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下稱《建議》）全文公布。文件提出，“十四五”時期中國將建立現代財稅金融體制，適當提高直接稅比重，健全地方稅、直接稅體系。

對此，多位財稅領域專家近日對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作出解讀稱，這意味著“十四五”時期將完善現代稅收制度，采取包括進一步深化個人所得稅改革，在合適的時機開征房地產稅，降低間接稅等措施；同時我國將健全省以下財政體制，增強基層公共服務保障能力。

多位專家認為，“十四五”時期對于稅制結構的優化，一個重大意義在于將更好地發揮稅收在收入分配當中的調節作用，促進社會公平，促進共享發展。

提高直接稅比重，深化增值稅改革

“適當提高直接稅比重，同時又要結構性減稅，那就意味著間接稅要降。”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對記者解讀道。

直接稅是指稅收負擔不易轉嫁，直接由納稅人承擔的稅收，例如所得稅、財產稅；間接稅則指通過層層流通環節，稅負最終由消費者承擔的稅收，如增值稅、消費稅等。二者的區別在于理論上能否轉嫁，即負稅人與納稅人是否一致。

施正文表示，我國“十四五”規劃中關于稅收改革這一方面，中心思想是要優化稅制結構，建立更加科學、公平、規范的現代稅收制度，進而更好地發揮稅收在收入分配中的調節作用，更好地促進社會公平，促進共享發展，推進現代國家治理。

他認為，提高直接稅比重，關鍵是深化個人所得稅改革，既要進一步調整稅率和完善費用扣除制度，也要整體上謀劃提高個人所得稅收入規模。提高直接稅比重不言而喻的是要適當降低間接稅比重，因此，增值稅改革在“十四五”期間將進一步深化，目前我國增值稅制度不夠中性和規范，其收入規模過大制約其他稅種發展，是企業負擔重的重要原因。此外，增值稅征管成本高等負面因素的影響目前也在擴大。

值得注意的是，施正文表示，增值稅事實上在當前以數字經濟為主要特點的新經濟發展中不具有顯著優勢。

“增值稅的優勢在于消除重復征稅，這種重復征稅在多環節、分工協作的傳統工業化大生產中比較嚴重，而數字經濟多是‘點對點’個性化定制服務，直接面向用戶提供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周期扁平化，增值稅抵扣機制消除重復征稅的優勢并不突出。”施正文說。

此外，增值稅的具有累退性，很大程度上存在收入分配的逆向調節問題，增值稅規模過大會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負擔，這也是我國新時代社會矛盾變化情況下持續深化增值稅改革的一大原因。

施正文等多位專家告訴記者，“十四五”期間，增值稅減稅途徑包括簡并降低稅率和增加抵扣以減少稅基。

施正文總結道，增值稅規模過大會導致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弱化，而“十四五”時期財稅制度的整體發展方向在于加大稅收調節力度，合理調節過高收入，滿足人民對公平、正義的需要，促進共享發展成果；因此，“十四五”時期增值稅等間接稅收入規模將持續降低。

增值稅是間接稅的最大稅種，也是我國第一大稅種。隨著近年來增值稅改革的深化，增值稅四檔稅率已經簡并且大幅下調至6%、9%、13%三檔，同時進項抵扣增加、留抵稅額的增量部分也允許部分退稅。

作為我國稅收法治化的重要部分，增值稅立法進程已經進入關鍵階段，增值稅稅率簡并更進一步“三檔并兩檔”也受到廣泛關注。2019年年底公布的增值稅法征求意見稿依然維持了現行的三檔稅率。

北京國家會計學院財稅政策與應用研究所所長李旭紅此前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按照增值稅的國際發展趨勢，目前保留兩檔稅率的國家占多數，“十四五”時期增值稅在推進稅收立法中，三檔稅率是否能簡并成兩檔是一個核心問題。

建立地方稅體系，完善現代稅收制度

《建議》指出，要明確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權與支出責任，健全省以下財政體制，增強基層公共服務保障能力。

對此，中國法學會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劉劍文向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解讀道，在中央和地方政府財稅體系方面，“十四五”期間一是要考慮地方稅的主體稅種，二是建立地方稅體系。

例如，當前我國消費稅屬于中央稅，未來消費稅改革的過程中，將消費稅零售環節劃給地方，征收環節的后移可能是一種考慮思路。

施正文也表示，我國地方稅體系的建設一直滯后，因此一些地方存在財政保障能力不夠、公共服務和民生保障不足、土地財政、債務風險大等問題。對于這些問題，他認為，要健全省以下財政體制，就要培育地方稅源和擴大地方稅政管理權限。

舉例來看，備受關注的房地產稅征收就是舉措之一。施正文表示，“房地產稅從長遠來看是肯定要開征的，但是不一定這一兩年就開征。”劉劍文也對記者表示，此前地方稅的主體稅種是增值稅、營業稅，而現在地方沒有主體稅種，因此要進一步發展，“未來房地產稅法的出臺是一個時機選擇的問題。”劉劍文說。

近年來，我國政府的赤字率和債務率都在不斷上升。尤其是今年以來，受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的沖擊，實體經濟杠桿率迅速上升，同時各地方的地方債發行規模增大，地方政府的債務負擔加重。

在今年10月25日的中國城市百人論壇2020年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李揚表示，“十四五”期間，我國地方發展城市化面臨的新挑戰中，資金挑戰可能居于第一位，要冷靜審視“錢從哪來”的問題。

李揚認為，地方財政的風險一是在于地方債的投資效率較低，二是宏觀調控效率越來越依賴廣大地方政府的運行，從而出現了宏觀調控“地方化”的風險。

事實上，《建議》提出要明確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權與支出責任，就是為了解決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不匹配問題。

多位專家認為，“十四五”期間將結合稅制改革，考慮稅種屬性，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稅收收入劃分。

此外，完善現代稅收制度還涉及到相應稅種的合并，例如土地使用稅等。從地方的角度來看，資源稅、環保稅、土增稅等都將是重要的地方稅種。劉劍文表示，在適當提高直接稅比重方面，還涉及到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契稅等相應的財產稅法的完善。

李旭紅總結道，《建議》提出的“適當提高直接稅比重”也體現出所得稅結構性調節具有相應的空間，結構性的調整將有利于增加我國稅收收入來源，深化稅收征管制度改革，進而完善現代稅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