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新冠時代已經半年多，音樂總監們儼然是高危人群。

指揮大師往往身兼數職，音樂總監這個頭銜的威望近年來已不復以往，但它仍然是管弦樂隊活動的核心樞紐，是對抗混亂的屏障。當有獨奏家在最后一刻取消演出，或某位雙簧管首席不再勝任工作，或賬單到期無法償還的時候，就輪到音樂總監來做出某種緊要而微妙的決定。當預算變為赤字的時候，那個要打電話給政府部長和各路金主求援的人，就是音樂總監——假如他還在的話。在新冠疫情中，音樂總監不見蹤影。當封城的陰影壓境，指揮大師們紛紛逃上飛機，拋下了困惑與焦慮中的樂手，他們往往還失去了薪酬，如果這些樂手在美國的話。

紐約愛樂樂團的大佬總監梵志登全程不見人影。對于紐約的樂團成員來說，得知這位荷蘭人上個月冒著相當大的個人風險飛往香港去領第二份薪水，恐怕并不會讓他們感到任何安慰。

梵志登

當大都會歌劇院熄燈時，加拿大籍音樂總監雅尼克·涅杰-瑟貢沒有發出過任何聲音，他在費城和蒙特利爾有其他工作。大都會的樂手跟我說，他們感覺被拋棄了。波士頓交響樂團上個月與其拉脫維亞籍音樂總監安德里斯·內爾森斯續約五年，盡管幾乎已經沒人記得他長什么樣。底特律的新任意大利總監尚未打卡上崗，前任總監萊昂納德·斯拉特金表示：“那些引領樂團的人們在藝術方面不作任何聲明，這令我震驚。”

這種脫節在歐洲并不那么明顯，因為在歐洲，音樂總監往往就住在附近。丹尼爾·巴倫博伊姆在柏林重啟了音樂。里卡多·夏伊從未遠離斯卡拉。不領薪水的安東尼奧·帕帕諾經常在科文特花園舉辦激勵人心的獨唱音樂會。在另一面與之相對的是，慕尼黑愛樂的樂手們遠遠躲開捷杰耶夫，他在圣彼得堡的馬林斯基劇院的感染率據報達到了60%，同時這些揮著指揮棒的人為了四處演出而飛來飛去，對強制隔離檢疫大驚小怪，也令人頗有微詞。

我們此時正在目睹的是演奏家與指揮家之間信任的破裂，這種分裂將導致：在新冠疫情消弭后，音樂總監將被降級，甚至可能就此下臺。半個多世紀以來，這個角色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演變，從托斯卡尼尼式的專制，到指揮家們通過共識，以及通過在演出結束后去酒吧一起喝啤酒來實現和諧而友好的同事關系。

但當情況不妙時，往往仍然要音樂總監做出關鍵性的決定，并在其領導下去進行爭取額外資金、新音樂廳以及社會正義的斗爭。為此，他或她享有豐厚的回報。在美國的主要樂團，普通樂手年薪12-25萬美元，樂隊首席再翻個倍，而指揮家們卻至少能再多賺200萬，而且他們提供的回報越來越低。

尤金·奧曼迪一年有50周的時間在費城度過，而雅尼克在另外兩份工作之外幾乎只能擠出十幾周的時間。在商業領域，一個高管可以在三家跨國公司的董事會中兼任而不會有太大的壓力。但在每一個錯誤都能被聽見的音樂會中，對于想要身兼多職的指揮家來說，回避風險、節省精力是唯一的辦法——從而造成了行話所說的那種“電話演奏”（保守、平庸、不盡全力的表現）。

雅尼克

并不是所有的指揮家都是這樣，也沒有人一直如此，但在新冠疫情之前，人們對指揮家演出的不滿情緒已經在不斷上升，而如今已經到了演奏家公開質疑是否仍然需要音樂總監的地步。在防疫規則下的演出縮水到莫扎特的編制，面向著虛擬的觀眾，樂團因此而正在被重新塑形。斯拉特金說：“從未有人經歷過排練和演出之間能有如此差距。”以前無法想象的事情現在已經成為新的可能。

曾經在英國國家歌劇院擔當音樂總監的馬克·威格斯沃斯向《衛報》表示：“這事關與社群的聯系，音樂家的社群和聽眾的社群。這個角色的目的，即使在最好的時候也許也是值得商榷的，而當這些社群被奪走之后，其目的也不復存在。”看來，音樂總監這個角色已經回天乏術了。

在疫情中，值得被記錄下來的是，有一些指揮家表現出了強大的領導力。居住在柏林的西蒙·拉特爾每天都與倫敦交響樂團保持聯系，監督他們通過數字平臺的產出，并抓住機會盡早與倫敦交響樂團的樂手們重逢。古斯塔沃·杜達梅爾在洛杉磯封城期間培訓他的青年交響樂團里的孩子們。弗蘭茨·魏瑟-莫斯特使奧地利政府為他爭取到了美國的特別許可，讓他能夠再度加入克利夫蘭管弦樂團，他告訴樂手們他期望與他們一起工作，為了受限的現在，也為了被徹底改變的未來。

西蒙·拉特爾

然而，這些都是例外，是可敬的、浪漫的例外。大多數指揮家們選擇了放長假，等到第一波疫情浪頭滾過之后，他們可以重新登上飛機的商務艙，卻不知道他們腳下的地面已經裂開了大口子。哥倫比亞，這家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古典藝術家經紀公司倒閉了。歌劇院紛紛出售資產。年長而富有的觀眾們離開了紐約和倫敦。在政客們的建議下，樂手為了不存在的“有用”工作而接受再培訓，他們把自己珍貴的樂器放到網上出售，離開了這個行業。

那些剛剛走出茱莉亞音樂學院的學生們沒有條件取代他們，這些人缺乏壓力下的經驗和隨心所欲的適應能力。就像冠軍聯賽足球俱樂部一樣，管弦樂隊也在一周周地試探性地調整，調整以適應疫情下的生活。他們的演奏方式與以往不同，他們的自信和凝聚力都有所下降，沒有觀眾為他們喝彩，也沒有音樂總監為他們提供可行的未來愿景。

對音樂家來說從來沒有比這更糟糕的時刻，而音樂家們有著持久的記憶力。當這場瘟疫在兩三年后結束時，他們會審視那些音樂總監們，并發現他們的貧乏與不足。屆時會發生什么，那一幕尚未成文，而最近有幾位著名指揮家告訴我，他們真的，真的不愿意去考慮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