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景德鎮唐代蘭田窯為代表的散落在鄉村四野就礦而置的唐代早期歷史遺址，到以湖田窯為首呈片狀集中分布在南河流域的宋代古窯址群，再到以御窯廠為中心向周邊延展開來的明清陶瓷作坊……千年窯火延續至今的景德鎮為世人留下了大量的制瓷遺存。在數十年的陶瓷考古研究中，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江建新踏遍了景德鎮的山山水水、村莊田野，拍攝了大量的古窯及陶瓷文物照片，記錄了數十萬字的資料。

結合“澎湃新聞·古代藝術”(www.kxwhcb.com)推出的“中國古窯址尋訪系列”，澎湃新聞在走訪景德鎮古窯址之際，就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的陶瓷修復、明清御窯廠的考古發現、近70年以來景德鎮陶瓷考古在方法論上的突破等方面與江建新進行了對話。

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江建新

江建新主持考古發掘的景德鎮唐代蘭田窯址

1989年，景德鎮成立了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這是當時中國唯一一個以古陶瓷為研究對象的獨立考古所。

江建新從事文物工作至已近40年，潛心于景德鎮古陶瓷文化的考古發掘和學術研究，參與主持十多次對御窯廠遺址以及景德鎮多處窯址的發掘和清理，出土了幾十萬件殘存的官窯瓷器殘片，取得了豐碩的考古成果。他還主持修復了數千件官窯精品，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資料。談及對景德鎮陶瓷考古發掘的認知，江建新說：“一開始隱隱覺得這些東西對中國陶瓷史來說是很重要的。在后來不斷深入的陶瓷考古發掘過程中，發現陶瓷就像是一本百科全書，它可以解決很多問題，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陶瓷考古研究不光是傳統的斷代史的研究，它更多的是對器物本身文化內涵的揭示。”這也吸引著江建新一直堅持研究到現在。

陶瓷考古研究重在對器物本身文化內涵的揭示

澎湃新聞：江所長好，從景德鎮窯業遺存的考古發掘，到對出土瓷器的具體研究，再到對出土陶瓷文物的整理與修復等一系列學術成果中，可以看出您對景德鎮古窯址的發掘與研究傾注了大量的心力，能否給我們介紹一下，您最初是如何與陶瓷考古，與景德鎮古窯址結緣的？

江建新：這個要回到1980年代初期，我剛參加工作不久就遇到全國第二次文物普查和景德鎮編撰文物志的工作，在普查中我們發現景德鎮市郊南河、小南河、東河流域分布大量晚唐至宋元的瓷窯遺址，為考察和總結這些窯址，一做就是好幾年。同時，我們在配合景德鎮御窯廠遺址一帶基建，在馬路上做下水道的時候，發現了好多官窯的瓷片。當時我們考古人員把這些出土的瓷片收集起來，后來在室內整理時發現這些瓷片可以拼接修復成整器，我們由此認識到御窯廠遺址的重要性。我記得在1980年代末我們就差不多修復了幾百件明官窯瓷器了。當時香港有個很有名的收藏家推薦我們到香港藝術館去做了個展覽，展出的這一批修復的瓷器在國際上引起轟動了。之后，我們在香港又作一次出土的陶瓷文物展覽，叫“景德鎮出土陶瓷”，實際上展出的是景德鎮地區歷代窯址出土陶瓷標本。盡管是殘片，但是這個標本也是很重要的，當時有評論說“這是以歷代陶瓷標本來展示景德鎮陶瓷史的一個很重要的展覽”。那個時候我還年輕，現在想想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1988年，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員整理修復宣德瓷器

1989年，景德鎮成立了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我轉到這個單位專門從事陶瓷考古工作。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成立初期只有十幾個人，但是上級部門對我們這個單位很重視，單位的級別定得很高，是正處級單位，像省級考古所一樣，這也是當時中國唯一一個以古陶瓷為研究對象的獨立考古所。當時我們的所長是劉新園先生，是很有名的陶瓷研究專家，我就作為他的助手，那時候我就是所長助理副所長。后來我們就開始專心做景德鎮陶瓷的考古工作，這么多年來也沒有折騰換過地方，就一直做這些研究，隱隱覺得這些東西對于中國陶瓷史來說是很重要的。在后來不斷深入的陶瓷考古發掘過程中，發現陶瓷就像是一本百科全書，它可以解決很多問題，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諸方面，尤其是景德鎮官窯，內涵非常豐富，它跟宮廷有關系，跟皇帝的審美有關系，跟當時的社會政治制度有關系，跟當時的文化藝術、科技有關系。所以這就吸引著我一直堅持研究到現在。

澎湃新聞：您剛剛提到對景德鎮古窯址出土的陶瓷標本的修復，那么目前為止，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收藏了多少這樣的陶瓷殘片？修復研究工作進展到什么階段了？

江建新：現在景德鎮古窯址考古發掘出土的不管是民窯的，還是官窯的陶瓷殘片都在我們陶瓷考古研究所，大約有6000箱。我們對這些殘片的整理和研究跟以前的不太一樣。比如上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的古陶瓷研究專家，一般比較重視到窯址去采集典型的陶瓷標本，完了以后跟故宮等單位傳世遺物對比研究。我們不是這樣的，我們就是采用考古的方法，把所有的資料都收集起來，采用地層學和類型學的方法去分類整理，去修復。那么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根據這種考古提供的資料去了解那個時期的整個陶瓷生產狀況。所以說這些瓷片對我們來說都有用，哪怕是看起來不起眼的，沒有經濟價值的也都是有用的。在景德鎮歷代窯址出土的殘片中，官窯的瓷片更為特殊，它不光是有文化價值，也有很高的經濟價值，所以我們對它也是能修復的就盡量修復。

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收藏的部分陶瓷標本  圖 李梅

澎湃新聞：那么現在對官窯瓷器修復的具體過程是什么樣的？有遇到困難嗎？

江建新：對官窯瓷器確實是一個蠻艱難的過程。因為它起初就是打碎了一坑或成片掩埋的，所以出土的時候也就是無數的碎瓷片。我們一般在對它們進行清理以后呢，就要開始分類。在分類的過程中，我們先把這些成千上萬的陶瓷碎片分器型，如碗、盤、杯、瓶等各種各樣的器物類型，然后再把每一種器物類型集中起來接著分，比如這是碗底呀、這是口沿呀等等……這個方法盡管分類的過程很辛苦，但其實也有一個好處，就是在我分完以后，在修復一個完整器的過程中，實際上我已經把其他的完整器也分好了，這樣離修復也就不遠了。所以我們在整理室修一件完整器的時候，實際上是在修復一個坑出土的瓷器殘片。當然這種分類過程也是非常漫長的啊。所以我現在覺得我們的工作還有很多沒有做完，還有很多陶瓷碎片可以修復。

修復好的成品

澎湃新聞：當這樣一個掩埋坑的陶瓷碎片修復完成之后，它的考古修復工作是結束了，但是對它的研究工作其實才剛剛開始。

江建新：是的，陶瓷修復是我們的基礎工作，我們通過常規的修復之后，再在這上面再整理，再研究，它背后的人文信息就會逐漸清晰。因為陶瓷考古研究也是科學的，它不光是傳統的斷代史的研究，我覺得更多的是對器物本身的文化內涵的揭示，它是全方位的，也是多視角的。我覺得我是一輩子就做這個事了，希望將來留給后人多一些研究資料和啟示吧。現在對古陶瓷的研究不是我們過去的傳統意義上的那種觀念了，它不再僅僅是判斷真偽和經濟價值。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陶瓷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部分，它反映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說通過陶瓷研究可以解決很多問題，比如我們在發掘過程中發現的這些遺址、作坊，從中就可以看出那個時候勞動力的分布、陶瓷生產形態等。我們根據這些器物和遺址分布現象做考古研究是有非常多內容的。

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員正在修復宣德蟋蟀罐

澎湃新聞：前段時間，“御瓷新見——景德鎮明代御窯遺址出土與故宮博物院藏傳世瓷器對比展”在故宮博物院展出。在此之前故宮博物院已聯合景德鎮市人民政府舉辦了5個“明代御窯瓷器”對比展和1個考古新成果展。現在看起來，這一系列展覽也是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這些年來在陶瓷修復上所取得的成果的集中展示。

“御瓷新見——景德鎮明代御窯遺址出土與故宮博物院藏傳世瓷器對比展”海報

江建新：說到這個展覽，這其實是我20年前的夢想。我記得年輕的時候到故宮去看過官窯瓷器，當時我知道那些都是景德鎮御窯廠生產的，但是有的時候我們在故宮看東西是很不方便的，不像我們考古所可以隨時上手進行研究，故宮管理很嚴格。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想到如果景德鎮御窯廠出土修復的瓷器和故宮舊藏的官窯瓷器能做一個對比展，我們研究人員做研究就方便了。到了2010年，我開始主持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的工作，就開始想辦法促成此事。我記得我當時跟故宮博物院的一些古陶瓷研究專家和領導說這個事兒，大家覺得很有意思。所以經過一年多的準備，2015年就在故宮博物院舉辦了第一次“明代官窯展”，這個展覽當時一展出就引起轟動，好像是那一年故宮博物院排在前十的展覽，參觀的人數很多，評價都很好的。所以自那以后，我們又繼續做，形成這樣一個系列展覽，今年的“御瓷新見——景德鎮明代御窯遺址出土與故宮博物院藏傳世瓷器對比展”是這個系列展覽的收官之作。

明永樂 青花纏枝蓮紋壓手杯 故宮博物院藏

明永樂 青花纏枝蓮紋壓手杯（修復） 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

御窯廠是在元代浮梁磁局上建立的，未來肯定還會有新發現

澎湃新聞：提到景德鎮陶瓷碎片的修復研究，是離不開景德鎮陶瓷考古工作者這些年對古窯址的考古發掘的，尤其是對明清御窯廠遺址進行的搶救性考古發掘。

江建新：是的。其實自從1979年以來，景德鎮考古工作者為配合市政建設，就在御窯廠周圍進行過數十次考古調查與清理發掘。2002-2004年、2014年又先后聯合北京大學文博學院、故宮博物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對明清御窯廠遺址進行考古發掘。

2014年御窯廠龍珠閣南側考古發掘

2014年御窯廠龍珠閣南側考古發掘

那么在近三十年來的十多次考古發掘與清理中，陸續發現元官窯和明洪武、永樂、宣德、正統、成化、弘治、正德、嘉靖、萬歷以及清代官窯遺存，出土了大量的明、清官窯遺跡與遺物。

在景德鎮御窯廠遺址發掘工地，江建新（右）與荷蘭考古人員交流

澎湃新聞：元代官窯應該就是我們如今提的比較多的浮梁磁局吧，能否介紹一下元代官窯的發掘情況，我們是從哪些方面來判定它是元代窯業遺存？

江建新：對，浮梁磁局是至元十五年(1278年)設置的，據《元史·百官四·將作院》：“浮梁磁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掌燒造磁器，并漆造馬尾棕藤笠帽等事。大使、副大使各一員。”浮梁磁局在景德鎮存在了74年，后來毀于元末農民起義軍的戰亂。

到了1988年，在景德鎮珠山北麓，也就是明御廠遺址北側，現風景路中段馬路邊一條深約1.5米的溝道中發現了一窯業堆積，同時也清理出土一批形制特異的瓷器殘片，品類包括卵白瓷、青花、藍地白花、藍地金彩等，器型包括圍棋罐、蓋罐等。這批出土遺物與傳世的卵白釉印五爪、四爪龍紋、八大碼、八寶紋和印“樞府”“太禧”銘瓷器比較來看非常相似，帶有明顯元官窯瓷器特征。其中出土的孔雀綠金彩、青花五爪龍紋器等，印證《元典章》禁民間使用描金、貼金和《元史》禁止民間使用雙角五爪龍紋的記載，可知這一類瓷器顯然為元官窯—浮梁磁局的產品。這批遺物的發現對研究浮梁磁局有十分重要的價值，這也是迄今發現的最珍貴元官窯資料。

元 卵白釉連座觀音像

元青花龍紋圍棋罐

澎湃新聞：現下我們看到的明清時期的御窯廠其實也是在元代官窯浮梁磁局的基礎上建立的。

江建新：綜合這些年的考古資料來看，明代御窯廠確實是在元官窯—浮梁磁局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比如說在2003年，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等單位在明御廠，就是今天的龍珠閣北側發掘中，陸續發現元代青花、青白釉、卵白釉殘片，標本均具有官窯特征。同時在一明初地層中發現有一刻“局用”銘的明初官窯殘器，該標本說明明初工匠們仍習慣沿用元代磁局的稱謂，所以這就顯而易見了。

元 卵白釉盤口瓶

澎湃新聞：那元代浮梁磁局與明清御窯廠有什么不一樣的特點呢？

江建新：元初世祖中統始便十分重視祭祀之禮，并親自參與祭祀活動，祭禮用器尚“純”。那么質地較“純”的元代卵白釉瓷就非常符合元廷祭祀的需要。元早期燒造了大量有官窯性質的卵白釉瓷，就是樞府瓷，這在我們上面提到的珠山北麓出土的遺物中是可以看見的。那么結合相關文獻，我們可以推斷出浮梁磁局的設置很可能與當時元廷需要質“純”的祭器有關。

根據目前景德鎮地區考古發現來看，燒造這類有官窯性質的卵白釉產品窯場除了珠山北麓外，還有湖田、落馬橋等窯址，聯系相關文獻記載，比如說明萬歷二十五年《江西大志·陶書》“宋以奉御董造,元泰定本路總管監陶，皆有命則供，否則止”，元代孔齊《靜齋至正直記》卷二：“歲差官監造器皿以貢，謂之‘御土窯’。燒罷即封，土不敢私也”的記載可知，元代浮梁磁局的燒造活動不是長年累月都有，而是朝廷“有命”的情況下才生產，燒造完之后窯要封停，甚至“御土”，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高嶺土也是要封存的，不得私用。

由此就可以見出，浮梁磁局的窯場似乎不像后來的明清御廠那樣有獨立的廠址。因為，如果有獨立廠址，就用不著燒造完貢瓷之后，封存御土，怕別人私用了。當時浮梁瓷局有可能選擇了景德鎮地區條件較好，有一定基礎的優秀民窯作為定點的窯場，官匠可能居此借助民窯場所進行皇家用瓷的燒造，當時的明御廠珠山北麓一帶很可能屬浮梁磁局管轄的窯場之一。這是元代浮梁磁局與明清時期的御窯廠很不一樣的一點。

1993年，明御窯廠東院 考古工地 

澎湃新聞：明清御窯廠遺址的考古發掘成果就比較多了，比如去年在上海博物館展出的“灼爍重現：十五世紀中期景德鎮瓷器大展”中呈現的明代正統、景泰、天順三朝官窯“空白期”并非完全空白就是一個例子。

江建新：這個展覽最開始是在故宮對比展出，然后又到了香港中文大學博物館，他們覺得這個展覽很好，在香港中文大學也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后來又到了上海博物館，上海博物館覺得辦一個展覽還不過癮，后來又舉辦了一個學術論壇。“空白期”三代官窯，過去人們都不認識。因為正統、景泰、天順三朝二十九年發生了很多事情，所以在陶瓷史研究上，有的研究者認為這個時期沒有官窯，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空白期”三代的瓷器沒有款，不像宣德、成化有款，所以不認得，就形成了這個“空白期”。但是我們在考古發掘中，在一個正統地層里發現了很多遺物。因為地層是很清楚的，它上面一層是有成化款的，下面一層是有宣德款的東西，所以年代非常可靠，這就是我們斷代的重要標志。但是過去許多研究者把這些東西，如果他們看著像宣德就定為宣德瓷器，看著像成化就定為成化瓷器，所以我們這樣的一個展覽是可提供斷代的標尺，彌補或者補充這段陶瓷史的研究資料，它填補了中國陶瓷史上的一些空白。

“灼爍重現：十五世紀中期景德鎮瓷器大展”展覽海報

珠山明御廠西墻發現正統官窯遺存

當時在香港展出的時候，香港的一個學者就說“你們這個真的是填空補白呀，就是填補了歷史的空白。”所以說，這樣的展覽，嚴格來講是推動了中國陶瓷史研究的一個很重要的展覽和學術成果。

澎湃新聞：您認為明清御窯廠遺址還會有其他重要發現嗎？

江建新：那肯定還會有，陸陸續續都會有，但我們現在不一定挖，因為它畢竟是重要的文化遺產嘛，我們現在盡量就是少干預，多留給后人。

御窯廠遺址保護現狀

澎湃新聞：前段時間，明清御窯廠遺址基礎上成立的御窯博物館，對考古進行呈現，同時與旅游結合，您如何看？

江建新：成立御窯博物館是景德鎮市委、市政府的一項很好的決策，對景德鎮地區考古，尤其對御窯廠的考古、遺址保護與利用，是非常有利的。同時將文物保護與旅游結合起來，也為景德鎮社會文化、經濟的發展提供更好的服務。

御窯博物館

研究古陶瓷，殺雞要用宰牛刀

澎湃新聞：學界一般認為景德鎮的制瓷業始于五代時期。您在《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一書中認為，景德鎮制瓷在五代這樣大規模燒造之前，應該有一個摸索試燒的過程，只是有待于實物資料的證實。那么這些年在景德鎮古窯址的考古中，有沒有新的發現改寫此前學界對景德鎮古窯址燒造歷史的書寫？能否具體和我們介紹一下其中的考古發掘過程。

江建新：那就是我主持考古發掘的浮梁縣湘湖鎮蘭田窯了。蘭田窯是在2012年的時候被別人盜挖了，后來我們才開始介入，跟北大合作。結果發現這個窯址可能是景德鎮地區最早的窯業遺址，像以前的那些前輩學者包括陳萬里，都提到了景德鎮在唐代有窯業的，但一直沒有找到實物遺存，所以學界將景德鎮的窯業最早追溯至五代。但是我們在對蘭田窯的發掘過程中發現，景德鎮窯業差不多在中晚唐時期就開始了。從蘭田窯的出土遺物中，我們可以看出是景德鎮制瓷業較為成熟的早期的產物。所以這次發掘也是將以往認為的景德鎮制瓷業的起始時間推前了百年左右。同時印證了唐代大文豪柳宗元為元和八年（813年）饒州刺史元崔進奉瓷器所做《進瓷器狀》一文中的記載。可以說這一發現改寫了景德鎮中國陶瓷史的重要篇章。值得一提的是蘭田窯的發掘清理了兩座窯爐，其中一號窯爐保存十分完好，只是窯尾部分有少許缺失，時代為晚唐時期。這個窯爐的發現和清理填補了景德鎮窯爐發展最早形態的空白，是十分重要的窯業遺跡。

蘭田窯考古發掘現場

澎湃新聞：我們知道在唐代的窯址中，有像越窯、洪州窯這種燒造歷史較長的窯口，比如說像越窯，它燒造瓷器的時間最早可追溯至東漢時期，如果從它整個燒造歷史來看，它是經歷了一個從陶器到原始青瓷，再到真正意義上的瓷器的這樣一個過程，那么與之相比，景德鎮早期的窯址蘭田窯有什么特點？

江建新：蘭田窯的特點在于它在不斷地吸收學習。

澎湃新聞：就是可能它一開始出現的時候就是一個相對比較成熟的面貌？

江建新：可以這么說，因為它很善于學習，受南北各大窯口的影響比較大，你比如說在蘭田窯的所有文化層都發現同時出土青綠釉瓷器、青灰釉瓷器和白釉瓷器，按照器物的精粗程度采用不同的裝燒方法。這就表明這種同出的器物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當時在同窯中同時燒制這三類器物。那以往學界認為這三種器物存在早晚的發展承繼關系，而我們的發掘證明其是同時生產，并延續了較長時間。白瓷的出現可能可以提早至晚唐時期。這也進一步說明了蘭田窯十分善于吸收與它同時期燒造的各個窯口的長處，也是這種善于學習的精神，所以到了宋代，景德鎮創造了它的新品種——青白瓷，開啟了它嶄新的篇章。

蘭田窯 白釉雙系罐

澎湃新聞：在我國古陶瓷研究領域，明清以來一直以鑒賞或鑒定為主，明清有許多學者在這方面留下很多有見地的著作。上世紀五十年代，有孫瀛洲、陳萬里、葉麟趾、馮先銘等先賢開始突破明清人的視角，將目光聚焦到窯址與遺物方面，那么在此之后，近70年以來，景德鎮陶瓷考古在方法論上還有突破嗎？

江建新：孫瀛洲先生在陶瓷鑒定方面有獨到之處，被瓷學界冠之為“眼學”鼻祖。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前，中國古陶瓷研究者還只囿于斷代與斷定窯口的層面上。陳萬里第一個走出書齋，走訪了許多古窯址，對我國古陶瓷有開拓性研究，之后馮先銘先生等一批學者開始了實地考察窯址之路。陳萬里、馮先銘在古陶瓷研究中，借鑒傳統眼學，對中國古陶瓷及各大窯口的瓷器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梳理與研究，無論是從“史論”還是鑒定學角度，他們的研究都達到一定高度。

近70年以來，景德鎮陶瓷考古在方法論上是有突破的，這種突破是從劉新園先生開始的。上世紀60年代初，劉新園先生在景德鎮陶瓷館工作期間曾陪同馮先銘先生接待日本學者小山富士夫等一行到湖田窯進行實地考察，也許這對劉新園有一定啟發，他開始關注湖田窯。上世紀70年代初他曾參加國家文物局舉辦的長江流域考古學習班學習，之后便開始致力于景德鎮陶瓷考古工作，這時他選擇的第一個考古對象便是湖田窯。當時為配合基建，劉新園對湖田窯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考古調查和試掘，他運用考古學方法，對出土的遺跡、遺物進行綜合細致的研究，與陳萬里、馮先銘進行窯址田野考古調查注重采集典型標本不同的是，劉新園開始運用考古學的地層與類型學方法研究整理湖田窯的出土資料。他在研究湖田窯時，又不完全囿于類型學方法簡單地對出土遺物進行分型分式，而是開展更為精細的分析研究，在分型分式的基本上，仔細比較器物，如碗、盤的型式的變化，揭示其變化的規律及其成因，復原其燒造工藝。這一以嶄新的視角和方法考察研究湖田窯的論文受到陶瓷考古界廣泛關注。

劉新園應該說是我國古陶瓷研究領域率先運用考古學方法和手段研究古陶瓷的開先河之人，他的一組湖田窯的研究論文就是在此研究基礎上形成的一批考古成果。1974年劉新園發表在《考古》上的《景德鎮宋、元芒口瓷器與覆燒工藝初步研究》論文，深得當時夏鼐先先生、徐萍芳先生的賞識。可以說在中國古陶瓷研究領域，劉新園是繼陳萬里、馮先銘之后第二代學人的代表。

劉新園在指導修復宣德青花大罐

然而，劉新園先生并沒有滿足于以上研究成果，八十年代后期，劉新園開始將目光聚焦到對出土遺物專題的研究。上世紀八十年代，景德鎮珠山御窯廠遺址在基建中出土大量官窯瓷片，劉先生在率領一幫弟子清理這批遺物時發現這些瓷片是可以復原的，他敏銳觀察到這種堆積非同一般民窯堆積，它蘊含的文化歷史信息可能更多。當這些瓷片被成批、成組修復成整器的時候，劉先生開始將目光聚焦到對這些遺物本身的研究。他將藏匿在歷史文獻中的細碎史料搜羅出來，與出土官窯碎片融會貫通，并與相關器物串聯起來，修復已經消失歷史。他嚴謹地利用地層學上的序列和類型學的演變關系，敘述考古材料和推論。劉先生運用文獻及相關資料，展開多學科研究，從多角度揭示其遺物的意義，《明宣德官窯蟋蟀》、《景德鎮出土明成化官窯遺跡與遺物之研究》就是從藝術史、文化史、工藝技術史方面研究陶瓷遺物的典范之作。應該說劉先生在這方面具有開拓性的研究，他常跟我們說：“研究古陶瓷，殺雞要用宰牛刀！”。

《蔣祁‘陶記’著作時代考辯》 劉新園著

過去在古陶瓷研究領域存在偏重于鑒定和用傳統史論觀評價古陶瓷，考古學引入中國后，古陶瓷學界也逐步受考古學影響。劉先生較早開始運用考古資料審視陶瓷文獻，又將陶瓷史作為一門“史學”來進行研究，從其研究的過程中，可以看到劉先生研究的一種方法和態度，《高嶺土史考》《蔣祁‘陶記’著作時代考辯》就是這方面的經典之作。從他的陶瓷考古論文可以看到，劉先生有慎密的思考和豐富的田野考古實踐，有乾嘉學派的傳統，有西人的眼光，也具國際視野。

澎湃新聞：這些陶瓷研究專家，包括劉新園先生對您的影響在哪些方面？

江建新：上世紀50年代以來的這些陶瓷研究專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到我，比如像陳萬里、葉麟趾、馮先銘他們的陶瓷著作，我們早期學習的時候也要看的，包括對窯址的判斷等。但是劉新園老師對我的影響更大一些，包括他把考古學的方法引進景德鎮的古陶瓷研究，以及對陶瓷進行多角度的分析等方面，這些都是從劉老師開始的，劉新園先生，他是我的老師啊。

澎湃新聞：當下城市與鄉村建設項目較多，景德鎮古窯址保護中有沒有遇到一些困難或需要解決的問題？您怎么看？

江建新：問題肯定是有的，比如說之前一些鄉村建設公路就把一些窯址推掉了，現在好一點了。但是對這個遺址的保護還是需要進一步加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