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 / 占有兵

文 / 伍惠源

編輯 / 宗辰

占有兵記憶里的工廠“打工人”自由很少，連續不斷的重復工作，每天只有二十分鐘的既定休息，以及沒有止境的加班。這種生活在不同的時空里得以包裝，得以修飾，得以延續——不斷擴張的工作時限，被精密劃分的工作范疇，坍縮掉的個人時間，他們曾經在工廠，我們現在在“大廠”。

打工的那些年占有兵不確定自己是哪里人，車票貴假期短，回家的時間很有限。打工17年，他留在了廣東東莞。占有兵出生在襄陽市谷城縣廟灘，那里是山區貧困縣，吃不飽是常事。90年代在鄉下，最流行的口號是“東南西北中，發財到廣東”。占有兵花了三天轉了六趟車，成為南下打工人潮中的一片浪。

打工那些年他用鏡頭記錄下工廠里的生活和面孔，已經形成習慣。現在占有兵每天依舊拍照，鏡頭還是對準工業區。二十多年過去，現在的招聘欄前人頭寥寥，當時卻是幾百個人爭一個崗位的熱火朝天。當年南下是一場賭博，賭上家里的牛羊和“巨額”路費，幾天內找不到工作就只能回家，繼續面朝黃土背朝天。在占有兵眼里，缺少了時間和經濟的掣肘，現在的打工更像是一種選擇。

他記得剛到廣州時是冬天，常綠闊葉樹還開著花，不同于家鄉此時樹葉已經凋零殆盡。當時街上背著蛇皮袋的人很多，現在沒那么多了。

有限的自由

鈴聲激活了車間，打工人瞬間涌出，隨即塞滿洗手間，茶水間，急不可耐地掏出手機查看信息。抽煙的男人趕緊拽一支塞入嘴中，“啪”的一聲，火苗靠近香煙，一陣濃煙從口和鼻冒出。煙癮大的男工友會接連抽兩根。情侶默契地向同一個方向匯合，牽手，行走，到茶水間去，用同一只水杯，接滿水后，你喝一口，我喝一口。上廁所的道上都故意地拉著手不放，走到分岔口，有意地將彼此攬入懷抱，各入各廁。那些不想走動的人，就趴在工位上小睡一會兒，緩解一下疲勞。等鈴聲再次響起，人群又被捋回生產線的兩旁，從騷動到平靜，車間里只有機器運作和喘息的聲音。

他們只有十分鐘的時間從機器變回人。

流水線作業，同樣的動作里度過一天又一天，除了這十分鐘，留給打工者的自由只有晚飯和加班的空隙、下班后從睡眠里擠壓出來的時間，以及每月一次的匯款日。而且幾乎每天都在加班。勞動法規定八個小時的工作時間，但幾乎沒有不加班的工廠，打工者也喜歡加班，因為能拿到更多錢。他們通常會在晚上八九點結束一天的工作，遇上趕訂單的時候會通宵加班，或連續加班幾個通宵才休息一天。

占有兵曾經做過一百多本打工書。借用這種形式，梳理了他拍攝的打工生活。

在這種勞動強度下，許多工廠都有員工出現低血糖突然暈倒的情況。打工者為了省錢或趕時間，每天只吃一餐飯或隨便吃點，長期超負荷運轉的身體吃不消。每年我也聽到會工廠有員工突然精神失常，罵人、大聲痛哭、長時間沉默，狂奔的事例。

讓我記憶深刻的是一個早上，我接到電話說廠里出事了。中班主管急切地說：“有一個女工昨晚在宿舍跳樓了。” 我急急穿上衣服向工廠趕去。當我趕到現場，看到宿舍樓后面的下水道鐵蓋上，一名穿著睡衣的中年女子頭碰在上面， 只有一點血跡。鐵蓋旁的草地上，砸出了一個小坑。

據說她有兩個孩子，期望很高，但孩子成績很差，加上丈夫與她有爭執，壓力之下導致上班分神，生產了很多次品。她不斷被批評，也漸漸被同事數落和排斥。在那個下著瓢潑大雨的晚上，她收拾好宿舍，踩上那張留在陽臺邊上有腳印的木凳，墜落成一聲巨響。她身上睡衣口袋中還留著可能為孩子攢下的，貼身帶著的幾百元錢。

人始終不能成為機器。但這樣的事件，就像汪洋大海中泛起的一陣漣漪，沒有來得及展開就消失了。而就算足夠強大和抗壓，打工者也無法保證自己能夠像生產線一樣成為永動機，跳槽和變動是常有的事。打工者有今天沒明日，有訂單了，成為生產線上的一個器件，高速飛轉；訂單減少，關閉生產線，就得走了。一些壞企業還會采用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讓你在無法忍受中自己消失，那樣不用賠償。

2012年6月18日，廣東省東莞市， 手袋廠的女工鄭婷在生產中。

打工者在經歷了或長或短的工廠磨煉之后，有些成為了老油條，工作表現一般，但又找不出明顯錯誤，過一天算一天，沒事欺負下新員工。當然，也有許多努力的打工者，迅速地精通各個工位的操作，培養起解決不同現場問題的能力。當生產線增長或現有的管理者離職時，通過競聘或高階管理的提拔從作業員變成管理者，過上了不錯的生活。

十年前，網絡也是出口

一個工業區的建立，會伴生著周邊的服務。五花八門的店鋪，由鐵皮屋或平房改建的店鋪，餐飲占了多數，其次是雜貨和服裝，還有零星的手機店、理發店、化妝品店......更有數量眾多的出租樓群。這里的潮流不落后于市區，只是消費會下降層級。我記得當松糕鞋流行、高筒靴回潮、露背裝大行其道時，工業區的服裝店也在銷售這類潮貨，但幾十元甚至十幾元就能買到。比如我曾經的女同事，她一個月穿壞了三雙新潮的涼鞋，每雙也就30塊錢。

現在看來最具年代感，那時候確最新潮的生意是電腦下載——就是給手機下載電影、音樂、小說。電影一元錢兩部，MP3音樂一元錢十首，小說三部一元錢，老板提供打印好的目錄供你挑選，然后再幫你存到手機上。過一段時間，可以去更新，當然費用也得再給。工業區沒有電影院，有些人也會選擇花兩元錢看一場投影。放投影的地兒情侶很多，五元錢可以看一個通宵。 

2013年1月1日，廣東省東莞市，打工者在小攤上給手機下載電影，每元錢可下載5部。

2011年9月5日，廣東省東莞市，下班后，打工者們在工業區跳舞。

2010年11月29日，廣東省東莞市。打工者下班后在球場上看露天電影。

2009年10月1日，廣東省東莞市。打工者們在廣場上觀看電視轉播的國閱兵。

人氣最旺的地方，也許是雜貨店門前的桌球臺，每個小時四元，打球的只有兩個人，但觀戰的可能是二三十人，打球的人用飲料賭輸贏。

2005年以后，工業區新開了很多網吧。網吧寄托了很多不一樣的人生。

阿軍是一名普工，每天的工作就是打螺絲。到底每天打了多少粒螺絲，他自己也數不清。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就是個打螺絲的機器。阿軍下班后就沖進網吧，一天積壓的情緒，化作QQ上的留言，化作電郵的內容，化作微博的博文，化作游戲的動力。

阿琴會利用網吧來學習，或者做些自己喜歡的事情。她喜歡寫一點小文章，每天下班后都要到網吧坐上兩個小時。靜靜寫完，存貯到U盤上，然后回宿舍看書。她有時把文章用電子郵件發給媒體編輯，也和網友探討寫作技巧。

有輪滑愛好的阿慧，到網吧上網是為了組織輪滑俱樂部的活動、分享和討論輪滑技術，樂此不疲。不過更多的時間，她會選擇和朋友“刷街”（指在街頭輪滑），從一個工業區刷到另一個。

2010年1月5日，廣東省東莞市，打工者在網吧上網。

每個月發工資的那天，打工者們多出半天的自由時間。但大多數人把這一天過成了一種儀式，在郵局排隊寄錢的人多得無法想象，從柜臺排到大廳，在門口處繞幾個來回，再排到很遠很遠。打工者讀書不多，常有寫錯字的人一遍又遍地重填，即使在冬天，也看到有人額頭冒汗，手心沁出的汗水將匯款單浸濕。一個月的勞動成果在這一天通過郵政寄到中國不同的角落。但寄出的這一刻要等很久很久。

2012年1月1日，廣東省東莞市，打工者給家人打電話。

壓抑與逃離，去與留

一對夫婦在宿舍樓道偷歡被捉，因為無法證明夫妻關系，被當成賣淫罰款了1000元。這件事在當時被當作工人們飯后的笑話談資，現在想來卻有太多無奈。

每天下班之后，姑娘們會開始自己的T臺show——脫掉寬大的無塵衣，穿著自己心儀的時裝，婀娜多姿地展現她們的青春、活力和自信。她們也互相曬自己的裙子，分享心儀的白馬王子的模樣。這些欲望被集體宿舍和工廠制度極大壓抑，才讓這個笑話成真。

2014年12月5日，廣東省東莞市， 電子廠的女工進無塵室前照鏡子。

2010年11月7日，廣東省東莞市。工廠內部舉辦模特比賽。

和現在差不多，在外打了兩年工，家里覺得你也多少穩定了，有些積蓄了，就開始催結婚。一些人通過介紹交往；有一些人，通過自由戀愛最終走入婚姻的殿堂；但大多數人是利用春節回老家的機會，讓家中的親友介紹本地的同齡人進行交往，甚至一方辭掉原來的工作，跟隨另一方一起打工，最后成家。

戀愛或結婚都需要一個獨立的環境，當時有些工廠有“夫妻房”，即夫婦二人在同一家廠，分出的一間獨立的宿舍。找工難的年代，夫妻房極少。夫妻房讓打工的夫婦有了正常的夫妻生活，也為工廠留住了生產線上需要的勞力。而沒有那么幸運的戀人，只能離開免費的集體宿舍。

工廠周圍有很多出租屋，新修建的出租屋最小12平方米，最大不超過30平方米，全部是帶洗手間和廚房的單房。每月房租350元。每逢工資有漲，房價必定上漲。出租屋的墻壁、電線桿上，貼滿了諸如有償代孕、招公關小姐之類的 小廣告，還有淋病根治、老中醫治梅毒牛皮癬之類的時代圖騰。出租屋的大門在后面，通常前面留給一樓的商鋪用。電線、網線如蛛網，樓梯陡、小又黑暗。電費高、水費貴，每月還有清潔費。二手房東代管理，房間被盜他不理，送水送氣不順利。

工人下班。

打工者租住的出租屋。

2016年5月25日，廣東省東莞市，找工作時在草地上睡覺的打工者。

幸運的人，能持續在這里工作，在出租屋短暫或長久地居住，更多的人因為各種無奈選擇離開。在上世紀90年代一批和我年紀差不多的人出來后，又接二連三地往回撤。這些人要么出來后 壓根兒就沒有進過廠；要么不能適應每天加班到凌晨、全年無休的打工生活；要么是被炒魷魚；要么是工廠惡劣的生產環境導致身體染病；要么是工廠發不出工資白干了；要么是中介騙得身無分文，成了盲流。

能夠有幸留下的人，也要面對新的挑戰。讀書、醫療、養老，通通都是新問題。“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聽起來是一種無奈。就像雖然父母條件變好了，期望孩子能成龍成鳳，但現實決定孩子們只能接受最為普通的教育，甚至無法在城市就讀。很多在農村長大的孩子又重復了父輩的老路：勉強讀完初中或者連初中也沒有讀完，夠了16歲，就迫不及待地投靠父母進城， 再進入流水線，成為一名新生代的勞動力。   

新工廠，新工人

（左）1995年12月，占有兵剛出來打工時在一家工廠當保安員。

（右）占有兵和戰友，他本來不抽煙，拍照時又拿了煙夾在手里。

這是十年前打工人的一些側寫。

曾經在外打工是一種榮耀。記得有一年春節我回到湖北老家，買了一部最新的雙碟VCD機，還買了領帶和一套西裝，把退伍時用的帆布袋換成了拉桿箱， 買了嶄新的皮鞋，帶了兩條萬寶路香煙。從進村口開始，見到鄉親們就打招呼，發香煙。一些鄉親們當面就說“看這娃子，打工賺大錢了，真有出息”。

人們開始思維慢慢轉變，逐漸走出去，而工業區在近十年來卻已發生了180度的逆轉。2003年以前，只要是工廠，老板只愁訂單，從不愁工人，滿大街都是找工作的人，老板只管挑最好的、最聽話的、最廉價的人用。甚至有一些惡劣的工廠，專門騙取求職者的錢，從來不出貨。

到了2006年前后，開始出現招工難的苗頭了。最明顯，餐廳、酒店選服務員，不再是清一色的女性了，男服務員也出現了，工廠也開始缺人了。以前出門，乘車擠、公園里擠、廣場上擠，現在馬路上隨時人來人往的情景消失了。

現在，汽修廠的男工留著長發并染成黃色；制衣廠的女打工者穿著露背裝；玩具廠的女工腳指甲染著紅色；手袋廠的男工穿著背心、露出手臂上的文身、耳朵上還戴著一只耳環；印刷廠做包裝的女孩子穿著低腰褲，這在過去是無法想象的，過去員工整齊劃一，許多工廠對員工的著裝有一定要求，現在幾乎不再有了。

2012年，來自四川涼山州的打工者。 

打工者們在長椅上休息。 

打工者假日在廣場上讀英語。

工廠數量逐漸飽和，城市向服務業和高新技術傾斜，內地與沿海差距越來越小，人們也越來越重視教育， 社會也發展到有更多的職業選擇。2014年之后，各家企業使用渾身解數，希望留住員工——提高工資，安排夫妻房，宿舍裝空調，年終獎汽車，大搞文化娛樂活動，開展員工關系管理，但仍沒有解決招人難的問題。

有些招聘專員說，現在待遇高了，員工也更難管理了，員工對企業的忠誠度低到了極限，十年前那種扎實、肯干、不講條件、任勞任怨，每天可以加班到晚上12點、第二天照常開工的員工絕種了。實際上，員工沒變，甚至更為努力，是社會變了，他們也許不再需要在工廠打工了，或是唯一選擇了。

我身處的東莞長安，從改革開放前以農業為主，上世紀八十年代依靠來料加工迅速發展。至2010年年底，長安鎮共有外資企業1318家，世界500強企業六家，經濟占東莞市9.3％的GDP。這塊98平方公里的土地，融入10000多家企業，成為制造業生產線上必不可少的一個單元。今天的長安，各類豪華汽車，高樓大廈比肩接踵，商品房的價格早已突破每平方米10000元，但長安再也沒有晚上數星星的時刻，從前捕魚撈蝦的河流，早已變得如墨水般濃黑，再也沒有人敢下去游泳。

短短二三十年里，這里由一無所有，到蓬勃發展，到逐漸轉向高新科技。曾經，各路廠商擁進來，如今，有些廠房面臨著巨大的生存壓力，許多后來搬遷了或被改成了商鋪、酒店、沐足城、幼兒園，被新一輪資本光顧著，廠房變成了大商場、商品房。曾經，晚上喧囂的街道，加班后的打工者游走在街頭，人頭攢動，小攤檔老板忙得顧不上喝水還喜笑顏開；廠房四周都是打樁機晝夜不停的聲音，建筑工地的夜晚燈火通明，專門拍證件照的照相鋪忙到夜深。如今，夜市還在，商場一個接著一個關門，人們逐漸走出工業區，或是工業區的關閉逼著人們走向別處。打工者落腳在這里工作、戀愛、結婚、生子，孩子有了自己的同學和玩伴。然而工廠要搬遷了，變了，一切又要重來。

工業區仍舊聚集著制造業的工廠，向全世界提供中國制造的衣服、鞋、玩具、家具、電器， 等等。但是，似乎不需要那么多人了，也招不到那么多人了，連工業區大門處的保安，也不像過去一樣蠻橫；工業區的廠房業主， 由過去單純的收租佬向同舟共濟的服務企業轉變；為工業區提供配套服務的企業機構，向合作共贏轉變。即便如此，制造業在時代的浪潮中，一批又一批地逝去。

最近三年，每當春節和暑期，我都會到車站去看看乘車的人。長途客車多了，打工者帶回家 的行李袋，從之前的蛇皮袋紅白藍到拉桿箱，再到山寨的名牌手袋。人們的臉上，寫滿艱辛，但仍有朝氣。20多歲的打工者，染著頭發、穿著時髦、 手臂紋著圖案。他們依然懷揣夢想，踏進城市，奉獻青春。

2008年9月28日，廣東省東莞市， 工業區全貌 ，現在廠房已經拆除，興建新的CBD。

運營編輯 / 胡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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