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曾經以采集食物為生，而如今他們重新要以采集信息為生，盡管這看上去有點不和諧。”——馬歇爾·麥克盧漢

如今我們常常看到這樣的話：“我們生活在一個信息時代。”

大家都知道人類進入了信息時代，但大部分人都無法說清“信息是什么”。因為能用信息所包含的東西太多了：我們每天看到的新聞，社交軟件上的消息，隨處可見的廣告……光肉眼所見的信息就已經夠讓人感到信息的“龐大”。

事實上，信息遠比我們想象的更復雜。

從非洲鼓到現代通信，信息傳遞有多難？

在《信息簡史》中，作者詹姆斯·格雷克講述了一個關于非洲鼓的故事。

1841年，一個叫威廉·艾倫的海軍上校在一次尼日爾河的探險中，發現了一種奇特的“音樂通信工具”，這種原始的通信方式比世界上最好的信使騎著最快的駿馬在最好的道路上通過驛站層層接力還要快。

擂出的鼓聲可以沿著河流，穿透靜謐的夜色，傳出近十公里之遙。這樣一個村莊接著一個村莊地傳遞下去，一個鐘頭，消息就可以傳至一二百公里開外。

如何傳遞信息，在信息革命之前，一直是一個令人頭疼的問題。

據荷馬、維吉爾和埃斯庫羅斯的記載，早在公元前12世紀，希臘人在特洛伊戰爭時就已經使用了烽火。在山頂燃起一堆篝火，就能夠被三十多公里外的守望臺哨兵看到，有時甚至可以距離更遠。

要是傳達的情報內容不那么特殊的話，所需的信息容量就更大了。人類嘗試了各種方法，如旗幟、號角、時斷時續的狼煙和反光的鏡子等，甚至想象出天使和靈來傳遞信息——天使，顧名思義，就是傳遞神的信息的使者。

在艾倫上校發現會說話的鼓的1841年，塞繆爾·芬利·布里斯·摩爾斯則在為他自己的擊鍵編碼大傷腦筋。

這種編碼相當于一種電磁鼓點，可以通過電報線路以脈沖形式傳播。

如何把信息從一種形式，即日常語言，轉換成另一種適于在電線上傳輸的形式呢？這種發明此前從未有過。

最終，他們的研究變成了給字母編碼，即先用符號表示字母，然后再用字母拼出每個單詞。

摩斯密碼表

這就是摩爾斯電碼。現在，它已經是種神奇密碼了。

信息時代的來臨

在信息科技發展的早期，雖然出現了電報、電話、無線電、錄音錄像等近現代信息技術，有了莫爾斯編碼、早期密碼學、載波通信、布爾代數等和信息相關的理論，但是人們對信息科技的規律缺乏本質了解，以至很多成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且要以大量的失敗為代價。

比如，特斯拉在無線通信上的失敗，巴貝奇在計算機上的失敗，都是因為缺乏理論指導所致。至于在信息保密等方面的失敗，則更是家常便飯。

現代信息科學和技術的基礎，也就是一切的開端，始于20世紀30、40年代，出現了兩個信息革命的鼻祖。

吳軍在《信息傳》中寫道：

“到了20世紀中期，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信息理論的成熟為信息技術的發展以及產業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此后的階段可以講是信息科技史上的自覺階段。”

1948年，一篇連載于7月和10月出版的兩期《貝爾系統技術期刊》上，共79頁的論文《通信數學理論》是一個撬動整個地球的支點。

和晶體管一樣，這項發明也引入了一個新詞：比特（bit）。

這個名字是由這篇論文的唯一作者、時年32歲的克勞德·香農選定的。現如今，比特已經躋身英寸、英鎊、夸脫、分鐘之列，成為量綱的一員。所謂量綱，就是測量的基本單位。

但它是測量什么的呢？

“用于測量信息的單位”，香農寫道。

克勞德·香農

它的出現最終引發了光盤和傳真機、電腦和網絡、摩爾定律以及世界各地的“硅巷”。人們開始將鐵器時代和蒸汽時代之后的時代稱為信息時代。

香農解決了信息的傳輸問題，也給信息處理奠定了理論基礎，但是他沒有涉及信息處理中兩個非常根本的問題：首先，什么樣的信息有可能用機器來處理，什么樣的信息處理必須要由人來完成；其次，對于那些能夠用機器處理的信息，如何用指令控制機器去完成復雜的處理過程。

這兩個問題是由另一位天才圖靈徹底解決的。圖靈提出了著名的圖靈機——今天計算機的數學模型。

圖靈

圖靈機為信息處理劃定了一條分界線，界線以內的事情，有可能讓機器來處理；至于界線以外的事情怎么做，暫時不得而知。圖靈將機器完成信息處理的過程，稱為廣義上的計算。

此后科學家和工程師所做的事情，其實就是在圖靈和香農等人理論的指導下，有目的地不斷尋找新的方法，改進技術，采用新的工藝。由于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失敗，成功才成為這個領域的常態。

信息的另一面

2018年，世界上制造出來的集成電路芯片首次超過1萬億片，它們廣泛地存在于我們生活的各種日用品中，幫助我們進行生產和提供服務，替我們節省了許多體力和腦力。

今天，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管理，對經濟生活的維持，都是在上萬億片芯片的幫助下完成的。而這些芯片的背后，則是流動的信息。

信息在讓大家廣泛受益的同時，也帶來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那就是信息的外泄和錯誤信息（謠言）給人們造成的巨大損失。

雖然在古代，情報也會泄露，也會給人們帶來損失。

重大信息泄露的第一個犧牲者是中國。

1894年，日本海軍讓李鴻章苦心經營了20年的北洋海軍全軍覆沒，1895年的春天，在春帆樓下，時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外相陸奧宗光迎接了李鴻章。

第一天雙方只是一些禮節性的會談，未涉及任何具體問題，會場上也沒有顯出劍拔弩張的氣氛。在會談中，伊藤博文還特許李鴻章使用中日之間的電報專線和清廷進行密電聯絡，以示友好。而此前，日方則斷然拒絕了中方代表向中方本土發電報的要求。

據日本記者報道，李鴻章在會談結束后走出春帆樓時神態怡然，甚至還面帶笑容。但他很快就要笑不出來了，他不知道的是，那條看似為他提供便利的電報專線，完全泄露了談判時中方全部的意圖和底牌。

李鴻章

接下來的結果大家都知道了，28天之后，也就是4月17日，中日雙方在春帆樓簽署了《馬關條約》（日方稱為《下關條約》）。這是清朝立國250多年來簽署的最屈辱的條約，賠款之多在中國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

日方之所以敢如此囂張，是因為他們已經破譯了中國的密電碼。也就是說，李鴻章和清廷來往的密電，在伊藤博文眼里毫無秘密可言。當時光緒皇帝也因為中日海戰的慘敗而早已沒了開戰前的意氣風發，希望早日締結和約，了結此事。于是他給李鴻章的電報講“總在速成”。

光緒皇帝

由于日方給出的談判條件太苛刻，李鴻章一人根本做不了主，只好不停地向朝廷請示。他曾經表示，如果談判破裂，他就回國了：“乞預密示。否則，只能罷議而歸。”

伊藤博文和陸奧宗光了解了中方的和談底牌，又了解到李鴻章極有可能放棄談判，于是故意做出了一點兒小的讓步，以此來牽制住李鴻章，與其繼續談判。

但此后，日方不肯再做一點兒讓步，因為日方早已知道清政府已授予李鴻章“權宜簽字”的權限，所以不管李鴻章如何再三懇求，日方就是不肯做絲毫讓步。最后，以善于和洋人打交道著稱的李鴻章，只好簽了一份連“歐美列強”都看不下去的屈辱條約。

當然，因為不善于信息加密或者不注重密碼保密而蒙受巨大損失的不僅僅有中國。在出現完整的信息加密理論之前，任何加密都不過是權宜之計。歷史常常愛和人們開玩笑，就在日本人慶幸自己從破譯清政府密碼中獲益時，他們不知道自己也早已被別人盯上了……當然，這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我們身處一個“信息大爆炸”的時代，從1844年開始，商用電報持續了100多年，從1876年發明固定電話到現在有140多年了，互聯網從發明到現在才50年，而移動通信從發明到現在還不到40年……這些都是現在身處洪流般信息中的人們很難感知的。

從這方面來說，只有了解信息的歷史，才能夠解答現今我們對于信息時代中所發生的一切的困惑。

參考資料：

《信息傳》 吳軍著 中信出版集團 2020

《信息簡史》詹姆斯·格雷克 著 人民郵電出版社 2013原標題：《吳軍：離信息越近的人，離財富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