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年來，承載著剛畢業年輕人“中產想象”的白領集裝箱式長租公寓爆雷，有一些年輕人不僅在冬季被掃地出門，還背負著不菲的租賃貸款債務，如果沒有后續的政策協調，很多人的大城市夢或許就此破滅。要理解這個年輕白領群體在城市住房體系中的脆弱性，我們不得不拉長時間段，進入租賃市場乃至更大的城市經濟“正規化”的脈絡。從亂象叢生的房東直租模式，在走向正規化的過程中，租戶的居住權理應被承認進而被保障，然而租房的市場化、平臺化最終金融化幾乎釀成了難以控制的風險。

長租公寓爆雷事件似乎把這一受過高等教育的預備中產群體“打回原形”。這些年輕人在城市承認系統中的“被除名”，與近年來在城中村消亡過程中被驅趕的“從不具名”的底層流動人口形成了對照，也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大都市的發展過程中，誰會被容納，誰又會被迫離開？一線城市的“人才引進計劃”、“人才公寓”等項目不斷告訴我們，成為“人才”的年輕人才能留下，剩下的則面臨向下流動，與農民工同樣流入二三線或更小的城市。

澎湃新聞·思想市場借爆雷事件組織了這一場圍繞城市居住問題的圓桌討論，邀請研究住房產權及租賃市場的上海財經大學社會學系助理研究員孫哲，研究住房中介的昆山杜克大學社會科學部助理教授王夢琪，關注人口流動、城市化、社會再生產等議題的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戰洋，和紐約州立大學賓漢姆頓分校人類學系博士候選人陳嘉盈，試圖回應與這次事件相關的租/住房問題。本次圓桌討論將分上下兩篇刊發，上篇為《圓桌｜何處安家：“家”的中介化、平臺化與金融化》，下篇為《圓桌｜誰能留下：預備中產、農民工與“人才”的居住境遇》。

一、租房市場的“正規化”：風險降級還是升級？

澎湃新聞：近期長租公寓爆雷，一時間無數城市的預備中產被“打回原形”，他們的脆弱性進而暴露了出來，在合法申請破產的長租公寓平臺、提供租金貸的金融平臺、試圖驅趕租戶的房東共同作用下，看上去風險完全被轉嫁給租戶，可能造成很多人無家可歸且負債累累。孫哲老師是否可以先給我們解釋一下這個事情的來龍去脈和各方邏輯。

孫哲：從經濟社會學的角度研究租房市場，一個基本的問題意識是市場的建構過程。也就是說一個市場如何從無到有，從非正規到正規化，這點在租房市場上特別明顯。2016年出臺了《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住房租賃市場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了“發展住房租賃企業”。這意味著政府的治理觀念是要將租賃市場正規化，“長租公寓”也是在“住房租賃企業”的類別中得到承認。在此之前，集中的租賃服務主要是二房東以非正式的方式來提供的。

非正規租房最大的問題，就是租房的事實無法被確認，租戶難以獲得正規的居住身份。北上廣的城中村、城邊村原先有大量的農民房，都是以非正規租賃的方式運行。這種租賃主要的問題是不能辦居住證，造成了居住身份和居住狀況分離的情況。在美國、法國等一些國家，水電費賬單即可以作為事實居住憑證。但在灰色的租房市場中，這些信息都是不確實的。租戶社區容易“虛化”，就是統計信息和實際信息不相符。即使后來出現了改良版的早期長租公寓，有一些是廠房改造的，土地性質并不是居住，也無法為租戶提供“居住證”或者“社區公共戶”這樣的居住身份。

租房的市場化，其實有利于租戶獲得基本的市場權利（market right），進而爭取相關的居住身份。正規的租賃市場，最基本的功能是確認居住事實，提供發票，保證租戶作為消費者的權利。比如我們現在的酒店行業是非常規范的，人們住進來一個晚上，有20個小時的居住的權利。那么根據信息登記，居住事實、發票信息這些都會被酒店確認，不存在一個說不清的狀況。一個正規的長租公寓能夠提供相同的功能，即確認租客居住事實，開具發票。雖然說發票所代表的“市場權利”不一定完全能夠對接“居住證”等居住身份所代表的“市民權利”，但至少規范的市場提供了確認信息的事實基礎。

租房市場化和金融化是兩個事情，要分開來看?，F在受到影響的租客，一般簽的都是兩份合同：和長租公寓簽的租賃合同，和金融平臺簽的“租金貸”合同。租賃服務是市場化的范疇，而“租金貸”就屬于金融化的范疇了。

長租公寓真正的風險，是在還未充分市場化的時候，就已經過度金融化了。這種金融化的“過度”體現在杠桿率太高。在市場化的邏輯下，長租公寓的利潤并不高。比如一個房子長租公寓4000元月租拿到，5000元月租租出，那么每月只賺1000元基于租賃服務和信息的價差利潤。然而在金融化的邏輯下，長租公寓就可以通過“租金貸”的方式獲得極高的杠桿。同樣是5000元月租的房子，房客如果簽了一年的租金貸，那么金融平臺就會向長租公寓一次性付6萬元的年租。正是這種高杠桿所形成的資金池，使得長租公寓很容易產生金融風險。

長租公寓爆雷，不只是一種金融風險，更是一種社會風險，涉及到對于租客“時間紅利的侵占”。一般長租公寓會以免押金和中介費來吸引租客簽租金貸，但租客事實上把自己一年的時間紅利（年租）交給了長租公寓，是得不償失的。一旦長租公寓爆雷，租客不僅無家可歸，并且還要繼續償還租金貸，不然就有“上征信（黑名單）”的風險。這對于租戶群體，尤其是脆弱的“年輕租戶”是巨大的沖擊。年輕人來到大城市，大多都沒有什么資本，買不起房子才會租房。年輕租戶有的就是“時間紅利”，是發展的希望。但如果這樣的年輕租戶遇到爆雷，看到了“時間紅利被侵占”，那這種時間紅利就變成了負面的。這種社會情緒的轉化是非常值得重視的，這是一個社會問題。

當然解決的辦法也是有的，最重要的一點是要對涉及到社會民生的金融化進行“事前監管”。目前我們對于很多市場行為采取的是“事中事后”監管。這次長租公寓爆雷也是一樣，還是能夠看到治理者做出了快速的反應，比如協調后可以不讓相關租戶“上征信”、貸款延期等。但是更重要的是事前監管，比如有些地方政府就大力推廣“警惕租賃貸”的公益宣傳，這是有用的。這種事前監管不是為了限制金融創新，而是分清楚有些領域是社會民生的，不能輕易拿來做實驗。

地鐵中的租房廣告

澎湃新聞：這個事情難以理解的地方就是本來我們想象中年輕人作為個體去租房的時候風險是很高的，可能碰到惡房東被趕來趕去，租房平臺本來提供的是降低風險的想象，但是最終卻我們看到的相反的結果，看到的是所有的風險都一下轉嫁過來，整個年輕人群體被暴露在整個系統被剝削的位置。

王夢琪：我先就平臺化補充一點。平臺化是和科技比較相關的，科技在這里主要指互聯網技術，是科技讓金融可以借助平臺獲得更多的資源。

平臺資本主義（platform capitalism）最大特點就是當一個商品可以被放在平臺上的時候，它必然是同質化的，比如說在亞馬遜上賣杯子，賣的每一個杯子都是一樣的，所以你下單買一個杯子，你知道寄到你家里來的杯子是品質有保證的。但是住房市場和平臺式資本主義之間其實是有沖突的，因為在房地產行業里面大家都知道一房一價，哪怕是同一個小區的房子，因為它位置不同，它的價格也是不一樣的。租房也是一樣，大家都知道，遇上一個好房子你要憑運氣，所以租房市場想要平臺化其實是很困難的。包括中介這個行業，它也是一個地域性很強的行業，比如說一個中介，他做一個城市里的某一個區域，他就只做這個區域，你讓一個業務員換到旁邊一個區，他就需要花一些時間去適應這個過程。所以自如像這種平臺出現的時候，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一點就是他會去裝修房子，然后這些房子在風格上達到了高度的統一，我覺得其實是在努力把房子這個產品變得同質化，這樣能夠更容易的放到平臺上面。

戰洋：關于中介和平臺的關系，我也想補充一點。就以我比較熟悉的北京為例，在2000年初，大大小小的房屋中介公司非常多，競爭非常激烈，我記得有中大恒基、天河偉業等等。當時遠沒有形成像我們今天看到的鏈家和我愛我家的壟斷。在過去20年左右的時間里，我們目睹了中介形成壟斷的過程，我覺得這個過程跟平臺化是有很大關系的。

以鏈家為例，目前看來它可能是中國最成功的房屋中介公司，在2010年前后就占領了市場，打垮了很多其他中介。鏈家的壟斷式發展，可能跟在線上采取的真實房源策略有關。在鏈家網2011年提出真房源策略的時候，它網上的真實房源只有大約30%，到了2012年鏈家網的真實房源就達到了90%以上。2013年之后甚至能夠維持在95%以上。不僅如此，鏈家網的網頁設計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做得和房天下這樣的網站非常不同。線下又對工作人員有非常細致的培訓。這樣，鏈家線上線下的對接就比較容易，甚至實現了房地產銷售線上線下的閉環，也就是平臺化。而且鏈家網平臺采取的新的技術，改變了我們作為消費者的看房習慣，我們現在看房跟20年前也很不一樣了，很多人都是在看虛擬（ virtual）房源。所以，房地產中介行業壟斷的形成跟平臺的發展和技術的發展有很大的關系。中介化和平臺化二者互相促進。 

孫哲：平臺經濟的效應，一方面使得房屋從非標準化產品變成標準化產品，另一方面使得中介服務業在從本地的、有個性的變成了標準化的。比如模板化的網頁設計，VR看房等，這種標準化依靠的是一種技術的加持。連鎖中介的app有嚴格溝通規則，使得其中介服務可以量化評估。在這種平臺經濟的標準化推動下，有些連鎖中介可以突然跨區域擴張。這樣擴張后的結果，就是中介不在通過人情味等與具體的場所建立關聯，而更像是算法的延伸。

戰洋：前面提到城中村、城邊村的房子走向市場化實際上是正規化的過程。我覺得這里面涉及到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怎么看待中國房屋租賃市場的正規化，甚至如何看待中國經濟發展中正規經濟和非正規經濟的問題。我們在30年前談正規和非正規，往往跟體制內、體制外的劃分非常相關。談到正規往往就是體制內、有保障的、體面的工作；而談到非正規，一般就跟農民工、個體戶經濟、靈活勞動等等聯系在一起。但是，以房屋租賃市場為例，我們會發現，目前正規化的內涵可能在發生很大的變化，已經跟多年前我們所提到的體制內外的這一套兩分法（dichotomy）不太一樣了。換句話說，現在的正規化往往是資本市場、金融化邏輯主導下的正規化。這個正規化的過程往往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在這個過程當中獲得跟國家更密切的聯結或承認，不意味著更加完整的賦權，也不意味著通過正規化你能夠被納入到一個更穩定保障和社會聯結之中，不意味著你能獲得更加實在的安全感。情況可能是完全相反——金融化和平臺化主導下的“正規化”意味著風險的增加和不安全感的彌漫。我覺得這個變化還是挺重要的。

王夢琪：我特別贊同戰洋剛才補充的這一點。我想到的就是說平臺提升了同質化，讓它更加正規化，這整個過程其實特別有利于資本的擴張。當一個東西、一個產品被放上平臺的時候，當它變得很同質的時候，它就有了被scale up的可能性，就是說它可以在尺度上擴大很多倍，這也呼應了之前提到的租賃平臺用貸款而且拼命加杠桿的情況，然后我們就看到本來的一點資金，會發出超出它本身幾倍幾十倍的威力來。這個顯而易見的是對資本有利的。

陳嘉盈：我想補充一個關于深圳的例子，剛剛講市場化有助于對于公民權利、對居住事實的承認，但我發現在深圳的城中村，在還沒有市場化之前，房東直接跟租客簽約這種情況下，很多租客都能夠把他的孩子送到附近學校上學。 我不知道具體操作是怎么樣的。我的調研發現，深圳城中村里不少租客是長期居住，相當一部分的原因就是他想要讓他的孩子在附近上學，包括白石洲拆遷引起的一個問題也是很多孩子被迫要離開學校。這個例子好像說明了在沒有市場化的情況下，也能夠做到對公民權益的承認。 

孫哲：確實，正規化不一定意味著賦權。正規化往往是一種信息的獲取能力，因為數據和技術的能力，我們現在有了正規化的能力。之前也想這么做，但沒有這個信息能力。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就是剛才講的，信息獲取之后，數據成了資源，接下來就變成了數據剝削而不是數據賦權。貢獻數據和數據權應該是對應的。涂子沛在講大數據的時候，首先講的是數據權。如果在沒有數據權、不斷被收割的時候，人們會不貢獻數據。如果人們用各種方式去逃離信息系統，那就是一種信息崩潰了。

回到長租公寓，現在變成了一種被裹挾的不能逃離的情況，為什么跟金融平臺簽了一個租金貸就能夠把年輕人逼到“絕路”？（注：此處指在后續處理政策出臺之前的情況）這是因為整個的信息是可以被追蹤的，都在系統里。這不像原來簽了一紙協議，平臺翻臉不認賬，那客戶也翻臉不認賬，就斷供了。這不是說一兩萬塊錢的貸款的事情，而是似乎要直接“上征信”（黑名單）了。對年輕人來說這是最后一根稻草，這種信用污點使得年輕人的時間變質了。前面講過，年輕人有的就是時間紅利，這也是他們在乎的原因。

這里面還有另一個匪夷所思的問題：為什么爆雷的案例中，“法人”的違約成本總是看起來比“自然人”要低？爆雷的長租公寓企業，要么惡意卷款逃跑，要么申請破產，總之都會出現一夜之間人去樓空的現象。倒是簽約的自然人，被鎖定在一段契約中，即使已經不公平，解約也異常復雜。這一點我還沒有搞清楚，也希望通過圓桌討論的方式能使得更多行業專家加入討論。

二、房東與平臺的利益共生

澎湃新聞：此次爆雷事件從結果上看，房東似乎并不承擔真正的損失（也有一些房東和租客各自承擔一半損失的案例），比起租客，對房東來說爆雷并沒有讓他們產生對于平臺的危機感， 如何看待房東在長租公寓以及租房市場中的角色？

孫哲：就目前的一些情況來看，房東的實際風險是比較小的，甚至在這個游戲中會有一些資本紅利。房子的空間屬性和物權屬性，都使得房東占在優勢位置。平臺為了收儲房源，也會選擇高價拿房。 而一旦平臺爆雷，房東肯定會馬上驅趕房客，因為這時候的房客居住就相當于空置，房東就承擔了空置成本。但就現實而言，驅趕房客也是一種社會成本，正常的房東都有人之常情，也不愿逼迫年輕人。這可以算作房東承擔的一種風險吧。

王夢琪：這個里面我覺得房東肯定還是抗風險能力要相對要強一些的。因為房源是搶手的，所以不管是中介還是平臺，為了能夠抓到房源，會給房東很多紅利。這可能就是一個有產和無產的區別，有點殘酷。

澎湃新聞：之前長租公寓以及租金貸在政策層面被鼓勵，當時可能是政府有考量想壓一下大城市的房價防止泡沫。這次事件會不會讓年輕人更多的選擇在城市買房而不是租房？買房就意味著背負房貸，也有買到爛尾樓的風險，房奴的處境真的比租房者承擔的社會風險更低嗎？

孫哲：買不買房不是一個選擇的問題，是一個能力的問題。比起來現在目前租金貸的受害者，早年間背負房貸的年輕人某種意義上說是幸運的。因為在房價上升的階段，所謂“房奴”雖然承擔了貸款壓力，對于生活產生影響，但長時段來看還是享受到樓市上漲的金融紅利。也就是“房奴“的時間紅利是自己掌握的，而租金貸中年輕人的時間紅利是被拿走了。

買房還是租房，還和城市規模有關系。一線城市中的年輕人肯定是要租房為主的，但是二三線城市的年輕人依然有買房的可能。所以長租公寓主要還是在一線城市中爆發，而其爆雷波及的也是一線城市的青年租戶。

真正的風險治理，還是在于要將住房看成是一個社會問題，政府應該有意識的提前介入。我一直舉上海公租房案例就是一個正向的例子。類似于一種公私合營的方式，政府做背書，市場化運營，提供可靠的住房服務和公共服務。

陳嘉盈：深圳這邊也有一個政府介入提供住房的例子，在水圍這個城中村是區政府找了一個房地產公司，跟當地的村集體股份公司合作，把村里大量的樓租下來，改造成人才公寓，再租給深圳幾個比較有名的國有企業，然后由國有企業再去分配或者是以比較低廉的租金租給他們的青年職工。這個也是一個國家介入的例子，也是跟城中村相關的，但不是單純由房地產商來主導，也有政府的介入。

三、中介的擴張與“居委會化”

澎湃新聞： 鏈家/我愛我家等中介的網格化輻射，替代傳統居委會功能，近來還在吸納社區的“寶媽”。今年年初的爆款劇《安家》就描述了中介的這些功能，而且最后這幾個中介帶著理想主義情懷辭職創業做了青年公寓。現實中中介和長租公寓也有著密切的關系，比如鏈家和自如。夢琪一直在研究中介，我們也許也可以談一談中介。

王夢琪：我的研究里面看到，中介其實一直都在想要擴張，鏈家當時在南京瘋狂擴張的時候，有一個戰略就是說一定要做到方圓多少里之內，必須要有一個鏈家?；旧辖o人是感覺中介就像以前的居委會一樣了，已經把社區給網格化地治理起來了。

孫哲：《安家》這個劇有意思的一點是，徐姑姑這個人物成為了一個街區的意見領袖，比如孩子沒地方做作業了，狗沒地方放了，都可以找他幫忙。我們都希望中介能夠變成一種“嵌入”式，而不是“脫嵌“的，就是說變成雅各布斯所說的“街道眼”（street eyes），希望中介是建立信任關系不是損毀信任關系?，F在有些大中介出了一些新的規劃，比如希望把這些經理人打造成一個三年的較長職業周期，而不是6個月8個月短周期。現實中有沒有這種可能性？

《安家》海報

王夢琪：我覺得有可能，但其實這個電視劇呈現出來的中介形象和我在田野里看到的是相反的。我剛進入田野的時候，中介的人就跟我說，我們是社會的底層。我當時想你一個年輕人一年賺30萬，你還是底層？后來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他不管賺再多的錢，別人就是看不起他一個做中介的，會覺得這不是一個正經的工作，他會覺得中介在社會大眾心目中的形象是不好的?，F在比較吊詭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做中介很多交易就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你要讓別人信任你，然后你才能夠把這個生意給做成。所以這個電視劇出來的時候，我覺得里面的形象還是跟我在中介當中感受到的他們的自我評價是挺不一樣的，但能夠反映出中介對自己形象的一個期待。

孫哲：這種不同可能跟電視劇里徐姑姑是做老洋房業務的，另外大公司和小中介可能也不一樣，企業可能會打造整體形象。美劇《摩登家庭》里的一個男主人公也是房產中介，美劇里面有很多體面的中介形象。因為確實因為一房一價，信任關系是非常重要的。中介未來應該有變成一個體面工作的可能性，這也是市場規范化之后發揮的正功能。

王夢琪：我2013年到2015年在南京做田野的時候，中介是一個半職業化的存在，你都不知道它的準入門檻是怎樣的，中介的老板會跟我說，我們這行最大的問題就是準入門檻太低了，你不需要受過特別高的教育，只要你掌握了信息，你就可以去做這個事情，你就可以去挖掘客戶，然后把買方和賣方連接起來。因為這種情況，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你會發現他會很努力的去呈現自己職業化的一面，大家一想到中介都能想到他們會穿著不合身西裝，然后騎著電瓶車，這一看就是中介，這跟他努力想呈現自己職業化的一面是有關系的。

澎湃新聞：中介的網格化和居委會化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中介不斷深入社區，掌握這種社區的信息，我們知道最終是為了形成對房源的壟斷。但我們確實感覺到它很像一個居委會，你可以在那免費打印了，很多服務非常周到，而且它甚至是一種不歧視性的，他不僅服務有房者有產者，他對租戶也是一樣，因為那些也是他的潛在客戶——鏈家幫業主賣房，導致住在這個房子里的租戶被驅趕出去，但是租戶同樣會找鏈家來找下一個能租的房源。

王夢琪：前面講平臺化的時候提到過一點，中介是一個非常本地化的存在，就是說它能夠在一個地方做成生意，它必須要深耕一個地方，然后做到房源壟斷。而且房源是不斷變化的，這個房子可能你認識前一個房主，但他轉手之后后面的房主你就不一定認識了，這個區域是動態發展的，作為中介只有當你生根的時候，才能夠掌握很多的關系，從而掌握足夠多的房源。我在田野中看到，中介為了深耕一個社區，他會去讓新員工，包括老員工也會這樣做，去掃盤。掃盤是指他們會去通過各種各樣的關系拿到這個小區里所有業主的電話號碼，然后挨個打電話，問你們家房子賣不賣，不賣的話你們家未來三年五年有沒有換房的計劃，他跟你聊完之后會有一個記錄，把每一家的情況記錄下來，包括家里有幾口人，家庭現在發展在什么階段，小孩是不是要上學了，將來是不是有可能換學區房，他很可能會記錄到這些信息。所以說它確實很像居委會，而他獲取的這些社會信息又都是跟他的生意有關系的。

孫哲：除了信息本身，還有信息渠道的問題，這就是為什么中介會一體兩面，一方面它需要一個信任關系，另一方面讓人覺得很功利。比如說最近爆出來的新聞說業主去售樓處看房的時候被人臉識別，有人戴著頭盔去看房。中介可能會去買一些信息，但久而久之這種不斷地獲取信息的方式對這個行業還是會有一些副作用。

戰洋：售樓處的人臉識別很多不是為了直接獲取客戶信息，而是為了做渠道鑒別。因為在開發商開發樓盤之后，到底誰把客戶帶進樓盤，這個經常會發生紛爭，特別是在中介分化和細化之后，出現了很多職業經理人，也有開發商自己的銷售渠道。所以，開發商為了確定到底給誰付酬勞，付多少酬勞，才設立了人臉識別來確定這個客戶是誰帶來的。大部分獲取客戶信息還是在聊天打電話的過程當中。

陳嘉盈：我聽下來的感覺是他們做這個事情是在試圖把市場關系跟社會關系融合在一起，甚至市場關系好像吞噬了社會關系，兩條線怎么互相作用？

王夢琪：實際做田野的時候，我感覺他們不會明確地區分哪個是市場關系，哪個是社會關系。中介確實會特別積極跟人建立聯系，有時候會讓人很煩，老是打電話騷擾你。我當時在做中介的時候，他們教我很多經驗，說有一種人特別能做好中介，就是一個地方的地保或者包打聽，這種人就是特別能獲得小道消息，有很多閑工夫到處串門，這種人如果進入中介行業，他能做得很好，其實就是因為他手上握有大量的社會資源、社會信息。

孫哲：這說明中介本質上是一個信息為主的，信息的渠道到底是商業還是科技，還是處人際關系，我覺得還在不斷地試探。就像前面講的“地?！?，一種情況是本來這個地方的地保變成了中介，我更感興趣的是一個外來的中介，在一個社區里面三年，然后變成了地保，這就是一個行業對社區的改變。 

戰洋：想問一下夢琪，你在做田野的時候中介的職業流動性有多高？

王夢琪：他們流動性非常強，做三個月就走的比比皆是，但是在一輪輪的流動當中會有那么一兩個人一直做下去的，然后這一兩個人就會變成店長，這一兩個人是業務能力特別突出的，剛才說的地保就很可能會變成這樣的人。剛才沒有講到的一點是，還有另外一種人也做得特別好，就是那種在平臺上瘋狂發布假房源的人。這種人走的是另外一條路徑，完全是陌生人社會的邏輯，但也可以釣到很多客戶，然后賣到很多房子。

這里面有一點跟戰洋講的比較相關的是，當中介把社會信息變成市場信息能夠獲利的時候，這個時候往往會產生很多的分歧，就是說怎么來分錢，可能有一個客戶是我最先認識的，但是你跟客戶多次接觸，然后才讓他買房的，這個時候我跟你之間就存在一個利益上的劃分。我在田野里面就看到，中介是非常認真地定了一個規則，這個部分是誰做的得幾成，誰做另外一部分得幾成。確實很難鑒別，包括他們帶人去一手房的樓盤看房，也要和售樓部分成。這就是當你試圖為社會信息標價并且還要分成的時候，這里面會有一個困難。

孫哲：我覺得還有一個群體是我們今天還沒有涉及到的，就是長租公寓的運營者也就是管家這個群體。他們的工作是促成社群的形成，面對爆雷的時候，就變成要去促成危機的調解。有新聞報道管家的工資已經發不出來了，他們自己也是受害方，同時還要去調解和租客的關系，他們本身也是年輕人，這個群體也是值得關注的。

陳嘉盈：我看《安家》里面中介和中介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似乎還有一個階層躍升的故事，就是說這些來做中介的人，他們大多來自底層，為了在大城市里立足并獲得階層上升，他們要很主動很努力地去促成每一單生意，可能跟中國城市競爭激烈也有關系。

《安家》最后的情節是中介帶著理想主義情懷辭職做了青年公寓，這點跟當下對青年公寓的建構是一致的。在它的營銷、還有大眾對它的想象上，青年公寓不單強調為年輕人提供更好的房子，而且還是一個青年社群，是夢想和希望啟航之地，這點很擊中在城市里飄蕩的年輕人孤獨艱辛但同時又充滿夢想和進取心的情感結構。有這么一個夢幻的理想主義的光環籠罩著青年公寓。

另外從做中介到做青年公寓，在資本鏈條上扮演的角色是有一個變化的，它近乎于是一個開發商的角色，雖然它做的是資產管理，它是租下房子，進行裝修，再租出去。它不再只是一個信息的中介而已，而是在“生產住房”，這個時候就需要額外的資本，金融資本就這么進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