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編自《我們這一代——滇云人類學者訪談集萃》，因篇幅原因略有刪節。

瞿明安，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暨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著有《中國民族的生活方式》《超越傳統——生活方式轉型取向》《隱藏民族靈魂的符號——中國飲食象征文化論》《溝通人神——中國祭祀文化象征》《中國飲食娛樂史》《象征人類學理論》《中國婚禮通史》等書。單獨或合作主編《當代中國文化人類學》（上下卷）、《現代民族學》（全4冊）、《中國象征文化》、《中國西部民族文化通志》（33卷）、《中國婚禮通志》（7卷）以及《中外新視野婚禮叢書》《中國象征文化叢書》《云南大學民族學文庫》《21世紀人類學文庫》。多項科研成果獲得省部級一、二等獎。

采訪者：徐杰舜，廣西民族大學教授。

西盟佤族研究

徐杰舜：瞿教授，很榮幸能在昆明采訪您。我們還是按照采訪程序，首先問問瞿教授，您是哪里人？

瞿明安：昆明人。

徐杰舜：哪一年出生？

瞿明安：1960年出生，現在52歲。

徐杰舜：您是昆明人，肯定從小到大都是在昆明讀書了？

瞿明安：是不是要講一下我的學術經歷？

徐杰舜：對。

瞿明安：我是云南大學歷史系79級的，當時剛好是高考恢復的第三年。1983年畢業后分配到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民族學研究室。我這一生碰到了很多重要的機遇，我剛剛畢業就碰到了一次很重要的機遇：當時由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杜玉亭先生主持了中國民族學的第一個國家重點項目《云南少數民族前資本主義社會諸形態與社會主義現代化》。現在看來這個課題的名稱前半段有點古典進化論的色彩，后面講現代化，但這個選題在當時是處于全國領先的。為什么要把我調到社會科學院去呢？因為這個課題研究的是少數民族的現代化，有經濟社會的發展、文化變遷，以前的老學者他們研究的是歷史，研究傳統的東西，叫那些老學者來承擔這個課題，他們不愿意，也搞不了，沒有精力，包括知識結構一下也轉不過來。當時我們班有7個同學分配到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其中有5個人在歷史研究所民族學研究室（后改為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民族學研究所），這個國家重點項目由杜玉亭任課題組長，也有些中年人參加，但主要骨干都是我們這些剛剛畢業的年輕人，可以說這批年輕人現在都是云南民族學界的骨干，如王清華、郭家驥、鄭曉云等。當時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對這個課題非常重視，杜玉亭在會上就講“這是國家重點項目！”。能參加這樣的國家重點項目，我們也很自豪。一開始由杜玉亭來點將，安排我研究佤族，鄭曉云研究基諾族，郭家驥研究拉祜族，王清華研究哈尼族。工作后的三個月內，我們的任務主要就是看資料，如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簡史簡志等“五套叢書”，還有《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古代社會》，等等。看了三個月以后就開始到民族地區調查了。

徐杰舜：是哪一年？

瞿明安：是1983年。當年7月分配到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工作，11月冬季，下面正好是旱季，不下雨了，我們就開始下去，第一次我就去了四個月。回來匯報時，杜玉亭問我調查了多長時間？我說在西盟佤族自治縣的岳宋村調查了兩個月。他說：“想不到你這個書生居然在村子里住了兩個月。”因為我們一起畢業的個別同學在村寨中連一個星期都沒有住過。一開始當杜玉亭要我研究佤族時，我馬上就聯想到了佤族過去的一些習俗，讓我很擔心、很緊張。他有點生氣地說：“你真是個書生啊。”后來我居然在一個村寨住了兩個月。他從此開始對我刮目相看了。當時杜玉亭讓我寫這次田野調查的文章，我就整理了一下調查的岳宋村的情況。可以說那個村寨在當時的整個中國都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村子。為什么呢？當時是1983年、1984年，但看到的情形竟然跟民主改革前沒什么兩樣。因為民主改革前，當地佤族老年人系著遮羞布，婦女半裸著身體，人們用手抓稀飯吃。到了80年代中期依然這樣，有的中年婦女還是裸露著上身，小孩子光著屁股，個別老年人還系著遮羞布。后來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佤族研究專家田繼周先生說“岳宋沒有變”。這是他親自對我說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他曾經去岳宋調查過，但過了幾十年后岳宋仍然沒有什么變化。看上去就像一個原始部落，我形容的可能有點過分，但實際上就是那樣，完整地保留了原來的那些東西。

徐杰舜：這種現象現在改變了嗎？

瞿明安：現在消失了。當時杜玉亭聽了我的匯報之后就讓我寫了一個材料，材料中把我看到的情況真實客觀地描述出來，沒有做任何分析，只有3000字。但是這篇簡短的調查報告卻產生了非常大的作用，后來作為“農村發展問題送閱卷”一直報到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中國農村發展研究中心，還有云南省的“五套班子”。當時云南省的省委書記看了這個報告都感到震驚：“想不到80年代還會像這個樣子。”杜玉亭曾經在一次會議上當著大家的面說我寫的這個報告是“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對省委的貢獻。”因為這個東西不僅僅是一個個案，它是一個貧困的典型啊！當時中國正在搞改革開放，農村生產責任制才開始推行，剛剛見了效果，大家都認為不管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都富裕起來了，但是我這個調查報告卻是對這種認識的否定，當然不是針對所有的地區，只是針對邊疆民族地區。這一個案在中央都掛了號，后來中央實行脫貧致富的戰略，我的那一個材料就是針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一個重要依據。1984年第一篇3000字的調查報告是我的處女作。后來在那里調查時，會碰到新華社的記者，他們都到那里去調查，很多人都是根據我寫的材料中提供的情況去的。這個地方自然環境很好，屬于亞熱帶，曾經種植過茶葉，現在是種植橡膠，比云南最貧困的怒江等地區要好得多，但那個時候當地的老百姓就是要保持那種原始狀態，保持那個傳統。

這種狀況對我產生了強烈的沖擊，這就是后來為什么我要研究生活方式的主要原因。當時我將這種現象稱為“生活習慣”，而杜玉亭則說是“生活方式”。1984年，生活方式研究剛剛在國內起步，連書都還沒有出過，我就開始關注這個問題了。我對佤族地區的研究，從1983年到1990年的7年中，先后去了20多次西盟佤族自治縣，單是在岳宋這個地方累計調查的時間就有一年多。西盟縣過去被認為是阿佤山的中心地區，從古典進化論的角度來看就是“處于原始社會的末期”，所以當時把那個地方作為重點調查的基地。

瞿明安教授

“西部大開發”直接參與者

徐杰舜：后來您對西盟佤族研究都寫了些什么？

瞿明安：關于西盟佤族我寫了些東西，主要是對策性的建議或應用性的研究報告，而沒有寫民族志，雖然我的田野調查筆記有十多本，但我始終沒有寫書。為什么沒有寫呢？因為當時要求的不一樣，不像現在培養博士要做一個民族志。當時要求的是研究佤族地區的現代化，研究他們脫貧致富的途徑，提出好的對策，但是對策也不是那么容易寫的，要把全縣都跑過來，整個西盟縣6個鄉，我都跑過來了。后來在開展這個國家重點項目的同時，我又接著承擔了另外一個國家重大項目。為什么呢？因為1986年，由國務院下達給中國科學院的重點項目“西南地區國土資源綜合考察與發展戰略”正式啟動。這是西部大開發的前期準備。這個課題太大了，在1986年的時候經費就有400萬元。

徐杰舜：那不得了。

瞿明安：考察隊每到一個省，每個省再出50萬元，所有經費加起來一共是650萬元。大西南當時稱為“四省五方”，即云南、廣西、四川、貴州、重慶。這個課題啟動后，中央的文件直接發到地州，要求各地對考察隊給予全力支持。我們每到一個地方都是拿著政府的文件，幾乎被奉為上賓，調查很順利。當時在云南考察的這一站，整個課題組就有幾百人，開會是在一個大禮堂里面，就像電影院一樣坐滿了。這個課題由中國科學院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來牽頭，四省五方的地方科學院和社會科學院參加，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兩大學科群的人員匯集在一起。其中社會科學方面的子課題主要是由四省五方的社會科學院來承擔。當時由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牽頭成立了“開發大西南戰略研究中心”，并由四省五方的社會科學院共同承擔了這個總課題里的第10號課題：“西南社會經濟情勢綜合研究”，包括社會經濟情勢，即現在的狀況，面臨的問題，以及將來怎么發展，涵蓋了經濟學、民族學等多學科的研究內容。而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又承擔了其中的第7號課題：“西南少數民族社會經濟情勢綜合研究”，課題組長就是杜玉亭，副組長是民族學研究所的副所長郭大烈，加上我和郭家驥一共4個人。按規定要在兩年之內跑完四省五方，實際上這個課題就是我和郭家驥兩個人在做，他們領導進行指導，我們具體干活，我當時是這個課題組的秘書，又是所里的科研秘書，這樣我們花了兩年時間把西南四省五方跑過來了。在這個課題開展的過程中，我們曾寫了“云南少數民族社會經濟情勢與發展對策研究”“西南少數民族社會經濟情勢與發展對策研究”等階段性的研究成果。當時，除了這個課題以外，由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牽頭組織的國家社會科學重點項目“西南經濟區發展戰略研究”跟這個課題同步進行，這兩個課題我都參加了。其中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承擔的子課題叫“西南少數民族發展戰略研究”，這個報告最后就是由我執筆寫作的。可以說西部大開發我是直接參與者，自己親自去調查。這個時候離21世紀初中央正式宣布西部大開發還有十多年，但我們已經開始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前期研究工作。我感到幸運的是，中國民族學的第一個國家重點項目，西部大開發的兩個國家重點項目，包括自然科學的和社會科學的，我都參加了。為什么我后來視野開闊，這跟我的學術經歷有關系。后來，自然科學那個重點項目的最終成果“西南地區資源開發與發展戰略研究”獲得1995年度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我本人還領取了課題主持單位中國科學院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頒發的與此有關的表彰證書。

我們寫的云南和西南少數民族社會經濟情勢的報告中有一些實例和建議被總課題組采納了。西南地區主要是少數民族，雖然漢族也很多，但卻集中了中國一半以上的少數民族。

由于我對生活方式感興趣，后來就查閱了一些學術雜志，發現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王玉波是生活方式研究領域公認的權威。他在一篇文章里說，對生活方式感興趣的學者準備成立全國生活方式研究會，現在已成立了籌備組。后來我就寫信給他，說我對少數民族生活方式感興趣，并且正在寫這方面的東西。他很快就回了信，說對生活方式感興趣的人很多，給他寫信的人也很多，但是在邊疆地區研究少數民族生活方式的你是第一個給我寫信的人，同時邀請我參加1987年在天津召開的全國生活方式研討會。當時我大學畢業才幾年，只有初級職稱，但在那次會上，天津人民出版社準備策劃由王玉波主編的“現代生活方式叢書”。他說讓我來寫其中的《少數民族生活方式》一書，我就答應了。當時我的與會論文叫《現代化過程中邊疆民族生活方式的適應性》，寫的是有關邊疆少數民族生活方式變遷的特點和適應性方面的問題。后來，我的這篇論文發表在《民族研究》上。1988年，我才28歲，文章一發出就引起了許多專家學者的注意。后來在承擔國家重點項目的二期研究任務時，單位上實行了課題承包制，即課題組給你多少錢，你負責完成規定的那一部分任務。當時我得了2500元的課題經費。80年代中期的時候，我拿著這2500元就跑了8個省。

我的調查從新疆開始，即參加1988年在新疆召開的全國民族理論研討會。會后，去伊犁阿勒泰，重點調查北方的游牧民族——哈薩克族。但到了阿勒泰后，了解到，需要騎馬才能上山去調查。由于我害怕騎馬，去不了，就放棄在阿勒泰的調查，轉到內蒙古去調查蒙古族和鄂倫春族，然后又到東北重點調查朝鮮族。調查完了，又到北京、上海，最后從浙江回來。跑了這一趟只花了2500元。

這一次考察打開了我的視野，以前我曾把西南跑完了，這一次又把西北和東北跑下來了，所以在我的第一本書《中國民族的生活方式》中，前面的內容所使用的是第二手材料，但最后一章所使用的則是我自己在西南、西北和東北地區進行田野調查中得來的第一手資料。書在1993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前兩年又重新第二次印刷。

后來，我參加由王玉波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我國經濟體制改革與生活方式變化”。課題組長是王玉波，王偉光（當時是中央黨校的教授）是副組長，成員還有三四位中央黨校的學者。后因種種原因，課題只能由王玉波和我負責完成，成果：《超越傳統——生活方式轉型取向》，2007年由京華出版社出版，其中他寫漢族，我寫少數民族。

我在研究傣族、白族、基諾族等民族生活方式變遷模式的過程中發現一個很重要的現象，即同樣都是面對現代化的沖擊，但是文化背景不一樣、經濟發展不一樣、文化積累不一樣的民族會有不同的反應。例如，傣族就居住在城邊，城市化和科學技術對人們的影響很大，但他們的建筑還是保留著干欄式的傳統，其生活方式、婚喪嫁娶等方式都完整地保留。而佤族就不一樣了。我曾經去過西盟佤族自治縣一個叫阿莫的村寨，1985年以前主要是搞農業。1985年發現錫礦后，其變化的速度比深圳速度還要快，一年前老百姓還是住在干欄式竹樓里，而一年之后就有十多家住現代鋼筋水泥式的別墅了。變化非常之快。

20世紀80年代調查的佤族村寨

徐杰舜：為什么變化那么快？

瞿明安：主要是采礦，因為屬于高品位的錫礦，經濟效益明顯，要是挖到一個錫礦集中的雞窩礦，有些人一天就可以賺2000元。我為此還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叫《采礦業的發展對佤族傳統生活方式的影響》，來論述當地佤族傳統生活方式因發展工業化而發生的巨大變化。但同樣是經濟發展快的地方，西雙版納傣族和大理白族生活方式的變遷就形成了與此不同的鮮明特點。同樣都是跳舞，傣族是跳民族舞，而佤族和基諾族則是跳迪斯科和交誼舞，房子也開始住漢式的建筑甚至別墅，原先的干欄式建筑不要了。穿的服裝全部都是從商店買來的現代商品服裝。我跟學生上課時說，他們穿的服裝比你們的還好，如西裝、夾克、風衣、高領毛衣等等，各種各樣的都有，傳統的民族服裝不愿意穿了。大理白族也受到現代化的沖擊，但卻顯現出兩面性，一方面是比較主動地吸收外來文化，以前是漢族文化，如今是現代文化，但在吸收現代文化精華的同時也保留著自己的傳統，即面對現代文化和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又吸收又保留。與白族不同的是，傣族則是極力保持自己的文化傳統，原先的生活樣式變化不大，小乘佛教“文革”時被禁止，后來又恢復了，表明傣族對自己的文化有一種固守的心理機制，不輕易丟掉自己的傳統。而佤族、基諾族則幾乎完全丟掉自己的文化傳統。

徐杰舜：這段時間有多少年？

瞿明安：7年。

徐杰舜：這7年奠定了您以后學術發展的模式，即宏觀加微觀。

瞿明安：是的，現在我跟學生講課時都要談到田野調查的經歷，我通過參加以上這些重要課題，既有對一個民族長期深入的微觀研究，也有對全國少數民族的宏觀考察，所以以后我所有的書都是寫全國范圍的，我沒有哪本書寫云南，也沒有寫佤族。

象征人類學研究

徐杰舜：這段經歷很有價值，奠定了您今后研究的基礎。您學術的第二階段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瞿明安：從1994年的時候開始發生了重要的轉折。當時我在寫《中國民族的生活方式》時，就在婚禮中發現了夫妻的象征性飲食行為，各民族都有，我把它總結為共飲共食，即吃一種共同的食物，吃粑粑，吃某種食品，喝某種飲料，或者是酒，或者是水。這種現象就是一種象征符號，通過這個行為化的象征符號來反映新婚夫妻將來能夠白頭到老。我覺得很重要，于是就開始深入研究飲食的象征符號，所以就有了《隱藏民族靈魂的符號——中國象征飲食文化》這本書。我在1994年就為寫作這本書開始收集資料了，當時象征人類學在中國還沒有幾個人研究，也沒什么現成的參考資料，當時西方象征人類學的書籍還沒有翻譯過來，中國學者只零散地寫了幾篇文章。考慮到當時中國飲食文化研究的層次比較淺，有關飲食文化的論文很難在高層次的刊物上發表，所以我就用象征人類學的理論方法來研究中國飲食文化，花了三年的時間于1997年完成。書在2001年由云南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

徐杰舜：您到云南大學是哪一年？

瞿明安：1998 年調到云南大學的。那個時候在《史學理論研究》雜志上發表的《中國飲食象征飲食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文引起了華東理工大學的學者居閱時的注意，他曾寫信給我說，是不是我們共同主編一本中國文化象征方面的書？我覺得當時中國缺乏象征方面的綜合性書籍，所以就答應了。后來我在云南組織了鄧啟耀、楊福泉、王亞南、段玉明、金黎燕等幾人，和居閱時組織的學者，集體寫作了《中國象征文化》一書。可以說這本書是我出版過的所有著作中影響最大的一本書。書是2001年7月出版的，到了12月全國第十二屆書市在昆明召開時就產生了影響。書市期間，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專門召開了“《中國象征文化》學術討論會”。很多學者參加了，會上還宣讀了劉錫誠先生的書面發言，影響很大。會后，劉錫誠撰文認為，這本書是中國學者在象征文化研究領域走出的第一步，也是堅實的一步。楊知勇也對本書給予高度的評價。這本書還被美國斯坦福大學圖書館等世界著名大學圖書館收錄。現在成了中國象征研究領域被引用率最高的一本書，可以說至今仍沒有其他同類書籍超過它。

后來，由白庚勝、居閱時和我三個人主編了“中國象征文化叢書”，包括《中國祭祀文化象征》《中國民族服飾文化象征》《中國夢文化象征》《中國性文化象征》《周易文化象征》《中國道教文化象征》《中國建筑與園林文化象征》，分別由樂黛云、劉錫誠、烏丙安、劉魁立等四位著名學者當這套叢書的顧問，并由劉錫誠等人作序。書一面世，就廣受歡迎。

在研究象征的同時，王玉波又跟我約稿，讓我和他共同寫《中國家庭史》。他讓我負責“遠古時期的家庭”和“少數民族家庭史”這兩部分內容。有關原始社會史的書籍大多是民族學家來寫的，像林耀華主編的《原始社會史》、楊堃的《原始社會發展史》等。我知道這是塊很難啃的骨頭，我也沒有專門研究過，但還是答應了。僅是寫“遠古時期的家庭”這一部分我就整整花了一年的功夫。前期成果《中國原始社會亂婚說質疑》刊于《民族研究》，對原始社會存在雜亂性交的觀點提出了質疑，同時也是對用古典進化論來解釋“知母不知父”現象的糾正。在民族學界和史學界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當然我還有另外一篇影響更大的文章，就是發表在《中國史研究》上的《中國古代宗教祭祀飲食文化略論》。這篇文章影響之大，講出來也許你都不會相信：共獲得了國際國內的30個獎項，有金獎、特等獎、一等獎，最低的是二等獎。當時我把這篇文章送給杜玉亭，他看了之后說：“我向你祝賀！”他的學生尹紹亭說：“他能講這樣的話，那真是了不得了。”因為他很少說哪個人的文章寫得好。

我接下來繼續講性學研究。我負責寫的還有少數民族家庭史，而家庭史也涉及兩性關系，于是我就開始對少數民族性文化感興趣。可以說，我研究性學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先從生活方式轉到婚姻家庭，再從婚姻家庭轉到性文化研究。我完成的一個前期成果已發表在我主編的《華人性人類學研究》創刊號上，叫作《家庭起源多元論——對人類社會早期存在多種家庭形式的假設》。這篇文章和上面那篇文章中提到的一些重要觀點曾被劉達臨主編的《現代性學詞典》一書采用。（未完待續）

我們這一代：滇云人類學者訪談集萃

尹紹亭 主編

ISBN 978-7-5077-5955-6

2020年7月版

本書精選了24位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學者的學術訪談，以趙捷、林超民、尹紹亭、李國文、楊福泉、鄧啟耀、何明等深根于云南地區的第三代人類學學者為主，亦收錄曾在云南求學或工作過的日本學者秋道智彌、橫山廣子教授，澳大利亞唐立教授，美國學者施傳剛教授，中國臺灣的何翠萍教授5人的訪談記錄。訪談中，他們不僅分享了各自的考察經歷、調查足跡和成長軌跡，也談到了云南等地的民族學、人類學調查，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等大學學科建設的議題，以及對整個中國人類學發展的觀察與展望，觀點精彩，視野開闊，充分展現出一代人類學學者的學術追求與思想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