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底開始，他在短視頻平臺上記錄視障者出行的困難，其中一條視頻的截圖和評論在9月被微博博主“指尖地球_”轉發，引發了大量關注。在視頻里，鄭銳邊觸摸著電梯樓層按鍵，邊對著鏡頭說：“摸不出來輪廓，到了樓層也沒有語音提示，哎呀太難了......”在發布時，他配文，“無法抵達的終點。”

微博博主“指尖地球_”9月轉發了鄭銳的視頻截圖

評論很快涌來，有人回復，“盲人為什么要出門？”，“沒必要為了個別人去改變所有”，配有一個“微笑”表情。

32歲的鄭銳是一位視障者，從一歲起，雙眼只有微弱的光感。他看不見，但明白這個表情的意思，“有一些好奇、驚恐、不可思議和輕蔑。”

“大家越不理解，我做這個事情就越有用”，難受的情緒淡了，鄭銳繼續發布視頻，一條條回復質疑的評論。很多視頻里，他留下魔性而開懷的笑聲、在自導自演的小劇場里一人分飾兩角、講段子逗悶子，以此來講述視障者的日常生活和遭遇的偏見。

用幽默和戲謔對抗憤怒，鄭銳一直是這樣生活的。自小，他和明眼人一起長大，在他看來，視力障礙不過是一個生理特征，視障者過的只是另外一種生活方式。

現在，他是一名信息無障礙工程師和培訓師，每天轉三趟地鐵上班，到了辦公室，精準地觸摸并打開會議室電燈的開關，吃完午飯，有時去同事座位上嘮嘮嗑。他常說，自己和明眼人“沒有什么不一樣”。

但環境仍然在很多時候讓鄭銳意識到自己的特殊，被障礙物擋住的盲道、讀不出的健康碼……鄭銳希望普及無障礙的理念，并告訴更多人，“無障礙是一種通用設計，最終方便所有人使用，并不只是為了殘障群體設置。”

以下是鄭銳的自述：

想到視障者，你會想到什么？

像出行遇到的問題，平常沒有機會講，也不知道在哪里講。你說是憤怒嗎？應該是比這種情緒更弱一點的東西——氣惱。

今年5月17日，我參加了一場活動，有志愿者說，可以把出行的困難記錄在網絡平臺上。我就開始拍視頻了。

視頻的內容很簡單，家人或同事給我拍，我講十幾秒，截掉開頭和結尾，幾乎不做任何修飾，那些就是我最真實的感受和體驗。我發的第一個視頻，沒想到有幾十萬的播放量。我想，這么好玩嗎？

鄭銳在短視頻里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

拍視頻的另一個原因和工作有關。我是一名無障礙培訓師，培訓中，我都會率先問參與者三個問題。第一，你見過視障者嗎？80%到90%的人都說，沒有。

但是這個群體在中國有1700多萬，比警察都要多，我們日常生活中經常見到警察，怎么會見不到視障者？

第二個問題，一說到視障者或盲人，你會聯想到什么？大多數人回答，盲杖，墨鏡，做按摩，行動緩慢，無法溝通。這些是對視障群體貼的標簽。

更多人沒有和視障者交流的機會，所以他們不了解。我自己也遇到過這樣的事，有人會趴在我耳邊說話，我只好說，聲音小一點，我是看不見，不是聽不見。還有人曾經問我，給你夾一片綠色的青菜好不好？他認為我理解不了青菜是什么。

第三個問題，你覺得一名視障者能使用完全沒有按鍵的觸屏手機嗎？參與者異口同聲回答，不可能。我用手機演示以后，大家第一反應都是驚訝，“怎么用得這么好。”

參與培訓的大多是企業中高管人員，我會想，普通市民的認知或許有更多的偏差。

在抖音的評論里也可以感受到這樣的盲區。有一堆稀奇古怪的問題：盲人上廁所會不會掉下去？吃飯會不會吃到鼻子里？喝水會不會倒進衣服里？我心想，現在的學校怎么連這些東西都不教？

既然有人對這個群體不了解，我正好借機會普及一下。

視頻里，我設計了一些小劇場，想拍得貼近生活一些，讓大家覺得我不是一個坐在鏡頭前、只會說話的人，你們能跑能跳，有娛樂有工作，我們也過著一樣普通的生活。

他們沒有束縛過我

起初，我并不知道我是看不見的。

五六歲時，我在家附近跟小朋友一起玩，我們會爬老式的大鐵門，門上有把手，我發現有的時候我看不準把手，但別人就爬得很快。他們丟沙包，我去撿，也找不準。

那時候我的視力，很難去用特別形象的話語去描述。我的左眼能看到輪廓、人的影子，但是這個人不說話，我就不知道是男是女，右眼幾乎看不見，只能感受到光的亮，光的暗。

家人后來告訴我，我不到一歲時，得了一種病，叫牽牛花綜合征，明眼人的眼底成像是圓形的，我的像一朵盛開的牽牛花。北京、上海，各大眼科醫院都去看過，沒有好的治療方案。

記憶里都是醫院吵鬧的聲音。我被抱在懷里，一堆醫生圍過來，一個老年人的聲音，應該是主任，說，“這是非常罕見的病。”一堆實習醫生拿著手電筒一樣的東西，扒開我的眼皮，照得我一片暈乎乎的，好痛。

我開始吃明目的中藥，一天三次，一直到成年。到后來我走進中藥店，聞到這個味都覺得很親切。

當時去外地看病，只覺得好玩、長見識。我的老家在安徽蚌埠，坐綠皮火車去北京，車廂很嘈雜，有打牌的聲音，喝酒劃拳的聲音，人們大聲說話，一車廂里都是煙味。有推車在每個窗戶底下叫賣，我會很好奇去問。

從小，父母從來沒跟我談過看不見的事，他們沒有束縛過我，都說，你自己去試，自己去做，做不好再說。

我家院子里面種無花果樹、柿子樹，我爬上去，被毛毛蟲蜇了手，也拿石頭砸馬蜂窩，爬腳手架，拿鞭炮塞進酒瓶子里，都干過，也不害怕。

家人會帶我去各地，給我描述陌生的環境。凡是能用手觸摸的，我都會去摸一下。天津的狗不理包子，真的是好大，有的能摸出來彎曲的清晰褶皺。北京故宮宮殿上的門釘，好像比我的臉都大。

有一次爬山下山，完全可以坐索道。但是我媽說，沒事，你跟著我慢慢走。因為看不到臺階，不知道什么時候突然會停，一開始我很恐懼，不敢試探。后來，也習慣搭著她的肩膀，隨著她肩膀的上下起伏走下山。

到了上學的年紀，家人不知道特殊學校、盲人學校，就把我送去了普通的學校。

三四年級，要在田字格里寫字，我發現自己看不清楚，經常寫出格。我去問我爸媽，他們才告訴我，“你可能看不見。”

但這對我沒有什么影響。爸媽說，那就寫大一點，或者我們幫你寫都行。

老師在課上會先跟同學說，鄭銳黑板上的字看不到，你們幫他一下。同學們也都很樂意，我每天都帶回家不同同學的筆記。可能那個年代的學生比較淳樸，沒有這么多的心思。

上課我就聽，用腦記。下課后，我跑到黑板前，趴在上面，拿放大鏡看老師畫的圖形。

上初中后，書變大了，字變小了，看不了了。我媽媽說，她不工作了。她用白天的時間，把前一天從同學那里借來的筆記抄好，再還給別人，晚上我回來后給我讀。

到高中，別人學到10點就能完成的功課，我得到12點，我媽陪著我，從冬天到夏天。我從沒跌出過班級前10名。

我喜歡籃球，同學們在籃球場打球，我雖然參與不了，還是覺得很有意思。坐在場邊，聽他們嘴巴里說話，誰在哪里，球傳到哪里，同學的聲音我都能辨別出來，我就在腦海里畫出他們打球的場面。

他們不打的時候，我拿場邊一根竹竿，敲擊下籃筐，判斷球框的位置，自己投著玩。球落地不是有彈起來的聲音嗎？籃球入筐也有聲音，“唰”的一聲。

一些同學的行為，現在我想起來可能是在捉弄，但當時不這么覺得。他們會逗我玩，你眼睛好好玩，你能看到我嗎？我把你東西藏起來了，你找一下。

但有一件事，我永遠不會忘記。

小學四年級的一天，班主任把我和父母叫到辦公室，跟我父母說，你小孩眼睛不好，怕跟不上成績，辦理退學，不要拖累其他人。

我特別低落，為什么不讓我上學？我又沒犯錯誤。我在房間里哭，家人也沒管我。等我哭完，我媽問我，老師說讓你退學，你自己想，要不要上？

我有一個星期沒去學校，思想很反復、很焦灼。但是后來我想，你又沒有權力要求我退學，我干嘛要聽你的呢？

這件事在當時對我是一個沖擊，也是一個轉折。第一次被人否定，如果走不出來，可能我就廢了。這讓我產生了一種想法：你們覺得我不行，我偏不信。

不是弱者，也不是勵志典范

19歲之前，我都沒有聽過視障者或者盲人這個詞，對于盲人學校，視障群體，零認知。知道視障者的概念，是我來深圳上大學之后。

2007年，我在深圳參加普通高考，家人和我都沒有在意視障者的身份，也就不知道高考有無障礙的政策可以申請。

最大的困難是涂答題卡，一片花里胡哨的。我拿著放大鏡，也就是一個圓的半球體，卡在試卷上，先看準題的位置，再拿走放大鏡，用手指著這個位置，拿筆去涂。涂錯了，我也不敢用橡皮擦擦掉，好不容易涂了幾個，手上全是汗，又著急又緊張。

10道選擇題涂了40分鐘，英語最后就考了十幾分。我進了深圳大學，讀了建筑設計。因為從小摸過很多建筑，對于設計的過程、設計的理念特別好奇。

學建筑設計需要電腦操作，又要畫圖，老師看我學得比較吃力，就跟我說，你可以辦殘疾證，申請輔助器具。我才知道原來有這么一個殘疾等級、分類，我屬于視障的范圍。

鄭銳在電腦前工作。澎湃新聞記者 黃霽潔 圖

我們寢室6個人，大家都互相幫助，平時我們一起去飯堂打飯，一起去逛學校周邊的商場里走，晚上一起吃燒烤喝酒。一開始認識我就跟他們說，我可能需要你們的幫助，但是不用那么主動，有需要我會跟你們說一聲。

有些人會產生要特別關注的緊張心理，覺得你是弱勢群體，我要照顧你，呵護你。這其實是一個誤解。

畢業后，老師推薦我去設計院工作，做建筑預算，嘗試了兩年。老師經常帶我去工地，我跟工人講故事，天南地北地聊，因為以前聽了很多讀物。

我留在了深圳。因為領了殘疾證，會參加殘聯的活動，才接觸很多一樣是視力障礙的朋友。我們有相同特征，彼此之間能理解對方的生活狀態，有惺惺相惜的感覺。但是誰也不會把悲慘經歷挖出來再說一遍。

2014年，我加入了深圳市信息無障礙研究會，主要工作是對手機的無障礙功能進行測評，組織、策劃、執行一些無障礙推廣的活動。在我們同事中，有很多健全人，也有和我一樣的視障者，彼此形成了習慣，沒有人會因為我視力不好而去幫我做什么。最多需要別人幫我看看圖片有沒有擺正，圖片里寫的內容對不對？現在通過技術，一些圖片的文字信息可以被識別出來，也就沒有這樣的問題了。

抖音視頻的評論里，有很多人問，你怎么養活自己？視障群體里，有速錄員、客服、心理咨詢師、教師、鋼琴調律師、音樂培訓師、軟件工程師和信息無障礙工程師等等，可從事的職業是非常多的。

也有人認為我生活得這么好，很勵志。以前我看殘障勞動模范的報道、勵志故事，也覺得挺振奮人心的。聽得多了，發現這不就是一個普通的殘障者應該過的生活嘛，有什么不同呢。

用了“勵志”這個詞，就已經把這個群體放在了慈善的角度去看待，沒有考慮到殘障者自身的感受。

現在想起來，我很慶幸，從小沒被周圍的人特殊對待，使得我現在獨立生活的能力更強。

評論或私信里有很多視障孩子的家長找我聊，我會告訴他們，不要什么事情都幫他包辦，他完全有能力的。無非就是把東西摔爛了，又怎么樣呢？你不讓他做的話，他永遠都不會。

出門不是每個人基本的權利嗎？

獨立出行，對我來說是順其自然、很平常的一件事。

我上學頭兩次，父母會送我，后來都是自己去。公交車站有語音播報，我也會通過聽聲音，辨別來的是幾路公交。有的公交車年限久了，發動機老化，零件仿佛都要掉下來，嘩啦響，老車的窗戶會打開，能聽到乘客說話。還有三個車門的公交車，一聽就是不一樣的。

其實每個人都有這個技能，只是平時不會發現。健全人的思考方式以視覺為中心，當失去視覺以后，其他的感官系統依然可以補充。

到了深圳，城市大了，交通方式多了，但人口也多了，危險多了。深圳是一個新建的城市，設施不斷在改，不斷在建，導致很多時候感覺，這里本來是好的路，怎么突然又斷了。

最初來深圳生活，我沒什么歸屬感，只是覺得跟我以前生活的城市不一樣，老家最高的樓層不會超過5樓。我去地王大廈，電梯也要換乘兩次，我站在最高層的窗邊，從來沒有感受過這樣的風吹在臉上。

家人帶我去家附近的路走一走，地鐵坐一遍。一個月的時間，常走的路線我基本都熟悉了。

之前，我有過多次去到陌生的地方走不回來的經歷。公交車站沒有語音播報，我不知道幾路車來了，問司機，司機似乎回答了“嗯”，似乎又沒有回答，我就上了。到站，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只好打110。

幾乎90%的視障人士身上都有傷痕。我有一次下公交，從臺階上直接踩下去，腿跪在地上，做了手術，躺了三個月都沒起來。上小學，一天下雨，下水道的蓋子打開著，我掉下去了，還好不深，自己爬了出來。

以前，人行道是可以隨便走的，后來有了共享單車，我經常出門，一腳踢倒一排的車。

盲道被占是經常的事，有電動車，甚至汽車，柱子，電線桿，公交站，還有很多樹種在了盲道上。

我想過，要是我會做動畫，在抖音發一個視頻，內容是我在盲道上走，撞到墻，走不通了，就出現動畫：我跳墻或者穿墻而過，或一掌把墻推倒，應該能讓人覺得更神奇吧。

過馬路，不知道紅綠燈什么時候亮，什么時候滅，絕大多數路口沒有聲音提示。去超市，找不到要買的東西，找不到收銀臺，我把貨架上的東西碰掉下來過，會有這樣的窘境。

最近這10年沒有再發生過這樣的事了，我有了很多方法，坐公交，手機的軟件能聽到車離我還有幾站；車快到的時候，我會問一問旁邊的人；上車，再問一下司機。如果我問，這是38路嗎？他會說，你自己不看？我就換一種問法，你去不去xx方向，到不到x站？他一般會說，到。這都是自己摸索出來的經驗。

在路上走，我會拿雨傘、水杯，類似于盲杖的東西，在身體前面擋一下，防止碰上什么。聽聲音辨別人流過馬路。有時候不用盲道，貼墻走。超市很少去，靠網購。

但要真正自由地通行，無障礙環境的建立依然重要，也是最基礎的。以前疫情沒有發生時，我經常去香港，走到路口，有風鈴的響聲，叮叮，或者叮、叮、叮、噔、噔、蹬，速度快是可以通行，速度慢是等待，很貼心。

前陣子，我一個人從杭州“摸”到了北京，從在登機口等待、登機、下飛機，走到出口，全是我自己完成。但是在登機口前面的部分，取票，安檢，登機口在哪里，根本找不到，機場這么大，也不知道工作人員在哪，那天是同事帶著我走。

機場其實有引導服務，我申請過，但流程太繁瑣了，填好多表，辦好多手續，幾乎卡在最后的時間才把我帶上飛機。

另一個問題在于，很多引導人員并不了解殘障群體的需求。

以前因為不熟悉，我找地鐵的工作人員帶路，我想上扶梯，他硬把我拉去坐直升電梯。他說，你看不見，不能坐扶手電梯，我后來還是自己上了扶梯。

也有好心辦壞事的。有一次坐公交，有乘客怕我不會下車，說要不要抬著你，他扶著我的腿一個個臺階邁下去，我只好說，你告訴我幾個臺階就行了。

另一方面，視障者坦誠面對自己的缺陷也很重要。我跟視障朋友培訓的時候，第一句話就說，“你要學會讓自己‘不要臉’。”

因為你在那個環境里，必須得要別人幫忙，可能別人等著你去問他，他還不好意思。再說了，他知道你看不見，你又看不到他什么表情，你管他呢？你的目的是獲得幫助，到達目的地。

我自己走到哪里，都會有譏笑的聲音，“這個人走路好奇怪”，好像發現了一件很好玩的事情。20歲左右年輕氣盛，我還會爭辯兩句，現在無所謂了，愛怎么說怎么說。

去一個地方次數多了，我的腦海里會有地圖。前幾個星期，我跟同事一起吃飯，那家飯店我們曾經去過，在城中村，導航不準，他們半天沒找到。我搭著同事肩膀說，來，我帶你走。

下了地鐵，往左手邊走，往右一拐，一扇大鐵門進去之后，再往前，第二個路口向右轉，過馬路，第一家店是理發店，有吹風機的聲音，右邊第二家店就是了，走到附近，會有聲音問，進不進來吃飯？同事有點驚訝。

我發抖音視頻后，有人評論，你看不見干嘛要出門？我想，出門難道不是每個人基本的權利嗎？不是我不讓自己出門，是社會沒有給我提供一個出門的機會。

我想跳就跳，想跑就跑，只要這條路是平坦的，可能比明眼人走得還快。

鄭銳在下班地鐵上發布抖音視頻。澎湃新聞記者 黃霽潔 圖

任何人、任何情況下都能使用

很多新聞報道關于無障礙的說法是錯誤的，比如說，無障礙設計方便了殘障人士使用。正確的說法應該是，無障礙設計方便所有人使用，只是殘障群體的需求更迫切而已。

打個比方，電梯語音播報，看上去視障者最需要，其實個子矮的小朋友、被壯漢堵住視線、低頭玩手機的人，都能用到。

無障礙，其實很簡單，考慮不同群體的需求，不要使用單一的方式去提供（服務），而是多樣的方式或者可以兼容不同需求的方案。

比如電梯里除了有普通的按鍵外，還有語音播報，另外按鍵如果做得更有輪廓感，就能摸出凹凸，或者有盲文，知道是什么數字。

再舉個常見的例子，很多人覺得坡道就是給使用輪椅的人設計的。但我們想一想，推嬰兒車的是不是也能用？老年人是不是也能用？還有拎著大件行李的人，他們都不是殘障人士。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會在某個時刻面臨“障礙”。

2013年，我第一次體驗到手機的信息無障礙功能，很興奮，覺得很神奇。我在手機里搗鼓了很長時間，感覺文字能被讀（識別）出來挺方便。

工作中，很多我們合作的企業客戶對信息無障礙也有誤解，他們覺得，信息無障礙就是幫助視障人士用手機上網的。

我和他們見面后，一般會把定義先拆解一遍——信息無障礙，是指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平等、便捷地使用和獲取信息。

短信，聽障者可以使用，他們無法發語音、通話，而這個功能其實大家都在用。微信里語音轉文字的功能，看起來對聽障者最方便，但是它做設計時，是讓所有人都可以用的，比如在嘈雜的環境里聽不清語音內容；或者開會時，不方便聽語音這些情況。

我曾經和視頻平臺團隊反饋，視障者也有看直播的需求，直播不一定都是畫面，我可以聽主播說話，點購物車買東西。

他們說，我們的產品定位是年輕人，我回復，那視障者20歲到30歲的算不算年輕人？他們啞口無言。

現在還是有很多軟件沒有辦法無障礙操作，尤其是出行類、民生服務類的，例如訂酒店、在醫院掛號，一個個按鈕點過去，讀出來都是“按鈕”或者亂碼，不是正確的信息，很頭疼。

最近一次我去外地出差，要填健康碼。掃碼之后，那些信息都不能讀，我聽不到，旁邊人著急，身后排隊的人越來越多，時間一長，不耐煩的情緒都浮現了。我只好手忙腳亂地點著手機，額頭不停冒汗。

出行和信息無障礙的問題，我向政府部門和互聯網企業反饋過很多很多次。

2007年來深圳，我就向交通委員會反饋，希望他們能在公交車上加語音播報，回復是“我們會加的”，“今年就要加”，到2020年還沒有加成。公交車都換了好幾輪了，廣告都貼了無數張了，公交車上的語音播報還是沒有加上。

在銀行，我取出來的號是紙質的，我會跟工作人員多說一句：很多商家排隊取了號之后都配有震動器，咱們現在是5G時代的政務服務大廳，也可以做得更先進，你哪怕給我一個手機提示，告訴我號到了也行啊。

還有一些辦事窗口上貼的字，很小，顏色也不分明，即使我用不上，但是對于老年人、低視力群體來說，是可以做得更大一點的，這些問題我遇到也會反映一下。

有部分街道辦和政務服務大廳在接到反饋后，已經做了改變了，這沒有任何技術難點需要突破的。我相信，無障礙的環境會越來越好。

一個愛與自由的世界

從小，家人給我描述了很多形容“美”的場景：清澈的藍天白云，青色的草地，一望無際的蔚藍大海。

我記得在深圳第一次見到海，海浪聲很遠很遠，像扇形一樣覆蓋到整個前方，聽不出來哪里是對岸，哪里是盡頭。

有一年，我去內蒙古草原旅行，草原很平坦，一個人也沒有，工作人員坐在車上跟我說，你只要不把方向盤打死，隨便開。

我握著方向盤，踩著油門，整個人激動得顫抖，這是我從未有過的經歷，我覺得這輩子沒有遺憾了。

我喜歡車，我的孩子也喜歡，他會帶著我去摸車標的形狀，這是大眾，這是本田，飛度，一個個講給我聽。

2011年，我去看深圳大運會，認識了現在的妻子，她在做志愿者，正好是我大學的師妹。

她給我介紹場館的布置，比賽的情況。這個姑娘說得詳細，性格也開朗，我們就這樣認識了，常常一起在校園里轉。

她喜歡吃早茶，我們吃叉燒包、蝦餃，她知道我眼睛不好，會夾給我，告訴我茶點是什么樣子。

最開始一起去飯堂，她會跑到打菜的窗口，拍個照片，坐在凳子上一個個告訴我有什么。我就跟她說，你不用告訴我有哪些，我告訴你我喜歡吃什么，你去找就行了，沒有的話就隨便了。

2014年我們才確定在一起，2016年結的婚。以前還不認識她的時候，我擔心過找不到（對象），只是沒跟家人提。她不知道我有這方面的憂慮，我們見面就聊學習，聊好玩的事，一起聽歌、吃東西。

在我心里，她可能是臉蛋胖胖的吧，眼睛應該很大，鼻子也應該不小，1米5左右的身高，以前認識時是長發。

和她在一起很安心。每次出去，我會跟她說，你隨便走吧，很自然地把手搭在她肩上，或者手挽著手。到哪里她都會跟我講，遇到了什么。我完全把自己的安全交給她了。

鄭銳在家里做家務。澎湃新聞記者 黃霽潔 圖

我覺得，我在她眼中是一個可以被依靠的人，她有什么不太懂的問題都會來問我。她在我眼中，是個大大咧咧的姑娘，很能為人著想。如果少了她，我會感覺少了一個陪伴的人，少了一個聽我講故事、講笑話的人。

婚禮的時候，我的父母上臺講話，說了我們倆一路走來的經歷。全場突然安靜了，可能大家很震驚吧，她的很多親戚朋友不知道我眼睛的情況。

對于結婚，我的父母沒有給我壓力，但是我能感覺到，他們肯定最在意這件事。在婚禮上講話，他們都很激動，有點哽咽。

我在抖音上發了視頻后，有很多剛剛當媽媽的女性，發現小孩被查出來有視力障礙，很著急，給我發私信問，以后小孩該怎么辦？未來該怎樣生活？她雖然不會跟孩子說，但是有一塊大石頭一直壓在心頭，我可以體會到，當事情都解決了，石頭才會落地。

結婚后，我最擔心的是視力障礙會不會遺傳給孩子。孩子四五個月時去做了基因檢測，在家里，我跟妻子說，如果結果出來眼睛有問題，咱們就不要了。講的時候是開心的語氣，沒有特別深沉。

我跟她提了這么一次，以后再也沒提過了。這不是說我狠心，因為我經歷過30年的痛苦，我不想讓孩子去經歷我經歷過的痛苦。還有一個考慮是，如果有一個這樣的孩子，幫不上家人的忙，我會比較內疚。

她能理解，想了一段時間，說，沒問題，你來決定。我們雖然給了他生命，在深圳生活有好的條件，也有足夠的能力去培養他。但現在不像我生活的時候，大家比較簡單，他可能沒辦法享受我當年自在的童年。

后來基因檢測結果出來顯示沒有異常，我還是擔憂，直到小孩一歲檢查視力，完全沒有問題，我才打消了全部的顧慮。

孩子出生時，我等在產房外面，孩子跟媽媽一起被推出來，我很輕地摸了摸他，是溫熱的，皮膚很柔軟，很細滑。

那天一晚上，我都沒睡著覺。

一開始，換尿布我也看不準，只能干著急，幫著扔東西，遞一下紙巾。等他大了可以爬了，我就敢抱他了，扛到肩膀上，在床上陪他一起玩玩具，教他背詩、英文字母。

兩歲半，他能走路，也懂了很多東西。我會說，你去幫爸爸拿個東西好不好？你告訴我，你玩的玩具是什么顏色？有什么樣的花紋？培養他跟別人描述的意識。他才知道我的視力有問題，但他不一定理解這意味著什么。

我會告訴他一些理念，他可能也聽不懂，但是要從小讓他有印象。

鄭銳和孩子一起摸摸樹葉的紋路。

我跟他說，如果有坐輪椅的老人上下坡不方便，你可以及時去推一下，但是推之前，你一定要問問別人需不需要幫忙。

我也告訴他，爸爸的眼睛不好，別人如果有其他身體不好的地方，你見到之后，不要去好奇，也不要去嘲笑，你應該就像對爸爸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