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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資深媒體人：為什么我對印度失望

2020-12-07 12:59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 本文共9736字，預計閱讀30分鐘 /

我們這一代印度人經常對國家感到失望，我們有時對國家的發展方向甚至感到絕望，但我們從未停止希望。

我們自己的過去讓我們看到一線希望。

我們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成長過程中根本無法想象的機會不知從哪里就冒了出來，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我們中的許多人相信歷史會不斷重演，疫情的痛苦過后，經濟會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

然而，我不得不向今天崛起的一代人表示，這次危機與我們經受過的其他危機不同，圍墻又在合攏了，印度的機會窗口在縮小，也許會持續很長時間。效仿某國快速增長的民族夢想正在消退。按照某些經濟標準，我們甚至趕不上孟加拉國。

令人不安的獨斷專行已進入國家的決策層；體制已經衰敗；經濟結構性缺陷更加嚴重。

除了少數企業以外，所有企業的動物精神都被消耗殆盡。

僵尸企業集團盤踞在債務刺激擴張的廢墟上，等待著政治家們發出信號，表明他們還能發揮什么作用，如果真的還能有什么作用的話。

“自力更生”這種失敗主義口號，困擾著我們父母那一代人，現在又回來了。

政治家們正在利用宗教不和和種姓沖突在社會中制造楔子。

更糟糕的是，印度在面對冠狀病毒大流行的時候，也是以同樣無能的專制主義來處理。這種粗暴的專制主義已經成為印度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等所有領域的共同做法。印度的感染人數超過900萬，是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受災國。印度在2020年第三季度經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衰退。

封鎖后的經濟根本沒有足夠的需求來消費印度生產的東西。

政府里有人試圖進行供給側改革，尤其是在勞動力和農產品市場方面。但無論從短期還是長期來看，都沒有采取什么措施來恢復需求。消費者沒有錢，買不起，需求始終起不來。

我們中的一些人忍不住在想，這種冷酷顢頇的經濟政策是否會導致印度的人口紅利 - 也就是每三個印度人中就有兩個人還處于15歲到64歲的神奇年齡段，變得無足輕重？！

我們還有時間。

如果印度不再內卷，而是與全球投資者建立開放、透明的伙伴關系，那么還有數以億計的印度人將獲得實現繁榮的機會。

一個停滯不前的世界經濟需要挖掘一個新的需求來源。西方國家可以亞洲贏得一個強大而可靠的安全伙伴。90年代的樂觀主義將重現。

但如果印度仍然停留在中等收入的陷阱中，人們很快就會不再問它是否會成為下一個某國。

我們這一代人已經這樣做了。

停滯

我上一代的印度人經歷過劇烈的變化。

我的父母從英國臣民變成了一個獨立共和國的公民。他們帶著分治的創傷，經歷了二戰后的四次武裝沖突，一次與某國，三次與巴基斯坦。

當偉大的民主人士和自由英雄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的孩子、英迪拉-甘地總理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暫停民主兩年時，我的父母驚恐萬狀。

在那場動蕩中，他們低估了60年代中期經濟危機對生活的影響。當時在一場嚴重的干旱之后，印度將盧比貶值37%，因為這是世界銀行提供援助的條件。

然而世界銀行承諾的資金并沒有全部到賬。

英迪拉-甘地剛上臺，無法掌控局面，她急轉直下，拒絕了當時幾乎和印度一樣貧窮的韓國為自己選擇的資本主義道路。她提高關稅，將銀行國有化，但未能實現信貸民主化。政府臃腫起來，小企業依然發育不良。

尼赫魯深具理想主義色彩的社會主義 "發展熱情 "讓位于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和政策上的自相矛盾，后殖民時代快速工業化的夢想逐漸消失。印度仍然是一個貧窮的農業國家，由一小撮受過英國教育的城市精英領導。在秩序的頂端是官僚，他們有權對私營部門的任何擴張說 "不"。經濟的速度限制是3.5%，被學者們輕蔑地描述為 "印度教的增長速度"。

對我們這些家庭既沒有農村土地、也沒有穩定的城市工作的人來說，生活的全部就是充分利用國家補貼接受教育。

很少有人經歷過向上的流動，只有在美國或英國大使館在他們的護照上蓋章的時候，機會才真正出現。親朋好友們來機場送行完畢，就回到了他們一成不變的生活中。

重生

當1991年成為財政部長的經濟學家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將貨幣貶值以抑制外匯儲備的出血，使盧比可用于貿易，取消工業許可證并開始削減進口關稅時，所有這些都結束了。

1991年蘇聯解體后，我們的政治家們沒有了反帝國主義的借口。印度與勝利的西方交往，我的哥哥在新德里的AT&T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帶回了一部閃亮的紅色按鈕電話。

國營電話公司把線路通到我們家還需要幾年時間，所以我們借用了鄰居的線路。

但是，我們沒有去沉思我們缺乏的東西，或者我們的父母因為專制和計劃經濟而失去了什么。不知何故，我們知道，我們的短缺正在結束，我們的選擇正在增加。印度的統治精英已經沒有了自我保護的其他選擇，他們必須為我們更多的人打開通往美好生活的大門。有工作要做。

軟件公司在印度興起，這要歸功于一位伶牙俐齒的說客。此人叫Dewang Mehta，他有一頭茂盛的頭發（后來我們才知道那是一頂假發），到處向全球企業兜售一個龐大的故事，說他們的電腦會因為千年蟲而在2000年元旦到來的午夜崩潰，為避免各種可怕的局面，西方公司必須給他們使用的軟件打補丁。

他游說成功了。編寫代碼的印度軟件外包公司，以西方成本的一小部分，開始了認真的工作。

電信、媒體、科技、金融和新近去國有化的航空業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購房年齡的中位數開始下降。鈴木汽車公司（Suzuki Motor Corp.）在當地生產的小型掀背車Maruti 800大受歡迎，全球汽車制造商紛紛來到印度設廠。

與此同時，某國經濟發展的榜樣也在召喚著我們。動次打次事件后，帝都當局拒絕鄭智母田，但鄧倆貓開始的經濟改革被認為是必須的、也是不可逆轉的，外國投資者大受歡迎。某國的經濟起飛了！以10%以上的速度連續20年增長，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更是突飛猛進，賺取了大量硬通貨。

我們都知道，印度要效仿某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根本不可能的。

一個一黨制國家，在與外國投資者討價還價的同時，歧視自己國家的商業階層甚至奴役自己的人民。這種策略在印度嘈雜的聯邦民主制度下是完全不可能的。

印度的政客們不可能無視給他們提供資金來贏得選舉的本國企業。印度清理了股票市場，并向海外投資者開放，這是有道理的。與某國不同，某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儲蓄了一半以上的國民收入，而印度則缺乏資本，無法在混亂的聯合政治周期中維持自由化的經濟，更不用說修建道路、發電廠和其他基礎設施了。

所以我們把信心寄托在制度上。

我們的英國普通法、獨立的法院和監管機構的傳統為所有利益相關者帶來了公平和保護的承諾，我們認為這些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更加強大。

我們希望，國家作為經濟參與者看得見的手會縮小，但會成為一個更強大的裁判員。治理將得到改善，地方性腐敗將消退。城市化帶來的匿名性將粉碎令人作嘔的落后的種姓制度。我們喜歡聽像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黃亞生教授這樣的學者說：“印度可以超越某國。”

對我和我們這一代人中的許多人來說，曼莫漢-辛格是一位救世主，是一位背負著分治傷疤、從小就知道貧窮的人。他是我們中的一員。

我們對他的失望是20年后的事了。

未完成的改革

印度1990年代的改革始于貿易和投資自由化。隨后，在土地、勞動力、資本、能源和貨物市場上進行了更嚴厲的 "第二代 "改革。

然而，無數的利益集團抓住了1996年后成為常態的軟弱聯合政府。即使印度的開放程度不斷提高，但提升競爭力的大項目卻不斷被擱置。印度國內市場則繼續失靈。

另一個問題出現了。印度政府從生產者的角色上確實是退縮了，但是政府把土地、能源和商品權、無線頻譜和其他特許權交給私營部門，并代表公眾來采購電力、道路、港口、電信服務和就業崗位。

腐敗的機會越來越多，企業、政客和犯罪分子聯合起來利用這些機會，國家變得越來越腐敗。

到2004年，曾經占主導地位的國大黨的曼莫漢-辛格成為總理，領導著另一個稀松平常的聯盟。2009年，他重新上臺，但勝利的喜悅并沒有持續下去。隨著世界經濟進入2008年金融海嘯后的低迷期，印度未改革的市場、政治機會主義、財政暴利和私營部門不受約束的貪婪，使辛格的第二個任期不堪重負。

2010年左右，我在孟買一家商業電視臺負責編輯業務。這時，在新富階層的包圍下（我的小孩在生日聚會上主人送的回禮是一臺iPod），我開始注意到90年代的進取精神出現了裂縫。從這些裂縫中窺探出的是一個在私人租金中尋求財富的商業階層。

當時的航空部長普拉富-帕特爾（Praful Patel）在新現代化的德里機場接受了我的采訪，該機場將取代曾經讓我們感到沮喪和尷尬的破舊航站樓。贏得了60年管理合同的私人財團想方設法在每個乘客身上都敲詐一筆機場建設費，以支付改造升級的大部分費用。

"這個重要的條件應該在競標時讓所有投標人預先知道，更應該讓人民知道。"事后，政府的審計師這樣說。

事實證明，各種形式的公私合作都存在問題。

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Uttar Pradesh）開辟了一個酒類銷售特區，并將其交給了一位名穿著阿瑪尼西裝叫Ponty Chadha的商人。

2012年11月的一天，Ponty Chadha帶著他的保安人員來到了他位于新德里郊區的農舍。他的哥哥隨即也帶著自己的手下趕到。雙方是來談判的，兄弟倆有財產糾紛。談判開始不久，他們就拔槍對射，倆人最后都死了。

裙帶資本主義的惡果讓人民憤怒，在印度這種民眾情緒不被鄭智勢力利用是不可能的。"印度式反腐 "運動引發了人民對腐敗政客和商人的厭惡狂潮 - 人民指責他們侵占農民的土地，承諾創造就業機會，但卻沒有兌現。

最關鍵的是，人們的憤怒是針對尼赫魯-甘地王朝的。即使辛格名義上執掌政府，英迪拉-甘地的兒媳、意大利出生的索尼婭和她的兒子拉胡爾卻掌握著實權，正如辛格的前媒體顧問桑賈亞-巴魯在 "意外的總理 "中所聲稱的那樣。

各種丑聞浮出水面并快速發酵。

2012年，印度最高法院取消了122個電信許可證。政府的審計師說，這些許可證的發放讓國家損失了230億美元。這一巨大丑聞很快就被審計師發現的420億美元更大丑聞所掩蓋，即政府把煤礦私有化給私人公司。這些礦井的許可證也被取消了。

辛格政府大發雷霆。它開始追捕沃達豐集團（Vodafone Group Plc）這樣的長期投資者，要求其承擔巨額的稅收責任，并追溯繳稅。它通過了一項法律，使私人企業獲取土地的成本變得非常昂貴。

然而這一切在政治上都沒有幫助。

與此同時，辛格的失敗正在幫助使反對派印度人民黨領導人、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納倫德拉-莫迪看起來不錯。莫迪在那里的任期始于2002年巨大的印度教和穆斯林騷亂，但古吉拉特邦的經濟在本世紀第一個十年中每年增長10％，比印度其他地區都快。

隨著2014年大選的臨近，許多選民認為，只有強悍領導才能結束印度的經濟癱瘓和社會停滯。我們當中那些憎惡莫迪印度教右翼政治的人也認為莫迪作為地方行政長官發展經濟的良好記錄為他在聯邦政治中贏得了一席之地。

在我們對增長的渴望中，我們忽視了英迪拉-希爾韋等學者的警告，即莫迪的資本密集型 "古吉拉特模式 "是建立在對企業的慷慨補貼之上的，該州在減貧、人類發展和消除饑餓方面正在下滑。

我曾寫道，莫迪應該像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一樣，成為一個壓制民族主義本能的領導人，用他的人氣來推動艱難的經濟改革。

莫迪的 "永久革命"

莫迪上臺后，承諾實行有利于商業的政策，結束 "稅收恐怖"。但當他試圖撤銷前政府的土地征用法時，反對派攻擊他反農民，莫迪最后不得不放棄這個計劃。

沃達豐在印度的麻煩并沒有結束。事實上，稅務機關的騷擾愈演愈烈。"Sab chor hain"，印地語的意思是 "每個人都是賊"，成為該邦與私營部門打交道的非正式座右銘。

在2016年11月，莫迪表演了一個高難度特技，即幣制改革。他取締了全國86%的現金，大概是為了沒收非法財富。人們排了好幾天的隊，想把不值錢的紙幣還給他。新貨幣供不應求。

我的故鄉是一個制鞋中心，那里的小企業因為幣制改革無法支付工人的工資。

孟買郊區的婦女經營的微型企業后來告訴我，他們用金線織成紗麗的價格從7000盧比（54美元）暴跌至4000盧比。

最終，幣制改革被事實證明是一項毫無結果的工作。大部分被取締的錢又回到了銀行，但莫迪給社會帶來的痛苦卻啟動了對他的崇拜。

正如當時莫迪的首席經濟顧問阿爾溫德-蘇布拉馬尼安（Arvind Subramanian）后來在一本書中所說，犧牲 "是實現更大、更高目標的必要條件"，之所以能引起民眾的共鳴，是因為它回溯了圣雄甘地在印度自由斗爭中的策略。

莫迪在公眾意識中的提升是公民與國家關系的一個轉折點。

毋庸置疑的是，獻身精神被發揚光大，批判性思維被無情壓制。

投票前的 "最小的政府，最大的治理 "的承諾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

60年代和70年代的鄭智氛圍又回來了。"我們現在正在進入「永久革命」的政治，"政治學家和評論員普拉塔普-巴努-梅塔（Pratap Bhanu Mehta）在莫迪的貨幣禁令后如此預言。

從那時起，政府的異想天開的決策就變本加厲了。

不喜歡消費調查顯示的內容？刪帖。因經濟放緩而受到質疑？那就發布令人難以置信的樂觀數據。認為疫情會失控？那就在四小時內實施全國封鎖。

"Sab chor hain " - 每個人都是賊，現在定義了印度大多數交易。在某國，這個被稱為「互害社會」。

購房者不相信建筑商會按時交付房屋；金融家不相信房地產開發商會償還貸款；政府既不信任建筑商，也不信任貸款人；沒有人信任政治家，盡管莫迪像所有強勢的領導人一樣，可以從公眾那里得到任何他想要的反應 - 在冠狀病毒封鎖期間，莫迪要求印度人點燃蠟燭，到露臺上敲打餐具以示士氣高昂，人民竟然全盤照做了。

確實，現如今一些瓶頸已經緩解。

在1991年之前的四十年中，國家高速公路網絡的規模未能翻倍，但自1991年到今天，這個數字已經翻了兩番。發電能力從1990年的不到6.5萬兆瓦，激增到近37.5萬兆瓦。其中一半在私人部門。由于投資者對太陽能和風能的興趣，到2030年，在不建立更多污染性燃煤電廠的情況下，發電量有可能再翻一番。

但這里面有一個問題，是資源緊缺的變體。現金緊缺的政府將公路、港口、機場、電站和移動通訊塔承包給私人企業，然后其中很大一部分資本家已經破產。

從國家手中包下特許經營權，夸大成本，行賄，從占主導地位的國有銀行獲得融資，欺騙消費者，將資金抽調到新加坡或瑞士的私人賬戶。這，就是印度特色的商業模式。

2012年，瑞士信貸集團（Credit Suisse Group AG）駐孟買的銀行業分析師阿什-古普塔（Ashish Gupta）寫了一份報告，題為 "債務之屋"（House of Debt）。過去八年，這棟房子燒了。現如今它依然在燃燒，并已經將銀行系統燒得面目全非。

IL&FS集團是我從1992年在德里當報社實習生時就開始追蹤的一家從事基礎設施融資、建設和經營的公司，它把所有利益攸關方，包括合作伙伴、消費者、資本提供者和監管者等等，都當成了搭便車的工具，形成了一個圈子。

我將其2018年的破產描述為印度的 "迷你雷曼時刻" （Mini Lehman Moment）。一個擁有數十億美元未償債務的高評級機構突然倒閉，讓信貸市場瞬間崩盤。該公司的倒閉對市場的心理影響更深。在IL&FS倒閉之前，過度擴張的印度私營部門擺出一副勇敢的面孔，高呼 "莫迪，莫迪"，試圖通過廉價的再融資來保住自己最好的資產。現在，企業家們只想避免被莫迪關進監獄。

更多的經濟權力正集中在更少的人手中。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電信業是政府壟斷的。隨后是一個熱鬧的無線通訊市場，有十幾家運營商。現在，玩家數量減少到三個。其中一家面臨嚴重壓力，另一家表示可能無法競標明年的5G項目。

另一家私人集團正在建立對海港和機場的扼制，而這也曾經是國家壟斷的地盤。

目前有消息說大財團也可能被允許進入銀行業，因為政府經營的銀行已經耗盡了資本。

對我這一代人來說，用一種形式的壟斷來替代另一種形式的壟斷，看起來并不像是進步。

經濟的其他部分仍然是落后而且效率低下的：農場和小企業80%的營收用于支付稀缺的資本金，用于支付勞動力工資的份額則是20%。工人們在臃腫的公共服務部門拿到穩定的工資，然而其中很多部門早就應該私有化了。因為缺乏市場競爭，納稅人不得不讓印度航空有限公司等負債累累的國營企業繼續活下去。

任何有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工資上漲的動力應該來自于農業生產力的提高，這將提高進城農民工的價格。然而印度錯過了東亞劇本的這一章，未能創造一個永久的城市工人階級。

相反，印度經濟直接轉向了計算機軟件等全球服務領域。有一段時間，這種轉變暫時掩蓋了經濟上的分裂，但最終現實還是暴露出來 - 十幾億人口的經濟體里只有1.5億人步入所謂中產階級的行列，其余人口收入相當低。

我父親的小公司是做鞋面的，我母親是織毛衣的。今天有千千萬萬個家庭的情況類似，但有兩點不同：

1）所有東西的價格都是由一個很小的消費階層決定的，而其他十來億人必須努力奮斗卻也不一定負擔得起。這里面包括教育，我們那一代的教育幾乎是免費的，然而現在教育正變得越來越昂貴，普通人家根本負擔不起；

2）現在有了零工經濟工作和小額信貸，但大多數家庭都無法獲得維持借貸所需的穩定收入。

正如總部位于倫敦的海外發展研究所的經濟學家拉廷-羅伊（Rathin Roy）所描述的那樣，結構性需求不足是一個巨大的問題。在莫迪于2020年3月份實施封鎖之前，數百萬的農民工就已經沒有工作、住所或食物了。他們不得不離開城市，回到他們的家鄉，這表明印度的城市化故事搖搖欲墜。

工人最終會回到城市。但印度經濟監測中心的Mahesh Vyas表示，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必須將10億勞動年齡人口中的40%拉入勞動力隊伍。這意味著每年至少需要1000萬個工作崗位，相當于與某國1990年至2014年的速度，只有這樣才能將勞動參與率向66%的世界平均水平提升。

但是我們必須要知道，后疫情時代的發達經濟體自己就孕育著大規模失業的宿命。

上世紀90年代初，迎接我們這一代印度人的左側漲潮期，不太可能重演。

此外，在自動化程度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創造就業崗位，需要政府在社會保障、醫療、托兒、住房和教育方面投入大量資金。印度城市中五分之四的女性甚至在疫情之前就沒有參加工作。而在這一點上，某國、孟加拉國和斯里蘭卡都做得更好。

創業者再起？

如果我說另一次創業大爆發遙遙無期，不會有比90年代更多的印度人步入創業的大門，那就太憤世嫉俗了。

2001年，蘇尼爾-米塔爾（Sunil Mittal）經營的電信公司贏得了它的第100萬個移動客戶，他曾是自行車配件貿易商，也是我哥哥帶回家的塑料Beetel手機的制造商。現如今，米塔爾已是億萬富翁，巴蒂電信有限公司在印度擁有2.93億用戶，在非洲還有1.16億用戶。

這類財富故事激勵著印度人創業。

通訊費的下跌和廉價的智能手機給了印度一個催生自己大型互聯網企業的機會。

Facebook公司押注印度首富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打造印度最有價值的數字載體、內容和商務三合一的游戲。

擁有152年歷史的塔塔集團可能會創建自己的 "超級應用"，籠絡住更多用戶。

也許數字資本主義有利于 "贏家通吃 "的壟斷者，但與其哀嘆經濟權力的集中，也許我更應該看看光明的一面？

印度已經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實時移動支付系統，由谷歌和沃爾瑪公司的PhonePe主導。2020年10月份，網上交易量比一年前翻了一番，達到20億筆。電子商務和支付數據可能會來取代貸款合同要求的抵押品，這樣像我爸爸以前的鞋業公司那樣的小額借款人就可以快速獲得迫切所需的資金來擴大生產。

厲美兩國在貿易、技術和金融方面的冷戰，對印度來說可能意味著更多的機會。

微軟公司的薩蒂亞-納德拉(Satya Nadella)、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桑達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的阿爾溫德-克里希納(Arvind Krishna)和萬事達卡公司的阿杰-班加(Ajay Banga)等人，都是印度裔的高管，也都有能力推動投資和工作崗位向其出生國轉移。

最近，長期懸而未決的改革也有了進展。

在動搖農村權力結構的過程中，莫迪政府進行了一場政治賭博，將農民從制度化的暴政中解放出來，此前他們必須在指定的市場出售自己的產品，在那里他們會被中間商層層盤剝。

對于勞工改革，也可以暫時抱有希望。

例如，將44部聯邦勞動法合并為4部，可能會有更多的工人簽訂正式合同，這是大多數印度工薪階層所沒有的特權。

但也有一些問題。

第一，供給側改革如何填補需求缺口？

第二，何時才能整頓破碎的金融體系？

第三，代理管理印度的狹隘精英會同意公平競爭，還是僅僅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劫持改革的方向和步伐，讓大多數人落在后面？

莫迪政府在2016年通過了破產法，并將其作為打擊裙帶資本主義的利器進行宣傳。但在國內企業主階層極力游說后，破產改革漸漸失去前行動力。

疫情一開始，破產法庭就關上了大門，不再受理新的破產案件。庭外重組則是一塌糊涂。一個資源匱乏的國家，無法釋放困在垂死企業中的資本。

真正有意義的糾偏不僅僅是調整法律。印度國家必須限制其權力，停止過度擴張，重建信任。印度當局必須要弄明白，如果目標是將 "社會主義 "從憲法序言中刪除（這是印度經濟保守派一直想要的），或者是把占總人口比例14%的穆斯林變成二等公民，這一切不會給印度帶來和平與繁榮。

現在重振社會的信任更為關鍵，莫迪當局被疫情消耗了它僅有的一點財政實力。印度花了15年多時間才重新獲得的投資級評級，現在看起來越來越脆弱。

信任需要誠實。印度人被社交媒體上 "到2024年實現5萬億美元果丹皮 "這樣的空洞口號所包圍 - 疫情之前這一數字為2.7萬億美元。

這個奇跡究竟會如何發生？當豐田汽車公司最近表示因為高稅率抑制需求而停止擴建時，部長們急忙稱其為Fake News假新聞，進行輿情控制。

可以挑戰官方敘事的獨立聲音正在被壓制；可以迫使行政部門糾正其錯誤的機構已經被解散。所有這些都與我們的希望背道而馳。我們曾經以為媒體、司法機構、監管機構、專業機構和民間社會團體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更加愈發強大。

印度中央銀行在過去四年中已經送走了兩位行長，因為他們試圖迫使銀行家和他們的政治聯系借款人清理他們的行為，但沒有成功。選舉融資現在是通過匿名無記名債券，沒有檢查來源。最高法院最近的判決，以及它在重要憲法問題上的猶豫不決，招致了批評，認為它的做法 "比行政機關本身更像行政機關"。

在缺乏制度保護--甚至沒有人身保護令的情況下，試圖與政府談判已經成為一種犯罪。和平抗議、主張權利、揭露權貴的不法行為、批評政府政策等等都成了要擔巨大風險的行為。

莫迪總理將印度唯一的穆斯林占多數的查謨和克什米爾邦分解為聯邦管理的領土，這讓他的核心支持者欣喜若狂，但此舉并沒有完全鞏固印度作為一個多宗教、世俗民主國家的形象。

西方國家將忽略這其中的許多問題，假裝沒看見就好。

正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分析師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Tellis）所說，牽制某國的緊迫性將迫使西方國家 "有限制地默認與印度的伙伴關系"。對于 "如果印度的自由主義信用不受質疑，對印度的熱情就會提振 "來說，這是一個可憐而無奈的替代品。

不過，印度中產階級可能就不那么寬容了。在經濟學家阿爾伯特-赫希曼的理論框架中，「退出印度」的選擇只適用于少數可以跑去去美歐國家的人。其他人則必須留下來，正是他們的 "話語權 "讓印度民主得以延續。

現在，我家鄉的一位穆斯林朋友說，他想移民，因為他7歲的女兒被同學提醒，她和印度教的大多數人不同。孟買的一位銀行分析師希望自己早就離開了。他估計印度多年多單皮增長將低于5%。

美國投資者簽證項目在2016年至2019年期間，印度人的需求猛增400％。莫迪的支持者在社交媒體上大肆辱罵這些用腳投票的異議者，要求他們「滾去巴基斯坦」。

根據《全球財富移民評論》的數據，2019年有多達7000名高凈值印度人離開，這比前一年多了2000人。

他們不太可能有人去巴基斯坦。

萎縮印度？

我母親那邊的家族來自法里德普爾，現在屬于孟加拉國，但曾經是印度的一部分。今年孟加拉國的人均美元收入將超過印度。

我們到底是怎樣失去了成為下一個某國機會的？

問題始于2000年代中期的自滿情緒。

那時候，印度應該把目光投向軟件和半導體設計之外，并加倍努力發展鞋、襯衫和玩具等利用技術含量較低的勞動力的制造業。高科技是很好，但印度更需要勞動密集型產業來解決就業問題。

印度不應該把經濟特區變成搶地盤，而是應該建立幾個大型飛地。

幣制改革和有缺陷的商品及服務稅使事情變得更糟，莫迪的「自力更生」運動可能會帶來更多傷害。

為什么公眾沒有被這一切激怒？

貧瘠的北部比哈爾邦，人口幾乎和日本一樣多，莫迪的封鎖措施迫使農民工回流，惶恐不安，沒有工作。然而，彭博新聞社記者在州議會選舉前采訪選民時，卻沒有發現莫迪的吸引力有任何減弱。人們的憤怒是留給他的聯盟伙伴、州首席部長的。而即便是他也能保住權力，這要歸功于莫迪總理的無限人氣。

當曼莫漢-辛格的政府在任時，它專注于人民的教育、食品、工作和信息權利。而莫迪則找出了日常生活中的接觸點，比如用唯一的身份證明開立銀行賬戶、取代燒煤或燒柴的爐子改成用氣、改造村子里的廁所等等。

印度人不管是賬戶里是不是有錢、廁所里是不是有自來水、有沒有辦法更換煤氣罐，都不會去責怪莫迪。但是當莫迪有一個更大的文明議程時，這種寬容就消失了。

比如為印度教之神拉姆建一座神廟，地點在一座清真寺的遺址上。那座清真寺在1992年被印度教暴徒夷為平地。作為一個22歲的學生，我當年并沒有完全意識到它被夷為平地意味著什么。我們還在為柏林墻的倒塌而興高采烈。下一代的印度人，恐怕要為這種不公正付出代價。

印度治理較好、發展較快的南部各邦大多避開了莫迪的強人崇拜。但在印度政治中，貧窮、人口過剩的北部各邦才是最重要的，莫迪正是在那里成功地轉移了奧弗頓窗口，用胸脯拍通紅的民族主義和對伊斯蘭教的清算取代了取代了對物質繁榮的渴望，自90年代以來，沒有任何一個政黨能實現這種局面，而莫迪深諳此道。

莫迪的崛起并非巧合。

他的崛起始于美國的911襲擊事件和巴基斯坦跨界輸出恐怖活動之后。在恐怖襲擊之后的一次議會選舉中，反對黨國大黨領袖拉胡爾-甘地（Rahul Gandhi）甚至無法保住他在北方邦的家族行政區，之前由他的母親、父親和叔叔贏得的席位，而這竟然是在他承諾每年向全國5000萬個最貧困的家庭中的每個人提供相當于1038美元的補助之后。

可悲的是，我沒有看到印度北部的經濟悲觀主義、或者它的種姓敵意、宗教仇恨和根深蒂固的厭女癥等為一個毒性較小、更有抱負的政治思維讓路。

我之所以說可悲，是因為我一直暗暗對印度抱有希望，即使在批評其繁瑣的官僚作風、破敗的基礎設施或笨拙的決策時也是如此。

但1990年代的夢想已經結束，世界已經改變，我們也已經改變。

光是打出前面那句話，我就已經覺得我是在背叛印度。

印度是我出生、成長、開始工作和結婚的地方，但我現在已經只是一名精神上的印度人。

我離開這個國家太久了。我十幾歲的孩子對印度的文化、美食和語言都已經沒有任何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