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經濟敘事其實很多，除了大熱的“凡爾賽”，也有同樣大熱的“內卷”。

內卷的典故，不是個笑話

據說，“內卷”的“熱門”首先出現在一些有名知名著名的高校，名校學霸們間流傳著一些不分晝夜不分場合不假思索堅定不移進行學習的“模范帶頭”照，有的人床邊就是文山書海，有的人騎著自行車還不忘讀書，最終，“邊騎車邊用電腦寫論文”的“清華卷王”成為公認的“贏家”，甚至被制作成表情包流傳于世、風靡一時。

此時引發了一波熱議，很多同學說，現在大家都很優秀，要想更優秀只能加倍努力，別人刻苦學習一個小時，我就苦苦學習一個半小時，才能比別人多考一分。在寫作業方面也是如此，老師布置作業要求5000字，大家就必須展開“字數競賽”，因為5000字已經成為入門標準而已，有些人會洋洋灑灑寫上萬字，有些人只好吭哧吭哧寫上兩萬字，方能彰顯學神本色。學生們紛紛怨嘆：苦啊！實在是太苦了啊！內卷風一起，無人能夠獨善其身，你可以不卷，但不能夠不“被卷”，卷來卷去、水漲船高，內卷之風愈演愈烈，內卷之毒，有甚于蛇者乎。

一些教育工作者解釋了這種現象，并提出了諸如要端正學習目標等深刻的道理。

而最近據傳是華為內部的一篇文章又讓“內卷”火出了圈，這篇文章總結道，無意義的精益求精是內卷。將簡單問題復雜化是內卷。為了免責，被動的應付工作也是內卷。與預期的目標嚴重偏離的工作也是內卷。低水平的模仿和復制是典型的內卷。限制創造力的內部競爭是制度性的內卷。在同一個問題上無休止的挖掘研究是內卷。其認為，造成“內卷”的主要原因是“囚徒困境”，而內卷是對青春的消耗。

如果說從溫良的高校傳出“內卷”化故事還屬于幽它一默亦笑亦淚，那么，從以狼性文化而著名的企業傳出此種“內卷”化情緒則讓人完全笑不出來。

 內卷化曾用來解釋社會衰敗

“內卷化”一詞來源于拉丁語involutum，原意是“轉或卷起來”。康德區分了“演化”和“內卷化”。戈登威澤用它來表述這樣一類文化模式，即當達到某種形態以后，既沒有辦法穩定下來，也沒有辦法使自己轉變到新的形態，取而代之的是不斷在內部變得更加復雜。1963年，美國人類學家格爾茨(Clifford Geertz)在《農業內卷化》一書中運用了“內卷化”概念來描述印尼爪哇地區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將這一概念引入到農業經濟領域，并提出“農業內卷化”。格爾茨的內卷化概念可以概括為，“一個系統在外部擴張受到約束的條件下內部的精細化發展過程”。此后，“內卷化”概念也被應用于中國研究中。

有些學者從“內卷化”角度來分析明清時代的中國社會，以解釋為何中國發達成熟的農業經濟沒有孕育出工業革命，而歐洲的低地國家和英國創造了工業革命的奇跡，具有相當的理論解釋力。

在上世紀40年代的相關研究中，基于“內卷化”理論，有人提出基層治理的“經紀模式”，非常具有啟發性意義。“經紀模式”強調，鄉村干部居于國家與鄉村社會之間，在完成國家治理目標的同時，也借此實現自身利益目標。在華北農村的研究發現，受西方入侵影響，國家竭盡全力加強對鄉村社會的控制，尤其是從鄉村社會汲取財源用于政治現代化建設，然而，國家在基層進行權力擴張，卻缺乏相應的官僚化能力和治理水平，在征稅和地方治安等方面只能啟用吏役作為代理，強力管制和能力低下加成，形成了非常畸形的國家政權“內卷化”困境，一幫黑社會性質的貪腐吏治出現，對上中飽私囊、對下敲詐勒索。基層政權進一步受到腐蝕，從而最終對國家政權穩定造成威脅。

農村內卷化的討論

似乎殷鑒不遠，但近些年，農村鄉鎮“內卷化”的討論也一樣變得更多。

內卷化講的是改革困境，而中國的改革自農村開始。四十多年的農村改革與發展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然而，相較于城市發展而言，農村發展依然顯得比較落后，盡管中央政府向農村地區投入了大量的財力與人力。截至2020年，中共中央已經發布了22個以農業、農村和農民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對農村改革和農業發展做出具體部署。據財政部官方數據顯示，2017年度全國農林水財政支出為21085.59億元，在24項支出中排位第三名。投入的人力、物力、財力不可謂不小，但有沒有產生相應的效益呢？

從多項研究結果看，多數學者認為國家提取資源過程中所產生的農民負擔主要是由基層組織造成的。有些研究發現，基層存在著基層代理人具有謀利性、權宜性和選擇性的特征，容易在任務落實過程中出現目標偏移。但如果“板子”就這么輕易地打在基層干部身上，似乎事情也就容易解決了。但實際情況，遠遠比想象中復雜。

比方說，1994年，開始實施“分稅制”改革，使中央財政的實力及所謂的“國家能力”不斷增強，但地方政府事權與財權不匹配。2002年農村稅費改革啟動，一系列惠農政策出臺，改革受到農民擁戴，但鄉村體制發生變革，稅費改革初期所釋放的經濟效能和政治效能很快消逝，改革增強了農民對國家的政治認同，但同時削弱了基層組織的治理權力與治理能力。由于稅費取消所帶來的鄉村財政困境造成農村公共品供給嚴重短缺，基層組織演變為松散的“懸浮型”政權，鄉村治理遭遇新一輪危機。危機導致對中央的“倒逼”，迫使其采取新的措施、輸入更多的資源進行應對。

而基層則更多呈現對上與對下均采取“策略主義”的運作邏輯。這不能不說也是一種“內卷化”。

基層干部作為“夾心層”，只能“內卷化”

在目前的壓力型體制下，鄉鎮政府處于目標考核體系末端，其將壓力下移給村干部，但無論是鄉鎮一級或是村一級領導干部，或從根本上缺乏充足的權力和資源來完成目標。尤其是當前，國家通過規范化、標準化的項目制運作方式向農村輸送資源，于是，壓力型體制將各種任務、指標層層轉移至鄉鎮政府及村干部，基層被籠罩在以“維穩”和農村發展為中心工作的壓力下，但一方面本身的官僚體制建設就十分薄弱，另一方面，村莊社會有著鄉土性、非正式的傳統特征，而規范化項目制度與之并不能融合，結果是，基層干部需要在既打破舊規則又缺少新體系的基礎上完成傳統型村落的現代化任務，改革困境可想而知。

于是，通常而言，就更可能看到兩種情況。一種是基層干部向基層村莊尋求可以依靠的力量，這些力量往往是當地的“精英”家族等，以這種非正式的架構進行基層工作的“統籌”和“推進”，也被一些學者稱為“壓力型體制下基層政府與村莊精英的共謀”；另一種則是消極作為，主要邏輯是“不出事”。基層干部在鄉村治理中表現消極敷衍，不主動介入公共事務。即便在國家輸入資源的過程中，一些村干部也完全缺乏主動爭取的意愿，甚至對于一些純粹分配性的資源都盡量回避，使得資源與農民無法實現對接，農村公共服務難以獲得改善。有些村干部說，“我才不去爭取什么項目，很多項目送我都不要”。

上面給錢、給項目、給資源，基層干部卻不要，是不是道德問題？

恐怕不是那么簡單。

稅費改革后，基層財力薄弱，許多國家劃撥資源需要自己“配套”，基層有些地方“配套”不起，而且，項目實施通常涉及村民配合。但當前農村普遍遭遇釘子戶無法治理的困境，導致項目無法實施，公共品供給失效。有村干部說，“凡是與老百姓打交道的地方，涉及到一點利益，就有可能被刁難”。

作為“夾心層”，只能“內卷化”。

透過小眾“內卷化”故事看背后的運營危機

內卷化從高校輕松有趣的網絡段子而來，隨著狼性企業內部的“吐槽”而“紅”，但其實仔細去看，尤其從鄉村治理出發，會發現，“內卷化”并非一時一地之事，而且早已經發生在許多地方、領域。比如鄉村，這些年關于鄉村治理中層出不窮的問題報道，我們都看見了中央對農村工作如何重視、資源如何輸送，而鄉村治理中的“村霸”問題、“一刀切”問題、“不作為”問題總能在新聞上激發大眾的質疑。事實上，這些問題不只是在鄉村，也在其他地方和領域發生。

但是，從鄉村問題的深層次分析中，能夠發現，“內卷化”其來有自。初衷與結果背離并非無風起浪，也不能簡單歸結于個人道德良知和奉獻精神的缺失。所謂“內卷”，即這種消耗性重復已經成為較為普遍的社會現象，則其根源必然是社會性和結構性的。

前不久，一則關于某大銀行招聘的故事熱傳于網絡。據參加入行考試的人發帖稱，其考試內容包含天文地理人和陰陽，讓網友們大呼：“這是在招院士嗎？”如果我們透視過噱頭似的“內卷”表象，會發現銀行們在近年也遭遇營收瓶頸，即同質化競爭嚴重，利率市場化后能否找到真正的收益增長點將是難點。招工“內卷”的背后是運營的“內卷”。

再往前一些，關于年輕人要不要“996”曾是熱門話題。強推“996是福報”，無疑就是一種內卷化表現。而透過口吐“加班帶來快感”的互聯網大佬們，會發現他們的主業不同程度出現著停滯。他們如今依靠的，其實基本上都是日進斗金的號稱科技實則金融的項目。工作“內卷”的背后其實也是戰略的“內卷”。

再再往前看，2006年，影片《滿城盡帶黃金甲》上映，其獲得了加大傾斜的排片，也獲得了很好的票房，但口碑亦大翻車，幾乎成為張藝謀導演神話徹底的轉折點。而當年同時上映的《三峽好人》雖然排片極差、票房不佳，卻斬獲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第五代”和“第六代”導演換班。彼時，像張藝謀一樣將影片拍得越來越“輝煌”“大場面”“燒錢”的是一代導演，也基本上都遭遇了口碑“滑鐵盧”。換個角度看，這何嘗不也是一種內卷化？而其緣由，無非是江郎才盡，已然跟不上時代的發展，卻膨脹得以為自己能夠左右時代的發展。

不是提高舊有或新增效率，而是靠復制或擴大舊有的關系密度來擴大其行政職能或影響力，是內卷化的根本原因，對個人，對企業，對行政單位等，都適用。

后記

內卷化意味著創新的衰竭、結構的過時，因而往往預示著緩慢卻必然的滑坡甚至衰退。無論其出現在何處，我們都需要警惕。

可卷之人必有內患之處。

（作者萬喆為經濟學家，澎湃新聞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