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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瓴救不了藥店？

2020-11-27 16:56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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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廖靜娜，編輯：段倩倩，頭圖來自：視覺中國

在深圳市軟件產業基地打開美團買藥功能，僅僅2公里內就有29家藥店，且都可以在40分鐘內送貨上門。在這29家藥店中，連鎖藥店品牌占據半壁江山，其中海王星辰有11家，民心大藥房有9家，其余則為當地民營藥店。

事實上，不止深圳軟件產業基地，全國各地的藥店數量都早已趨向飽和。同時，行業馬太效應凸顯，藥店連鎖率多年來持續增長。

在這背后，是全行業枕戈待旦，以期處方外流的全面到來。一方面，處方外流巨大的市場空間吸引了眾多玩家，醫藥電商入場后，大多數中小單體藥店只能在夾縫中生存；另一方面，資金雄厚的連鎖藥店企業通過吞并地方龍頭快速占領市場，外來資本入場后，行業并購更是被推到競爭白熱化階段，藥店溢價過高。

如今，連鎖藥店企業的策略已經從規模擴張轉變為深耕區域市場，行業并購事件驟減，而此前行業瘋狂并購所帶來的風險也正顯現。

藥店生存優勢被打破

連鎖藥店快速發展擠壓了單體藥店的生存空間，醫藥電商發展、“4+7”帶量采購政策推行等因素又正在打破線下藥店的生存優勢。

在國人“大病去醫院，小病去藥店”的習慣下，藥店憑借著低價藥品、購買便利、服務態度好等優勢，在改革開放后迎來了較長的黃金發展期。

初期，我國藥店主要以單體店為主，他們大多為夫妻檔生意，主要輻射社區周邊客戶，即使是三四線城市的一家小藥店也能養活全家老少。

到了21世紀初，連鎖藥店快速發展，他們用密集的門店占據市場，規模化效應提高了企業在供應商面前的議價權，低廉的價格分走了客流量，單體藥店利潤空間越來越小。

廣東汕頭一家單體藥店店主老吳告訴虎嗅大灣腹地，她和丈夫經營中藥店將近30年，“生意最好做是在1992-1996年左右，那時候只賣中藥和補品一個月有10萬塊的收入，現在賣藥加看病一個月撐死也就1萬多，利潤就五六千塊。”

令中小藥店難以為繼的還有越來越高的合規成本。根據零售藥店分類分級政策，不同類別的藥店可經營范圍不同，且需配備相應規模的藥師、執業藥師或藥學技術員。

業內人士李偉（化名）向虎嗅大灣腹地透露，在零售藥店分類分級政策推進初期，由于執業藥師比較緊缺，部分藥店甚至給予了執業藥師每月1萬元的額外補貼。如今，執業藥師缺口雖然有所緩解，但每月額外補貼也高達3000元，“如果都要做到合規的話，那很多單體藥店都會活不下去。”

資金實力雄厚的連鎖藥店開始了人才搶奪戰，但勢單力薄的單體藥店只能縮小藥店經營范圍，盈利空間進一步縮小，不少單體藥店被市場淘汰或成為連鎖企業的并購標的。

根據國家藥監局所公布數據，盡管我國藥店數量在快速增長，但從2014年起單體藥店數量就開始下滑，2017年時連鎖藥店門店首次超過單體店，到2019年底連鎖藥店門店達29萬家，而單體店僅為23.4萬家。

連鎖藥店的發展搶奪了單體藥店的生意。如今，不管是艱難存活的單體藥店，還是經營尚好的連鎖藥店，同時面臨著更多新挑戰，實體藥店以往的價格和渠道優勢不再。

首先，“4+7”帶量采購政策的推進下，藥品零售價格大幅度下降，藥店的利潤空間被進一步壓縮。其次，醫藥電商平臺出現后，實體藥店不再是最方便的藥品購買渠道，大部分非價格敏感型消費者被醫藥電商平臺收割，藥品零售市場也被入侵。

根據艾媒咨詢所發布的《2019全球與中國醫藥電商市場與發展趨勢研究報告》，2019年醫藥電商市場交易規模突破1500億元，且近幾年年均增速高達35.4%。

同時，隨著職工醫保賬戶中單位繳費計入統籌基金的逐步推行，線下藥店能分到的市場蛋糕越來越小。根據國家藥監局所披露數據，截止2019年底我國藥店平均服務人口為2672人，而2010年這一數字則為3360人。

高瓴終結的藥店并購潮

在此背景下，藥店行業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并購潮，經營不善的單體藥房，要么被巨頭吞并，要么被資本收購。高瓴資本入場后，藥店的并購被推到了高潮。

我國藥店企業的“跑馬圈地”最早可以追溯到2002年，在藥品零售相關政策的支持下各路資本涌進，國藥集團、海王星辰、珠海麗珠、三九等企業主要通過快速自建門店搶占市場，彼時行業并購相對平緩。

2014年前后，連鎖藥店企業規模擴張主流方式逐漸由自建轉變為并購，正值上市前夕的四大連鎖藥店老百姓、大參林、益豐、一心堂成為市場上的大買家，行業并購節奏相比之前加快。

藥店的收購價格并非以市盈率（PE）來計算，而是以“市銷率”（市銷率=總市值/主營業務收入）作為衡量標準，即使虧損或資不抵債的企業，也能轉手賣出一個好價格。《中國企業家》報道，彼時藥店的市銷率從原先的0.5被拉高到了0.8。

老百姓大藥房方告訴虎嗅大灣腹地，藥店并購包括資產收購和股權收購兩種方式。前者主要考慮標的藥店所在位置及經營情況；后者則需要深度了解標的世紀運營效率、管理層情況、創始人畫像、當地市場競爭力、當地監管環境、后期公司整合優勢和風險等，而這些前期的盡職調查通常就需要花費數月時間。

僅前期盡職調查就要花費數月時間，傳統連鎖藥店這樣的并購速度在高瓴資本看來還是太慢了。

幾乎要被推上神壇的高瓴資本創始人張磊曾經說到，高瓴資本采用的是研究型模式，通過研究發現最好的商業模式，再尋找跟最好商業模式契合的最好創業者一起發展，“如果可以通過二級市場實現，我們就買入股票長期持有，如果沒有這樣的公司，我們就尋找私人市場，如果沒有私人市場，我們就自己孵化。”

或許在張磊看來，二級市場上的實體藥店企業中并沒有“最好的創業者”。因此，高瓴資本，親自下場孵化“最好的商業模式”下的“最好創業者”，成立了大健康領域的實業公司高濟醫療。

高濟醫療的入場急劇加速了藥店并購熱潮，藥店估值更是隨著哄搶而大幅度抬高。

柏煜表示：“高瓴資本入場后，他們為了快速擴張規模，出價比較高，所以并購速度很快，藥店價格也被炒高了。”

2017年成立后，高濟醫療花費兩年時間就并購了上萬家藥店，目前已經是國內規模最大的連鎖藥店，2018年高濟醫療零售營收規模超300億元，而成立于2000年的一心堂藥房當年營收僅91.76億元，2005年面世的老百姓大藥房該年營收為94.7億元。

以“亞洲最美藥房”萬蕓藥房為例，知情人士向虎嗅大灣腹地透露，從2017年開始萬蕓藥房前后接觸了10多家意向收購方，而2018年7月，高濟醫療以最高的價格完成了此樁收購，全程也僅僅花費了半年時間。

此時，藥店的市銷率已經翻番。知情人士透露，石家莊新興藥房同時為高濟醫療和益豐大藥房看上，最終益豐以13.84億元收購了石家莊新興藥房86.31％股權，這樁并購的市銷率達到了1.87。

直到2018年下半年，隨著多方資本逐漸完成前期的規模擴張，藥店并購熱潮終于冷卻下來。“高瓴資本是最后一個進來的，一直到現在都沒有更大的機構入場參與藥店并購，因為市場上不會有更大的錢了。”柏煜說道。

而上市連鎖藥店規模擴張的主要方式也從并購轉變為自建門店。根據2020年上半年財報數據，報告期間大參林、一心堂、老百姓、益豐分別自建門店439、535、418、269家，而收購門店則分別為2、0、94、35家。

“市場上優秀的標的越來越少了，而且收購是有溢價的，后期整合也需要成本。現在這些企業發現自建門店的成本反而更低，也能更好地管控一些。”陳春華提到，隨著供求關系的改變，當前藥店的并購價格比起前幾年已經大幅度下降。

柏煜認為，當前連鎖藥店都在深耕區域市場，因此未來不同區域之間的龍頭藥店并購會更加激烈，上市連鎖藥店之間的并購也有可能發生。

深耕區域市場

并購不同區域的藥店，也意味著企業收割了相應區域的市場。隨著并購熱潮的結束，龍頭連鎖藥店企業在全國各區域分據市場的大局也初步定下。

以四大上市連鎖藥房為例，連鎖藥店呈現著“區域性”特點，老百姓大藥房的門店主要分布于華中和華東地區，大參林所深耕區域則立足于華南地區，一心堂則重點發展華南和西南區域，益豐大藥店核心市場在于東北、華東和中南地區。

在這之后，藥店的新難題則是如何整合收購的門店，從而深耕已占據的市場，并尋找成為區域龍頭的機會，而此前并購的風險也在這一階段暴露無遺。

老百姓大藥房方告訴虎嗅大灣腹地，項目收購完成后，公司一般會通過強化商品結構、降低采購成本、提高資金效率、建立營運標準、優化人才梯隊、梳理工作流程等方式以維持項目營收和凈利潤的持續增長。

但在并購熱潮中，行業并購標的魚龍混雜，這給后期門店整合帶來了許多不確定性。

曹遷提到：“有些企業在收購前期的盡職調查做的不夠充分，沒有把項目情況了解的特別透徹，收購過來后門店經營狀況會出現波動，有些門店收過來后發現很難盈利就直接關掉了。”

早在2005年，彼時海王星辰副總經理牟良平就在公開場合說到：“收購一家藥店后，所需要投入的資金往往是收購的好幾倍。”

即使收購了經營狀況良好且合規的區域龍頭連鎖藥店，也不意味著企業想做區域“老大”的道路就會一帆風順。

李偉舉例，廣西一家龍頭連鎖藥店品牌在當地擁有100多家門店，該創始人將其中80多家門店賣給了某上市連鎖企業，留下10幾家門店獨自經營。但在之后幾年時間內，創始人東山再起又擴張了100多家門店，重新成為當地龍頭連鎖藥店。

李偉解釋，該創始人為醫學專業出生，平時親自給員工授課，將員工打造成半個專業醫生，且開出的薪酬甚至比上市連鎖藥店還要多500-1000元，因此員工們愿意跟著他繼續打拼，“原先上市公司收購的門店現在可以盈利，但創始人后來新開的門店經濟效益甚至更好，未必上市公司就有絕對優勢。”

連鎖藥店企業在進入區域市場后，更得應對當地龍頭企業發起的保衛戰。

李偉提到，在前期大規模擴張中，高濟醫療在河南省收購了不少連鎖藥店，拼湊了超40億元的盤子。如今，高濟醫療在深耕河南市場過程中發現，本土連鎖藥店張仲景大藥房也在嘗試成為當地龍頭企業，并加快了自身規模擴張。河南商報報道，2017年張仲景大藥房在河南省門店數量僅為500家，到了2019年這一數字增長到1200家。

張仲景大藥房能快速在河南自建門店絕非一朝一夕的功夫，而是企業在當地市場多年的經營積累。像高濟醫療這樣突然闖進區域市場的玩家，縱使資金實力雄厚，但在監管審批流程上都十分繁雜的藥店生意上，未必就能有十足勝算。

由于不同區域間的藥品經營質量管理規范（GSP）存在較大的差異性，企業針對不同區域的情況作出不同的應對措施。李偉表示：“地政關系對藥店的建立來說很重要，如果企業不了解這個區域的情況，開店速度就會很慢，像藥店經營文件的審批流程可能就比本土企業要慢得多。”

“處方外流”何時能流？

無論跨區域大規模并購或是深耕區域市場，這都是連鎖藥店企業承接處方外流市場的準備。

而處方外流正是當前最有望推動“醫藥分開”的關鍵形式之一。

“醫藥分開”是我國從1997年開始就不斷推進的醫療衛生政策，這不僅有利于降低藥品價格，也能完善藥品流通渠道。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法律規定醫生不能收取“處方費”，專業技術無法養活醫生和醫院，藥品加價部分成為公立醫院的主要收入來源，“以藥養醫”的局面維持至今，尤其以處方藥為甚。

而最早提出“處方外流”形式是在2007年發布的《處方管理方法》中，“除麻醉藥品、精神藥品、醫療用毒性藥品和兒科處方外, 醫療機構不得限制門診就診人員持處方到藥品零售企業購藥。”

在此之后，盡管相關部門不斷推出政策以推動“處方外流”，但局面至今都沒有明顯的改善。

《2018年中國醫藥市場發展藍皮書》顯示，2018年我國藥品銷售額達17131億元，其中公立醫院渠道占比高達67.4%，零售藥店渠道占比22.9%，基層醫療機構渠道占比僅為9.7%。在處方藥銷售額中，公立醫院渠道占比近80%。

處方外流還意味著藥品零售渠道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這注定是一個浩大且漫長的過程。前國家衛生部部長陳竺曾公開表示：“醫藥分開并不是把藥店從醫院分出去，而是將醫藥購銷合同上的利益和醫務人員的行為分開。”

以日本為例，其醫藥分開改革進程也十分緩慢，至今已經發展了60多年。

早在1956年，日本政府就在《醫藥分業法》中明確“醫生管診療，藥劑師管配藥”的規定，開始推行醫藥分開改革。期間，日本政府不斷推出相關強制性政策，并對公立醫院和醫生利益重新梳理后，直到1998年，日本處方外流比例才終于增長到了30%，且這一數字在2013年升至70%。

日本醫院開出的處方主要流向了“調劑藥局”，即位于醫院或診療機構周邊的藥店，并配有執業藥師為患者提供配藥、用藥指導服務。公開數據顯示，從1998年開始，調劑藥局的配藥金額每年以9%的速度在增長，2015年時這一金額達到了4300億元。

在國內，連鎖藥店企業為了更好地承接處方外流市場，早在2003年就開始布局“直接面向病人”的DTP藥房，DTP藥房擁有藥企的藥品經銷權，主要銷售抗腫瘤、罕見病、慢性病等方面的新特藥，并配有執業藥師為客戶提供配藥和用藥指導服務。

2019年，中國醫藥商業協會副秘書長葉真曾在公開場合表示，我國DTP藥房大約為1280家，且銷售金額已經超過百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