的流動產房，以處理被迫在那里分娩的巴勒斯坦女性的問題。

在阿聯酋可以看到一種右翼新自由主義的夢想，在這里，基本權利被摩天大樓、人工島、一年一度的迪拜購物節以及其他建立在“虛擬奴隸制”中辛勤勞作的移民勞動力背上的聲色犬馬所取代。

由于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和阿布扎比王儲穆罕默德·本·扎耶德正常化的努力，他們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與此同時，“和平”目前并不是巴勒斯坦人、也門人和其他地區居民的選擇，他們的生命是為了軍火工業的利潤和類似的“現代性”裝置而犧牲的。這些背后都有美國的支持，還有堅稱伊朗是所有麻煩根源的帝國主義敘事。

因此，無論是在50天內在加沙殺死了2251人，還是作為沙特領導的聯盟的一部分參與在也門的暴力，蜜月的人都能逍遙法外。作者認為，在正常化的過程中，有人認為這種情況是正常的，簡直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