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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編自《我們這一代——滇云人類學者訪談集萃》，因篇幅原因略有刪節，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何明，男，1959 年生，云南大學特聘教授、民族學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云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云南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思想戰線》編輯部主編、社會科學處處長、云南大學附屬中學校長、民族研究院院長、人類學博物館館長。受聘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民族學學科評議組成員、教育部民族學類教學指導委員會成員、中國民族學會副會長、中國人類學會常務理事、泰國清邁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理事。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云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貼，為全國自強模范、中共云南省委直管專家，云南省民族團結進步先進個人。先后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比利時魯汶大學高級訪問學者。成果曾獲第二屆中國青年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教育部第六屆普通高校優秀成果獎等多種獎項。

采訪者：洪穎，博士，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

求學經歷

洪穎：許多與您接觸過的同學、同事、同行提到您，經常會說您是通才，通曉多個學科，視野開闊，思維敏捷，這與您的求學經歷一定有關聯，您能給我們講講嗎？

何明：說我是“通才”，實在不敢當，只能說是個學術流浪漢，輾轉多個學科領域，是人生際遇的一個結果吧。我1978年考入云南大學中文系，畢業后被分到滇西紡織印染廠教書。那時候感覺自己性格比較內向，才性和想象力欠缺，不擅長跟人交流，也不是當作家的料，所以想學古文獻學，打算在圖書館之類的地方從事文獻整理之類的工作。于是就準備報考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獻學的研究生，可是那一年沒有招生。我正郁悶時，正好趙仲牧老師被當時的大理師專請去講課，我就去聽他的課，趙老師告訴我云南大學獲批文藝學碩士點就要招生了。于是，我努力備考，又回到云南大學念文藝學的研究生。

這樣，從原來想做和古代文獻打交道的事兒，變到了哲學美學研究，算是第一次轉向。趙老師是一位哲學造詣深厚、思維非常嚴謹的學者，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在全國學界影響很大的學者來云南，都會去拜訪他，對他這樣一位才華橫溢的學者竟然蟄伏在西南一隅感到驚異和惋惜。趙老師博覽群書，通曉哲學、美學、文學、歷史，甚至地理學、天文學，最酷愛的是西方哲學史和西方美學史，特別推崇經驗主義哲學、分析哲學和語言哲學。而我之前讀得比較多的是黑格爾的著作，受理性主義哲學影響比較深，所以剛開始讀碩士時，我一發表看法就被趙老師駁回。我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拼命讀書，終于，思考問題的方式有所改變，能夠和趙老師對話了。這段求學經歷對我來說，一方面是視野的開闊，另一方面是思維方式的鍛煉。因為經驗哲學和分析哲學是一種從事實出發進行分析的思維路徑，而不是從概念出發，不能靠推導得出東西。趙老師對我的影響很深，不僅僅是傳授知識，更主要是研究路徑的指引和思維方式的訓練，甚至對我做管理工作都有影響。

工作一段時間以后，感覺自己還是回學校做學問更合適。但要回云南大學有硬杠杠卡在那里：要么是副高，要么是博士。我只是個碩士，又沒有職稱，所以得考個博士。這期間我和李埏先生接觸比較多，很喜歡李埏先生做學問的風格：不光是史料考據，同時還有理論分析。所以，就報考了李埏先生的博士生。考完后，說李埏先生退休，就把我轉給了朱惠榮老師。朱老師的史料功夫很深，特別在徐霞客研究方面有精深造詣。我跟隨朱老師學習，學習了地方史地研究的知識和方法。

洪穎：那您在調入云南大學之前的工作經歷又是怎樣的呢？

何明：1982年本科畢業后，我在滇西紡織印染廠工作了5年。剛開始是教職工文化雙補課，后來，企業辦起了電大班，我被派去當輔導教師。雖說是“廣播電視大學”，但當時地州接收電視信號的條件很差，電視課經常無法收看，而學生們上廣播課的學習效果又不好。因此，所謂的“輔導教師”變成了“主講教師”。那時候工廠的文科本科生稀缺，我又算是個重點大學畢業的，那電大班的文科課程就幾乎全部歸我。開始辦的是理工類的專業，我就教哲學、政治經濟學。后來又開了一個文科班，把邏輯學、中國通史、古代漢語之類的課程也都給了我。結果我要花很多的時間和精力備課，教案寫了好幾大摞。到我搬家的時候，把書桌抬起來才發現，桌下還真的踩下去了兩個腳印。在那段時間，正巧碰上金岳霖先生的關門弟子蘇天輔先生受中央電大的委托，在當時的西南師院做邏輯學的電大輔導教師培訓。我就去那里培訓了3個月。那時剛好《光明日報》哲學副刊刊登了南京大學的一個叫郁慕鏞的副教授對蘇天輔先生那個教材的批判，年輕氣盛的我就寫文章反駁他。后來《光明日報》摘登了我的爭鳴文章摘要，這就是我1985年在《光明日報》發的第一篇東西。回想在滇西紡織廠教書這一段經歷，當時的目標很單純，就是做一個合格的老師，為此下了很大的功夫，現在看起來還是很受益的。

第二段工作經歷是碩士畢業后。先去了昆明市地方志辦公室，修昆明地方志，負責農林口。當時看了相關的文獻，關于松花壩、金汁河、銀汁河、石閘啊，覺得還是得去實地走下。有時候也和水利局幾個編水利志的老先生聊，然后他們會帶著我去跑跑。剛開始覺得這個活很無聊，但后來慢慢就覺得蠻有意思。這時候，正好謝本書老師想申請項目做昆明城市史研究，就約我們一起申報了個中華基金項目，也獲批了。當時我并不滿足于史料的堆砌，剛好買到了一本美國城市社會學家的論文集《城市社會學》，就反復地研讀這本書，琢磨怎么解釋研究城市。這一段就算是跨了地方史這一塊，同時也學了一點社會學的東西。我原來做地方志是以編為主，做城市史研究就強化了研究性，并與實地研究有所結合，當然還算不上田野，只是實地踏勘一下而已。

1995年5月我從地方志辦公室調到了昆明市社科聯，有了另外的一種轉變。社科聯算是市里面的社會科學機構，做一些現實問題的調查研究，比如當時的小城鎮建設、昆明的城市化、滇中城市群之類問題。我們可能是最早做滇中城市群研究的，當時還得了省社科規劃重大項目。項目由我們領導牽頭，我是主要研究者和成果的主筆者。除了昆明外，我們到曲靖、楚雄、玉溪都做過調查，最后完成了專著《滇中城市群發展戰略研究》。那一段時期，又研讀了一些城市社會學的理論，寫了一本《昆明城市研究》的書。

說到這，你們也看得出來，我沒有能夠始終堅持一個學科從頭做到尾，變成了學術“萬金油”，什么都知道一點，實際上什么都不深入，什么都不精。由于工作的原因，今天做這個，明天做那個，不得已地不斷“轉場”。對于我來說，當時能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洪穎：那您是怎么轉向民族學、人類學的呢？

何明：現在回顧起來，我和民族學、人類學似乎結緣已久。念碩士的時候我做的中國古代美學研究，就想把中國古代美學放在文化體系里面去看，現在看這種模式可以稱為“審美文化研究”。為此，當時讀了一大批人類學的書，也琢磨了胡塞爾的現象學、利科爾的解釋學、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等等。當時發表的東西，都是放在大的文化背景中來討論問題，當然可能帶有泛文化研究的性質。比如，我的《詩性邏輯與詩化美學》就是研究中國古典美學的思維方式，并置之于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之中進行解釋。受本尼迪克特和布留爾的影響，我向趙老師提出探討不同文化的思維方式，趙老師很感興趣，我把我們的討論記錄整理成《論思維的類型》這篇文章，發表在《哲學研究》。我的碩士論文研究嚴羽的《滄浪詩話》，里面寫了很多禪宗對中國詩學的影響，還寫了關于中國古代的思維方式、漢語與中國文化的思維特征之類的東西。這本碩士論文后來被臺灣佛光山收入其佛教研究典藏。

后來，云南大學成立了民族經濟文化研究中心（西南邊疆民族研究中心的前身），張文勛老師做主任，組織一批年輕人參與討論、設計研究選題，我也在其中做一些事。他召集大家合寫一本專著《滇文化與民族審美》，我負責云南青銅文化部分。我不懂考古學，趕緊想方設法收集云南青銅考古方面的研究論著和考古發掘報告，找來汪寧生、童恩正、李昆聲、王大道、張增祺等先生的書和論文反復閱讀。這個課題的研究和書稿撰寫，讓我增加了許多民族學、人類學的理論和知識。

研究生畢業后，經廖國強引薦，我到了昆明市地方志辦公室工作。我們倆不僅是同事，還曾住同一宿舍。有一晚聊天，廖國強說到他在閱讀唐宋經濟史料時發現，竹子產業在唐代的南方經濟開發中占有重要地位。我知道竹子在中古代是很重要的一個繪畫的題材，墨竹畫自成一類；而且，在中國古代詩詞、筆記里面也有很多關于竹的象征的內容。再者，我小時候在浙江生活過，有印象當地人使用竹器也很多。我們倆一拍即合，決定做一個關于竹子的研究。之后，我本科同班同學，當時任云南教育出版社副社長的周鳴琦知道了我們在做中國竹文化研究，她非常感興趣，說書稿完成后交給她，爭取作為本版書出版。對于年輕人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天大的機會，激勵著我們加快研究進度。我們倆開始做田野調查，去了祿勸、武定的彝族村子，也到了西雙版納正兒八經地住在傣族寨子里。因為要解釋清楚竹的象征意義，我下了很大功夫閱讀象征主義、結構主義、符號學等方面的理論書籍。《中國竹文化研究》出版以后，反響還不錯。之后，云南人民出版社約稿，我和廖國強又一起去做調查，弄了一本《竹與云南民族文化》。之后，無意中和出版社的編輯聊起少數民族喝酒的事，編輯很感興趣。我就約了當時在祿勸縣志辦工作的好友吳明澤，合作寫了一本《中國少數民族酒文化》。

彩云之南——遇見石林彝族展剪彩儀式

在調查研究少數民族竹文化的過程中，我和廖國強就發現少數民族地區生態環境日益惡化。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國家開始關注生態問題，民族學界有宋蜀華先生等推動民族生態的研究。于是，我和廖國強、袁國友就約起來申請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選題是“中國少數民族生態文化”，居然也就獲批了。這是我和同伴們的第一筆科研經費，以前購買圖書、復印資料、做田野調查的費用，都得從自己微薄的工資里支出，時常會感到手頭拮據，現在有了經費，積極性大增，民族學、人類學的意識更明晰了一些，做了好些實地調查，又讀了一些生態人類學的書。當時做研究不為評職稱，完全出于一種沖動。

1998年，我考上了云南大學的博士研究生，就有資格調入云南大學了，在與馬列部合在一起的社會學系當老師。那一年，我破格晉升了副高職稱。當時報送的材料有130多萬字，原來想直接申報正高，材料送到人事廳，說沒有從無職稱一步就到正高的先例，最多報副高，所以只能改報了副高。一年以后，我又破格晉升到正高級職稱。這一年，學校決定成立公共管理學院，下設四個系——政治學系、行政管理系、哲學系、社會學系，我被任命為社會學系的系主任。正當我積極琢磨籌劃著如何將云南大學社會學的輝煌歷史發揚光大時，馬列部的同事有一天突然打電話來說他們向學校組織部推薦我去應聘《思想戰線》主編，接著學校組織部通知我參加選拔面試。因為我在昆明社科聯時任編輯調研室主任，主持編輯內部學術期刊《昆明社科》，對學術期刊編輯工作有切身體會和思考；同時也算是《思想戰線》的一個老作者，對它的情況有所了解，所以在面試時的表現還比較突出，學校最后選擇了我。1999年12月，我走馬上任《思想戰線》主編，直到2007年5月才離任，到民族研究院任院長。

云南大學“211工程”一期、二期民族學學科建設情況

洪穎：云南大學許多人都知道，當年高發元書記主持“211工程”一期、二期民族學學科建設時，您做了許多實實在在的工作。您能談談當時的建設情況嗎？

何明：我到《思想戰線》時正好是云南大學“211工程”第一期進入建設末期。《思想戰線》當時由學校黨委書記高發元教授直管，我不時要向高書記匯報工作，而他常常會提到民族學的建設問題，我就說了我的一些想法，還寫了一份關于構建云南大學“大民族學”的書面報告，建議利用云南大學的多學科優勢，發動全校教師和研究生參與民族調查：法學可以調查民族習慣法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執行情況，經濟學可以調查少數民族生計方式、消費、分配等經濟生活，政治學和行政管理可以調查少數民族農村基層組織和管理，甚至生態學可以調查少數民族的生態知識和生態環境，生物學可以調查少數民族的生物知識及其利用等。不管什么學科背景，只要運用民族學的田野調查方法調查研究少數民族，都可以列入“大民族學”的范圍。

那時，云南大學的“211工程”一期建設已經進入后期，但民族學學科建設方案中的云南少數民族調查尚未開展，再不推進就無法通過驗收。為此，學校黨委決定成立“跨世紀云南少數民族調查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高書記親自擔任領導小組組長，我被任命為辦公室副主任，我就這樣卷入“211工程”一期的民族學學科建設。

其實，當時云南大學組織大規模的少數民族調查的條件并不充分。云南大學的民族研究及人文社會科學其他學科的研究模式大都采取“讀文獻”的路徑，而吳文藻、費孝通等先輩在云南大學開創的實地研究傳統出現了后繼乏人的困境，“讀社會”的研究模式早已衰落，堅持長期做田野調查的教師寥寥無幾。在高書記的組織動員下，有150多名師生報名參加少數民族調查，至1999年年底組建起25個調查組，于2000年寒假期間分赴全省25個少數民族農村進行調查。其間，高書記、調查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成員分別到田野點了解調查情況并協調當地黨委政府解決遇到的困難。至2月底，各調查組先后返回學校。當我們聽完各調查組長的匯報后，都表達了對能否保質保量完成調查報告的擔憂。高書記說，沒關系，先把收集到的實地資料匯集起來再下結論。之后，高書記決定把調查領導小組辦公室和各調查組的組長召集起來，住到安寧縣區的紅星農場一片閑置的房屋，集中封閉撰寫各組的調查報告。高書記在會上指定要由我審定各組的調查報告撰寫提綱后，各組才能動筆整理寫作。組長們草擬出提綱后就來找我，我請他們詳細說明各個部分計劃寫的內容，盡量挖掘他們所獲得的調查資料，并用民族學、人類學的理論概念幫他們梳理材料，形成寫作提綱。因此，每一份提綱都要花費兩三個小時討論。在那一周時間里，我每天晚上只能睡三四個小時。記得有一天晚上和最后一位組長討論提綱弄到早上6點多才結束，從房間走出來，腿一軟就跪下去了，穿的新褲子一下子磨破了一大塊，好心疼啊！提綱確定后，各組組長開始撰寫調查報告，有些組在撰寫過程中會遇到新的問題，高書記就讓我守在紅星農場，為大家答疑解惑。初稿基本完成后，高書記讓我把《思想戰線》編輯部的編輯集結到紅星農場，編輯修改25本調查報告，直到把書稿交給出版社。這個過程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時間，我在紅星農場也住了半年，其間偶爾回家取衣物或回學校處理事情。高書記也差不多每周都要抽空到紅星農場檢查、指導。

這些調查成果最后出版為《云南少數民族村寨調查》叢書，盡管質量參差不齊，大多數沒有達到“深描”的層次，但這畢竟讓云南大學的民族學走出了書齋，邁向了田野，開啟了云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的實地研究之風，培養了一批重視田野調查的人才。參與調查的許多教師借助這次調查發表了一批成果，晉升了職稱，而參與調查的許多研究生后來攻讀了民族學及相關學科的博士學位，成為民族學、人類學等學科的學者。接著就接到教育部關于對“211工程”“九五”建設情況驗收的通知，當時校長又安排我封閉在云南大學賓館撰寫云南大學的驗收報告和“十五”建設規劃。然后就是接受教育部的專家組進校檢查驗收。驗收順利通過，民族學學科建設獲得了不錯的評價。此后，我就和民族學捆綁在一起，基本上是脫不了干系了。

何院長報告

在“211工程”一期驗收前，學校按照教育部一級學科博士點申報的通知要求，安排人文學院填寫民族學一級學科博士點申報材料，并組織會議進行校內評審。我是作為《思想戰線》主編去聽匯報會的，輪到我發言時，就談了一些看法。本以為說完就完事了，結果被校領導攔住，讓我和王文光兩個在云南大學賓館開個房間，重新做材料。那是周五下午，我們在學校食堂吃完晚飯入住云南大學賓館后，開始研究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的文件。按照文件要求，申報一級學科博士點必須具備兩個硬條件：一是擁有一級學科設置的三分之二數量的二級學科，民族學一級學科設有5個二級學科，三分之二就意味著至少也要有3個二級學科；二是二級學科博士點至少有一屆以上的畢業生。云南大學1998年獲得民族學二級學科博士授權，1999年才開始招生。也就是說，到2001年，5個二級學科，云南大學只有1個，招收的學生還沒有畢業。這簡直不達標嘛。正在和王文光老師琢磨著怎么弄的時候，王老師接到電話說家里一位老人去世，他得趕過去，剩下我一個人撓破頭皮、絞盡腦汁地挖掘支撐云南大學申報民族學一級學科博士點的材料和理由。從星期五下午6點多拿到材料開始工作，我一天兩夜沒合眼，直到星期天早上7點多才把全部申報材料重新梳理論證完畢。我抓緊上午的時間睡了一會兒，下午學校領導就來聽匯報。匯報結束后，校領導說讓王文光、張曉輝、馬京和我第二天去北京答辯。那時候王文光、張曉輝已經是博導了，就由他們兩位進場答辯。因為文本是我寫的，就讓我陪同幫助他們倆熟悉材料；馬京給我們去做服務。由于學校領導反復強調一級學科博士點的申報是全校頭等大事，我們的壓力自然很大。到北京后，我們在答辯地點京西賓館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館住下，就立馬開始在房間里模擬練習答辯。答辯當天，我們四人步行到京西賓館附近時，只見高級轎車一輛接一輛在大門口停下，從車上下來一批又一批人。走近一聽，大概知道是北京和附近高校來參加博士點答辯的。被稱為“校長”“院長”的人與拿著答辯通知要進去答辯的人握手、擁抱，大聲而熱情地說著“預祝成功”之類的話。相比之下，我們四人就顯得很寒酸了，但我們也要自我鼓勵一下，我和馬京把王文光、張曉輝送到門口，也學著那些人握手、擁抱，并大聲叫著“預祝成功”！他倆進去后，我和馬京心里面七上八下地在京西賓館周圍晃悠，大約一個小時后，他倆出來了，說答辯比較順利，評委們對云南大學的民族學還是非常認可的。我們就趕往機場回昆明，在候機時得到消息說云南大學通過了。我們那個高興啊！向高書記報告了喜訊之后，我們去買了兩箱啤酒慶功，一氣喝光。

大概是2002年年初，云南大學又申報國家級重點學科。當時我已是博導了，學校就安排我填寫申報材料并當主答辯。除了民族學，生態學也同時申報國家級重點學科。學校很重視，洪副校長陪同我們進京，住在蝴蝶泉賓館，還專門租了車送我們去京西賓館答辯。因為云南大學民族學做了云南少數民族調查、有一級學科博士點等支撐，這次填寫申報書和答辯感覺輕松多了，順利過關。

“211工程”一期建設使云南大學的民族學實現了跨越式發展，獲得了中國高水平學科應具備的所有平臺和資源，即一級學科博士點、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基地、國家級重點學科、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接下來，就進入“211工程”二期建設了。我參與了建設規劃的制定，2003年正式啟動。建設任務主要包括幾塊內容：第一塊是把民族調查擴展到全國，組織開展了中國少數民族村寨調查，由張躍老師牽頭，每個組都與當地高校曾經做過相關調查的學者合作完成，最后出版了《中國少數民族村寨調查》叢書；第二塊就是云南少數民族調查基地的建設，由我負責，建成了10個調查基地，出版了《新民族志實驗叢書》，發表了一批學術論文；第三塊是人類學博物館建設，由尹紹亭老師負責，完成了場館建設、影視人類學實驗室建設和展廳的布展；第四塊是少數民族基因調查，由肖春杰老師負責，抽取了各個民族的血樣，建成了少數民族基因庫。此外，還有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

當時我兼任社科處處長、《思想戰線》主編和云南大學附中校長，具體事務實在繁雜，沒有精力做更多的事，主要就負責組織實施調查基地的建設。調查基地的建設目的，一方面是為我們的教師長期跟蹤調查搭建平臺，推動調查研究不斷深化，培養族別研究的專家；另一方面是為學生的田野調查實習提供條件，讓學生接受系統的田野工作訓練。當時確定的選點原則是：從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25個少數民族中選擇10個村，要求是民族文化傳承相對較好、交通相對便利，以方便師生經常往來進駐，最好有前期的調查基礎或當地黨委政府能夠給予支持。基地的基礎建設主要是：在村子里建或租一個200平方米左右的房屋，配備床、被褥、桌椅、電腦、網絡及炊具，能夠提供10個左右的師生食宿、調查、整理資料和討論等。運行方式是聘請村民1～2人，記錄村里每天發生的事情，形成《村民日志》，并負責維護基地。調查基地的選點由有意參加調查基地建設的老師首先提出建議，我盡可能請高書記一起去現場了解情況，與當地黨委、政府領導溝通以獲得支持。村民日志記錄員選定后，又把他們請來昆明開會、溝通。第一批啟動的10個點分布在云南的東南西北，走完一趟差不多要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我那幾年的寒暑假都用在跑這些點上了。在調查基地的村民日志，遠遠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記錄的問題，實際上是反思民族志的話語權、表述權轉移的問題。后來將第一批村民日志編輯成《新民族志實驗叢書》出版時，我在序言里就是這樣來解讀的。村民日志引起了國際反思人類學大家馬庫斯的關注，他覺得這是反思民族志的一種模式，他來過云南大學兩次，還到過麗江的納西族基地。之后，又給村民日志記錄員增加了“村民影像”記錄任務，增加了4個調查基地。在2003年開始實施調查基地建設時，我設想能夠堅持10年，必定會有效果，沒想到10多年很快過去了，至今基地仍然在正常運行，無論是在學術研究方面還是在人才培養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2009年7月在云南大學召開的世界人類學與民族學聯合會第十六次大會，其中的3個村被列為學術考察點，接待了來自世界各國的參會代表，獲得了好評。自2009年獲準教育部研究生教育教學創新項目“民族學與人類學田野調查暑期學校”項目以后，每年都有基地接待來自世界各地高校的研究生的田野調查實習。

可以說，“211工程”建設對云南大學民族學的發展有非常巨大的推動，而能夠抓住這個契機推動云南大學民族學躍上臺階的關鍵，我認為是高發元書記。在確定云南大學“211工程”重點建設學科時，他反對“遍地開花”“撒胡椒面”面面俱到的做法，極力主張根據云南的特色和優勢重點建設民族學和生態學兩個學科。在歷史悠久的綜合大學做這樣的決策，壓力會非常大。當時沒有被列入重點建設的學科意見很大，“三講”工作組進駐云南大學后，一些人就去找工作組告狀。高書記頂住壓力，堅持全校文理科各重點建設一個學科。他在各種場合反復強調的是：大學的基礎、活力和知名度，在于學科；學科的影響力在于特色和優勢。云南大學不當全能冠軍，也當不了全能冠軍，只能當單項冠軍，要把民族學和生態學建設成為“單項冠軍”。民族學和生態學做大做強了，會帶動其他學科發展。他20年前提出的這些思路和決策，與今年教育部實施的“雙一流”建設理念完全一致。高書記不僅有膽識，能夠準確把握事物的關鍵和核心，有擔當敢決斷，而且具有很強的執行力，凡是決定要做的事，他都會主動過問與督促，甚至親力親為地參與到執行過程中，遇到問題就及時想辦法解決。我堅持認為，沒有高書記，就沒有云南大學民族學的今天。

擔任民族研究院院長

洪穎：高發元書記離任后，國內民族學和人類學界有人稱云南大學的民族學進入“后高發元時代”，學校對待民族學學科建設的態度發生了什么變化？云南大學的民族學在什么樣的條件下繼續發展的？

何明：高書記離任后，學校的辦學思路出現了變化。2005年底，學校決定民族學本科專業暫停招生，原來的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被撤銷，其中的社會學系歸并回公共管理學院，人類學系與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人類學博物館合并成民族研究院，王文光由原來的研究生院院長轉任民族研究院院長兼西邊中心主任和博物館館長。那個時候，“211工程”二期建設已經結束，三期尚未開始，可以說沒有任何項目和資源支撐，當初云南大學和省教育廳聯合上報給教育部的文件中承諾的每年撥付西邊中心的建設經費也中止了。研究院缺乏整合機構和人員的資源而無能為力，許多老師無所事事，研究院人心渙散，民族學處于沒人過問、沒有領導關心、幾乎停擺的狀態，一些其他學院原來做與民族學、人類學相關教學科研的老師甚至回避與民族學的聯系。民族學在云南大學被邊緣化了。

在這個階段，我先后被免去云南大學附中校長、社科處處長兩個職務，只任《思想戰線》主編一職，感覺就像長途背負重擔行進中突然卸下擔子，頓感輕松，有時間和精力讀書和寫東西了。發表了幾篇藝術人類學的論文，學界反響居然蠻強烈，我重新找到做學問的感覺。正在我信心滿滿地構架中國藝術人類學學科時，一個電話打亂了我的研究計劃。這個電話是當時的校長打來的，他約我見面，說讓我和王文光“交換場地”，他來《思想戰線》做主編，我去民族研究院做院長。當時我堅決拒絕，表示就算把我這個處級干部免了我也不去。他無奈之下，只好讓其他校領導做我的工作。盡管非常不情愿，最后還是不得不接受學校的安排。

到了民族研究院，我發現實際狀況比我想象的還要差，既沒錢又沒人。除了學校撥付的辦公經費（基本只夠交電話費）和學校按生均核撥研究生培養費之外，沒有任何做事的經費；人員總共就30多個，除了辦公室的行政人員和博物館工作人員，專職教學科研人員只有20個，其中差不多一半的人多年沒有科研產出。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只留下一間辦公室，已成“空殼”。恰好這時接到教育部通知，要對重點研究基地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進行評估，我就以教育部的基地評估要求和評估指標為依據列出西邊中心存在的問題和整改措施，去找校長面談。這是一個關鍵點，檢查評估不合格的話這個基地就要被摘牌，學校不得不重視起來。經過一番討價還價，最后學校答應先劃撥120萬元，但這算是預支“211工程”三期建設的經費，經費到位后要扣除；同意增加編制，招聘應屆博士畢業生；增加4間辦公室等。

有了做事的資源，事情就要做起來。

第一是推動。一方面，我反復在全院職工大會上強調研究院的職責就是做研究，專職教學科研人員的職業就是從事教學科研工作；另一方面，制定了管理制度，規定專職教學科研人員的科研工作量，三年之內科研必須達到與其職稱相應的要求，否則就轉崗為行政人員或博物館工作人員。據此開始審查專職教學科研人員的業績，考核不達標者要求根據其專業背景和個人意愿，轉為行政崗或教學科研輔助崗。被轉崗的人員，開始有抵觸情緒，后來覺得找到自己合適的位置，也感到很開心。

第二是團結。民族學和人類學學科的基本理念“尊重多樣，包容差異”，不能只掛在嘴上、寫進文章里，更要體現在行動上、融入日常生活里。我堅信只要本著公平、公正、信任、共享的原則，大部分人會支持我，能夠在一起合作共事。我不僅在全院大會反復強調團結做事，而且在行動上不論親疏，不管師出哪門，不顧對我的態度如何，只要做學術的事，只要對云南大學民族學發展有利，我都支持。在評先進、評職稱等問題上，堅持推優推強。又利用教育部基地的“流動、開放、競爭”的機制聘請校內外的一批學者擔任特聘研究員、兼職研究員等，把學者聚攏起來，把“西邊中心”真正變成云南大學的民族學“中心”、云南的民族學“中心”，甚至西南的民族學“中心”。

第三是引導。當時教師特別是青年教師大都沒有相對固定而明確的研究方向，“東一榔頭西一棒子”地被別人的項目牽著走。這樣就不可能開展深入系統的研究、產出高水平的成果，也就無望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專家。為了改變這一狀況，我提出了“三個穩定”的原則：每個教師都應按照一個相對穩定的研究對象、一個相對穩定的研究區域、一個相對穩定的研究領域（如宗教、經濟、組織、生態、藝術、歷史等）的原則確定自己的研究方向，長期持續地調查研究。又與青年教師逐一交流溝通，說明云南大學民族學的重點研究區域和各個研究領域的人員分布情況，建議他們把自己的學術背景、基礎和興趣與云南大學民族學的總體規劃結合起來，確定自己的研究方向、規劃自己的職業生涯。

第四是組織調查。獲得學校的經費支持后，2007年下半年就開始籌劃全院教師在2008年寒假帶著研究生做田野調查。動員全院教職工和研究生參加，調查組組長由老師擔任，由組長確定田野點和選擇調查組成員，然后我來做總體平衡與調整。最后組建了17個調查組，覆蓋了云南絕大多數特有民族和人口規模較大的少數民族。這次調查對于云南大學民族學來說具有重大意義，就像賽跑的出發號，標志著“停擺”了3年的云南大學民族學重新啟動，在新的平臺上再出發。通過這次調查，民族研究院的青年教師大都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以后沿著這個方向持續開展調查研究，出了一批水平不錯的成果，逐漸成長為某一研究方向在全國有影響的學者。

第五是組織交流。制定了學術會議資助辦法，支持與資助教師參與國際學術會議和全國性高端學術會議；學院也承辦與舉辦了一系列的國際、國內學術會議，動員本院教師參會與發言。如果是國際會議，我帶頭用英文發表，引導教師提高英文表達能力和國際交流能力。此外，借鑒“魁閣”時期費孝通先生的“席米納”（seminar）討論方法，定期舉辦學術講座和學術沙龍。學術講座既邀請國內外的專家來講，也邀請院內和校內的老師來講；學術沙龍既有本院教師圍繞特定時期的重大研究計劃進行分享交流的模式，也有師生共同以某一本著作或觀點為主題展開討論互動的模式。頻繁的國際國內學術交流和教師之間的分享與討論，開闊了大家的學術視野，明確了問題意識，磨礪了研究能力。

就這樣，云南大學民族學這輛車終于發動了起來。（未完待續）

我們這一代：滇云人類學者訪談集萃

尹紹亭 主編

ISBN 978-7-5077-5955-6

2020年7月版

本書精選了24位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學者的學術訪談，以趙捷、林超民、尹紹亭、李國文、楊福泉、鄧啟耀、何明等深根于云南地區的第三代人類學學者為主，亦收錄曾在云南求學或工作過的日本學者秋道智彌、橫山廣子教授，澳大利亞唐立教授，美國學者施傳剛教授，中國臺灣的何翠萍教授5人的訪談記錄。訪談中，他們不僅分享了各自的考察經歷、調查足跡和成長軌跡，也談到了云南等地的民族學、人類學調查，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等大學學科建設的議題，以及對整個中國人類學發展的觀察與展望，觀點精彩，視野開闊，充分展現出一代人類學學者的學術追求與思想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