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埃及古珠考》是新中國考古學與埃及學奠基人夏鼐先生在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的博士學位論文，也是埃及考古學領域系統研究珠飾的代表作。本書在首次公布皮特里收集品這一獨特珠子收藏的同時，致力于對珠飾這種最重要的埃及文物進行系統性研究。近日該書由社科文獻出版社首度翻譯出版，譯者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顏海英、倫敦大學學院埃及考古學博士田天、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博士劉子信。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書摘，以饗讀者。

夏鼐先生

費林德斯·皮特里爵士在其《埃及古物手冊》中評論道：“珠子和陶器是考古學研究的字母表。”珠子極其常見，而且種類繁多，因此對斷代大有幫助，珠子作為考古材料的重要性便體現在這些方面。

同現存的“原始民族”一樣，古埃及人非常喜愛珠飾，他們為種種目的使用的珠子數量極大。在一具木乃伊上發現成千上萬顆珠子絕不稀奇。由于數量巨大、不易朽毀，珠子和陶片成了每次發掘所得材料的主體。即便在被盜掘的墓葬中，由于珠串的穿繩早已腐爛，許多珠子也會因此逃過盜墓者的注意。另外，珠子和其他小飾物一樣，常常能夠從毀壞大件物品的塌陷中保留下來。

考古挖掘出土的埃及古珠

如果所有時代的珠子都大同小異，那么它們的數量就沒有多大幫助了。幸運的是，由于風尚、工藝和原料來源的變化，珠子在形制、材質、裝飾和工藝諸方面都表現出很大的差異性。當然，某些類型的珠子——尤其是那些用天然材料制作的形制不標準的珠子——可能會孤立地出現在其本身年代以外的時期，但總的來說每個時代的珠子樣式差別還是很大的。就連倫納德·吳雷爵士——他認為珠子不是特別理想的斷代材料——也承認不同文化階段的珠子在總體樣式上存在顯著區別。然而，就我們的研究目的而言，珠子制作工藝的變化遠比樣式的變化重要得多。不同時代的珠匠可能會頭腦一熱，偶然制作出類型相似的珠子，但他們極少采用相同的工藝。當一種新工藝明確優于老工藝時，它幾乎總會替代后者。而且，不同時代的珠子從表面上看通常別無二致，只有通過工藝上的細微差異才能加以區分。材質的變化也有意義。除了樣式和工藝變化的原因外，開發新的自然資源、現有自然資源的枯竭、人工材料加工方法的獲得（通過發明或引進）或失傳、同域外地區溝通渠道的開通或中斷，都會促使人們使用或棄用某種材料。

考古挖掘出土的埃及古珠

便攜性是珠子作為斷代證據的另一大優勢。由于尺寸小、材料耐久，珠子很容易隨長途貿易傳播，因此可以揭示相隔很遠的兩種考古學文化之間的聯系，否則這種聯系就會湮沒無聞。如果其中一種文化屬于史前文化且年代不詳，那么這種聯系可以反映它和另一種年代已知的文化之間的共時性，從而得出該文化的絕對年代。這類例子中較為突出的有：出自蘇美爾遺址和印度河谷史前遺址摩亨佐-達羅的蝕花肉紅石髓珠，以及來自埃及和史前不列顛的分節釉砂珠。這項研究非常有意思，但必須以對實物的考察為基礎。由于時間有限、環境困難，筆者現在無法開展這一工作，只能在本書中簡要述及。

我們在認可珠子作為考古學證據的優勢時，也不能忽視其局限性。和其他文物一樣，我們在追蹤珠子隨貿易的傳播時，必須考慮到獨立起源的可能性。由于所有珠子的用途都是一樣的，即穿結或縫起來用作裝飾品或護身符（或者兩者皆是），因此只要有合適的材料，任何地區、任何時代的人都可以獨立制作出形制簡單的珠子，譬如盤狀珠、球狀珠、桶狀珠和柱狀珠。甚至有些形制和裝飾更加特殊的珠子也可能是獨立制作的，不過這種可能性會隨著珠子復雜程度的增加而減小。有時珠子的形態是由兩地常見的原料決定的。這些情況屬于平行發展，而非傳播的結果。至于制作工藝的差別，在同一文化區內用作斷代是非常有效的，因為在同一文化區中，每一時期只流行一到兩種制作特定類型珠子的工藝，而且新工藝的發明往往會催生出特定類型的珠子。然而有些技術難題的解決方法只有有限的幾種，那么有些工藝，尤其是原始工藝很有可能獨立產生于不同地區。另外，通過珠子的材料追蹤其傳播時要注意，只有當材料為產地限于幾個特定地區的天然材料或者生產過程復雜的人工材料時，這種方法才有效。在這種情況下，對材料的鑒定及其產地的描述都要仔細核實。據貝克介紹，“法國的石桌墳中發現過許多綠磷鋁石珠，有學者認為這種綠磷鋁石是從中國進口的一種綠松石”。雖然法國石桌墳出土的某種綠松石早年被考古學家稱為“綠磷鋁石”（callais）——這一名稱出自普林尼的著作，至今仍出現在考古學文獻中——但是，現在的觀點普遍認為這種史前“綠磷鋁石”并非普林尼筆下的“綠磷鋁石”，而且在銅器時代之后就再也沒有出現過。史前“綠磷鋁石”的產地依舊不明。普林尼關于它的記述是：“它產于印度后邊的斐加力人（Phycari，即高加索山民）、塞克人和達赫人的國度。”上述利用珠子追蹤文化交流的注意事項，同樣適用于其他文物。

考古挖掘出土的埃及古珠

珠子用于斷代時有一個嚴重缺陷，即它們常常有很長的沿用期。比如，吳雷之所以認為珠子不是特別理想的斷代材料，就因為它們經常被重復使用，所以他在為烏爾的墓葬做編年研究時便沒有將珠子納入考量范圍。馬丁·康威認為珠子能夠流傳數代之久，這使其斷代研究變得復雜起來。R.A.史密斯指出，即便判定珠子制作的大致年代都很難。當我們論及珠子的沿用時，需要區別兩種情況：一種類似古生物化石，另一種如同現存物種。在生物學領域，雖然有許多古生物物種以化石形式保存了下來，但極少有物種能從遙遠的地質年代存活到現在。同樣，在我們的研究領域中，由于風尚的多變和技術的進步，也只有極少數幾種珠子能在長時段內被不間斷地、一成不變地生產。總體而言，珠子的生產總或多或少地有一個限定時間段。因此上述第二種沿用極為罕見，甚至可以忽略不計。我們經常接觸到的是第一種沿用，即已經停產但被重新利用的古代珠子。這種沿用可以是連續的，比如有些珠子被視為傳家寶或由于其作為護身符的特性而受到珍視；這種沿用亦可以是非連續的，比如從古墓里盜掘出來的或者在古代遺址撿到的珠子。據麥凱介紹，今天許多生活在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的阿拉伯人會佩戴從古遺址中撿來的珠子。這種做法在中世紀的“墨洛溫王朝”和倫巴第入侵者中十分常見，在今天法國莫爾比昂的農民中也蔚然成風。雖然其他文物也偶有被重新利用的情況，但不如珠子這般普遍。珠子不像易碎的陶器——一旦打破就失去利用價值了——它們都用不易朽壞的耐久材料制作而成，因此始終有利用價值；珠子與工具和武器這些對日常生活至關重要的物件也不同，它們純粹用于裝飾，因此只要保存狀況好，古代珠子的裝飾效果同新式珠子并無區別，人們甚至會認為它們的驅邪效果更好；另外，珠子數量巨大，也提升了它們被重新利用的概率。這樣看來，認為珠子斷代價值不高的觀點也有其合理的地方。

然而，人們在過度強調珠子被偶然重新使用的情況時，忽略了一個更為普遍的現象，那就是珠子在其制造年代的使用情況。即便重加利用，它們也總是和同時代的珠子混在一起的。雖然要時刻提防將重新利用的古代珠子錯當成同時代的珠子，但只要足夠謹慎，我們是可以把珠子作為一種斷代根據的。使用和磨損痕跡可以指示珠子被重新使用過，但并非所有被重新利用的珠子上都有這種痕跡，它也并不僅限于被重新使用的珠子上。另一種更好的鑒別辦法是，一種被大量證據證明為早期類型的珠子，如果忽然出現在晚期階段——有時還經過了較長的時間間隔——混在大量年代確鑿的晚期珠子當中，與其他珠子的工藝和形制顯得格格不入，這時我們就要懷疑它們是被重新利用的了。為一串混雜的珠子斷代的基本原則是，它不早于該串珠子中最晚珠子的年代上限，除非有共存器物這種過硬證據表明有必要修正最晚珠子的年代上限。因為在給墓葬斷代時，正如布倫頓指出的，“較為保險的辦法是盡可能結合所有依據，墓葬形制、尸體朝向、陶器、印章/護身符、珠子及其他文物，在斷代時要將它們都考慮到”。布倫頓又說：“我見過羅馬時期木乃伊的脖子上戴著前王朝的珠子，而前王朝的磨光紅陶罐與托勒密時期的若干陶罐放在一起。”理論上講，重新利用整串珠子是很有可能的，但是這種情況實際上極為罕見，至少在埃及是這樣的。布倫頓曾經告訴筆者，他在發掘卡烏墓地時就見過許多重新利用珠子的明確案例，包括上述羅馬時期木乃伊頸上的串珠，但所有的串珠都是新老珠子混合的，沒有純用老珠子穿成的。因此，僅就埃及而言，只要謹慎利用，珠子可以作為墓葬斷代的依據，實際上，我們的前輩皮特里爵士就已經這樣做了。

在珠子研究方面更嚴峻的困難是晚期珠子擾入早期層位的情況［為了行文簡明清晰，本書中“擾入”（intrusion）一詞均僅指晚期珠子混入早期這一狹義，而“重加利用”（re-use）一詞專指早期珠子在晚期被重新使用的情況，盡管也有一些學者把后一種情況稱作“擾入”］。大家普遍認同的一點是，珠子新類型的出現對我們的研究而言遠比老珠子的沿用和重加利用重要得多。珠子尺寸小，相較于其他文物更容易出現偶然擾入的情況，從而導致斷代錯誤。在居址中，由于土壤侵蝕或洞穴動物的活動，較上層即較晚地層的珠子會滑落到下面較早的地層中。在被盜擾的墓葬中，盜墓者身上佩戴的或者他們從其他墓葬盜掘來的珠子會掉落到被盜墓葬里，他們拿走了墓中的所有東西后可能會忽略一些珠子，這些珠子很容易被誤判為原來的隨葬品。如果發掘報告足夠翔實，這些擾入情況都可以分辨出來。不過有些擾入就很難識別了。發掘者也是人，不可能不犯錯誤，發掘過程中探溝頂層或側壁的珠子可能會掉下來，被踩進底部的地層里；發掘工人也會掉落珠子，或者無意間把其他墓葬的珠子錯放進來。所有失誤若沒有被注意到，所得珠子就會被誤認為出土于發現時的層位。發掘結束后，尤其在把珠子從營地運到博物館的過程中，或者在其長期儲存于博物館的時間里，有些珠子可能會散落到另一批珠子里，特別是當珠子被草草包在易碎的紙張中或者用較脆弱的線繩穿起來時。另外，系在一串珠子上的標簽松動后可能會被張冠李戴到另一串沒有標簽的珠子上。當珠子標簽信息不準確或者不夠詳細時，有可能導致博物館對其來源的記錄發生訛誤，特別是在登記過程開始于文物入館很久以后時。即便珠子已經陳列在展柜里了，錯放的情況也時有發生。鑒于本研究是以博物館藏品為基礎展開的，我們在根據幾個孤例下結論時必須小心謹慎。當某種形制非常標準或有復雜裝飾或采用特殊材質的珠子單獨或少量出現在它們本該出現的時代之前時，我們就需要謹慎核對它們的發現情況了。對一些關鍵例證，我們不能使用被擾亂的樣品，即使墓葬的記錄是“完好的”，只要田野報告里沒有特別提到這些關鍵樣品，我們就不能排除擾入的可能。以我們現有的知識水平，更好的辦法是對其存疑，等待以后的發掘提供解答的證據。至于從地表采集的珠子，以及從盜墓者或文物販子手上購買的串珠，它們于我們的研究毫無用處，因為它們通常來源復雜，沒有斷代價值。

除了重加利用和擾入，還有一個因素會使某些珠子類型看似存在了很長時間，那就是我們無法通過細微差別來區分表面上相同的珠子類型。諸如“紅玉髓珠”“環狀珠”之類的描述性稱謂對斷代來說毫無用處，因為這種珠子在各時代均有發現。如果能根據它們在形制、材質、顏色、裝飾和工藝上的本質區別來分類，那么每種珠子就能分別與特定的年代范圍對號入座了。即便是蝕花肉紅石髓珠這樣標準類型的珠子，在用作斷代依據時，也需要進一步細分。當在公元前三千紀早期的摩亨佐-達羅和烏爾發現這種珠子時，相關發掘報告稱它“在印度西北的希臘、斯基泰、帕提亞和貴霜遺址中出土過好幾千顆”。然而貝克的研究表明，這些珠子實際可以分為時代不同的兩組，每組珠子上的裝飾紋樣很不相同。因此，只要能夠分辨并排除重加利用和擾入的珠子，然后將剩余的樣品按照具有斷代意義的顯著差別分為有效的類型，那么大多數珠子類型的年代都會落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這種分辨和分類工作十分必要而且值得深入開展。

珠子類型不同，其斷代價值也不同。總體而言，珠子的類型越特殊，它能界定的年代范圍就越窄。不過也有許多例外，需要仔細分辨細節。然而，即便是沿用時間較長的珠子類型，在核查用其他文物得出的斷代結果時也具有重要價值。

《埃及古珠考》，夏鼐著，顏海英、田天、劉子信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