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無論從事任何職業，大概都有很多“槽”要吐。高校的歷史系教師，他們的工作狀態如何？又有哪些職業“槽點”不吐不快呢？“澎湃新聞·私家歷史”邀請在高校歷史系、人文學院等從事歷史教學的四位老師，通過線上圓桌的形式，分享他們的見聞與思考。“吐槽”之外，或許能引起更多共鳴與討論，為解決一些共有的問題提供一定“助推”作用。四位老師以甲乙丙丁代稱。以下為本次圓桌會議上篇，主要討論課題與期刊問題。

“唯課題論”不可取

甲：這幾年學術上的功利主義舉措太嚴重了，唯課題論、唯帽子論、唯權威期刊論。我們還有點理想主義的教師當然有很多“槽”要吐。

以前申報到課題很正常，不會給你平行資助，但這幾年因為大家不積極，學校里課題拿的少。現在，如果申請到課題，學校給的科研獎勵非常高，這都是不正常的現象。

還有“唯帽子論”，如果是什么頭銜的學者，那么各種資源都會向你傾斜，也不管獲得者實際水平情況、如何得到這些帽子的。出現這種情況，我覺得很荒唐，也不正常。

乙：剛才甲老師講的這種情況，我們工科大學更加嚴重，而且重視指標的程度遠遠超過了。像對某類刊物、某些項目加大獎勵，而且在各種場合都把這個指標的功效加以放大。

這種一味崇拜指標的局面，什么時候才是個頭啊？真的沒辦法預料。因此在這里吐一吐槽。

丙：前面兩位老師說的情況，目前已經成了一種常態。尤其是“唯課題”對高校科研風氣的不良影響要更大。

課題并不是成果，但現在高校里面把課題搞得比論著的分量還要大，首先跟評價體系有關。因為在“雙一流”指標、學科評估指標里面，課題占很大的比重。現在提倡反“四唯”，反“唯論文”，無形中更加大了課題的比重。

其次是實際利益的影響。最初的時候，拿課題就是獲得一筆經費支持。因為一開始國家沒錢，給各個高校財政撥款不多，能用于科研的錢更少，各個高校就只能靠額外拿課題來增加科研經費。后來受國際影響，越來越重視研發經費（R&D），作為衡量科研實力和高校等次的重要指標，清華、北大等校帶頭曬每年的科研經費，結果慢慢就成了風氣，到現在已經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

近年來國家科研投入越來越大，各種資源越來越向高校傾斜。所以研究院所也成立大學，目的就是為了分這塊蛋糕。各個高校為了鼓勵拿課題，紛紛加大課題經費提成和配套的力度。文科的對這個沒什么感覺，自然科學的就很嚇人了。文科拿幾十萬的課題已經高興的不得了，自科是不屑一顧的。自科課題動輒幾百萬、上千萬，然后一個提成、一個配套，那不得了。所以現在高校里自科根本看不起文科。管理部門也是一樣，管自科的科技處比管文科的社科處地位高很多。

再次跟財政撥款制度也有很大關系。現在財政對高校的撥款主要是人頭費，科研經費越來越注重效益，很多錢都通過課題的途徑發放。學校拿的課題越多，科研經費就越多。課題少，科研經費就少，學校各方面事情就很難辦，現在各級管理部門都講績效，經費、收入都跟績效掛鉤。學校的績效怎么管理？就是按照“雙一流”指標、學科評估指標，對標對表來打分。分數越高，等次越高，獎勵就越高，學校獲得各級經費支持也越多；如果成績低的話，那就要倒過來扣你的錢了。

所以，層層指標、層層落實，最后倒霉的就是老師，想跑都跑不了。

甲：這幾年對課題太重視了，而且課題很容易以現實風氣為導向。但一些基礎學科、一些專業的基礎研究，必須要坐冷板凳，哪里能跟現實走這么近，走得越近，出的風頭越多，說明學者越功利，學術研究成果就容易質量不高，胡亂應付了事。

現在很多課題和學術評獎其實是沒有多少學術含量的。越是從事專業純學術性的研究者倒是不容易拿到課題或獎勵，那些看起來可以馬上“經世致用”的，反而很容易拿到課題或獎勵。

丙：課題跟平臺也有很大的關系，因為學校的層次越好，給的指標就越多。

乙：我覺得項目課題里面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學科不平衡。純基礎的、純學術的學科，吃虧很大，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另外，課題管理還有一個漏洞，就是只重視拿到——反正一拿到，就什么都有——但是課題的最終成果是什么，學校就根本不考察了。

前一段時間有個老同志跟我講，他說：唉，好多人拿項目拿得很起勁，拿到以后就不干了。為什么呢？不干就是不通過嘛，反正對個人沒有任何影響，這就是我們目前課題管理的一個非常大的漏洞。

丙：在一些省份，如果課題最后沒有結項，會有一定的懲罰，比如省級的項目沒有結項，三年以內不能再報省級項目。

乙：其實對很多人還是沒有限制，他拿到了一個就不需要其他的了，或者是再過三年再拿。

丙：的確不應該這么強調課題，因為課題不是成果。如果是后期資助還好一些，畢竟有個相對成型的成果。

丁：剛才幾位老師講得挺好的，首先課題天然就有導向。我們都是中國人，對現在的國家和民族都抱有熱情和熱愛。我們就是希望能夠更廣泛地討論問題，可能更有利于黨和國家方針的進一步實施。

其次，重申報、輕結項。以前學校規定，評副教授不需要國家級課題，但是近些年一定要有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才可能申報副教授、教授，壓力一下就大了很多。所謂重申報、輕結項，就是只要中了課題就可以去評職稱，假設課題最終沒完成，不是因為各種問題被撤項的話，幾乎沒有懲罰機制。如何把處理申報和結項兩者之間的關系，是目前一個較為棘手的問題。

另外，最近幾年招標課題、專項課題大量增加了。專項、招標也等同于重大課題，專項、招標就造成通過各種渠道去尋找學術同仁的局面，當然有利于構建學術共同體，但這也可能成為一種私相授受的資源。

今后項目導向會越來越嚴重，國家側重智庫、項目導向，就說明以前人文學科或者更廣領域的學術研究跟社會、國家的需求脫節了。現在項目導向在高校里面影響是越來越明顯，我們學校之前項目是不配套的，因為這樣的項目太多了，但這兩年國家重大社科基金項目，人文社科因為經費相對較少，學校給配套，同時獎勵。

甲：這導致某些“大佬”不斷在“大拿”，而且不一定做或者不一定能做好，課題壟斷度太高了。

丙：現在文理科都強調要拿縱向課題，但“縱向課題”的來源太少，本身就是一種資源壟斷。課題級別是根據發布部門的行政級別確定，并不是根據學術水平來定的。省級課題的選題、成果水平就比國家級課題差嗎？不一定。

近年來申報課題還有一個大問題，就是限額申報。課題申報的時候，不限項跟限項差別非常大。一旦限項，第一關是出校門。出校門是最麻煩的，就像評職稱一樣，在學校里面搞篩選。好學校名額多一些，也更重實力而不是人情關系，一般的學校就不同了，更多要靠人脈關系。只要限項，搞校內推薦，肯定是有“優先”。

課題這種體制化的存在雖然暫時很難改變，但也不應過分突出課題的地位。論文、著作是科研成果，課題不是科研成果，只是獲得資助資格、拿錢。而且人文社科研究與自科不同，許多學者在沒有資助的情況下也一樣做出了優秀的研究成果。所以把課題強調的這么重，成果反而不強調、不重視，這實在說不過去。

乙：現在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的數量明顯增加，這個方向是好的。因為看到了成果的基本模樣，最后偏差應該會小一點。在目前的情況下，評審項目時應該加大后期項目的資助數量、力度和權重。項目是什么級別，能不能立項，要看成果本身，不要只看前期設計。

混亂的期刊

丁：關于權威期刊，科技部已經發文了，明確不允許獎勵SCI論文了，我們學校已經改了，理工科老師現在收入可能要減少很多，至于人文社科，因為教育部沒有直接發文，還沒有跟著調整。

甲老師他們很幸福，因為XX大學歷史系是一個相對單純的學科，我們學校人文學科在一起評比，導致了文史哲多個學科同時去競爭職稱、人才稱號或者是人才推薦的資格。雖然文史哲說是不分家，但其實專業領域的細化已經越來越嚴重了。很多領域的著名學者也不能把握跨學科，或者說超越他自己的研究領域。的確不應該以文章級別來衡量學術水準，但如果不用期刊級別，中國又是個人情社會，那咋辦？

權威期刊肯定會調整，但后面的問題，我覺得可能更不好預計。權威期刊淡化后，我們是否能建立一種比較良性的方式，來引導學術的評價體系？

甲：……比方說國家社科的成果文庫，以前大家好像不怎么重視，但這幾年為什么重視了呢？因為表格里加了這一項，各高校就開始重視這個東西了。

我覺得我們討論的方向是一樣的，就是不能用僵硬的或者是指標化的東西來作為學術評價標準。

丙：現在指標體系的影響確實越來越大……

甲：我覺得權威期刊問題也比較嚴重，因為權威期刊流行了很多年，權威期刊的可操作性更大。當然不光是權威期刊，一般的期刊操作性都大，公平性越來越差，而且號稱是權威期刊經常發很多的爛文章。大家以核心期刊看人的學問，很糟糕。我看一些學者在所謂權威期刊發表的近代史論文，問題很多：引文的錯誤，誤讀材料，抄錯材料，還有做“偽注”。其中當然有些是編輯的錯誤，有些是作者的錯誤，但編輯應該校對出來。

總體上，權威期刊比別的期刊質量要好一點，但是我們太強調某幾種期刊，就導致很多不太正常的情況出現。其中之一是這些期刊編輯到處指導別人怎么做學問、怎么研究、怎么選題，其實他自己都不怎么會寫文章或者文章都不通的，還要去指導別人做研究。這是非常荒唐的現象。

課題的現象我們可以理解，但核心期刊的威風可以說完全是被體制造出來、被大家捧出來的。這樣對于年輕人不太有利，年輕人投稿，經常會遇到文章再好也難得到發表的情況，不要說權威期刊，一般性期刊也不用。因為雜志擔心轉載率，擔心無名作者會抄襲，導致現在的年輕人，特別是沒有背景的年輕人，包括博、碩士生、講師或者是副教授之類的，發文章很難，其實他們中很多人很優秀，不能發表文章很影響他們的成長。

乙：是的，甲老師講的這些期刊問題是非常嚴重的。我覺得期刊問題的根源是評價體制。某個期刊，在有的學校是第一層次，在有的學校又是第二層次甚至第三層次。不同的期刊在教育部填表的分數權重有大小之分，分數占比高的，就變成了高校的權威期刊。

另外，我覺得目前在期刊問題上，對教師個人影響比較直接的是：不同學科在一起評比時，落實在期刊指標上，就會非常明顯地暴露出不公平。舉個例子，《近代史研究》在我們學校的評價指標里面屬于第三個檔次，而臺灣地區出的《哲學與文化》是所謂A&HCI，排在第二個檔次。《近代史研究》的文章，學術水平應該要比《哲學與文化》高吧？每次不管是評職稱還是申報人才項目，學校把名額分到各個學院，學院內部評選就會看期刊指標，這個時候我們歷史學就虧大了。

這一點我是深有所感，也是深惡痛絕。不同學科在一起評比，應該要分學科作評價。在文科下面分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還不夠，要再分到一個具體的學科。比如有三個名額的話，文史哲要各占一個名額，然后每個學科內部再來評比。

丁：期刊的事我再講兩句。我們學校很大，管理層當然要用一種標準單一的方式量化，肯定會形成不同學科放在一起評價，就導致越是發達、成熟的學科，可能越吃虧。

我們期刊的名錄，是按照一級學科或者學科大類來劃分的，歷史學是一個歷史非常悠久的學科了，這個學科從業者很多。歷史學科舉出五六個水平頂尖的刊物是很容易的。如果按照學科門類確定權威期刊的話，你就只能挑一種。其他很多新興的學科，或者說逐漸成熟的學科，也是一個學科門類，必須得給它一個指標，定為權威期刊。這就導致非常成熟的學科在期刊評價體系中嚴重內耗。

再就是剛才講的外文發表SSCI，這個爭議比較大，因為SSCI可以分區，有轉載率等影響因子。國外的很多同人期刊雜志是超越體制，靠學術共同體來維持，質量很高，但有的期刊也是人情期刊。我們對期刊的評價還是過于簡單化了。進入SSCI，就把這個名錄視為一種天然的質量保障，這其實學者的自我矮化，學者不靠學術判斷，只看期刊名錄了。

然而，SSCI本身又是種商業行為。那么，怎么突圍呢？教育部幾年前做了一件挺好的事情，就是A刊制度，權威期刊相對較廣。起碼把原來那種金字塔的格局變梯形的格局，每一學科里面有五六種在同一個平臺。這樣對學術生態的維護有好處。今后如果能提供一種多樣化范圍和名錄，不是一家獨大，大家都良性競爭，可能比較好。

丙：權威期刊開始流行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客觀地說，部分權威期刊論文確實給學界研究樹立了標桿。但畢竟權威期刊與核心期刊一樣，都是期刊評價的標準，一刀切地把它拿來作為評價期刊里所有文章的指標，顯然就弊大于利了。

從國內期刊的學術影響力來源說，多數期刊的核心地位是由原來的行政級別轉化來的——如原來的國家級、省級期刊——再按照行政級別分配學術資源，逐步形成今天的核心期刊體系，所以它的源頭是行政本位，而不是學術本位。這可能是國內學術期刊與國外學術期刊的一個重要區別。

除了期刊問題，研究成果評價還應該注意“大同行”評價和“小同行”評價的差異。自然科學方面，研究領域劃分越來越細，很多問題由“大同行”評價很難進行，只能看期刊級別和影響因子，但是改由“小同行”評價就好解決一些。現在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一樣存在研究領域細分化的問題，那么文科的學術評價是不是可以參考自然科學的“小同行”評價方式呢？

當然，中國社會是人情社會，在缺乏嚴格學術規范和道德監督，學界自身學術自律也嚴重缺失的情況下，“小同行”評價很容易變成“小圈子”評價。這是目前“小同行”評價最容易滋生的弊端。許多人也出于擔心學術評價變成人情關系下的私相授受，繼續支持相對客觀、公正的核心期刊評價。

解決辦法，或許可以仿效國外，擴大評審人的選任范圍，嚴格限制本校、本系統、本省評委比例，強化評審人的回避制度和誠信懲戒。具備條件的大學可以從全球選任評審人。不過，根本解決辦法，恐怕還是要靠學界自身開展“扒糞運動”，重新樹立良好風氣。

甲：有些學校特別看重外國刊物，主要是因為大學要沖國際排名。實際上很多國外刊物發的文章很多很爛的，翻譯成中文沒法看，主要給外國人看的，很多國內學者找外國學者代寫，或者跟人合作，質量其實很難保證。但是在官方的評價體系里，這樣發表出來的文章定位很高，獎勵的金額也很高。

乙：教育部前幾年搞的A刊目錄，公布后意見很大，就沒有普遍推行。A刊制度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一個主要問題是不同學科的A刊數量不平衡。據說當初是由各學科專家評出A刊目錄上報到教育部，再由教育部做統籌，但最后是按每個學科上報的目錄公布了。有些學科上報的A刊數量多，一些不太好的刊物也混進去了。像歷史學的A刊數量就比較少些，估計當時歷史學科的專家挑選期刊非常嚴格。另外一個問題是崇洋媚外，國外刊物的份量、地位普遍高出了國內刊物。這是教育部原定A刊目錄里面最突出的兩個問題。

例如，《近代史研究》屬于A3刊物，也就是在A刊目錄里面屬于第三個等級，而臺灣地區《哲學與文化》是A2刊物，在我們學校，A2比A3地位要高很多。再比如說，國外某個歷史類的SSCI刊物在教育部A刊目錄里面可能是A1，而國內的《歷史研究》屬于A2，那就是非常明顯的一個漏洞。所以說A刊要推行的話必須作些修改，根據每個學科的情況，在學科內部權衡一下，在各個學科之間再平衡一下。

丁：我們學校沒有采用A刊體系。我還特意問過人事處的老師，他們說如果教育部A刊實行的話，我們肯定按照A刊，因為要以教育部考核指標為指揮棒。教育部明確把A刊給撤回來了，因為A刊有利有弊。A刊要篩選，各個學科的著名學者、大佬，他們過濾掉一批洋刊了，但如果過濾得有偏差，又不利于國際學術交流。

行政老師心里都有數，SSCI和SCI其實不能體現學術水準的高低，但是在評價體系里面它們確實是權威期刊。今年教育部、各個部委發文件了，不能有SSCI和SCI，各學校就開始玩文字游戲了，稱之為“國外重要期刊”。SSCI和SCI主要是英文期刊，如果變成國外重要期刊的話，不用英文，用其他語言在一些好的刊物上發表文章也可以算，比如日本的一些中國史雜志。這樣，可能非英文國家的雜志也可以變為國外重要期刊，所以它也是一把雙刃劍。不唯SSCI，可能又會引起新的一輪的洗牌。

甲：我覺得大家反對權威期刊，不是因為不應該有，而是因為標準很亂。我也幫一些雜志做過專家評審，發現有我通過的文章，雜志沒有發；有些我知道被斃掉的文章，雜志發了。

丁：期刊名錄畢竟是管理的有效手段，我們應該回到學術的本位，回到文章本身，看能否解決問題，這可能是它的關鍵點。

甲：但有時候沒辦法評價，你在《歷史研究》上發了一篇，他在《近代史研究》上發了一篇，我又不懂，怎么評價呢？最后還是得回到期刊的級別上，這就很不好說。

乙：以《哲學研究》和《歷史研究》作下比較，有些人在《哲學研究》每年可以發一篇，但是在《歷史研究》每年能發一篇的有幾個學者呢？全國范圍內都很少見。

丙：換一個角度看，“崇拜洋刊”可以對國內學術刊物造成改進的壓力和動力。

（馬淑欽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