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騙、網暴、丑聞……數字媒體讓我們更加遠離現實了嗎？

2020-12-05 08:51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清華學姐遭群嘲、馬拉多納離世……每天都有許許多多的新聞出現和消失，信息如巨浪一般鋪天蓋地襲來，而追熱搜、評熱點的大眾，總會不時地感覺倦怠。

可是人們無法退出，也不愿退出。嘴里要說著最新的流行語，社交媒體上要分享美化后的照片，還要不停的表達自己的情緒。這些時代的病理性特征，被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歸咎于數字媒體的宰制性力量。

當今的人們遁入圖片，使得美圖變成新的宗教，交流、對話、距離感的消失，是數字媒體讓大眾遠離現實的結果。本文摘自韓炳哲的著作《在群中》，他以短小精悍的文本，對數字時代大眾心理進行深描。

遁入圖片

如今，圖像不僅僅是映像，它也是偶像。我們遁入圖像，以便讓自己變得更好、更美、更鮮活。顯然，我們用以推動進化的不僅僅是技術，還有圖像。有沒有可能，進化根本就是建立在一種圖像化（幻覺）的基礎之上的？有沒有可能，想象對于進化來說是有益的？

數字媒體成全了一種符號的逆轉（ikonische Umkehrung），它讓圖像看起來比差強人意的實現顯得更加生動、更加漂亮、更加美好：“看著咖啡店里的顧客，人們自然而然地會想：‘看看這些人，死氣沉沉的；在當下這個時代，照片比人更生動。’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的一個特點也許就在于這種逆轉，已經普及化了的想象成了我們生活的榜樣。拿美國為例，在那里一切都化身為圖像：一切都是圖像，被生產和被消費的只有圖像。”

圖片所展現的是被優化處理之后的現實映像，它們正在毀滅圖像最原始的符號價值。它們被現實所俘虜。因此，今天我們雖然面對著圖片的狂潮，或者說恰恰是因為我們正面對著圖片的狂潮，所以我們都成了圖符的破壞者，成了打破舊習的人（ikonoklastisch）。可以被消費的圖像破壞了其本身所特有的語義和詩意。圖像已經超越了對現實的單純反映。通過可消費化處理，圖像被馴化。圖像的馴化讓圖像的瘋狂消失不見。它們因此而失去了它們的真實性。

所謂的“巴黎綜合征”（Paris-Syndrom）是指大多出現在日本游客身上的一種急性心理障礙。患者會出現幻覺、感知失實、人格認同障礙和恐懼情緒，并且表現出例如頭暈、出汗或者心跳加速等身心癥狀。觸發該病的原因是日本人在旅行前對巴黎的理想化想象與巴黎的真實面貌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我們可以認為，日本游客那種強迫性的、近乎歇斯底里的拍照熱情是一種下意識的防御機制，其目的在于通過拍攝圖像來驅趕可憎的現實。作為理想化圖像的美好照片會將他們屏蔽在骯臟的現實之外。

希區柯克的電影《后窗》（Rear Window）形象地展現了現實帶來的沖擊體驗和作為屏蔽物的圖像之間的關系。英文單詞rear（后面的）和real（現實的）之間的諧音就是這一深意進一步的佐證。朝向庭院的窗子里是悅目的景色（Augenweide）。被束縛在輪椅上的攝影師杰夫（詹姆斯·斯圖爾特飾）坐在窗邊以欣賞鄰居們滑稽戲般的生活為樂。一天，他認為自己目睹了一樁謀殺案。而嫌疑人也意識到，住在對面的杰夫正在暗中觀察他。在這一刻，他盯著杰夫。這種可怖的他者的目光，也就是來自現實的目光，摧毀了作為眼中美景的后窗。最后，那位嫌疑人，即可怕的現實，闖進了他家。攝影師杰夫試圖用照相機的閃光燈晃他的眼睛，這也就意味著將他重新吸引回，甚至強拉回圖片，但是這招并沒有奏效。嫌疑人現在露出了兇手的真面目，并將杰夫扔出了窗外。在這一刻，后窗變成了一扇真正的窗。電影的結尾，真正的窗又重新變回了后窗，變回了眼中的那番美景。

與后窗相反，在數字窗Windows中，現實闖入，即他者闖入的可能并不存在。數字窗追隨著普遍化的想象，比后窗更有效地把我們屏蔽在現實之外。與模擬媒體相比，數字媒體讓我們更加遠離現實。也就是說，數字和現實之間的相似性更加小。

翎Ling

如今，我們借助數字媒體生產大量的圖片。這種大規模的圖片生產也可以被闡釋為一種保護性和逃避性的反應。現今的圖片生產還表現出一種美圖的狂熱。由于對現實的感知并不能讓人滿意，因此我們逃遁到圖片之中。美圖技術取代了宗教，成了我們賴以面對身體、時間、死亡這些真實生活元素的工具。所以說，數字媒體具有去真實性。

數字媒體無關年齡、命運和死亡。在其中，就連時間也是凝滯的。這是一種無時間的媒體。與之相反，模擬媒體卻受到時間的牽制。它的表達方式是激情：“照片的命運和（易逝的）紙張一樣，就算它被印刷在較為堅硬的材料上，它死亡的必然性也不會減少半點：和有生命的機體一樣，它的出生是萌芽于作為印刷材料的銀顆粒，它的生命只能綻放片刻，便會隨之衰老。它會受到光和潮濕的侵襲，并因而變得斑駁，直至生命耗盡，最后消失……”

羅蘭·巴特把模擬攝影比喻成一種生命形式，時間的消極性對其起著有益的作用。與之完全不同的是，數字圖片和數字媒體展現出另外一種生命形式。在這種生命中，變化和老去、出生與死亡都已經消融。這種生命的特點是永恒的存在和永恒的當下。數字圖片不會綻放也不會閃耀，因為綻放歸結于枯萎的負面性，而閃耀則是源于陰影的負面性。

憤怒社會

憤怒的浪潮在調動和捆綁注意力方面是十分高效的。但是由于它的流動性和揮發性，它并不適合于構建公共話語和公共空間。就這一點來說，它過于不可控、不可預計、不穩定，過于短暫，過于不定形。它會迅速膨脹，但是也同樣會快速地消散。在這方面，它和“快閃”（Smart Mobs）相似，它們都不夠穩固，缺乏穩定性和持續性；而這些特性對于公共話語來說，卻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它不能融入到一種穩固的話語關聯之中。憤怒的浪潮通常產生于那些從社會或者歷史的角度來看微不足道的事件。

憤怒社會是一個丑聞社會，它缺乏平和（Contenance），缺少自制。憤怒的浪潮所特有的不順從、歇斯底里和難于駕馭，讓審慎的、實事求是的交流、對話、話語成為不可能。因為，自制對于公眾性來說是具有積極意義的；距離對于構建公共性來說也是必要的。此外，憤怒的浪潮還缺乏集體認同性。因此，它不能形成一個穩定的、具有社會性憂慮結構的“我們”。所謂的憤怒公民，他們的憂慮并不是針對全社會的；在很大程度上，那是他們自身的擔憂。因此，憤怒的團體也就會迅速地解散。

《伊利亞特》開篇的第一個詞就是憤怒。“歌唱吧，女神！歌唱珀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憤怒。”這就是西方文化的第一部敘事史詩的開端。在這里，憤怒是可以歌唱的，因為它承載了《伊利亞特》的敘述，賦予其以結構、靈魂、生命和韻律。它簡直就是英雄故事的情節媒介。《伊利亞特》是一首憤怒之歌。這種憤怒是敘事性的、史詩性的；因為正是它帶出了特定的情節。這也正是這種憤怒和憤怒的浪潮與作為沖動的憤怒之間的根本差別。

數字的憤怒是不可歌唱的。它既不能引發情節，也不能引領敘事。它更多地是一種沖動的狀態，沒有展開情節的能力。現代社會所表現出的普遍的分散性讓憤怒的敘事能量無以釋放。更強意義上的憤怒遠不止一種沖動的狀態。它是一種能力，能讓現有的狀態中斷，并且開始一種新的狀態，從而創造未來。但是如今的群體憤怒是極其易逝和分散的。它沒有任何情節所需的分量和凝聚力。它不能生成未來。

毫無敬意

尊敬（Respekt）的字面意思是“回頭看”。回頭看也就是一種顧及。如果在與人交往中充滿敬意，人們就會收斂好奇的窺探。尊敬的前提是有距離的目光，以及保持距離的激情（Pathos）。當今社會中，尊敬可以降服無距離的展示，而后者恰恰是轟動事件的特征。“轟動事件”（Spektakel）這個詞，源自拉丁語中的動詞spectare，意指一種窺淫癖式的窺探，這與有距離的顧及即尊重（respectare）相悖。距離將尊重（respactare）從窺看（spectare）中區分出來。一個社會如果沒有尊重，沒有保持距離的激情，那它將變成一個丑聞社會。

尊重是公眾性（?ffentlichkeit）的基石。前者消退，后者傾塌。公眾性的傾塌與敬意的流失互為條件。公眾性的前提之一是對隱私保持尊重，避而不看。保持距離有利于公共空間的建構。然而，如今世界所充斥的是一種徹底的無距離感：私密被展覽，隱私被公開。沒有距離（Abstand）就沒有了體面（Anstand）。同時，理解（Verstand）也是以有距離的目光為前提的。但是數字媒體中的交流普遍消減了距離。空間距離的削弱帶來的是精神距離的消融。數字的媒介性不利于尊重。恰恰是如“阿底頓密室”（Adyton）一般的隔絕和分離的技術才能生成敬畏和贊賞。

距離的缺失導致公眾的東西和私人的東西混為一談。數字媒體中的交流促進了對隱私和私人空間的色情化展示。社交媒體也被證明是隱私的展示空間。社交媒體將信息的生產由公眾領域轉移到了私人領域，從而也就完成了交流的私人化。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將私人領域定義為“某種時間或空間，在其中我不是影像，也不是對象”。按照這一定義，今天的我們已不再擁有任何的私人領域，因為我們找不到任何沒有影像、沒有照相機的地方或者時刻。谷歌眼鏡將人眼本身轉化成一部照相機，眼睛自己就能照相。這樣一來，私人領域更加無從談起。普遍存在的圖標強迫癥和色情強迫癥讓它煙消云散。

“清華學姐”被網暴

尊重是與姓名相聯系的；匿名與尊重互相排斥。數字媒體所促進的匿名交流大大削弱了尊重，并且要對目前正在蔓延的輕率言論和敬意全無的文化負連帶責任。網絡暴力也是匿名的，這也正是它的威力所在。姓名與尊重如影隨形，因為姓名是認可的基礎，認可總是指名道姓的。與實名相伴的還有像責任、信賴或者承諾這一類的行為。信賴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對名字的相信。責任和承諾也是一種以姓名為基礎的行為。數字媒體將信息和信使、新聞和發送者相剝離，從而也就銷毀了姓名。

網絡暴力有多方面的原因。它在一種毫無敬意的、言行草率的文化中成為可能。尤其在數字媒體的交流中，惡意評論是一種固有的現象。它和讀者來信有本質上的差別：后者基于模擬的書寫媒介，姓名清楚地隨信注明。匿名的讀者來信很快會被丟進報社編輯部的垃圾桶。讀者來信另外還有一個延時性的特點：當人們奮筆疾書，或者用打字機撰寫書信的時候，最初的憤怒已經云消霧散。但與之不同的是，數字交流讓人可以馬上發泄沖動。這種即時性所傳遞的沖動要多于傳統的模擬交流。從這個角度來說，數字媒體即是一種散播沖動的媒介。

數字聯網促進了對稱性的交流。交流的參與者如今不再只是被動地消費信息，而是主動地生成信息。在這里不存在明確的等級，把信息的發送者和接收者區分開來。每個人都同時是發送者也是接收者，既是消費者又是生產者。然而這種對稱性對權力不利。權力的交流是單向的，即自上而下的。交流的逆流會打亂權力的秩序。網絡暴力就是一種帶有所有破壞性特征的逆流。

網絡暴力體現了政治交流中權力的經濟學轉移。網絡暴力言論在權力和權威式微的空間里膨脹。也就是說，恰恰在等級差異小的領域里，人們會訴諸網絡暴力。作為一種交流媒介，權力使得交流單向地順暢進行。掌權者所選擇的行為似乎被受統治者無聲地遵從。聲音，或者說噪音是權力開始瓦解的一個聲學信號。網絡暴力言論也就是一種交流中的噪音。猶如神授一般的超凡能力（Charisma）是一種權力的光環效應，它是抵擋網絡暴力的最好的盾牌，讓網絡暴力無以為生。

在面對權力的時候，讓別人采取“我”所選擇的行為、分享“我”的意志所做出的決定變得更加不可能。作為交流媒介的權力使得人們在“不”的可能性面前，更加趨向于說“是”。“是”與“不”相比要寂靜得多——“不”總是高聲的。權力交流削弱了聲音和噪音，這也就意味著：交流中的信息量對等被大大地削弱。因此，權力發出的命令（Machtwort）能夠頃刻間清除膨脹的噪音，創造出一種寂靜，從而也就創造出了行動的回旋余地。

韓國女星崔雪莉，生前曾遭遇網暴

作為交流的媒介，尊重所起的作用與權力相似。受尊重的人的觀點和他所采取的行動經常被人不加異議、不加反駁地接納和傳承。受尊重的人甚至會被當作榜樣模仿。這種模仿就相當于權力媒介中毫不猶豫的服從。因此，尊重被削弱的地方也正是喧囂的網絡暴力產生的地方。人們不會對一個他們尊重的人施加暴力言論，因為尊重總是帶有個人價值和道德價值的特性。普遍的價值淪喪讓尊重的文化土崩瓦解。如今的榜樣已經沒有了內在價值，他們最主要的特征是外在的品相。

權力是一種不對稱的關系，它形成了一種等級關系。權力交流不是對話式的。與權力不同的是，尊重不一定是一種不對稱的關系。雖然人們尊重的對象常常是榜樣或者上級，但是基于對稱性的相互認可而形成的互相尊重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也就是說：一個當權者甚至完全有可能尊重一個被統治者。如今隨處肆虐的網絡暴力表明，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互相尊重的社會里。尊重需要距離。不管是權力還是尊重，都是能夠產生距離的、需要保持距離的交流媒介。

鑒于網絡暴力，人們不得不對“統治權”（Souver?nt?t）這個概念重新加以定義。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認為，統治者（Souver?n）是對特殊狀態做出決斷的人。這句關于統治權的名言可以被翻譯成與聲學相關的表達：統治者是能夠制造絕對的寂靜、能夠清除每一個噪音、能夠頃刻讓所有人沉默的人。

施密特本人沒能體驗數字網絡，不然他會陷入十足的危機感。眾所周知，施密特一生懼怕電波（Schwellen）。網絡暴力也是一種形式的波，一種完全失控的浪潮。據說，年老的施密特因為對電波的恐懼，扔掉了家里的收音機和電視機。他甚至覺得有必要因為電磁波而重新改寫他關于統治權的名句：“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我說：‘統治者是對特殊狀態做出決斷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考慮到我的死，我說：‘統治者是擁有宇宙波的人。’”在數字革命之后，我們將不得不再次改寫施密特關于統治權的名言：統治者是掌握網絡暴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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