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電視劇《長征》的觀眾可能都還記得“博古同志”，他在劇中的戲份不少，實際上他在現實中、在中國革命史中確實非常重要。

博古，原名秦邦憲，是我國無產階級革命家，是黨在特定歷史時期的重要歷史人物。

“秦邦憲經歷了中國革命一系列重大轉折，中國革命中心從上海到江西，中國革命中心從城市到農村，中國革命長征從江西向延安等，這些是中國共產黨非常大的轉折，我就覺得這是值得研究的。”11月22日，在由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上海人民出版社舉辦的《秦邦憲研究（第一輯）》新書媒體見面會上，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常務副校長徐建剛這樣評價道。

活動現場

研究秦邦憲的起點和標志

2017年，由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主辦的紀念博古誕辰110周年學術研討會，是第一次以秦邦憲為研究對象的黨史學術研討會。而此次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日前出版的《秦邦憲研究》則是第一本將秦邦憲作為黨史研究對象的論文集，也是研究秦邦憲的起點和標志。

此前，《博古和他的時代——秦邦憲（博古）研究論集》于2014年出版，是秦邦憲研究處于“準研究”層次和階段的資料匯編。該論集選輯了數十年積累下來的90位專家、學者和相關人士的120余篇文章，以相關時代、相關事件、相關人物為研究對象，部分成果提供了研究秦邦憲的新史料與新觀點，尤其是上海、江西瑞金時期和長征前期等時期的研究，因新檔案材料的發掘和利用，匯集了較多新的研究成果。

此次出版的《秦邦憲研究》，在2014年研究論集的基礎上，對秦邦憲的研究有所豐富和提升。其中，對秦邦憲就讀的小學有2篇相關論文，為研究秦邦憲就讀的小學提供了新的材料與視角。秦邦憲對抗戰全程的貢獻、青年言說、與左翼文化運動、參與憲草審議、政治工作是“生命線”的提出、蘇區經濟思想和蘇區農民觀等內容，都擴大了秦邦憲研究的視野。

《秦邦憲研究》第二主編秦紅介紹，本書還對秦邦憲在蘇州、上海、武漢、甘肅期間的工作作了比較細致的梳理。對遵義會議交權、西安事變中的作用、組建新四軍、貫徹統一戰線政策、領導新聞事業諸多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深化。尤其可嘉的是，學者們的研究與時代緊密結合，闡發了秦邦憲研究在當代的價值和意義。

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曹培雷看來，《秦邦憲研究》具有如下幾個特點：第一，既有權威性，又有可讀性。全書收錄的都是中共黨史研究方面權威學者的文章，并以秦邦憲的生平為序編排，細致完整地勾勒了秦邦憲的一生，并從中呈現了中共早期成長的一個縮影。第二，資料翔實，信息量大。全書除附錄外，分為八個專題，篇幅達55萬字，共570頁，有史料支撐，有具體案例。第三，視角多樣，層次多元。比如，從重大歷史事件的角度，就分別論及了西安事變、遵義會議、左翼文化運動；從地方性的視角出發，就有秦邦憲與上海、武漢、甘肅、西安等數篇文章；而且除了學術性的角度，還有親屬的角度，可以說為讀者提供了跟歷史教科書相比，更加豐滿的人物形象。

“此書的出版，一方面期望拓寬秦邦憲人物研究的學術視野，深入研究秦邦憲的生平和思想，另一方面也期望深化和豐富早期黨史研究的路徑，豐富中共黨史研究的內容，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繼承和發揚革命傳統，讓更多人了解黨走向成熟與成功的故事，并續寫當代中國更多的‘春天的故事’。” 曹培雷說道。

中國革命一系列重要轉折的親歷者、見證者

秦邦憲于1907年出生于江蘇無錫縣中耆英里的書香世家，1925年成為上海大學社會系學生，成為其投身革命道路的起點。

1926年10月秦邦憲由中共中央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三年多時間里他刻苦鉆研馬列主義，俄語水平、理論知識和觀察剖析問題水平得到長足的進步。

1930年5月秦邦憲從莫斯科回國后在上海秘密從事革命活動，1931年9月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他臨危授命挑起中共臨時中央總負責人的重擔，當時年僅24歲。遵義會議后服從黨中央決定，執行北上方針，反對張國燾的反黨分裂行為，歷盡艱難險阻，跋涉萬里，勝利地完成了長征，到達陜北。

隨著抗日斗爭形勢日益高漲，秦邦憲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做了大量工作。他與周恩來等人在廬山、南京、武漢等地多次同國民黨蔣介石談判，商討國共合作抗日事宜。同時致力于恢復和重建華中等地黨組織，壯大黨的隊伍，為鞏固與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條件十分艱苦的環境下，積極籌備黨的新聞事業，在延安清涼山創辦了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新華通訊社、中央印刷廠等。秦邦憲擔任解放日報社社長兼新華通訊社社長，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報》創刊，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全面勝利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成為黨的喉舌，民族解放的號角。

1946年4月8日，秦邦憲、王若飛、葉挺、鄧發等同志在重慶與國民黨談判后飛回延安途中，在山西黑茶山失事遇難，史稱“四八烈士”。

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會長、上海大學教授忻平看來，秦邦憲同志不僅僅是中共早期領導之一，統戰工作領導人之一，同時領導創辦《解放日報》，也是我們黨新聞事業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還是黨重要的理論家，翻譯了大量馬列主義著作，對革命戰爭年代全黨提高理論素養和理論水平都起了重要作用。

“他翻譯蘇聯共產黨、辯證唯物論等方面的經典著作，其實傳播很廣，影響了很多同志，對黨員和干部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提高，起了很大作用。秦邦憲研究涉及黨史、革命史、新聞史、傳播史、理論史等多個方面，這本書也反映了新時代對于秦邦憲研究的方方面面，包括各個專題，我認為是達到了一定水準。” 忻平說道。

在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嚴愛云看來，秦邦憲毫無疑問是中共黨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一位真誠的理想革命者，這個革命者的經歷正好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跟中國實踐相結合這么一個非常重要階段的親歷者和見證者。”

《秦邦憲研究》

運用黨史重要人物，傳播紅色基因

在擔任中共中央總負責、紅軍總政治部代理主任期間，秦邦憲推行過王明的“左”傾錯誤路線，給黨和革命帶來了損失。

曹培雷表示，學習“四史”，離不開具體歷史人物。“習總書記指出，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不能離開對歷史條件、歷史過程的全面認識和對歷史規律的科學把握，不能忽略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偶然性的關系。”在他看來，本書的出版為秦邦憲研究提供一個更加全面、更加客觀、更加辯證思考的成果。

秦紅認為，在那樣動蕩的時代，秦邦憲作為一位不顧生死、堅決貫徹上級指示、勇于承擔、敢于探索的不到30歲的年輕人，勇氣可嘉，在具體的革命實踐中，犯錯也在所難免。事實上，秦邦憲是那個時代一群年輕人在不斷尋求真理、不斷在理想與現實結合中探索實踐、不斷在挫折中學習成長的縮影。

在解放軍總政治部原副主任、中央軍委紀委原書記、海軍上將童世平看來，《秦邦憲研究》的出版是黨史研究領域，上海市黨史研究部門和黨史研究工作者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拓展研究領域的成果。

“我們不否認博古是犯過嚴重錯誤，并且給黨帶來很大損失，但是今天我們再通過大家來回憶，來緬懷，說明我們真正感到博古同志是值得我們尊敬，他對黨的理想信念非常堅定，對黨的事業充滿熱情和激情，同時又在很多領域為黨的事業做出貢獻。”童世平談道。

在嚴愛云看來，在“四史”學習教育過程當中，要宣傳好黨史上重要人物、重要事件，運用黨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傳播紅色基因，講好紅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