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三天，圍繞澳大利亞軍隊在阿富汗暴行以及一幅據此創作的網絡插畫的話題，成為了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中外記者關注的內容。

圍繞這一系列的事件，有兩個最關鍵的時間點。首先是11月19日，澳大利亞國防部公開了一份長達531頁的調查報告，這份調查報告前后歷時四年時間，證實了澳軍人在過去數年里于阿富汗確實“非法殺死”過戰俘和平民。澳大利亞國防軍司令安格斯·坎貝爾在記者會上表示，這是對軍事行為和職業價值觀最嚴重的違背。

之后是11月30日，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推特上發聲稱，對澳軍在阿富汗謀害平民和戰俘的暴行感到震驚，強烈譴責這種行為，并要求追究相關人員責任。在推特上，趙立堅還配上了一張由中國青年畫家創作的描繪澳軍在阿富汗暴行的漫畫。

然而，僅僅幾個小時之后，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在一場記者發布會上對此事極為憤怒，一開場就譴責中方官員刊發了這樣的一張“偽造的照片”，稱這是對每一個澳軍士兵的冒犯，是極度令人反感的（repugnant），中方需要道歉。他隨后強調，澳方此前已經發起了對此事件的調查。

澳大利亞媒體《四角》欄目（Four Corners）報道展示過的涉事照片。

核心事實為何

首先，此事最核心的事實是：在過去數年間，有39位阿富汗平民或者戰俘被害，其中不排除有婦女和兒童，而殺害他們的兇手正是澳大利亞士兵。而澳總理在發言中想傳達的兩層邏輯是，中方需要為指責澳方以及為發布這張刺眼的插畫道歉，更何況澳大利亞已經處理過有關事件了。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12月2日在回答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提問時談到了對澳方態度的理解。華春瑩強調，國際上有人已經指出：“他們（指澳方）憤怒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照片嗎？當然不是，他們真正惱怒的是：中國人怎么可以有權利指出他們做的壞事，或就此發表評論。雖然他們極力宣揚自己的價值觀——‘民主、人權和自由’，但是他們的所作所為要么是對民主、人權和自由的褻瀆，要么就是典型的虛偽和雙標。”

多位國際問題專家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分析了澳方的做法。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澳大利亞問題專家徐秀軍指出，暴行事件本身就反映出澳大利亞政府內存在問題，雖然暴行本身是事實，但澳大利亞政府缺乏直面問題的勇氣，所以想就此轉移話題，減少人們對澳大利亞政府所犯錯誤的關注，“此外，從他的表述來看，莫里森政府對于中澳關系也一樣沒有足夠的清醒認識，有關此事的表態反映出澳大利亞在處理中澳關系時的雙重標準。”

“澳方想進行某種議題設置。”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蘇曉暉也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指出，“澳方的做法首先表現出來的是自己‘心虛’。事實上，無論是中方，還是其他方面揭露澳方罪行，它都會非常生氣，也都是它不想看到的。”蘇曉暉認為，其次澳方的做法是想“移花接木”，想對中澳外交風波一事偷換概念，將起因從澳軍在他國犯下的罪行變成中國對于澳大利亞的攻擊，進而轉移視線，掩蓋罪行。

蘇曉暉指出，莫里森在沒有任何緣由和基礎的情況下對中方進行此般反誣，毫無疑問會繼續撕開裂痕，進一步傷害中澳關系，“中國民眾都可以看到澳方在這件事情上對于我外交部發言人暴露出的態度。”

值得一提的是，莫里森或許自己也意識到其表態可能會帶來不利影響，故之后他兩次試圖平衡。莫里森12月2日在參加視頻會議時表示，澳大利亞的目標不僅是維護國家利益和價值觀，而且同時也要努力保持與中國的工作關系，“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建立對話，使我們可以穩定地解決政府間的問題。”與此同時，莫里森還在其官方微信賬號上發文強調自己尊重澳華人社區，并聲稱澳大利亞民眾不會削弱其與中國人民之間的友誼。

對此，徐秀軍向澎湃新聞分析稱，鑒于中澳兩國在經濟領域以及國際問題上有許多共同利益，尤其是在11月剛剛簽署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也反應出中澳兩國在推進雙邊關系以及共同利益方面大可有為，正因如此，一些澳方政客也應該順應歷史發展大勢，多做一些對雙邊、區域和國際合作有益的事情。

澳國防部公布的暴行調查報告中存在大量遮蓋

漫畫刺眼嗎

正是在核心事實明確無比的情況下，軍隊暴行遭中方譴責的澳方在“心虛”不已之時反過頭來指責中方，澳方的第一層邏輯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配圖使用的這張插畫“極度令人反感”，因此中方的做法很過分。對此，我們首先要看到當事另一方的態度。12月1日，阿富汗主流媒體《阿富汗時報》發表社論稱，“飽受苦難的阿富汗人民對于中國譴責（外國軍隊）在阿富汗境內的非法殺戮行徑表示歡迎，我們也歡迎其他國家支持將殺害無辜阿富汗人的兇手繩之以法這一立場。”

社論強調，中國是一個在本地區具有影響力的大國，中方對此事的嚴正表態是一個“好的范例”，這不僅意味著“殺害手無寸鐵的平民是不可接受的”，而且也將對有關國家施加壓力，從而使其難以逃避追責問題。文章同時呼吁其他國家同中國一樣，密切關注近20年來外國軍隊在阿富汗犯下的戰爭罪行問題。

另據《參考消息》12月2日報道，賈拉拉巴德大學教授哈茲拉特?賈法爾直言，讓莫里森氣急敗壞的圖片靈感恰恰來自真實事件。阿富汗政治分析家扎比胡拉?扎馬拉伊說，他歡迎中國人對澳大利亞士兵在阿富汗的戰爭罪行提出批評，“發布這張中國漫畫并不是對澳大利亞的侮辱，事實上，它讓人們關注到了澳大利亞軍人犯下的罪行，有助于將他們繩之以法。”

的確，由中國青年網絡畫家“烏合麒麟”創作的這幅插畫內容是刺眼的，不過作者本人對此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回應道：“實際上，澳軍士兵獸行比我的畫更殘忍，莫里森的憤怒和極端情緒根本不應該針對我這一張反映現實的插畫作品，而是應該針對自己國家的政府和駐軍。”

回到澳國防部公開的這份531頁報告，其在第120頁寫道：有澳軍士兵私下向最初跟進這件事的澳國防顧問薩曼莎·克朗普沃茨（Samantha Crompvoets）博士表示，澳軍精銳部隊搜查了道路兩旁的兩個14歲男孩，由于他們認為男孩是塔利班組織的同情者，因而在搜查他們之后割開了兩人的喉嚨，然后將其尸體裝袋，并拋尸于附近的河流。駭人聽聞的是，有澳軍士兵強調，這種事情并不是個案。

雖然報告從第60頁開始逐一證實了澳軍每一次暴行的真實性，但在官方確認的這些信息中只有對于“平民是否被謀害”的確認，關于如何被謀害的部分則被大量遮蓋。莫里森此前表示，盡管他本人擁有是否要完全公布有關報告中被遮蓋內容的決定權，但他對此還需要進一步考量與權衡。

對此，蘇曉暉坦言，雖然澳方公布的調查報告已經有大量遮蓋，但即便如此，內容也是觸目驚心，“假使澳方在調查澳軍罪行方面做得非常充分，即以人的生命，或者說以人權為基本點來開展工作的話，那么其他國家未必會對其采取督促的態度。然而現在澳大利亞方面的態度卻恰恰相反，它是在盡可能地掩蓋和過濾。”

此外，之前有記者在提問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時，問詢中方要求追責此事是否存在“干預內政”的嫌疑。針對此事，有國際法分析人士告訴澎湃新聞，國際刑事法院有追究犯下戰爭罪、種族滅絕罪、危害人類罪、侵略罪等嚴重罪行的個人責任。從目前已被披露的信息來看，澳軍人在阿濫殺平民等行為，已嚴重違反以《日內瓦公約》為核心的國際人道法，符合《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關于戰爭罪的構成要件。同時，國際刑事法院可管轄2002年《羅馬規約》生效后，在締約國境內發生，或由締約國國民實施的罪行。由于澳軍人罪行主要發生于2012年至2013年間，且澳、阿均系《羅馬規約》締約國，故法院對澳軍人罪行有管轄權。

徐秀軍則分析稱，中方要求追責澳軍相關人員一事并不涉及到他國內政的問題，所謂國家內政指的是一個國家在治理國家本身時采取什么制度，適用什么規則，采取什么行動，其他的國家不應干涉。然而，由于澳軍在阿犯下戰爭罪行一事是涉及到整個國際公平正義的問題，因此它不是像澳大利亞所理解的那樣是內政問題，而是對其他國家來講，這件事不僅帶來了非常嚴重的負面影響，而且也是澳大利亞對另一個主權國家利益的公然侵害。

徐秀軍坦言，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應該要在這些涉及到國際公平正義的問題上，站在正義的一面，勇于發聲。

澳方該做什么

至于澳方指責中方的第二層邏輯，則是澳方已經對有關事件展開處理。值得注意的是，據澎湃新聞記者向有關人士了解，澳方在“插畫”一事曝出后，正試圖聯合一些國家譴責中方，并向中方施壓。與此同時，從澳媒之后報道來看，對于澳軍暴行本身的進一步問責與追究卻似乎沒有了更新的進展。

在澳國防部的報告中，澳軍方建議對涉事的19名士兵個人再開調查。而據法新社11月27日報道，澳軍方已經開除了13名士兵，并計劃對他們是否構成戰爭罪提起正式訴訟。莫里森表示，他將任命一名特別調查員來根據報告涉及的信息提起訴訟。不過，英國廣播公司（BBC）此前刊文指出，在正式的刑事訴訟之前，單單警方調查就可能要花費數年時間。

而據英國《衛報》12月1日報道，最初跟進這件事的澳國防顧問薩曼莎?克朗普沃茨博士近日表示，自己對于報告發布以來澳大利亞的國內輿論動向很失望，“最初幾天，人們的焦點還集中在對于報告內容本身的憤怒上”，不過之后竟有言論歪曲事實，稱這份報告旨在剝奪所有澳大利亞在阿富汗服役士兵的功績。一些退伍軍人則聲稱，澳軍集體不應由于少數人的錯誤而遭到懲罰。克朗普沃茨坦言，自己近來承受著很大壓力。

《衛報》對此評論稱，澳大利亞不應把戰爭罪行丑聞當作僅僅是幾匹“害群之馬”的個人行為而不予理會。克羅姆普沃茨博士也直言，她無法理解讀過這份報告的人怎么會認為不需要澳軍集體問責？“這份報告發現了一些深層次和系統性的問題，特別是在澳軍內部，正是這些問題為所謂的暴行的發生和掩蓋創造了環境。”

澳獨立媒體《對話》（THE CONVERSATION）12月1日也刊文指出，雖然調查報告建議追究19名士兵的責任，但卻沒有建議追究指揮官的責任。對此，澳國防部的領導層需要開始認真討論指揮官們在事件中所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對話》分析稱，澳大利亞軍方需要讓其官員為自己的下屬負責，這一點非常重要，“關鍵是軍方必須要向公眾以及士兵們表明，高級軍官也無法置身事外，完全避免因所發生的事情而被追責。”

徐秀軍表示，從澳大利亞政府目前的表態來看，它對暴行事件本身的認識并不深刻，“雖然從表面上看這個事件是澳大利亞一些軍人的失當行為，但實際上這反映了澳大利亞軍隊、政府治理能力的問題，澳政府缺乏對錯誤的充分認識，其言論不管是對于中方，還是受害國家都體現出了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

《對話》在12月1日的文章最后寫道：假使我們無法做到這些，那么澳大利亞在基于規則的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可能會受到質疑，不追究官員的責任也會使得澳大利亞對外國有關侵犯人權的行為合法化，這將使得澳大利亞的聲譽受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