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編自《我們這一代——滇云人類學者訪談集萃》，因篇幅原因略有刪節。

瞿明安，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暨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著有《中國民族的生活方式》《超越傳統——生活方式轉型取向》《隱藏民族靈魂的符號——中國飲食象征文化論》《溝通人神——中國祭祀文化象征》《中國飲食娛樂史》《象征人類學理論》《中國婚禮通史》等書。單獨或合作主編《當代中國文化人類學》（上下卷）、《現代民族學》（全4冊）、《中國象征文化》、《中國西部民族文化通志》（33卷）、《中國婚禮通志》（7卷）以及《中外新視野婚禮叢書》《中國象征文化叢書》《云南大學民族學文庫》《21世紀人類學文庫》。多項科研成果獲得省部級一、二等獎。

采訪者：徐杰舜，廣西民族大學教授。

華人性人類學研究

徐杰舜：《華人性人類學研究》很精彩，最近有新版嗎？

瞿明安：今年已出了一期，但是我不發給人類學家，因為我準備刊登《人類性文化大典》的初稿，內容不完全是性人類學的，所以我只發給性學家，連續幾期都會登書中的初稿，其中涉及的內容已經不是性人類學了，應該說擴大到了整個性學。

徐杰舜：這也是一種發展的科學。

瞿明安：2008年，在昆明舉行的首屆性文化博覽會上，我認識了劉達臨。當時我和另一位學者寫了一本有關少數民族性文化的書，這本書也是王玉波向我約的稿子。因書中需要照片，我曾向原來在社會科學院的一位老同志要了些照片，在性博會舉辦前夕，那位老同志向他熟悉的大會組委會秘書長推薦我，于是組委會就找到我，讓我設計并展覽有關少數民族性文化方面的照片。那次性博會上的主要內容，一個是劉達臨主持的中國古代性文化，一個就是我負責的少數民族性文化。

我和劉達臨的合作關系始于2008年。在參加第一次研討時，我和尹紹亭一起去。我們就在開會期間專門討論了怎么寫“中國性文化叢書”的事宜，當時還聯系了上海人民出版社負責《中國象征文化》一書的責任編輯，他對此也比較感興趣，最后將選題從100本壓縮到了30本，具體的選題都設計好了，后來可能因課題有點敏感、投資大等原因就不了了之。在會上我還認識了阮芳賦，正宗的性學家，全球華人第一個取得美國性學博士學位的學者，是美國高級性學研究院的教授，擔任過亞洲性學系主任，是美國幾個性學院的院士。他主編的《性知識手冊》，共印了200多萬冊，被評為中國最有影響的300本書之一。

在那次會議上，阮芳賦向我約稿，后來我把《中國少數民族婚外性行為與社會文化的相關性》這篇論文發給他，他在給即將創刊的《華人性研究》雜志主編彭曉輝教授的電子郵件中說：“曉輝，請把瞿教授這篇文章放在創刊號上，放在所有論文的第一篇?！彼麑@篇文章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認為“這是中華性文化和世界性文化研究的新進展。”阮芳賦很器重我。他讓我主編《華人性人類學研究》雜志。目前，我主編的《華人性人類學研究》在創刊的9個華人性學雜志中，質量算是比較高的，中國臺灣性學界有的學者曾把我主編的這個刊物中的部分文章作為教學參考資料，因為在華人性學界沒有人專門研究性人類學，我是世界華人性學家協會執委會中唯一一位人類學家。我雖然不是著名的性學家，但是我的想法卻往往超出了性學家們的想象力。

2009年，第一屆世界華人性學家協會第一次學術研討會在中國臺灣召開時，我被吸收進了協會執委會。1993年阮芳賦曾說：在人類性學研究中分別有過兩次高峰：第一次世界性學的高峰是由講德語的性學家為首掀起的；第二次世界性學的高峰是由講英語的性學家為首掀起的；而在21世紀，將由講漢語的性學家為首掀起第三次世界性學高峰。當時我在執委會上說：“阮教授提出要由華人為首掀起第三次世界性學高峰，現在華人的性學雜志已經有好幾個了，世界華人性學家協會也成立了，但目前還沒有標志性的成果。所謂標志性的成果，就是能夠轟動世界的成果，是不是我們來組織撰寫這樣的書籍？”因為前兩次世界性學高峰都有標志性的成果，而第三次還沒有。對我的這一建議，有的學者當場就表示反對。但阮芳賦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說有可能在未來世界性學界產生重要成果的華人性學家，中國臺灣有何春蕤，大陸有方剛，接著他說：“還有你，也包括你在內。”后來會上沒有繼續討論這一問題。我這個人的特點是，別人越說做不成的事，我越是要做。會后，我花了三個月的時間設計了《人類性文化大典》的選題計劃和二級提綱，并通過電子郵件將其發給許多華人性學家看，結果這個設想得到了包括阮芳賦、吳敏倫等在內的許多國際著名華人性學家的高度評價和充分肯定。

佤族村寨的牛頭樁

主編書籍概況

徐杰舜：這部《人類性文化大典》就是你主編的？

瞿明安：是由劉達臨和我共同主編。因為我本人不是著名的性學家，如果我單獨來主編，別人不會認可，所以請劉達臨來當第一主編，他是著名的性學家，是全球華人中第一個獲得國際性學界的最高獎“赫希菲爾德性學獎”的學者，目前全球華人中只有三個人獲得這一獎項。劉達臨曾在20世紀90年代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為“引導中國進入幸福的21世紀的六個代表人物”之一。我將選題計劃拿給他看了之后，他說這個研究是前無古人的。

徐杰舜：課題有多少人參加？做了幾年？

瞿明安：四五十個，已經做了三年。這是我正在做的比較大的一個工程。我做過的另外兩個大的課題是我主編的《當代中國文化人類學》，還有與周光大共同主編的《現代民族學》。

主編當代文化人類學，獲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二等獎

徐杰舜：可以給我們詳細介紹一下嗎？

瞿明安：好的。2006年，第16屆世界人類學民族學大會已經開始招標了。非常有眼光的云南人民出版社責任編輯尹杰，當時他約尹紹亭策劃出版一套民族學人類學的叢書，以迎接第16屆世界人類學民族學大會在昆明召開，最后定為《當代中國人類學民族學文庫》，就是把云南籍的老中青三代學者中最精華的東西拿出來。我曾經和尹紹亭一起主編過《21世紀人類學文庫》。由于有主編文化人類學分支學科叢書的經歷，于是我就提出了《當代中國文化人類學》一書的選題。這本書由我單獨主編，一共組織了全國12所大學和科研機構的40位作者參加撰寫，分上下兩卷，共100萬字，2008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當年12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與云南大學民族研究院聯合舉行了《當代中國文化人類學》首發式暨《當代中國人類學民族學文庫》出版座談會，與會的專家學者對本書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很多媒體都來報道，還獲得了云南省第十三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主編現代民族學，獲多種獎項

另一本是四冊的《現代民族學》，其中上卷一、二分冊由周光大主編，下卷一、二分冊由我主編，最后由我對全書進行統稿，并對上卷的部分章節作了修改、補充和調整。全書共180萬字，分別由全國20多所大學和科研機構的80多位學者撰寫了有關的章節，于2009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分別獲得了教育部、國家民委和廣西的多項獎勵。我目前正在主持的一個更大的項目就是你知道的《中國西部民族文化通志》，這一選題最早是由云南人民出版社的責任編輯尹杰提出來的，他當時起名為《中國西部民族文化叢書》，讓我來主編，后來我將選題名稱改為《中國西部民族文化通志》，將原先的叢書改為多卷本的專著，并被列為2010年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由我和何明擔任主編，具體由我來牽頭組織并實施。這套通志共有33卷本，預計總字數達1600萬字，已列入了云南出版集團公司的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一共約請了全國15所大學和科研機構的30余位學者來擔任各個分卷的負責人，參加人員近百人，可以說是目前國內規模最大、體系最完整的一套少數民族專題文化志。我在總序中說，這套通志是中國民族學西部學派形成的標志，所謂西部學派，也就是從總體上來研究中國西部民族文化的學術群體和學術取向。下一步，我本人準備開展的大項目還很多，我可以斗膽地講，我將是一個跨學科研究的人物，而絕不僅僅在人類學、民族學方面做出成就。

在性學研究領域，下一步我準備主編10 卷本的《中國性文化通史》或者大部頭的《中國性文化大典》，作為《人類性文化大典》的姐妹篇。另外，由中國性學會主持的課題《中國性學系列研究叢書》中就列有《性人類學》一書，四五十萬字，由我負責，并與其他幾位同人完成，目前已列入了人民衛生出版社的出版計劃。明年完成和出版這幾部書：《性人類學》《象征人類學》和《中國西部民族文化通志·婚姻家庭卷》及《中國西部民族文化通志·游牧卷》。

徐杰舜：這是大兵團作戰，很厲害！

主編西部民族文化志30卷，獲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二等獎

瞿明安：是的。這一研究就是要打破地區和民族的限制，可以說，我現在的研究又回到過去曾經開展過的西部大開發研究的原點了，不過現在的這個研究上了一個更高的層次，這個項目結束之后，民族學我就不搞了。

徐杰舜：都已經做到極致、頂峰了。

瞿明安：不是頂峰，主要是自己沒有精力了，再做也不可能有超越了。那么我接下來要做什么呢？我是學歷史學的，前段時間我和我的學生秦瑩曾寫了一本《中國飲食娛樂史》，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下一步我們準備寫上下卷的《中國婚禮通史》，80萬字，把婚禮這一民俗事項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來寫。

這部書完成后，我還有更大的計劃，要寫12卷本的《中國象征通史》，由我和秦瑩一起寫。每人寫6卷，目前已經開始收集資料了。

徐杰舜：您培養了比較得力的助手。

瞿明安：是的，我培養的學生中有4個在《民族研究》上發表過文章，而且在我們學院我的學生畢業率是最高的。

徐杰舜：之前有人搞過6卷本的《中國飲食史》。

瞿明安：對，是徐海榮主編的《中國飲食史》。我和秦瑩寫的《中國飲食娛樂史》是由趙榮光主編的“中國飲食文化專題史叢書”20本中的一本。

徐杰舜：趙榮光是哪里的？

瞿明安：他是浙江工商大學的，是學術界公認的中國飲食文化研究的權威之一，還有一個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的王仁湘?？偟膩碚f，對我的學術研究而言，民族學、人類學可算作一個學科，性學是一個學科，歷史學是一個學科，還有就是行為學，研究人的行為，這是我在跟學生講課的過程中發現的。行為學現在叫作行為科學，與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并列。但是一般的行為科學與我研究的行為學還不太一樣，如在工作、勞動中的批評、激勵、鼓勵等等。行為學是跨學科的，橫跨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它研究人的手腳、動作、身體與社會文化的關系，但是目前對于行為學的研究，我認為最缺乏的是對于每個人都有的、熟視無睹的行為的研究。比如睡覺，睡覺是不是一種單純的生理現象呢？關于睡眠，專門有睡眠學，還有中國睡眠學研究會，但研究的只是生理現象，就像弗洛伊德研究夢，他說睡眠是一種生理現象，夢是一種心理現象，而我個人則認為睡覺是一種行為，應從文化的角度來研究人的行為。類似的還有走路、站立、坐著、說話、看視等，這里說的“看視”不是指感覺人類學的視覺感受，而是指看的行為動作，如人們在什么情況下來看，是從低處看還是從高處看，是往前看還是往后看，是近看還是遠看，看的時候人的行為舉動，等等。我要研究的就是這些問題，目前在行為科學里還是一個空白。

徐杰舜：那么行為是不是等于文化？

瞿明安：是文化的一個部分，但卻是最薄弱的一個環節。

徐杰舜：因為人和人的一切行為的表達方式就是文化。

瞿明安：是文化，比如說宗教儀式、節日活動這些都是文化，政治生活中的行為也是文化，但是最薄弱的環節就是日常生活中每個人都有的行為。現在有關行為學研究的提綱我已經寫出來了，如睡覺文化論、行走文化論、坐文化論、站立文化論、看視文化論、說話文化論等，不是把說話作為一種語言，而是作為一種行為來研究。這個系列研究我可能會在自己60歲以后來做，先前說的《中國象征通史》，我要在60歲之前完成。除了把日常行為作為一種文化來研究之外，我還準備把它作為歷史現象來研究，我要單獨寫10卷本的《中國行為通史》，70歲之前要完成，這種行為史可以說目前在國內完全是空白。

做事“膽大包天”

徐杰舜：您未來的學術研究都安排到70歲了。您的著作這么多，思想這么開闊，我想了解您每一天是怎么過的？

瞿明安：我的行為方式與其他人不一樣，有些學生說他們的老師不會勞逸結合，而我這個人卻是“在工作中玩，在玩中工作”。我一個星期可能有一半的時間在玩，這可能是與眾不同的地方，別人也許會認為我一天到晚都在工作，但實際上我在家工作間隙也經常上網、看電影、看新聞、看其他娛樂節目、下載照片，這就是在工作中玩。同時我也在玩中工作，我一個星期有兩三天要去玩，可以說在全昆明到處玩，只要是一天可以往返的地方我都會去玩。在玩的過程中，我的腦子就在思考，我有好多設想就是在玩的時候想起來的。因為在外面玩的時候，跟坐在工作室是完全不一樣的，坐在電腦面前，你的視野只看到電腦，局限了思維，而在外面看到的東西卻很多，往往是觸景生情，很快就可以產生聯想，這樣我的靈感、思路就來了。比如看視文化論，就是我在上海世博會排隊期間一下子想起的。在機場等飛機時，我也會看到什么東西馬上就聯想起來。所以是在玩中思考問題，在工作的時候玩。

徐杰舜：請再舉個例子。

瞿明安：好的。講一個小故事，我有一個不好的習慣，會講“自來話”，就是隨時隨地都在思考問題，不知不覺就會講出話來。我現在不買汽車，就因為我的腦子隨時在動，隨時在思考問題，如果買了車，我就會出問題，不是別人撞我，就是我撞別人。我坐在公交車上，無論自己怎么思考，也不會影響自身的安全，但是開車就不行了。以前我經常爬西山，現在我們家在昆明的衛星城安寧市買了房子，所以我每個星期都要去玩，我曾經帶學生去過。我這人好冒險，講個例子，我在阿佤山做調查的時候，曾經在原始森林里行走了三天三夜。當時我還在社會科學院工作，為了寫云南省志中的佤族志，我曾經從西盟縣一直走到滄源縣。我去過西盟，但沒有去過滄源，當時只有三天就到春節了，為了趕春節，如果坐車從西盟出發，繞一大圈，要花四天的時間才到，肯定趕不上，我不想這樣坐車去，而是決定走路去，也就是沿著國境線的小路走。當時我手里只有一張兩個縣的地圖，沒有向導，就我一個人走，三天的時間就在原始森林里走。春節前一天下午6點鐘我走到一個村子旁，那里有一塊開闊地，我問當地的老百姓“縣城是不是在那邊？”人家說“不是，是在大山這邊。”當時太陽快落山了，怎么辦呢？如果住下來，第二天就肯定趕不到了，于是我下定決心——走！連著黑夜走，手里拿著手電筒，一直走到半夜。

徐杰舜：您的膽子夠大??！

瞿明安：是的，我那個時候膽子特別大。那里是原始森林自然保護區，當時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王軍曾寫過《滄源野人考察記》，就講到這個原始森林，森林里面有野牛、老虎、豹子，據說還有野人。走在野獸出沒的地方，我曾幾次把路走錯了，那里有兩條路，到底走哪條路我也分辨不出來，結果走了半天，才發現前面是懸崖峭壁，走不通了，又轉回來，這樣兩個小時就浪費掉了。走到半夜12點的時候，聽到有狗叫聲。當時感覺太親切了，因為有人家了！走到村寨邊的時候我就想，如果當天住在村里，我還是趕不到滄源，后來還是下定決心——繼續走！走著走著遠遠看見滄源縣的燈光，我太高興了，結果走了一個小時，燈光還是一樣沒有變化，又走了一個小時，還是不動，原來那是一個埡口，滄源縣城在山的那邊，燈光是從大山的埡口中露出來的。后來爬到山頂的時候，才看見燈光中的縣城，當時已經沒有任何路可走了，我幾乎是連滾帶爬地到達縣城，全身都是灰土，那時已經是夜里3點鐘了，縣委招待所的所長看見我這種樣子太感動了，馬上煮雞蛋面給我吃。第二天我到一些政府部門去調查的時候，人家就問我：“聽說有一個人從西盟走路走到滄源來，是不是你？”我說：“就是我?！彼麄冋f，只有1958年的時候解放軍為了追剿國民黨殘余部隊走過這條路，你是1958年以后外面來的單獨走過這條路的第一個人！所以說我這個人敢于冒險。

徐杰舜：您這個人做學問和做事，都是四個字：膽大包天。

瞿明安：是啊，所以我才敢組織海內外的許多知名性學家來寫《人類性文化大典》，也敢組織中國眾多的民族學家開展《中國西部民族文化通志》這樣大的課題。

徐杰舜：這就培養了您的學術視野。我還感興趣的是，您一天的時間怎么分配？

瞿明安：我現在睡懶覺，晚上八九點就睡覺，以前早上四五點就起床，現在是7點起床。

徐杰舜：您寫作的時間主要放在什么時候？

瞿明安：早上。8點吃完早點我還要玩一個小時，9點到12點寫東西，然后吃飯。寫東西，有時很快，有時很慢，快的，像《當代中國文化人類學》最后一章，我三天就寫出來了。

徐杰舜：有個謎在這里，您的成果這么豐富，按您說的寫作時間是不夠的，您怎么完成的呢？

瞿明安：這個就要看了，當別人來逼我的時候，我就寫得很快，拼命地趕，尤其是在一本書到了最后完稿日期，出版社的編輯來催的時候，可能連續兩天兩夜不睡覺地寫東西，要是出版社不來催就會延遲一段時間交稿。但是現在我不拼了，50歲之前我是拼的，現在以養生為主，所以周末我都在外面玩。

徐杰舜：還有一個我們感興趣的，沒有碩士、博士學位的您，是如何評為博導的呢？

瞿明安：我是1998年調到云南大學的，1999年破格評為研究員，2001年評上博導。1998年，領銜申報云南大學民族學專業博士點的是王筑生教授，當時為了組合強大的隊伍，申報博士點的時候他把我也拉進來參加，當時我還在社會科學院工作。我參與并獲得的那個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成了申報博士點時云南大學能夠提供的最重要的一個材料，雖然這個獎不是我個人的，而是集體的，但當時中科院的獲獎證書上寫著“由我會主持完成的《西南地區資源開發與發展戰略研究》成果榮獲1995 年度國家科技二等獎，瞿明安同志為此做出了重要貢獻?！蓖踔谠颇洗髮W獲得民族學博士學位授權點之后，曾在人類學系開會時當著老師們的面說我對申博“功不可沒”。2000年當云南大學申報民族學博士學位一級學科授予權時，是我負責填表的工作，當時如果叫第二個人來填，時間上根本來不及，而且不專業，因為當時我是人類學系副系主任，有些材料填寫完全是靠我的現有知識，僅憑記憶就填寫了許多需要花時間到圖書館查閱資料之后才能填的內容。當時云南大學申報一級學科的有三個學科：民族學、歷史學和生物學。最后民族學成為云南大學第一個申報成功的博士學位一級學科，當時云南大學和中央民族大學一起并列獲得一級學科，其他一些知名院校如中山大學、廈門大學都沒有一級學科。

云南大學的民族學因此大大提升了。

徐杰舜：所以當時外界傳聞你們是“大躍進”拿到一級學科。

瞿明安：是的。評博導時，因為沒有在民族學專業增加新的博導，我就報了中國少數民族經濟專業，研究方向是“中國少數民族消費經濟研究”，我參與并獲得的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涉及西南地區資源開發，是和少數民族經濟發展聯系在一起，還有我的《隱藏民族靈魂的符號———中國象征飲食文化論》這本書，涉及飲食消費的內容。評審的時候雖然還有人反對，但最后還是評上了，所以我也很幸運，第二年才將專業改為民族學。2001年評上博導之后，到今年為止我總共指導了13個博士生，現在已經畢業了9個學生。

徐杰舜：我總結一下采訪您的題目，八個字：“膽大包天，碩果累累?！?/p>

瞿明安：好的，我同意，尊重你的意見。

徐杰舜：目前我正在做人類學訪談，準備做108個，前面做了50多個，已經出了兩本書：《人類學世紀坦言》和《人類學世紀真言》，做完之后，我要做《人類學世紀歡言》，取自“三軍過后盡歡言”。今天的采訪就到這里，謝謝瞿教授！

瞿明安：我們是一見如故，謝謝！

我們這一代：滇云人類學者訪談集萃

尹紹亭 主編

ISBN 978-7-5077-5955-6

2020年7月版

本書精選了24位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學者的學術訪談，以趙捷、林超民、尹紹亭、李國文、楊福泉、鄧啟耀、何明等深根于云南地區的第三代人類學學者為主，亦收錄曾在云南求學或工作過的日本學者秋道智彌、橫山廣子教授，澳大利亞唐立教授，美國學者施傳剛教授，中國臺灣的何翠萍教授5人的訪談記錄。訪談中，他們不僅分享了各自的考察經歷、調查足跡和成長軌跡，也談到了云南等地的民族學、人類學調查，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等大學學科建設的議題，以及對整個中國人類學發展的觀察與展望，觀點精彩，視野開闊，充分展現出一代人類學學者的學術追求與思想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