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遠奇編譯 加拿大和美國必讀

《紐約客》雜志發表威爾·康奈爾醫學院執業醫師和助理教授德儒·克拉的文章，分析了美國人為何對此次疫情的認知有如此大的差距，他們到底是怎么想的？為什么有那么多人堅持不戴口罩，不遵守防疫措施？政治與疫情相互交纏，在這一過程中，又到底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一位被訪者的祖父死于新冠，他說，“我祖父的一生長久而充實。但整個社會為此停擺不安全也不合理。”另一位被訪者說，“這事（指死亡）在上帝的手中。當你早上走出家門，到處都是風險：你可能會被汽車撞到，被閃電擊中，新冠病毒不過是各種風險中的一種罷了。”讀完這篇文章，你或許就能夠明白，美國的疫情何以失控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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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3月15日，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的一位牧師亨寧·雅各布森拒絕接種天花疫苗。馬薩諸塞州是當時允許強制行政人員實施免疫接種的11個州之一；當時有天花疫情爆發，當地衛生委員會下令對該市居民進行疫苗接種。雅各布森因拒絕而被起訴并被罰款。他花了三年時間自辯，聲稱強制接種疫苗侵犯了他的自由。

案件被提交到最高法院，約翰·馬歇爾·哈蘭法官發表了支持馬薩諸塞州法律的多數意見。 “不顧及對他人造成的傷害，這種絕對的個人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 哈蘭法官寫道，“一個社區有權采取措施，保護成員的健康安全不受傳染病的影響。”

該案是美國公共衛生領域最重要的案件之一。此后，法院普遍承認，政府可以廣泛使用其權力來保護人民的健康。1944年，國會更進一步通過了《公共衛生服務法》，明確規定聯邦政府有權實施疫苗注射和其他衛生措施。兩周前，最高法院駁回了州長安德魯·庫莫發布的一項命令，即限制新冠期間在宗教場所的聚會規模。法院遵循先例，認為公共衛生限制不可厚非，但是反對其實施過程中的偏頗。“憲法不容許厚此薄彼的行政法令，酒店和自行車商店可以重新開放，教堂，猶太教堂和清真寺卻要關閉，這是不合理的。”法官尼爾·戈蘇赫寫道。

大部分關于疫情限制的法律都是明確的，有爭議的是政治觀點，即個人自由和公共健康之間的平衡，這可能也是美國日常生活中最有爭議的問題。新冠病毒的疫苗正在路上，但在它們到來之前，數以萬計的生命取決于社區的干預措施，比如口罩、安全社交距離、自我隔離等，這些必須由普通大眾去遵守。他們的主觀意愿將決定多少人會死亡。因此，不同的意見分歧會導致截然不同、反差劇烈的結果。

一、公眾意見最兩極分化的疫情：

總是會有反對的聲音，而且很大

最近的調查顯示，美國人對疫情抱有相互矛盾的觀念。一方面，大部分人認為新冠病例會在他們所在的地區激增，與此同時，80%的人認為他們不會被感染。雖然美國人普遍認為，疫情正在惡化，但同時他們又不愿意遵守“居家防疫”的命令。（在春季，超過三分之二的美國人說他們很有可能遵守這些命令；現在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說他們會遵守）。

意愿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共和黨人態度的轉變，他們表示會留在家里的人數不到民主黨人的一半。在高收入國家的公民中，美國人對于疫情的分歧最大；對于政府到目前為止是否有效控制了疫情，他們的分歧也前所未有地大。拜登的支持者認為能否控制好疫情是2020年大選中最重要的問題；但是對于特朗普的支持者來說，它則是最不重要的問題之一。美國人在圍繞疫情的一系列議題上的分歧也越來越大，包括疫苗、接觸者追蹤、口罩規定以及公共衛生官員的可信度等。

最近幾個月，這種不滿和混亂日益明顯，最終導致新冠病毒感染和住院人數屢創新高。在夏末秋初時節，保守派媒體對已經證明是有效的公共衛生戰略提出了質疑，許多州長受政治風向的影響，在其所在州的重癥病房被新冠重癥患者塞滿之前，都不敢實施強制隔離等政策。

同時，廣泛大眾對接受疫苗還有抵觸情緒：在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中，只有58%的美國人說他們會接受疫苗，疫苗的匆忙上市是關鍵的一個擔憂點。這種抵觸情緒在右派比較常見，但在左派中也不少：雖然只有不到一半的共和黨人表示愿意接種疫苗，但也有三成的民主黨人對疫苗持抵觸情緒。

幫助創造了“壓平曲線”概念的密歇根大學的醫生和歷史學家霍華德·馬克爾告訴我：“總是會有反對的聲音。公共衛生一詞的重點是公共。那是很多很多的個人，不是一個整體，尤其是在一個開放、民主的社會里。”

即便如此，馬克爾還是對疫情分歧如此之大、如此之強烈感到驚訝。

他說：“這是歷史上最兩極化的疫情”。在1918年流感期間，曾有過針對公共衛生措施的抗議活動，比如在舊金山，一個名為 “反口罩聯盟”的組織反對當地的口罩條例，但這些抗議活動只相當于“我們今天看到的一小部分”。那場疫情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同時展開，領導人建議將遵守公共衛生定位為一種愛國的表現。“今天不同的是，當選的官員還在不滿的氣氛上火上澆油”，馬克爾說，“這是非常危險的。”

麻省理工學院的政治學家亞當·貝林斯基致力于研究輿論、誤導信息和政治兩極化之間的聯系。貝林斯基將民眾分為三類：正確了解情況的人、不了解情況的人和被主動誤導的人。他認為，應努力爭取第二種群體，即“不一定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的人”，并且限制第三種人對輿論的影響。問題是，在網絡時代，邊緣的錯誤信息很容易蔓延到大眾意識中。如果被誤導的人只局限于自己，那問題就不那么嚴重，他說，“但是，他們污染了信息系統，引起其他人的懷疑。然后，更多的人捕風捉影，聽風就是雨。”

貝林斯基認為，平息錯誤信息的大部分責任在于政治領導者。他說：“這是從頂層開始的，如果民選領導人有一個統一的反應，公眾的態度就會更加統一。”

拜登政府的到來，無疑會改善聯邦政府對疫情的溝通。目前，我們防疫措施的每一個環節都已經被政治化了。當選官員已經在考慮明天的主要挑戰者；甚至在他們看著醫院已經爆滿，他們也在努力證明自己態度上的真誠。我們最大的挑戰不是新冠病毒，而是我們自己。

二、一個經濟衰落州的典型樣本：

1、93歲祖父死于新冠也沒能改變他的看法

俄亥俄州是我長大的地方，也是我父母目前居住的地方。該州是一個令人信服的研究案例，它可以生動地說明在疫情期間兩種相反的輿論之間根深蒂固的不理解。半個多世紀以來，俄亥俄州一直是一個典型的搖擺州，盡管在過去10年中，它已經穩步向右移動。

奧巴馬在2012年以微弱的優勢將其拿下，但特朗普在2016年和2020年又輕松獲勝。近年來，俄亥俄州人一直受到經濟停滯的拖累，經濟在大衰退后從未完全恢復。在俄亥俄州東北部的部分地區，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貧困率上升的街區；克利夫蘭是整個國家經濟衰退最快的城市之一。

俄亥俄州的共和黨州長邁克·德維恩領導實施了相對積極的新冠應對措施。俄亥俄州是全國第一個關閉學校的州。新冠病毒從春季開始傳播 ，自那時以來，即使其他共和黨領導人抨擊他們，德維恩依然果斷下令佩戴口罩、宵禁和企業關閉。在今年的大部分時間里，俄亥俄州的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

不過現在，和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區一樣，它正經歷著病例和住院人數的飆升；德維恩說，這個州現在已經“火燒眉毛”了。盡管如此，俄亥俄州的共和黨立法機構還是多次提出限制州長權力的議案，黨內也有人提出彈劾州長的要求。盡管德維恩在州內擁有較高的支持率，但他正在反感防疫措施的大環境下苦苦掙扎。最近他在下令實施全州宵禁后說：“我尊重生命，這意味著我要為未出生的孩子們著想，也要防止在養老院的八十歲老人染上病毒。”

斯塔克縣是搖擺州內的一個搖擺縣，那里的人們是如何看待新冠的呢？我聯系了那里的人，很多人都很樂意分享自己的看法，有些人一直活躍在社交媒體上，強烈反對防疫措施。安德魯·西格勒是我采訪的對象之一，他在俄亥俄州東北部的一家軟件公司工作，現年三十多歲，在該地區長大，但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是在舊金山和芝加哥度過的，之后搬了回來。西格勒告訴我，像他認識的許多人一樣，他對過度的防疫措施表示不滿，他認為這些措施試圖冒犯人們生活。

他說：“這對我來說是一種進步。當這一切剛開始時，我和任何人一樣害怕。這是一個未知的領域。但現在我們知道了誰的危險系數高，以及他們需要承擔的風險有多大。我認為，人們根據自己的情況自主安排防疫措施是很合理的。”

西格勒一直過著“相對危險”的生活方式。他在餐館堂食。他曾飛到拉斯維加斯過周末。他經常和朋友們打籃球。他說：“我認為你必須權衡一下風險和回報。生活在恐懼中不是生活的方式。很多人都描繪了一幅純粹的厄運和陰暗的畫面，我并不買賬。”

西格勒與公共衛生官員的某一些擔憂是統一的，但對什么是危險的，以及如何權衡風險和回報上，兩者持有不同意見。

他告訴我：“新冠絕對是危險的，它需要被重視，但人們選擇如何應對它的自由也應該被尊重。我認為有一些限制是好的，但我不認為強制措施和封城是解決問題的答案。你只是用了不同的方式扼殺人們。不是通過疾病，而是通過這些政策，一個人花了幾十年時間建立起來的企業可能就在封城令中倒閉。我不禁想到了這些政策對那些小孩沒法上學的家庭、那些失去工作的人、那些在孤獨和治療中掙扎的人所造成的傷害。”

西格勒提到了病毒對不同年齡不成比例的影響，盡管所有年齡段的人都有可能患病，但絕大多數新冠引起的死亡發生在美國老年人中。他反對為了保護相對較少的脆弱個體而顛覆整個社會的措施。他承認他的論點帶有年齡歧視的色彩，但還是堅持自己的觀點。

他說：“我們真的要關閉整個國家，以保護一個垂垂老矣的群體？你需要對自己在社會中的身份有一個充分的認識。年齡越大的人，越應該采取更多的預防措施。但不應該把封城鎖國和強制措施強加給其他人。邁克·德維恩是誰，憑什么禁止人們出去喝酒？”

我問他關于最近感染率激增的問題，我指出，如果沒有積極的公共衛生措施，許多州正在與不堪重負的重癥病房和醫務人員的短缺作斗爭；一些州的醫療供給告急。“他們一直對我們說，我們需要封城以壓平新冠激增曲線并滿足治療能力，”西格勒說，“他們早就知道會有第二個高峰，他們為什么不利用之前時間來做充分的準備呢？真為這個滯后的系統感到羞恥。”

今年秋天，西格勒的家人打電話問候九十三歲的祖父，他在疫情期間一直比較小心，除了出門買菜、加油，偶爾吃個飯，其他時候一直保持自我隔離。他們無法聯系到他，越來越擔心，他們去了他家，發現他躺在椅子上，毫無反應。“他當時死氣沉沉的，” 西格勒說。

他們趕緊把他送到醫院，在那里他被確診為新冠患者。之后，他輾轉于重癥室、急診科和一家療養院之間。在我第一次與西格勒交談的幾天后，他的祖父又回到了醫院，他的家人正在為是否要插入喂食管和進行氣管造口術艱難地做著決定。他說，最終他們決定 “順其自然”。停止藥物治療，呼吸機也撤下了。西格勒的祖父被轉移到家中接受臨終關懷，然后去世。

我問西格勒，他祖父的死是否改變了他對新冠的看法。“我堅持我之前所說的，”他告訴我，“這是一種可怕而危險的疾病。我會做好預防措施。但整個社會為此停擺不安全也不合理。我祖父的一生長久而充實。”

2、“這事在上帝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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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西格勒通電話的間隙，我采訪了約翰·埃默特，他是一位六十歲的退伍軍人，在俄亥俄州納瓦拉市經營一家小型的家族式雜貨店已有二十多年了。埃默特主要自己管理這家店，每天從早上9點到下午6點半。今年年初，他的女友患了第四期結腸癌，進入了一個家庭臨終關懷計劃；與來訪的護士一起，埃默特在上班休息的空隙和下班后的時間照顧她。她在5月1日去世。

雖然在她最后的日子里，埃默特能夠和她在一起，但他有一些朋友，因為疫情的限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與親人分離。他說：“封鎖、隔離，這些比病毒更糟糕。封鎖政策殺死的人會比病毒最猖狂的時候殺死的人還要多。”

埃默特認為，政府在抗疫的過程中，已經實質性地越俎代庖了。“如果你想戴口罩，我完全尊重你的選擇。但他們無權強制要求我這么做。” (他不要求店里的顧客戴口罩，他自己也不戴口罩，盡管他 “經常 ”洗手。)

“我相信小型的、必要的政府，” 他說。 “現在他們管了很多不該他們管的事情。德維恩對待我們就像對待十幾歲的孩子一樣。” 在我們的談話中，埃默特經常引用特朗普總統的錯誤說法來反對該州的公共衛生措施：陽光可以預防冠狀病毒感染，羥氯喹可以治療它，安東尼·福奇不值得信任，因為他是民主黨人。

“新冠死亡人數被過分夸大了，”埃默特說，“這些人中有很多是因新冠而死，而不是死于新冠。他們有肺癌或嚴重的糖尿病。他們已經有一只腳踏進黃土了。”

9月，埃默特與他85歲的父親以及他父親79歲的女友一起去坎昆旅行。他們從阿克倫飛往費城，然后再飛往墨西哥。他說，他們在機場時戴著口罩，但 “我們一出機場就把口罩摘下來，再也沒有戴上”。

我問他是否擔心老父親的健康。他說：“度假村里有一名醫生。” 埃默特告訴我，當新冠疫苗上市后，他不打算進行免疫接種。他提到了參議員蘭德·保羅最近的一條推特，該推特不準確地聲稱“自然獲得新冠病毒”的免疫力，比接受莫德納和輝瑞公司的疫苗獲得的免疫力更強。

埃默特說：“這事在上帝的手中。當你早上走出家門，到處都是風險：你可能會被汽車撞到，被閃電擊中，新冠病毒不過是各種風險中的一種罷了。”

埃默特的妹妹卡羅爾·哈蒙對這場疫情持相反的看法。哈蒙在30多年里為數千名高中生教授西班牙語，于去年退休。她說：“我很幸運，剛好到了退休的時候。作為一名老教師，這是非常可怕的。” 她一直積極響應社區的防疫號召。今年春季，她看到了當地一家醫院在Facebook上發布的帖子，該醫院發出了自制口罩的號召；在接下來的幾周里，她縫制了一百多個口罩，把它們放在附近的停車場，有一些醫院代表和幾十輛車會等在那里收集。她說：“我把車停在那里，打開后備箱，然后把口罩交給他們。我們彼此都不認識對方。感覺就像毒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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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蒙對周圍人有目的的陰謀性思維感到越來越失望。她說：“當我看到人們所說和相信的一些事情時，我就在想，我們的公立學校系統怎么出了這么大的問題？人們完全否定了科學。他們如此熱衷于接受錯誤的信息。他們無法評估來源的可信度。”

哈蒙從來都不是一個政治人物，但隨著疫情的發展，她已經把政治看成是人們選擇相信什么以及做什么的決定性因素。這些政治并不總是黨派性的。

哈蒙說：“我下午看德維恩，晚上看特朗普，會想，哇，這兩個都是共和黨人，他們之間的差別真是天壤之別。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黨派路線是統一的。我知道有些人認為這一切都是民主黨人的騙局，我試著告訴他們：‘好好想想吧。世界各地都在發生，民主黨為什么要到處這么做，從中國一直到廷布克圖（注：西非馬里共和國的一個城市，通常用來泛指極遠的地方，類似中文里的“爪哇國”）嗎？’”

隨著新冠病例的進一步上升和對感染恐懼的加劇，疫情觀點的兩極分化可能會縮小。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在更關注疫情的美國人中，對公共衛生措施的黨派分歧越來越小。但也有大量的研究表明，人們系統性地忽略與他們觀點相矛盾的證據：他們沒有改變觀點，而是加大他們的賭注。哈蒙希望出現第一種結果，同時她很擔心第二種結果的出現。

她說：“那么多人都不相信，他們認為只有老人或療養院的人在死亡。當我告訴他們已經有超過1700名醫護人員死亡的時候，他們說，‘好吧，他們知道自己的責任是什么’。我心里想：天哪，你怎么能這么冷酷無情？這些都是人啊！”

最近幾個月，哈蒙和她哥哥的關系變得很緊張。有一段時間，他們就病毒、郵遞投票、什么人值得信任等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她開始認識到哥哥的觀點無可救藥地被錯誤信息、陰謀思維所籠罩，任何嘗試都是徒勞的。她說：“在某些時候，你只需要走開。” 自選舉日以來，哈蒙和哥哥再也沒說過話。

三、美國人已失去250萬年生命，贏得公眾信任仍然是必需的

一個民主社會的力量取決于其公民表達意見的自由度。由于科學上的不確定性、經濟條件的不足和價值觀的沖突，持有不同意見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對病毒的原理已經有了充分的認識，有些觀點真的是無法立足。它們的持續存在反映了部落主義（部落主義：試圖最大限度地維護自身利益不被侵犯的同時，為謀取本部族更多利益而不惜犧牲其他部族甚至國家整體利益）的勝利，也反映了那些民選官員的懦弱，他們濫用自己的影響力卻未能保護他們所服務的人民。

不過，雖然許多美國人如今固執己見，他們提出的一些問題也很合理：為什么在夏天發出幾個月的警告后，醫院和公共衛生系統沒有為后來的激增做好準備？大范圍的社會隔離，以及企業、學校和教堂的全面關閉，其后果會不會與冠狀病毒造成的死亡相當或更嚴重？難道新冠不能被看作是我們每天接受的無數風險中的一個嗎？

這些問題的答案太復雜，無法在推特中找到答案。美國的衛生系統實際上比新冠初期準備得更好：有新的方案，行之有效的療法和更多的呼吸機都有助于降低新冠的死亡率。但是，能力的提高不僅僅是武裝醫院和設備。

隨著疫情的發展，訓練有素的醫護人員短缺已成為一個主要的限制因素。當病毒在各地激增時，人員配置問題更加復雜。3月和4月，來自全國各地的醫生前往紐約市和其他疫區提供幫助。然而現在已經沒有所謂的重災區了，幾乎整個國家都被吞噬了。病毒也迫使許多醫護人員進入隔離區。

教育的中斷、大量的失業、深度的隔離，懷疑論者說這場疫情的附帶損害是觸目驚心的，這話不假。但是，任由病毒肆虐的代價也是巨大的，巨大到我們可能難以想象。

50萬美國人的突然死亡所造成的社會破壞，需要幾十年的時間來解決。雖然這種病毒對老年人最致命，但新冠已經殺死了數以萬計的正值青壯年的兄弟姐妹，父母朋友，老師護士等。

許多人失去了寶貴生命：如果按照年齡統計，新冠病毒共奪走了250多萬年美國人的生命，其中一半以上來自六十五歲以下的人。同時，每個死于新冠的美國人，平均有九個親近的家庭成員，他們與朋友、鄰居和同事沉浸在悲痛中。如果我們現在選擇拒絕甚至抨擊防疫措施，那當疫苗即將問世的時候，損害將不僅變得更加廣泛，而且變得更加扭曲。

確實，生活就是要接受某種程度的風險。即使是現在，疫情當前，新冠也只是眾多危險中的一種：你仍然可能死于車禍或心臟病發作。但傳染病不同于大多數其他危險，任何人得了新冠，都會直接和間接地威脅到其他人的生命。懷疑論者往往低估了新冠的傳染性，因此也低估了他們的行為給其他人帶來的風險。

這種病毒還有無癥狀感染者，這使得它的風險更大：即使我們自我感覺健康，我們也可能在傳播病毒。在家庭中，眾所周知，年輕、健康的個人是老年家庭成員的主要傳染源。而個人決定的后果可能會遠遠超出家庭范圍：例如，緬因州的一場小型婚禮導致了三場獨立的新冠病毒爆發，涉及大約一百七十七人。因此而死亡的七個人，沒有一個人參加過婚禮，有的人甚至住在百里之外。這就好比你醉酒駕駛，不僅可以殺死路過的其他司機，還可以殺死幾天后使用同一條道路的司機。

如果所有當選的官員在疫情早期都盡可能誠懇、一致地談論疫情。如果政客們坦率地關注民生，摒棄邊緣化的聲音，抵制將公共健康政策與政治掛鉤，那事情也許有不同的結果，這種領導人更容易吸引處于搖擺中的政治家們，也更容易獲得持懷疑態度的公民的信任。

我們現在正是要建立這種可能性。疫苗即將到來，但嚴酷的現實是，對于今年冬天的數萬乃至數十萬美國人來說，它還是來得太晚了。這些人的存亡取決于能否形成團結有效的基于民生的防疫政策。

如果說，新冠疫苗限制了傳染，隨著疫情接近尾聲，持懷疑態度者可能會更加堅定地認為沒有繼續防疫的必要，支持者可能也會失去說服的意愿。然而，病毒在上周殺死了一萬名美國人，在我們改正方向之前，每周至少會殺死同樣多的人。在這場災難中，贏得大眾的認同和接受仍然是必須的。

我是一名醫生，也是一個部落的一部分，一個崇尚科學、權威、專業的部落。我很容易體會醫院爆滿、病人垂死、醫護人員不堪重負而帶來的痛苦。但是我對沒有看到的苦難卻很難理解：失業、社會解體、犯罪率上升。選擇輕視或忽視這些苦痛，不去理解體會它們，國家就會進一步分裂，并加劇了抗疫的難度。

拜登擔任總統是一個機會，讓我們重新思考如何看待新冠，不僅從聯邦層面，同時從全國各地的州議會、醫院和公共衛生部門的角度去看。拜登曾多次表示，他希望能讓美國人團結起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這將需要傾聽和回應來自數以百萬計的抗疫懷疑態度者的聲音。

在考慮未來的挑戰時，讓我們回到埃默特和哈蒙這對兄妹，他們對待疫情的觀點或他們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不同的。像許多持相反觀點的美國人一樣，他們如同居住在不同的世界里。但很少有如此多的生命如此直接地依賴于互相說服、同情和理解，所以面對美國現代史上最致命的嚴冬，我們不能放棄彼此真誠的溝通。

原標題：《美國人已失去250萬年生命，他們到底咋想的｜紐約客萬字長文剖析美疫情何以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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