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J?李

“時差”，是一個現代詞匯，在國際旅行成為常態的背景下才具有意義。它來自人體生物鐘與飛行所帶來的跨時區后果的直接抵觸。

在身體的不適感之外，我們如何與時差共存？《時差：晝夜節律與藍調》一書的作者克里斯托弗?J?李便從文化、歷史和哲學的角度，與讀者探討了更多關于時間、科技以及人自身的關聯。他涉及廣博、信手拈來，從電影、文學到哲學思考，為我們呈現了旅行是怎樣通過時差，影響到我們所生活的加速世界的。

經出版社授權，私家地理節選了書中關于飛行歷史的一段，看看人類是如何理解飛行、速度和時差的。

《時差：晝夜節律與藍調》；克里斯托弗?J?李/著；田可耘/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11

一切堅固的東西都消散在空中

在描寫海外美國人的經典存在主義小說《遮蔽的天空》（The Sheltering Sky）里，保羅·鮑爾斯（Paul Bowles）區分了“游客”（tourist）和“旅人”（traveler）。前者歸心似箭，而后者則長期從一個地方去往另一個地方，尋找他們本真的自我。

鮑爾斯的寫作基于自身經歷，他在美國、歐洲、北非的往返使他最終在摩洛哥丹吉爾定居。但如果這些游牧般的旅程和無根狀態意味著自由的話，航線和時差效應代表著怎樣的道德準則（如果有的話）？如果用一種不那么樂觀的方式來衡量當下，我們或許可以為鮑爾斯這個初步的分類增加第三個類別：很多人既不是游客也不是旅人，而只是乘客（passenger）罷了。

既然有這些疑慮，為什么還要飛行？除了飛行的浪漫感之外，還有速度。就像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寫到的那樣，“速度是技術革命贈予人類的一種狂喜。” 航空旅行不是第一次出現的轉型，輪船和火車早已克服了地理的距離。剩下的只是時間的問題——要更快到達那里。

像歷史學家沃爾夫岡·希維爾布希（Wolfgang Schivelbusch）所說的那樣，十九世紀火車旅行的速度標志著時空感知的根本轉變。并非人人都欣然迎接這一轉變。批評家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注意到，1930年代埃爾朗根-紐倫堡大學的醫學教授警告人們應該停止發展鐵路行業，因為“速度會損害人們的大腦。

事實上，光是看上一眼這些疾行的火車，就足以讓人頭暈目眩。”本雅明自己使“漫游者”（flaneur）——或者說“閑逛的路人”——變得流行起來，認為那是理解現代都市生活的唯一方式。但對速度的感知是相對的。半個世紀之后，保羅·索魯（Paul Theroux）抱怨關于現代旅行的寫作“被時差削弱了——集疲勞和失眠于一身，令人不快。”他決心要解決這一困境，便訴諸火車，就像他在中國游記《騎乘鐵公雞》（1988）里記敘的那樣。伊塔洛·卡爾維諾在一場關于迅速（quickness）的備忘錄講座中更進一步擴展了這些感受，寫道，“作為速度、甚至心靈速度象征的馬，貫穿了整部文學史，預示了我們現在技術觀點的全部難題。”

時差與其說是速度的象征，更像是速度帶來的難題。目前還沒有那么多文化批評家關注時差。但現代航空已經催生了關于飛行體驗的抒情性寫作。盡管飛機可以說很少被賦予列奧·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1878）里的火車和火車站那樣的象征意味和敘事上的分量——不過《卡薩布蘭卡》（1942）片尾起飛的飛機是一個著名的反例——對飛行的追求，比起火車的指揮家-小說家（conductor-novelist）或者說迄今仍未出現的“宇航員-詩人”（astronaut-poet），吸引了更多的書寫者。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文體的出現。

從飛行員改行成為作家的威廉·朗格維舍（William Langewiesche）評論道：“機翼讓我們能夠飛翔，但心靈使我們把天空變成屬于我們的東西。”飛行員和其他人都嘗試過把天空變成屬于他們自己的東西，其中包括柏瑞爾·馬卡姆（Beryl Markham）、查克·葉格（Chuck Yeager）、邁克爾·翁達杰（Michael Ondaatje）。

可以說，安托萬·德·圣-埃克蘇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最著名的不是他作為飛行員的成就，而是他的小說《夜航》（1931）和回憶錄《風沙星辰》（1939）里不事張揚的英雄主義以及對飛行的清晰描述。

現在更為人所知的是他的童話故事《小王子》（1943），圣-埃克蘇佩里的行文風格、生活以及早逝，奠定了他在飛行員-作家之間的聲望，以及把人類、機器、自然相互對立起來的那種現代飛行的寓言可能性。他的失蹤，就像埃爾哈特一樣，反而加強了他的傳奇色彩。

“在法國南海岸的博邁特山峰有一座燈塔，上面的碑文記錄了圣-埃克蘇佩里一生的最后時刻。他失蹤于1944年7月。和很多在戰爭中失去下落的飛機一樣，他的飛機也消失得無影無蹤。”另一位作家、空軍退役飛行員詹姆斯·索特在回憶錄《燃燒的白晝》（1997）里寫道，“閃爍著美麗波光的藍海，也正是塞萬提斯參戰時作戰過的海域，是歷史的誕生地——這位世俗的圣人正在那里長眠。”

飛行的夢想是貫穿歷史的常見主題，而非僅僅出現在現代時期。這種野心可以追溯到古典時代，希臘的伊卡洛斯神話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展現了這種嘗試里屬神的堅毅與屬人的局限。

非洲、亞洲、美洲文明同樣把天空和神祇聯系起來，鼓勵人類想象天上的世界。猶太-基督教里的天使，公元前二世紀中國的風箏，鷹、鷲、隼在美洲原住民文化里的象征意義，都展現了天堂與塵世之間的對話。但伊卡洛斯的故事——他靠著他父親、工匠代達羅斯（Daedalus）用蠟和羽毛做成的翅膀飛到了太靠近太陽的地方——成為了一個尤為著名的關于狂妄之災的故事，被奧維德（Ovid、W. H. 奧登（W. H. Auden）、彼得·勃魯蓋爾（Pieter Bruegel）、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等詩人和藝術家所記敘。盡管伊卡洛斯行為有其特定的起因，并關乎其逃亡的處境，這個故事依然成為了關于技術革新的誘惑的一則經久不衰的寓言——科學進步的魔力、個體才能的力量、以及人類意志的盲目性所帶來的那種自我陶醉的危險。神話及其教訓在今天依然奏效。問題不僅僅在于狂妄，而在于技術帶來的狂妄——這完全是一個現代的困境。

伊卡洛斯傳奇也體現了貫穿整個航空史的那種浪漫主義，結合了科學的專業性和個人的決心。人類飛行的成功及其成就，依賴于自然物理法則與奇特的想象、大膽的幻想之間的密切聯系。列奧納多·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著名的飛機或撲翼機（ornithopter）畫作，結合了希臘文中的“鳥”（ornithos）和“翅膀”（pteron）兩個詞。

雅各·比特爾·高伊（Jacob Peter Gowy）《伊卡洛斯的墜落》（約1636-38）。

這些畫展現了文藝復興時期對藝術和科學之結合的看法，畫中的發明仿照了他的研究著作《飛鳥手抄本》（約1505年）的標題中強調的鳥類飛行力學。他不是第一個作出這種嘗試的人。九世紀，來自北非的安達盧西亞博學家阿布-卡西姆·阿巴斯·伊本·弗納斯（Abu’l-Qasim ’Abbas Ibn Firnas）[1]就有同樣的想法。他曾經嘗試用滑翔機實現人類飛行。這一野心勃勃卻以失敗告終的壯舉，大約兩個世紀后在英國威爾特郡被馬姆斯伯里修道院的本篤會修士埃爾莫（Eilmer of Malmesbury Abbey）效仿。

直到幾個世紀之后，飛行的可能性才不僅僅存在于十五世紀博學家生動的文稿、用石墨記錄的思考中，而是真正被具體實現出來，盡管與那位意大利大師設想的形式有所不同。

列奧納多·達·芬奇，撲翼機設計（約1485）。

歐洲啟蒙運動通過熱氣球的發明迎來了早期的現代航空，就像它也迎來了其他設計和科學理性上的創新一樣。在1783年夏天和秋天那段政治革命爆發的時期，蒙特哥菲爾兄弟——約瑟夫和艾蒂安——放了一些氣球作為試驗，其中有一個氣球載著一只雞、一只鴨子和一頭名叫蒙特奧西爾（Montauciel，意為“爬向天空”）的羊，于9月19日從凡爾賽升空。

十七世紀已經有人設想過乘氣球飛行的可能性，當時氣體的活動方式在科學想象中備受關注。意大利北部的費拉拉大學的耶穌會神甫、數學家弗朗西斯科·拉納·德·泰爾齊（Francesco Lana de Terzi）提出了現代氣球的概念——指用比空氣更輕的氣體裝滿球體，用來升起一艘空氣船（nave volante）。但蒙特哥菲爾兄弟和他們的對手——雅克·A·C·查爾斯（Jacques A. C. Charles）以及讓·羅伯特（Jean Robert）、諾埃爾·羅伯特（No?l Robert）兄弟——使這個概念成為了現實。1783年11月21日，在蒙特哥菲爾兄弟的幫助下，二十六歲的科學家讓·弗朗索瓦·比拉特·德·侯齊爾（Jean Fran?ois Pilatre de Rozier）和步兵團團長弗朗索瓦·洛朗·達朗德（Fran?ois Laurent d’Arlandes）成為了最早在氣球上實現了人類飛行的人。氣球穩穩地帶他們穿過了巴黎，飛到了3000英尺的高度，而且持續了將近二十五分鐘。本杰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也是觀眾之一。

可以想見，這項新發明很快就在法國大革命期間被用于軍事用途，發行了名為“事業”（l’Entreprenant）的氣球。像法國理論家保羅·維希留（Paul Virilio）在另一個語境中提到的那樣，

蒙特哥菲爾兄弟的試驗氣球（1783年6月）

“歷史前進的速度同步于武器系統發展的速度。” 盡管如此，氣球和乘氣球的人向著無人涉足之地勇敢前行。這在美國內戰中主要被用作監視手段，也在英布戰爭以及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其他戰事中被使用。

托馬斯·品欽在他的小說《抵抗白晝》（2006）里描述了氣球的這些用途，寫到了飛艇提供了一個“越過頭頂的視角”，這是想要打擊“無政府主義殺人犯”的法律所渴望擁有的——我在這里無意影射當下。然而，早期航空也有很多流于空想的地方。

品欽當然不過錯過這個大加諷刺的機會，他筆下的熱氣球旅行團“幸運同盟”（the Chums of Chance），與其說像一群勇敢的先驅者，不如說更像羅伯特·奧特曼（Robert Altman）電影里的那種怪人。然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品欽想表達技術革新不總是一種大寫的“進步”（Progress），而是可能伴隨著一些相互沖突的意圖和用途，為經濟、國家或個體層面的邪惡勢力創造新一輪的契機。對飛行的向往，對獲得上帝視角、俯瞰塵世的向往，一旦得以實現，就會引起焦慮。這種情緒就像奧迪隆·雷東的《眼睛正如奇異的氣球，朝著永恒飛升》（1882）里不安地橫亙在天地之間的那種高空的孤獨感以及凝滯不動的恐懼感。時差不是飛行所引發的第一種不適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