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廬墨戲——陸小曼的藝術世界”展覽日前正在上海靜安區圖書館海關樓舉辦（展至2020年11月29日），展出一批此前從未公之于世的民國才女陸小曼書畫作品和文獻。

“澎湃新聞·藝術評論”(www.kxwhcb.com)經授權刊登陸小曼堂侄女撰寫的《憶姑母陸小曼》。上篇介紹陸小曼早期家庭和婚前生活、與王賡的第一段婚姻關系。

陸小曼

陸小曼是我的姑母。自我出世到她逝世的五十一年中，我們有三十多年相處在一起，特別是姑父徐志摩逝世后，我就搬住在她的房內，從此朝夕相處，相依為命。她每遇到高興或者煩惱的事，總是推心置腹和我談說，所以我對她一生的經歷和遭遇比較了解。

姑母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在北京、上海的社交界中和報章雜志上，曾轟動一時，社會上對她和王賡、徐志摩的關系，有著各種不同的傳說，她在世時曾向有關方面作過一些聲明。現據我的回憶，如實地將她的一生事略寫出來，供有關方面參考。

陸小曼參加陸宗麟與邱沈鈞婚禮的舊影

一、家庭和婚前生活

陸小曼生于1903年，原籍江蘇常州，實際上生長在上海。1965年4月3日因宿疾久治無效，病逝于上海華東醫院，享年63歲。

陸小曼的父親叫陸定(1873—1930)，字建三，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在日留學期間，參加了孫中山先生的同盟會，因此在民國初年袁世凱任大總統時，曾下令逮捕了陸定和其他很多同盟會會員。不久，袁世凱殺害了十三名同盟會會員，陸定由于曹汝霖、張一麐等人的營救，免遭殺害而獲釋。后來陸定在北洋政府當過財政部司長，還創辦了中華儲蓄銀行，自任經理。據說我國銀行界零存整取的儲蓄方式，就是他第一個試辦的。中華儲蓄銀行因北洋政府發行的“九六公債”發生停兌風潮而倒閉，陸定因此破產。北伐戰爭后，國民黨國民政府成立，聘請陸定為財政部參事。他由于晚年處境不佳，悶悶不樂，于1930年因病逝世，終年57歲。

陸小曼的母親叫吳曼華，所以她取名小曼。吳曼華也是江蘇常州人，出身于官宦人家，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女士，特別擅長工筆畫。在清代，陸定一度擔任北京貝子貝勒學校的教師，這些王子王孫寫的文章作業，陸定帶回家中，由吳曼華幫助批改，可見她的文學基礎很好。

陸定夫婦先后生育了九個兒女，不幸大都在幼年、中年死去，只有排行第五的女兒陸小曼幸存，因此對陸小曼十分寵愛，視為掌上明珠。加上生長在官僚家庭，這對陸小曼的性格和生活作風，有著很大的影響。

陸小曼習字

陸小曼自6歲起，進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女子附屬小學讀書，13歲那年轉入北京圣心學堂讀書。圣心學堂是法國人辦的，當時一般人叫它“法國學堂”。學生都是居住在北京的外國青少年，附帶招收少數中國學生。因為收費高，是貴族化的學校，多半是北京軍政界部長級一類官吏的小姐才能進得去，如曹汝霖的女兒當年也在圣心學堂讀書。陸小曼生性聰慧，又肯勤奮學習，十六七歲時已精通英、法兩國文字，還能彈鋼琴，長于繪油畫。有一次外國人到圣心學堂參觀，看到一幅油畫，問是何人所繪，當校方告知是學生陸小曼的作品時，外國人很欣賞，當即支付200法郎，作為學校辦學經費，將這幅油畫買去，此事引起校內和社會上對陸小曼的注目。

陸小曼《日長山靜》

北洋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要圣心學堂推薦一名精通英語和法語、年輕美貌的姑娘去外交部參加接待外國使節的工作。當時圣心學堂校方就選派陸小曼前去。那時她十六七歲，經常被外交部邀請去參加接待外賓，主要是擔任口頭翻譯。她后來常常和家人談起:在那個時候，擔任這種翻譯工作非常傷腦筋，因為不僅僅把雙方的對話譯出來就算了事，還須隨機應變來對付這些蔑視華人的外國人。例如，有的外國人在檢閱我國儀仗隊時，看到儀仗隊的動作不夠整齊，就會當場出言不遜，表示不滿，這時為了維護國家的體面，就得立即用適當的話來對付。又如在招待他們看文藝晚會時，對于有些水平不高的演出，他們常會毫不客氣地說:“你們這么糟糕的東西，怎么可以搬上舞臺。”在這種場合，就非回敬幾句，壓一下洋人的氣焰不可，以爭回祖國的榮譽。所以她對舊中國軍閥官僚的腐敗無能和洋人的侮辱、嘲笑，因身歷其境，感觸特深，這就使她以后對一切軍閥、政客特別厭惡。

我清楚記得，有一次在上海，她帶了我去參加一個節日宴會，會上有的外國人為了取樂，用點燃的紙煙頭，接觸中國兒童手持的氣球，突然“乒”的一聲爆破，原來高高興興玩著的孩子，嚇得哭叫起來，而那些外國人卻捧腹大笑。這些中國孩子都是所謂高級華人的子女，可是高級華人眼看洋人作弄自己的孩子，只是尷尬苦笑，誰也不敢提出抗議。姑母陸小曼睹此非常氣憤，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她也用同樣的做法燒破外國兒童的氣球，使洋人吃驚，也使那些高級華人目瞪口呆，而姑母自己則坦然自若。我對此印象非常深，當時的情景如在眼前。

顧維鈞對陸小曼的表現頗為滿意，曾當著陸定的面對一個朋友說:“陸建三的面孔一點也不聰明，可是他女兒陸小曼小姐卻那樣漂亮、聰明。”陸建三聽到這話，深感啼笑皆非。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陸小曼認為國民黨和北洋軍閥相比是講得好聽，干得更壞。在那段很長的時期里，又遇到徐志摩不幸逝世，精神上受到的挫傷、打擊太大，加上身體羸弱，長期臥病在床，足不出戶達十余年之久，根本不愿與外界接觸。

小曼

她生長在官僚、銀行界的家庭中，又是九個孩子中僅存的一個孩子，父母寵愛，養成高傲、奢華的生活習氣，加上在教會學堂受教育，在社會上接觸一些上層人物，形成當時稱之為名門閨秀的氣派，這是不足怪的。她在1925年3月11日的日記中寫道:“可嘆我自小就是心高氣傲，想享受別的女人不容易享受得到的一切，而結果現在反成了一個一切不如人的人。其實我不羨慕富貴，也不羨慕榮華，我只要一個安樂的家庭、知心的伴侶，誰知道連這一點要求都不能得到，只落得終日里孤單單，有話都沒有人能講，每天只能強自歡笑的在人群里混。”

現在我再舉幾個例子，來說明她的為人:

徐志摩雖是受西方教育的文人，但他對國民黨的腐敗統治極為不滿，不但不做國民黨的官，而且從不與國民黨官僚政客交往，這對我姑母有很大影響。記得1932年，我姑父不幸逝世后不久，張慰慈曾對我姑母談起，宋子安想來拜訪她，她毫不遲疑地加以回絕。后來又有一次，張慰慈特意打來一個電話，說宋子安請她去吃飯，她再一次斷然拒絕。大家知道，宋子安是宋子文、宋美齡的弟弟，如果和宋子安結上良緣，“榮華富貴”是享用不盡的，可是她毅然果斷地拒絕了。

陸小曼《日色冷青松》

根據我舅公，也就是陸小曼的表舅周叔廉說:當陸小曼和王賡離婚后不久，美國好萊塢某電影公司匯寄給她一筆巨款(5000還是10000美元，現在不能肯定了)，邀請她去美國拍電影，這時很多親友勸她去美國。但她認為一個中國女子去當外國的電影明星，不是光彩的事。在談家常中，如提到當時在好萊塢的黃耐霜，她總是搖搖頭，表示不值一談。同時，她父母只她一個親人，也舍不得讓她去美國。最后，還是由她自己決定不去美國，將那筆巨款寄回。

約1941年間，徐志摩父親徐申如在臨終之前，派他的賬房先生譚某請陸小曼回浙江硤石徐家去一次，徐申如當時是硤石的豪紳巨富，準備在他的產業中分一份給兒媳陸小曼，但她并沒有回硤石接受遺產。

又如1957年的某一日，張歆海的夫人韓湘眉由美國來華探親，看到我姑母時非常高興，說她竟胖得認不出來了，還說她的精神這樣好，真是想象不到。韓又告訴她，在國外的老朋友都知道她渾身是病，什么工作也不能做，而且生活無著，日子很難過，所以都希望韓這次回國能來看看她問候她，并委托韓替大家給她一點幫助。她表示感謝老朋友們對她的關懷，但斷然謝絕了她們給她的幫助。在她整個一生中，類似情況是一貫的，直到祖國解放，在黨的關懷教育下，像她這樣悲觀消極的人，才開始了新的生命。

二、與王賡的關系

陸小曼與王賡是在1922年結婚的，那年我姑母剛19歲，他們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種形式的結合。

王賡，江蘇無錫人，作家王西神的侄子，比我姑母略大幾歲，婚前曾去美國西點軍校學軍事，畢業后回國，由我姑母的寄父母唐在禮夫婦介紹與陸小曼相識，兩人又經父母同意訂了婚，于1922年完婚。王賡曾在北洋政府軍界任職，由于北洋軍閥混戰不休，全國經濟長期停滯，加上貪污腐化，北洋政府財政拮據，經常發不出軍餉。王賡婚后，不斷向岳父陸定的銀行透支借貸，影響陸定經營的中華儲蓄銀行。常有頭寸調不轉的情況，據說中華儲蓄銀行的倒閉，與王賡在該行的大量透支有關。婚后第二年，王賡任黑龍江省哈爾濱市警察局局長，由于當時的陸小曼已有名氣，有人在哈爾濱市的街頭上張貼陸小曼的大幅照片。不久，王賡又回到北京，在北京北洋軍閥部隊中工作，具體職務不詳。他們在初婚的頭六個月，感情尚好，以后王賡對我姑母態度逐漸不好。據說王賡早年喪父，加上患有腎炎，性情急躁，兩人的感情起了變化，夫婦不和，經常爭吵。

陸小曼自用品

當然，這樣的關系是維持不下去的，后來在上海兩人又發生一次大爭吵。那天，唐瑛(上海的名門閨秀，當年有“南唐北陸”之說，就是指在南方的上海有唐瑛，在北方的北京有陸小曼，兩人是京滬兩地聞名的女性)請他們夫婦吃飯，王賡有事，吩咐陸小曼不要單獨隨他們外出跳舞。陸聽了這番話，非常氣憤，當同伴們約她外出跳舞時，她沒有馬上答應，有人開玩笑地說:“我們總以為受慶(王賡的號)怕小曼，誰知小曼這樣怕他，不敢單獨跟我們走。”同伴邊說邊拉她往外走，剛要上車的時候，正巧王賡也來到了唐家的門口，看到陸不聽他的話，氣得面孔緋紅，大聲責罵她:“你是不是人，說定了的話不算數!”周圍的賓客看到這個局面，紛紛溜走，她就被王賡接回家去了。陸小曼在眾人面前受到王賡的辱罵，實在又氣又恨，第二天就找她母親，非回京不可，聲明今世再也不回王家，準備侍奉兩老歸天。在這種情況下，母女倆回到北京，她將在上海受王賡當眾辱罵的情況告知父親，陸定也非常氣憤，支持女兒的行動。可是母親堅決不同意女兒和王賡離婚，為了這件事家庭之中經常不和。

最后陸定瞞著妻子，打電報給在上海當律師的親戚李祖虞，委托他在上海與王賡辦理離婚手續。當李祖虞去找王賡的時候，王賡已經在吃官司了。因為王賡當時代表北洋軍閥來到上海購買軍火，對方是個白俄，專門販賣軍火，王賡將買軍火的款項交給這個白俄以后，白俄攜款逃跑失蹤。所以北洋政府派人來上海查辦此案，將王賡關押起來。那天王賡對陸小曼發脾氣，大肆辱罵，就是因為發現這個白俄已經潛逃，心情非常焦慮急躁，但他并未將此事原原本本地對陸小曼講明，反而將怨氣發泄在陸小曼身上。

王賡在獄中接到離婚的要求，就同意簽字離了婚。當李祖虞將法院準予離婚的判決書通知北京，陸家又引起了一場風波。因為陸定委托李祖虞在上海代辦離婚，全家并不知道，等到李祖虞手續辦妥以后，木已成舟，陸母認為不應該當王賡被捕在獄時，逼迫王簽字離婚，這是不道德的，因而引為內疚，和陸定爭吵，經親友勸解才平息。

離婚后，王賡好幾年沒有再來姑母家中。1931年10月，我姑父徐志摩不幸因飛機失事逝世，王賡聞訊，曾于同年11月前來上海我姑母家，探望姑母一次。當時我姑母情緒不佳，臥病在床，王賡進了姑母房內，一面動手拉開窗簾，一面對我們在場的人說:把房間搞得這樣暗，不通氣，不但不利于病人，就是沒病的人也要生病的。他看到姑母在昏睡中，不愿打擾，坐了一陣就走了。看來王賡是有心和陸小曼破鏡重圓的，陸母也希望如此，但姑母堅決拒絕。

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不久，在上海《申報》上曾刊載了一條轟動全國的新聞，說王賡在上海外白渡橋堍的禮查飯店丟失了作戰的軍事地圖，同時又說王賡和陸小曼的關系，似乎王賡的重大失職，是為了追求美人而引起的。當時姑母一直臥病在床，一·二八戰爭期間，根本沒有出過大門，憑空編造的這條“新聞”，對她無疑禍從天降。事關國家大事和個人名譽，陸小曼為此曾去申報館要求更正，但申報館只是用小體字登載在不重要的版面上。

陸小曼

王賡確實是參加一·二八淞滬戰役的，由于泄密失職，被蔣介石逮捕，關押在南京獄中。當時我們一家人都非常氣憤，為什么姑母與王賡離婚已有六七年，還會無緣無故造謠中傷她。為了此事，陸母患了精神病，一定要派人去南京，問獄中的王賡究竟是怎么回事，并追究此事的責任，此一任務就落在我父親陸耀焜的肩上。這是因為，第一我父親和陸小曼，雖然是堂兄妹的關系，但由于我父親自幼喪失父母，一直由叔父陸定撫養長大，和陸小曼長期在一個大家庭里生活，無異嫡親兄妹，完全有責任為她查究事情的真相。第二，王賡和我父親感情非常好，在王和我姑母離婚之后，王和我父親之間的情誼，還是保持不變，他有把握可向王了解內情，所以決定由他去南京向王面詢。

我父親見王后，告訴他，他這次闖了大禍，害得姑母全家不安，不但姑母本人加重了病情，她母親也因受刺激太深，發了精神病。故非迅即把問題澄清不可。王賡當時對我父親仍以“阿哥”相稱，流著淚對我父親說:他的軍用地圖落入日軍手中，泄漏了軍機，是事實。但別人為什么借此造謠中傷陸小曼，則他也不知道。他告訴我父親的丟失地圖的經過，后來是姑母講給我們聽的，事隔四十余年，我現在只能隱約地記其大概。

據王賡說，在一·二八淞滬戰役開始不久，正在激戰中，我國軍隊想用炮彈把日軍駐江灣的司令部炸掉，可是總有偏差，不能命中，王也是指揮人員，很著急，心想是技術方面有問題，決定去找在美國總領事館做事的美國西點軍校的美國同學，請教一下。他就穿了一件長袍，但忘了換下顯眼的軍褲，帶著皮包，自駕摩托車前往。他須取道外白渡橋，事前既不知道在外白渡橋已有日軍崗哨，又因他是高度近視眼，未能較早發現日軍崗哨，等到駛近看清日本兵，準備掉頭回避時，日本兵已看到他外露的軍褲，就追了過來。他急忙逃入橋堍的禮查飯店，躲進廚房，要中國廚司把他隨帶的皮包，放進爐內燒毀，廚司因事出突然，嚇得一時不知所措，而日本兵已經跟蹤追來，將他扭住，把他連同皮包一起帶走。他當時就向日軍聲稱，不用硬扭，愿跟著走，但是必須到左邊的捕房轉一轉。因為租界里是不能隨便逮捕人的，所以他們就一同到了虹口捕房。王的目的是想把裝有機密文件的皮包交給捕房里的中國人，后果然如王所愿，皮包沒有落到日本人手里。

陸小曼《古木昏鴉》

陸小曼《野渡無人舟自橫》

當時王賡還要我父親相信他，他以人格保證，決不會干那種“獻地圖”的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無恥勾當。關于這件事究竟真相如何，至今還沒有別的材料可資左證。但我們家里人，根據他平時不愛虛榮、不貪小利、節儉樸素、誠實可靠等比較正派的生活作風和愛國思想，都認為他并不是那種甘心“獻地圖”的賣國之徒。此外，如果王賡確實是獻圖的話，蔣介石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只關了王賡幾個月就放出來，不久還送往國外工作。

大概是在1936年，王賡從國外回來，到了上海，原打算去看望我父親，因為他在先見面的親戚那里，知道我父親已在1935年去世，就沒來我家。那時我本人在南京工作，他到南京后，就找我去見他，向我問長問短，著重問我父親去世后有什么困難。從那以后，他和我們完全失去了聯系。

1945年初，我在重慶遇到蔡文治，他是參加開羅會議的中國代表團的軍事參謀人員。據蔡告我，1943年中美英三國在開羅開會，美國方面指定要王賡參加會議，因為他是美國西點軍校的畢業生，美國人相信他。那時王賡雖有病，也被蔣介石帶往埃及，上飛機后，病就復發，留在開羅治病，聽說后來病死于開羅。

上海市靜安區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整理(原文刊載于《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58輯，未作刪改。原題為《憶姑母陸小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