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夏天，意大利人就已經清楚地意識到，跟著德國人只能一條道走到黑。7月10日，盟軍在西西里登陸。7月19日，羅馬遭到轟炸。意大利外交官、法西斯黨員馬里奧·蒙德洛說：“所有人都知道戰爭失敗了。當然，所有人都認為意大利必須退出［戰爭］，而不是和墨索里尼待在一起……有時，我們比德國人更為現實。當然，還有更為現實的，比如我們并不忠于現在的領袖。我不認為這是一件高尚的事情，但我們的民族性就是如此。”

1943年7月24日，在法西斯黨大會的一次會議上，墨索里尼受到同僚的批評，他的政策受到攻擊。第二天，國王接見了他，告知這位領袖不再需要他擔任首相，他離開房間后即被逮捕。

意大利法西斯獨裁者墨索里尼下臺

巴多格利奧元帥接替墨索里尼擔任首相，并試圖通過談判找到一條擺脫戰爭的道路。1943年9月3日，也就是盟軍從西西里登上意大利大陸的當天，意大利新政府同意停戰。9月8日，艾森豪威爾將軍公布了意大利無條件投降的消息。

意大利退出軸心國，對于居住在這個國家的猶太人來說成了滅頂之災。從墨索里尼下臺到意大利投降拖了太久，讓德國有時間做好準備。意大利一退出戰爭，德軍就占領了意大利的基地和設施。9月10日，德軍控制了羅馬，當晚希特勒錄制了講話并進行廣播。他譴責了意大利新政府，稱德國決不會以這樣的方式投降。“我們都知道，”他說，“在這場無情的斗爭中，失敗者將聽憑敵人的意愿被消滅，只有勝利者才有辦法生存下去。”

不能忽視的——尤其是對于德國的其他盟友來說——一種解釋是，意大利不想戰斗到底，是因為他們不是大規模滅絕的參與者。盡管墨索里尼政權曾在意大利境內迫害過猶太人，但他們并沒有把猶太人集體送往納粹死亡集中營。不僅如此，直到投降的那一刻，意大利人還一直在保護境外占領區的猶太人不被驅逐。例如1943年春季，在保加利亞將色雷斯和馬其頓的猶太人驅逐出境時，意大利駐德占薩洛尼卡的領事把一批希臘猶太人轉移到了相對安全的雅典，那里當時是意大利的占領區。甚至還有一些意大利士兵光顧德國在薩洛尼卡關押猶太人的營地，稱其中一些婦女是他們的“妻子”，因此不能被驅逐出境。

意大利的投降意味著這些保護都不復存在了。生活在意大利控制地區的猶太人的境況突然變得非常糟糕。例如，德國人一進入法國南部的尼斯——當時這里是意大利控制區——就開始搜捕猶太人，其殘暴令人發指。自從意大利人取代維希政府后，成千上萬的猶太人來到這里避難，在過去的十個月中，他們一直受到保護，現在德國人開始報復了。進入意大利本土后，他們也同樣冷酷無情。在意大利北部馬焦雷湖周圍，黨衛軍開始尋找猶太人，在該湖南端的梅納，他們在一家旅館里遇到了一些猶太人。他們殺了其中的十六人，并把尸體扔進了湖里。

不到一個月后，1943年10月16日，德國軍隊開始對羅馬猶太人采取行動。人們可能認為德國人不太敢這樣做，因為梵蒂岡就在附近。雖然教皇庇護十二世尚未公開譴責對猶太人的滅絕，但他真的就會對此完全無視嗎？德國駐羅馬教廷大使恩斯特·馮·魏茨澤克認為這不太可能，驅逐羅馬猶太人一定會招致教皇的責難，從而對德國不利。但魏茨澤克錯了，教皇不僅沒有進行任何警告，在事件發生后也沒有進行任何公開的譴責。

10月16日清晨，二十二歲的羅馬猶太人塞蒂米亞·斯皮齊希諾感到有些不對：“那天晚上與之前不同，人們可以感到氣氛有些異樣，一種沉悶的安靜，我無法形容。凌晨四點，我們開始聽到腳步聲，沉重的腳步聲，那是士兵行軍的腳步聲。于是我們走到窗戶前看看發生了什么，我們看到德國人闖進了房子，帶走了猶太人。當我們看到德國人也進了我們的房屋時，都嚇壞了。”塞蒂米亞和她的家人被帶到了梵蒂岡附近的一所監獄，她描述那里的情況“十分可怕”，然后她們從那里被送到奧斯維辛。她是在德國占領期間從羅馬被驅逐出境的一千八百名猶太人之一。“我是在戰爭結束后從奧斯維辛回來的，”她說，“我在那里失去了家人。我的母親、兩個姐姐、我的小侄女，還有一個弟弟。如果教皇發出警告，許多猶太人就會逃走，他們會做出反應的。但是，教皇保持了沉默，正中德國人下懷。他離我們非常近，我們就在他眼皮底下，但他什么忙也沒有幫。他是個反猶太人的教皇，不愿意冒一點點風險。”

塞蒂米亞·斯皮齊希諾鑒于自身的遭遇，認為教皇也是反猶的，這可以理解，但未必正確，因為教皇顯然沒有阻止牧師和修女藏匿猶太人。郇山修女會的路易莎·吉雷利修女說：“教皇下令修道院可以開門，它打破了封閉的慣例——為任何逃亡者敞開了大門。”恩里切塔·迪·韋羅利是被修女們藏起來的猶太人之一，她永遠不會忘記她們是如何拯救自己生命的：“我們在這里躲藏沒有遇到任何麻煩，修女們非常好，這些美麗的修女代表了我生命中的九個月。她們很重要，我想表達的不僅僅是謝意。”四千多名猶太人受到天主教會的保護，并被藏在修道院和其他各種教堂建筑中，有幾百人甚至躲進了梵蒂岡內的避難所。

不過，即便教皇已經得知納粹打算滅絕猶太人，他也不會直言不諱地譴責這一罪行，這很可能是因為害怕以下幾個原因：首先，正如我們之前所說的，教皇擔心一旦信仰無神論的布爾什維克獲勝將對教會不利；其次，他擔心如果譴責德國人，他們就會闖進教堂，搜捕躲在那里的猶太人；最后，他擔心德國會轟炸梵蒂岡。所以，他閉上了嘴。在他看來，這無疑是在為天主教會這樣一個機構的利益考慮。但是，就像我們在荷蘭猶太人的事例中看到的那樣，很難想象如果教皇采取強硬路線會發生什么事。也許德國人會收拾教會，也許—鑒于希特勒已經表現出不愿意得罪德國教會—他們什么也不會做。而我們知道，一旦教皇發話，就會給予全世界道義上的指引。

在意大利驅逐猶太人的不僅僅是德國人，也有意大利人，特別是法西斯團體的成員，如黑衫旅和其他依附于所謂“意大利社會共和國”的軍事組織——意大利北部地區仍然在貝尼托·墨索里尼的統治之下，他被德國傘兵從監禁中救了出來。

總共約有七千名猶太人被驅逐出意大利并遭到殺害，約有80%的意大利猶太人在戰爭中幸免于難——他們大多穿過邊境躲到了中立的瑞士。起初，在德國剛剛占領意大利時，瑞士并不接收意大利猶太人前來避難，除非他們是孩子、老人或者和瑞士人結了婚。這些限制在1943年12月被放寬，直到1944年7月才被更為寬松的措施所取代。在整個戰爭期間，前往瑞士尋求避難的意大利猶太人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瑞士個別邊防士兵的同情。

對比荷蘭高達75%的猶太人死亡，意大利只有不到20%的比例似乎很低，但這仍然是一個令人痛心的事實。這是因為意大利與荷蘭不同，意大利猶太人遭到全面迫害的時間較晚。而且，隨著盟軍的推進，這個國家大部分地區都消除了威脅。例如，1944年6月4日，也就是意大利投降后不到九個月，羅馬就落入了盟軍之手，德國人甄別、抓捕和驅逐猶太人的時間是有限的。

意大利的大屠殺歷史與距他們北面七百英里之遙的另一個淪陷國相比，顯得尤為陰冷。丹麥生活著大約七千五百名猶太人，1943年秋天，德國人打算對他們采取行動，大約就和意大利同時。在夏天，丹麥爆發了罷工和其他抗議活動，納粹原本對丹麥相對較為“輕松”的占領隨之結束，丹麥政府于8月辭職。納粹在丹麥的全權代表維爾納·貝斯特實行了緊急狀態，上級要求他對猶太人采取行動，其計劃是在1943年10月1日晚拘留丹麥猶太人，然后將他們驅逐出境。但就在行動的幾天前，維爾納·貝斯特做了一件非同尋常的事情。他通過一名中間人德國海軍武官格奧爾格·杜克維茨，把將要發生的事透露給了丹麥猶太人。貝斯特向杜克維茨簡要介紹了一下計劃中的驅逐行動，他知道杜克維茨同情丹麥人，會把這些信息傳遞給丹麥的上流階層，他們轉而又會警告猶太人。

丹麥警察努德·戴比說：“我在警局聽到了［實施驅逐的消息］，當然，我們和記者以及政客是同時聽到它的。這令我們所有人都很吃驚，我們從沒想到過德國人會在兩年多后逮捕丹麥的猶太人。”努德·戴比和他的同事們一樣“并不贊同這種歧視”，他從一些“地下媒體”了解到猶太人被驅逐后的命運，感到自己必須幫助他們。

直到德國人決定將猶太人驅逐出境的那一刻，“丹麥猶太人的處境還是相當幸福的”。1943年時只有十四歲的本特·梅爾基奧爾說：“我們在任何時候都不是非常猶太化，我們很好地融入了丹麥社會。幾個世紀以來，跨民族通婚是很常見的，很多非猶太人都有一個猶太曾祖父或曾祖母。所以我要說的是，這里對猶太人很友好，我們不是什么威脅——不論是對教會還是國家。相反，許多猶太人在丹麥的公共生活、藝術、科學甚至政治領域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特·梅爾基奧爾記得，如果你感到有任何危險，可以“請求街上任何一名警察的幫助，而不必擔心讓德國人知道”。這種環境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丹麥人——不論宗教信仰如何——能舉國一致對抗德國人。

在得到德國人即將行動的消息后，猶太領袖在猶太教堂和所有猶太社區發出警告。許多居住在哥本哈根的猶太人離開了城市，躲到了農村的房子里，或者搬到了他們的非猶太鄰居那里。

丹麥的非猶太人也做了很大的努力來提醒猶太人。十七歲的羅伯特·彼得森說：“我在鄰近的街道上挨家挨戶地走著。每當我看到一個寫著猶太名字的家庭門牌時，我就按門鈴要和他們說話。有時他們不相信我，但我成功說服他們收拾行李，和我一起去比斯珀比約醫院，那里已經變成了猶太難民的聚集地……那里有醫生和護士照顧他們。然后我回到我的社區，尋找更多的猶太人。”

最常見的逃生路線是橫渡狹窄的海峽去往中立的瑞典。像努德·戴比這樣的志愿者，護送了幾小批猶太人穿過哥本哈根到達漁港，他說：“這樣的事總是在晚上做，我們更喜歡壞天氣，不想要一個人人都能看見我們的夜晚。”一到漁港，“我們就躲在德國人通常用來做漁網和工具的小棚子里”，直到一個漁夫叫我們上船。“我一直都很害怕，”他說，“我不得不更換許多地方來休整我發疼的身體，我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愿意給我提供食宿的丹麥人，他們都不要錢，只是在暗中幫助我。”

丹麥的教堂也在努力保護猶太人。“無論猶太人是因種族或宗教原因受到迫害，”哥本哈根主教在10月3日的聲明中明確說道，“抗議這種迫害是基督教會的職責……不管宗教信仰有何分歧，我們都要爭取猶太兄弟姐妹的權利，讓我們堅持比生命更崇高的自由。”

由于這種抵制，10月1日至2日的行動基本上以失敗告終——德國人打電話時，大多數猶太人都不在家。在大約七千五百名丹麥猶太人中，只有不到五百人被驅逐出境。而且這些人并未被送往東方的死亡集中營，而是被送往捷克境內的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營，大多數人在戰爭中幸存了下來。

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營

丹麥在大屠殺期間的歷史是獨一無二的，這是納粹統治下唯一一個絕大部分——高達95%——猶太人被其同胞拯救的國家。不能用一個簡單的原因來解釋為什么這一情況發生在丹麥而不是其他國家，是多種因素在這一時刻共同發揮了作用。首先是因為丹麥的歷史文化把他們凝聚在一起對抗強鄰德國。而且，丹麥人對個人人權的重要性也有深刻的認識。魯迪·比爾也是1943年秋天被丹麥同胞拯救的一名猶太少年，他說：“這是一個我稱之為丹麥式的公平與正義的問題，我認為我們想保護彼此，不會輕言放棄。”一個鄰近的中立國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瑞典離得很近，并且立即提供了避難的場所，尤其是1943年10月2日，瑞典人通過無線電廣播宣布，他們歡迎任何渡海而來的丹麥猶太人。

另一個因素是一種同胞的觀念。盡管當時丹麥大約有一千名猶太人是外國人，但是，正如努德·戴比所說的，這些猶太人都是丹麥人。因此，仍然有人認為，與其說丹麥人是在拯救猶太人，還不如說是在拯救丹麥的同胞，只不過他們正好都是猶太人罷了。如果20世紀30年代丹麥沒有對外國猶太人入境進行如此嚴格的限制，而是允許更多的猶太人前來避難，那么到了1943年的秋天，情況就可能會有所不同。當然，這是我們無法確定的。

最后，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德國人的態度。這次救援之所以成功，就是因為德國駐該國的主要代表維爾納·貝斯特發出了警告，他知道這個警告會傳到猶太人社區。此外，德國海軍對丹麥和瑞典之間的海道幾乎沒有進行任何封鎖，對猶太人的逃亡大開方便之門。魯迪·比爾說：“我一直認為，如果德國人想要阻止這一行動，他們可以非常容易地做到。因為丹麥和瑞典之間的整個水域并不算很寬，也沒有那么長，如果用上四五艘魚雷艇，整個行動就會完蛋。”這并不是說德國人完全無視猶太人的逃亡。在丹麥本土，一些德國安全人員確實試圖抓捕猶太人—這似乎只取決于德國各個單位的重視程度。

不過，在丹麥的德國高官態度是明確的，那就是想讓猶太人逃走。然而，在此之前，貝斯特并不是猶太人的朋友，他是一個忠誠的納粹，曾與萊因哈德·海德里希密切合作，協助制定和執行納粹在法國的種族政策。沒有證據表明他突然對猶太人產生了同情，他的行為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出于人性。他的真實想法可以從1943年10月5日他為柏林當局撰寫的一份文件中找到線索：“鑒于針對丹麥猶太人行動的目標是該國的去猶太化，而非是為了屠殺，必須得出這樣的結論，即這一行動已經達到了目標。”貝斯特實際上認為，既然他的工作是把猶太人趕出丹麥，那么他已經成功了。只不過他沒有把猶太人送到死亡集中營，而是讓他們逃到了瑞典。他也許還認為，丹麥的政治形勢一直不同于其他納粹占領的國家，納粹在很大程度上允許丹麥人自治，為的是確保丹麥能夠源源不斷地為帝國供應糧食，強行驅逐猶太人將會引起很大的抵觸情緒。貝斯特一定感到，用微妙的方法來達到所期望的“目標”是最好的。

幾乎可以肯定的是，貝斯特的行為還有另一個原因——不過他絕不會告訴他的納粹同志。他是一名專業出身的律師，二十多歲時就被任命為法官。因此，到1943年的秋天，他已經預感到納粹的失敗，因此他需要改善自己在盟軍眼中的形象，這不是沒有可能的。這一策略是有效的，他與海德里希過從甚密，而且罪行累累，但在戰爭結束后他只是被短暫監禁，隨后成為一家大型德國工業集團的高管。

因此，認為英勇抵抗是決定猶太人在某個國家生存比率的最重要因素是錯誤的。更重要的是另一個因素——納粹每次想要搜捕多少猶太人。希臘猶太人的經歷可以說明這一點，盡管在希臘涌現了很多抵抗的事例，但七萬名猶太人中的大約80%在戰爭中死亡。與丹麥不同，德國人是鐵了心要驅逐希臘猶太人的。

德軍于1943年9月份開進意大利占領的希臘地區，并立即開始準備大規模驅逐。希臘的非猶太人很快舉行了抗議活動。雅典的希臘東正教大主教達馬斯基諾斯不僅向德國人提出交涉，還呼吁他的神職人員藏匿猶太人，雅典大學的學者也進行了抗議。德國人的回應是查封了學校，逮捕了數百名神職人員。

反猶主義在希臘并非沒有市場，猶太社區也很少有非猶太的朋友可以指望，但希臘的總體情況是同情和支持猶太人的。正如一位研究希臘的大屠殺歷史的學者總結的那樣，“廣大希臘人民熱情收留尋求援助的猶太人”

最著名的抵抗行動是在扎金索斯島。當德國人要求該島提供島上所有猶太人的名單時，當地的長官和主教遞交了一張只寫有兩個名字的紙——他們自己的名字。同時，猶太人被藏在非猶太島民的房子里，二百七十五名猶太人全部得以幸存。我們不知道德國人為什么不去扎金索斯島搜查猶太人，很可能是因為他們認為島上的猶太人很少，不值得為此興師動眾。但是，再次要強調的是，關鍵只是在于德國人決定不去那里搜捕了。扎金索斯島事件之所以著名，是因為有猶太人幸存了下來。但在希臘，盡管也有類似的英雄行為，猶太人被抓獲和驅逐出境的情形還是更多。

薩洛尼卡是希臘猶太人損失比率最高的地方。從1941年春季開始，德國人就控制了這里，大約95%的薩洛尼卡猶太人——多達四萬八千五百名男女老幼死于戰爭之中。猶太人密集居住在這里，以及德國人在開展驅逐行動前已經駐扎了兩年，都可以解釋為何這里的死亡率如此之高。此外，與希臘許多地方不同的是，薩洛尼卡的猶太人很大程度上并未被當地居民同化。在戰爭之前，就有一個規模較小但聲勢浩大的團體在攻擊猶太人—許多猶太人都很有錢—而德國人得以在緊張局勢下繼續煽風點火。

大量希臘猶太人被送往奧斯維辛——總共約五萬五千人。大部分人被迅速屠殺，剩下的人存活率也是低得可憐。希臘猶太人很難習慣波蘭的惡劣氣候，他們也很少有人會說德語，而營地里所有的命令都是用德語說的。

希臘和丹麥猶太人的命運再次說明，德國人在不同的國家實行“最終解決方案”的手段是多么不同。他們在每個地方決定要搜捕和遣送多少猶太人時——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是決定猶太人死亡數字的關鍵因素——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例如，驅逐猶太人是否困難，是否會引起政治后果，特定猶太人“種族”的危險程度，以及他們的居住地離前線的遠近，等等。

與希臘猶太人不同，丹麥猶太人大部分幸免于難，主要是因為德國人出于各種原因，選擇了放棄殘酷的追捕。必須指出的是，這無損于那些丹麥猶太人救助者的英勇，這些抵抗者的英雄主義將長存。我們也應該記住幫助猶太人的希臘人——雖然有那么多希臘猶太人死于納粹之手。

（本文摘自勞倫斯·里斯著《大屠殺：一部新的歷史》，朱任東譯，譯林出版社，2020年4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