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點新聞：近期，日本和澳大利亞宣布就簽署《互惠準入協定》基本達成一致，這是日本自1960年簽署《駐日美軍地位協定》后的首份允許外國在其領土上軍事存在的協定，也使得澳大利亞成為世界上第二個僅次于美國與日本有共同防務的國家。

點評：日本和澳大利亞是美國的兩大傳統盟國，分別被稱作美國的“南北雙錨”。隨著近年來亞太安全形勢的變化和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與日俱增，日澳在軍事合作中的共同利益點越來越多，合作機制和指揮一體化程度都在不斷提高，已經超越一般意義的雙邊合作與交流，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密切合作階段，并向著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準盟國”安全關系方向邁進。

日澳戰艦在南海舉行聯合演習。

日澳防務合作關系不斷升溫

日澳強化防務合作關系的意愿由來已久。從20世紀60年代起，日澳就開始建立雙邊協商合作制度，雙方陸續達成了一系列規范雙邊安全合作的聲明與協議。2007年3月，兩國發表了《日澳安全保障聯合宣言》，成為日本戰后與美國以外的國家簽署的首個防務合作文件，并由此確立了外長和防長的“2+2”定期會晤，使得雙方軍事合作機制化。2008年12月，日澳又簽署了《軍事防衛合作協議》，強調要繼續擴大雙方在地區多邊安全合作框架下的合作，展開雙方軍隊人員的交流、艦隊訪問及訓練等防務合作，這些都為后來日澳防務合作的全面展開奠定了堅實基礎。

日澳通過構建一系列協議框架，自上而下推動了雙邊軍事合作向縱深和多層面發展。兩國逐漸加強了在軍事演習和訓練、情報交換、應對裁軍、武器擴散等傳統威脅，以及反恐、跨國犯罪等非傳統威脅，特別是軍貿領域，已逐漸成為日澳雙方合作的重點。日本擁有先進的國防工業技術，但由于長期受“武器出口三原則”的限制，外銷有限，為此，日本政府急于拓寬武器出口市場，將軍事技術及武器裝備轉讓作為深化兩國軍事關系的突破口，實現優勢互補，而澳大利亞則對日本先進軍事工業技術有極大需求，將引進日本軍工技術視為獲得先進國防科技、提升國防實力的契機。

2014年4月，日澳兩國政府制定了國防裝備與技術合作框架，簽署《防衛裝備及技術轉讓政府間協定》，明確了雙方在軍事技術合作方面的具體事宜，并成立日澳防衛裝備和技術轉移聯合委員會，負責商討決定屬于防衛裝備和技術轉移的相關項目。這是日本繼美國、英國之后的第三個“防衛裝備”合作項目，也是日本戰后首次對外出口尖端軍工技術，成為日澳防衛裝備聯合開發的開端，為未來兩國開展防務合作制定了規范。2017年1月，兩國又簽署了日本自衛隊和澳軍進行物資和勞務相互融通的《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修改版，更是進一步擴大了防務合作的范圍。

今年以來，雖然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各國交往深受影響，但日澳防務合作關系仍然保持不斷升溫的趨勢。10月29日，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與澳大利亞國防部長琳達·雷諾茲在東京舉行會談，雙方就空中加油試驗、無人機聯合研發、航天和網絡領域合作、軍事人員交流等方面達成一致，并在日本自衛隊向澳軍方提供“武器等防護”問題上達成原則性共識。

此次兩國簽署《互惠準入協定》，將進一步確定兩國部隊互訪、聯合演習的行政和法律程序，使得雙方武裝力量可以共同訓練為目的進入對方國家而不需要審查，同時也將大大簡化兩國軍隊在國內舉行軍事演習的政府審批手續，使得兩國共同訓練的軍種，也將從目前的海上、空中力量進一步向陸上部隊拓展，實現全軍種的防務合作，同時攜帶用于訓練的武器和車輛等裝備的手續也變得簡單，這些都將大大推進日澳兩國軍事“一體化”進程。

近年來，兩國雙邊或參加多邊演習的頻率大幅提高。

推動“四國合作機制”深入發展

日澳是美日澳印“四國合作機制”的成員國，同時也都是美國的重要盟國，無論是日本的《防衛白皮書》,還是澳大利亞的《國防白皮書》,都將對美關系作為本國對外政策中最重要的雙邊關系，都與后者締結了安全聯合保障與軍事條約。而從當前日澳軍事合作關系的形成過程和盟約模式來看，美國因素也無處不在，無論是在軍事交流對話、聯合軍事演習、情報共享協作等方面，都折射出濃重的美國色彩和難以抹去的美國影子。

此次日澳達成簽署《互惠準入協定》意向，也是受到美國“印太戰略”深化的影響。日本一直在尋求通過加強與其他國家的合作來補充其地區防御，特別是在西南方向的防御。日本認為，未來20年美國將繼續在全球保持絕對的軍事優勢，所推動的“印太”戰略將有利于其實現“動態防衛力量”的建設，因此積極配合美軍“印太”戰略的實施。而澳大利亞也一直將美國作為其國家安全的基石和最重要的長期戰略盟友，把追隨美國和與美開展軍事合作置于首位。因此，兩國還將繼續會在美國“印太”戰略的框架下，加強對其全球戰略部署的配合。

此外，隨著近年來美日澳印“四國合作機制”的不斷深化，日澳也在積極推動該機制的具體落實，探索由四國共同塑造“印太”地區“新秩序”。例如，就在日澳舉行會談達成《互惠準入協定》簽署意向的同一天，由美日澳印四國共同舉行的“馬拉巴爾”聯合軍演第二階段也在北阿拉伯海登場。此次演習是澳大利亞在2007年退出該演習13年后再次重返，也是四國合作機制成員國的首次全部參加，標志著四國合作機制正在從一個磋商和協調機制成為一個事實上的“準軍事聯盟”。在這種背景下，日澳希望通過簽署《互惠準入協定》，不僅實現兩國在軍事安全上的進一步捆綁，同時也將安全合作范圍拓展到其它國家，加強在地區防務等方面相互協調，從而使得四國更加方便在“印太”地區展開多個層面的軍事行動，來應對他們共同認為的所謂地區安全威脅。

此前日本還積極向澳大利亞推銷“蒼龍”級潛艇，但最終輸給法國的方案。

未來構建“軍事同盟”還不現實

日澳不斷深化防務合作,既是兩國追求本國多重目標的利益角逐和戰略博弈的結果,同時也是提升各自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地位的需要。對于日本來說，希望通過加強與澳大利亞的合作，更多地參與地區安全事務并借機向海外派兵，從而促進其向“正常國家”的轉變；而澳大利亞則希望借助日本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力增強同東亞各國的聯系，實現其在亞太世紀向亞洲靠攏的政治目標，提高其在該地區參與度和影響力。因此，在共同利益的驅動下，日澳防務合作未來仍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軍事同盟色彩也愈加濃厚。

但是，由于日澳對于加強防務合作的目標并非完全一致，同時兩國之間也存在諸多矛盾難以解決，因此未來發展進程也存在諸多變數。首先，軍事同盟需要在軍事安全領域內具備高度的利益一致性，需要有明確的合作與承諾，外部存在明確的威脅等基本特征，而目前日澳兩國還沒有完全具備上述要素特征,兩國能否結成軍事同盟，還受制于中國崛起的方式、美國推行“印太戰略”的決心與能力，以及中美關系的發展趨勢等外在因素，而并非僅取決于兩國的戰略意愿。

此外，日澳兩國在具體安全事務中還存在諸多觀點和政策分歧，也將會影響雙方防務合作關系的深化。例如，在此次討論簽署《互惠準入協定》的過程中，兩國在司法細節上存在不同看法。澳方擔心其軍人可能依據日本法律被判處死刑，因此要求“法外治權”，而日本由于擔心會重蹈駐日美軍的覆轍，在該問題上態度非常堅決，很難做出讓步，從而導致日澳兩國首腦會談后雙方并未立即正式簽署這一協定，而是僅宣布“在大框架上”達成了協定。

最后，美國因素對于兩國防務合作關系的發展也有很大的影響。對于美國來說，既希望日澳兩國關系走近，幫助其分擔在亞太地區的“重負”，但又擔心兩國關系過分密切，從而“尾大不掉”影響其在亞太地區的主導權。在無法充分預期和把握日澳結盟后可能走向的情況下，美國雖然會積極鼓勵日澳關系的發展，但并不支持日澳真正走向軍事同盟。而沒有美國的支持，澳日兩國安全合作關系將難以持續深化，只能力爭建立一套范圍和深度都有限的合作機制，要想在短期內結成正式軍事同盟還不現實。

（兵韜志略是由南京大學亞太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凌云志為澎湃防務欄目開設的個人專欄，盤點近期重大防務事件，評點信息背后暗藏的玄機，剝繭抽絲、拂塵見金，兩周一期，不見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