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控制和動員資源能力的強弱是國家能力的一種核心維度。

在中國，改革開放前，國家具有極強的控制和動員資源能力。1978年以來，國家控制和動員資源能力開始發生改變。國家對資源的控制逐步放開，市場呈現一定的自由度，社會有了一定的行動空間。但是，四十多年來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實際走向卻令人感覺撲朔迷離。

有關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到底是加強還是弱化了這一問題，多有爭論。綜觀這些研究，大體包括三種取向。

第一種取向認為，在體制改革過程中，國家對經濟、社會領域的控制力有所減弱。這一取向下主要有兩種理論，即“市民社會理論”和“市場轉型論。“市民社會理論”強調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國家對社會控制的松動。“市場轉型論”則認為從再分配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過程中，國家的控制力必然會削弱。

第二種取向認為，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力實際上反而并沒有發生變化。市場改革過程中，政治權力未必會削弱，可能會得以維持或轉化，國家仍可以保持對經濟和社會領域的控制。

第三種取向以“新威權主義”為代表，認為國家通過改革更強化了對社會的整體性控制。在改革開放的前二十年，資源高度集中在國家手里的局面大為改觀，社會開始逐漸發育起來。國家和社會在資源控制和動員能力層面并沒有沿著此消彼長的路徑演進。特別是近二十多年來，一種資源集聚型國家治理逐漸形成。從控制的范圍來看，國家控制的領域的確在縮小，社會的自主性在增強。但從國家控制和動員資源實現自己目標的能力來看，其能力卻大為增強。事實上，我們有理由認為國家增強論是部分正確的。

市場化改革大背景下國家控制和動員資源能力的變動機制成為學術界研究的一個焦點。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國家確實在基層社會、經濟系統等多個領域強化了控制。在市場轉型論者看來，市場化改革必將帶來國家能力的縮小和市場(社會)能力的擴大。事實上，國家和市場并非截然對立、此消彼長，市場與國家的關系的表現形態具有多樣性。在中國，市場化進程并非一個自發的過程，而是受到歷史和社會結構的制約。國家總是根據自身利益和偏好引導市場。

上述研究看到了國家動員資源及強化控制力的多個不同路徑，但對國家如何動員金融資源來實現國家能力提升的探究卻不足。對理解市場化改革背景下國家能力到底是如何增強的這一問題而言，金融在其中起到的作用顯然不可忽視。作為一項新的機制，金融與國家能力增強之間的關系有必要深入探析。

本研究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中國的金融化進程中，金融化對國家能力提升具有獨特的作用機制。

通過金融市場改革、銀行股份制改造、匯率改革，中國實現了金融市場化改革，這促使中國金融化加速發展。中國經濟金融化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經濟貨幣化程度加深；金融市場規模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急劇增大；金融行業的利潤率遠超非金融行業利潤率；在家庭總資產中金融資產占比不斷增加。

金融化的縱深發展帶來了金融集權，國家在金融體系中具有獨特的制度位置和歷史角色，通過財政金融化、外匯儲備增長機制、土地金融化、利率雙軌制、金融機構具有的雙重偏好機制等途徑，國家控制與動員資源的能力逐步提升。國家控制與動員資源能力的提升帶來了經濟治理、政治治理和社會治理效應。可以說，金融化提升了國家治理效應。

（本文原題“金融化與國家能力：一個社會學的分析框架”，原載《社會學研究》2020年第5期。作者劉長喜、桂勇、于沁。)

“受限的利維坦”與國家繁榮

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及其長期合作伙伴羅賓遜(James Robinson)在2019年出版了《狹窄的通道:國家、社會和自由的命運》（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一書，其中提出的國家制度建設的“歐洲經驗”，值得我們以批判的眼光加以審視。

在《狹窄的通道》一書中，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將“諾思悖論”（“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基本條件，然而國家又是人為造成的經濟衰退的根源”）升級為所謂“吉爾伽美什問題”，即如何“控制住國家的權威和權力，令你可以得到國家的好處而不是壞處”。其中，國家的“好處”不只是經濟繁榮，也包括“自由”這一核心政治價值的實現，且自由被視為繁榮（尤其是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只有在“紅皇后效應”（“國家與社會皆向前發展以保持彼此之間的平衡”）的輻射下才有可能出現權力有限的強能力國家即“受限的利維坦”，從而可維護自由。而受限的利維坦需要在嚴格的條件下才能出現，故通向受限的利維坦的路徑是一條“狹窄的通道”。

在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看來，早期歐洲的歷史注定了受限的利維坦在歐洲和美國的崛起（美國被視為英國傳統的直接繼承者）。“巧合的權力平衡在歐洲來自于剪刀的兩葉——羅馬帝國的國家制度加上德意志部落的鼓勵參與的規范和制度。”前者代表了集權化傳統和包括官僚層級體制在內的國家能力，后者則代表了部落民主傳統和社會對國家的監督。

于是，按照所謂“歐洲經驗”，受限的利維坦的興起依賴于“紅皇后效應”，而這種平衡在歐洲又來自幸運的歷史遺產，故進入狹窄通道的歐洲經驗更多體現了一種歷史偶然性。

然而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認為，雖然剪刀的兩葉是一個歐洲事件，但是“歐洲經驗”卻具有普遍意義:“這里的普遍原則是具有更為廣泛的應用性的，一國進入狹窄的通道需要權力的平衡——集權化國家制度以及一個警醒并有能力動員起來反對國家權力和約束政治精英的社會”。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關于“歐洲經驗”的分析反映出的是國家建構對歷史偶然因素的依賴，但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卻抱有一種明確的先入為主的判斷:“歐洲經驗”是產生和維護自由的普遍法則。可是問題在于，由于每個民族國家所繼承的不同的歷史遺產塑造了多樣化的歷史發展路徑，故各個民族國家在其國家制度建設過程中需要優先服務的目標、而臨的約束和可選擇的手段都各有不同。

所以，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用巧妙剪裁后的歐洲歷史事例所包裝出來的看似客觀的“歐洲經驗”，其實質仍然是一種從18、19世紀開始出現的西方中心主義論調:“想象中推動西方興起的那些制度和價值觀是普遍適用的，能夠并且必須被全世界所采納”。

與其他的西方中心論者一樣，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不僅描述了一副被裝扮過的歐洲發展的歷史圖景，而且還要用這樣的理論來指導西方世界以外的各國的現代化實踐。當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按照“歐洲經驗”的一個子視角——自由在經濟發展領域的工具性作用——來預測中國經濟的未來前景時，“歐洲經驗”的西方中心主義的局限性便有了更為明顯的展現。     

在真實的世界中，任何一種國家制度或者說國家治理體系都會有所缺憾，完美只存在于烏托邦的虛幻世界。然而，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在思考方式上的錯誤恰恰是將受限的利維坦暗示為完美的國家制度，然后借用假想的完美狀態來批判其他制度的真實狀態，所以他們在研究中國問題時難免會得出有偏差的結論。

（本文原題“國家制度建設的歐洲經驗的邏輯、局限及與中國經驗的分殊——以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狹窄的通道》為起點的思考”，原載《人文雜志》2020年第12期。作者汪毅霖。）

國家治理能力的真正來源

國家治理能力并不是指國家機器(國家政權、廣義政府)的治理能力，而是指國家治理體系完成和實現國家治理之目標任務的能力。但國家治理并不是統治的意思，而是管理國家公共事務的集體行動，以使國家的所有成員可以互相滿足需要、互惠互利、共同受益并最終實現幸福的生活。由于和國家治理的目標任務無法切割，而國家治理的目標任務是判斷和衡量國家治理能力的最終依據，所以國家治理能力就不可能不具有規范性質，從而不可任意定義。那種把國家治理能力中性化和工具化的做法只會誤人歧途。   

國家治理體系是國家治理主體的組織體系，是國家治理體系在從事國家治理。因此國家治理能力只可能是國家治理體系的能力，是其功能發揮的表現。國家治理能力就體現在國家治理的過程中，包括動議、決策和執行三種能力。規范要求和經驗啟示都表明，只有全面及時的動議能力、正確明智的決策能力和有力高效的執行能力，才最有助于完成和實現國家治理的目標任務。   

既然是國家治理體系的能力，那么國家治理能力就只可能來源于國家治理體系。而國家治理體系是遵循集體行動的一般組織法則而被構建起來的，因而更準確地說，國家治理能力取決于國家治理體系的設計和構建，即分工、協調和控制機制的設計和安排狀況。歷史和比較的研究足以顯示，除非通過分工、協調和控制機制的設計和安排，保證一國的廣大民眾能夠參與國家治理的動議過程，能夠控制國家的決策者和執行者，否則很難確保基本的國家治理能力。當然，若要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則還需要根據本國實際，對國家治理體系的分工、協調和控制機制做出更為周密合理的設計和安排。   

本研究認為，這種基于國家治理體系的國家治理能力觀，相對于其它一些流行的觀點，更具優勢，更具啟發性，更有可能幫助我們找到確保和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的途徑。

比如說，它應該勝過強調治國人才作用的觀點(盡管這種觀點長期流行)。因為它清楚地解釋了，國家治理能力的真正來源是國家治理體系而不是構成體系的人，告訴我們體系比人更重要，從而在如何確保和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的問題上，可以防止誤人歧途。這里的關鍵就在于，國家治理是一種集體行動，國家治理的參與者是被組織在國家治理體系之中,而非作為自行其是的個體而行動的。這就導致，甚至是那些參與者的個人能力發揮，也要取決于國家治理體系的設計和構建狀況，各國和歷史上都有大量的案例足以證明這個結論的正確性。因此國家治理能力只可能來源于國家治理體系，而不是治國人才的能力。

要言之，國家治理能力的根本保障在于國家治理體系的設計和構建，沒有良好的國家治理體系，無論如何重視和選用治國人才都無濟于事。  

（本文原題“論基于國家治理體系的國家治理能力觀”，原載《理論與改革》2020年第5期。作者古洪能。）

“弱國家”困境和埃及的再工業化前景

作為阿拉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埃及擁有諸多適合發展工業化經濟的條件，如能源資源豐富，收入來源多元，良好的農業基礎設施，龐大的國內市場，優越的地理環境以及強大的人口紅利。但時至今日，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仍將埃及歸類為“其他正在工業化的經濟體”。為什么埃及在擁有如此多優勢條件的情況下，仍沒能完全實現工業化轉型呢?

作為發展中國家，如果想在經濟上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超越，就必須通過強有力的產業政策的引導，推動社會創新的發展，實現經濟上的跨越式發展。但只有一個具備了較強國家能力和國家自主性的國家，才能有效制定并實施產業政策和戰略貿易政策，進而更好地發展現代經濟。埃及的工業化進程之所以緩慢，正是因為國家能力建設的不足以及國家自主性的缺失，制約了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

首先，從國家能力建設的角度看，盡管1956到1970年擔任總統的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初步建立起了強滲透能力的官僚體制，但當他試圖調節社會關系，或者運用特定的方式配置資源時，卻遇到了難以克服的社會力量障礙，碎片化的社會控制阻礙了國家能力在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運用。其次，在進入民主化進程后，埃及政府逐漸喪失了獨立制定產業政策的能力，而廣受商業利益集團的干擾。

在“阿拉伯之春”和短暫的穆斯林兄弟會執政后，2013年通過軍事政變上臺的塞西政府為走出國家能力不足及國家自主性缺失的困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致力于塑造去政治化的風氣，將軍隊樹立為埃及民族主義的大眾象征。其次，通過軍隊的高效率和執行能力解決國家能力不足的問題。在塞西時代，軍隊在埃及經濟中的作用大幅度增加，超過了共和國時期的任何時代。同時，軍隊還深入參與國家治理。

在軍隊的協助下，塞西總統基本恢復了埃及的國家能力和國家自主性，并逐步重新開啟國家主導的工業化戰略。埃及政府先后頒布“2020年工業發展戰略”和“埃及2030愿景”，力圖從四個方面促進埃及的工業化進程。第一，興建工業園區、改善基礎設施和修訂法規，以在全國形成實體經濟的價值鏈和產業鏈。第二，扶持埃及境內250萬家中小企業和非正式經濟部門，為其提供咨詢和融資服務，并鼓勵年輕人參與創業。第三，指導國內企業發展出口導向型產業和加強出口優勢。第四，推出“職業技術教育”計劃，針對工業出口部門的需求專門培訓相關的技術工人，并建立國家認證的職業評價體系。

埃及能否抓住這次難得的歷史機遇，取決于其是否能維持“強國家”以及國家如何適當地調節和指導工業化進程。

（本文原題“‘弱國家’困境和埃及的再工業化前景”，原載《文化縱橫》2020年第5期。作者段九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