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比以往更多地看到青少年自殺的新聞，信息傳播得更快是原因之一，但更多青少年情緒出現問題，甚至付諸自殺，恐怕也是事實。這不是什么國家獨有的問題，而是人類步入新的發展階段的病癥。《嬌慣的心靈》這本書反思了美國的教育，為什么成年人在教育、保護孩子上花費更多心思，孩子反而更脆弱。在今天分享的部分中，作者在社交媒體上找到了青少年心理問題的來源：新世代的孩子因為經常對著屏幕，更離群索居，還會被“展示”式的生活影響人際關系和自我認同。當然，我們并不是要否認社交媒體的所有價值，也不是說社交媒體是導致心理問題的唯一原因，但是我們確實需要警惕社交媒體對大腦產生的影響。如果我們不嘗試應對社交媒體帶來的改變，我們將徹底被它侵蝕。

《嬌慣的心靈》

[美] 格雷格·盧金諾夫 / [美] 喬納森·海特 著

田雷 / 蘇心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

2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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嬌慣的心靈

格雷格·盧金諾夫，喬納森·海特

互聯網世代

《互聯網世代》是一本出版于 2017 年的著作，我們在第 1 章曾做過簡要討論，該書的作者簡·特溫格，是任教于圣地亞哥州立大學的一位社會心理學家，她在書中為我們展示出一幅細致入微的圖景，呈現了當代青少年和大學生的行為、價值觀和心理狀態。作為一名學者，特溫格的研究關注代際之間心理上的差異，總結模式并追尋原因。在她的筆下，千禧世代之后的美國青少年被稱為“ iGen” （構詞如同 iPhone），也就是“ internet Generation ”（互聯網世代）的縮寫，因為他們是破天荒的第一代，成長于互聯網觸手可及的環境中。[有些人使用了“Z 世代”（Generation Z）這個詞。]

無可否認，千禧世代一開始的孩子們，也就是那些出生在 1982 年的年輕人，到了 20 世紀 90 年代末，家里已經用上了康柏（Com-paq）電腦，他們在家用電腦上開始用網景瀏覽器（Netscape）和遠景搜索（AltaVista）來下載音樂、搜索黃頁地圖了。但問題是，搜索引擎并不會改變社會關系——而社交媒體卻會。

找到一個時間分水嶺，以此劃分出不同的代際，從來都是很困難的；但根據年輕人的心理肖像，特溫格確定了 1994 年這個時間坐標系，以之為千禧世代出生的最后一個年份，認為從 1995 年開始，出生的就是互聯網世代的孩子。從千禧世代到互聯網世代，青少年對心理態度和特征的自我描述存在著代際間的斷裂，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可追溯至 2006 年，也就是互聯網世代的頭生子長到 11 歲的那一年，“臉書”改變了用戶注冊的要求。注冊時，你不再需要證明自己是在校的大學生；現在，任何一位年滿 13 歲的青少年——或者實際年齡不足，但聲稱自己年滿 13 歲的孩子，都可以加入“臉書”。

但“臉書”以及其他社交媒體的平臺開始并未吸引太多的中學生，一直到 iPhone 于 2007 年問世，然后短短數年風靡全美。因此，對于這段從 2007 年起至 2012 年前后的時間，我們不妨理解為一個短暫的變革期，在這五年間，美國普通青少年的社會生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社交媒體平臺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十歲出頭的青少年就開始使用“推特”（ Twitter ，創立于 2006 年）、“湯博樂”（ Tumblr ，創立于 2007 年）、“照片墻”（ Instagram ，創立于 2010 年）、“色拉布”（ Snapchat ，創立于 2011 年）等各種各樣的社交媒體。年復一年，這些公司越來越擅長抓住并留住顧客的“眼球”——此處借用了他們業內人士的說法。社交媒體可以使人愈發沉溺其中，無法自拔。

2017 年，“臉書”的首任總裁肖恩·帕克接受采訪，他對那些初始階段發展的回顧，讀來令人心驚膽戰：

在開發這些應用時，“臉書”可以說走在頭一個，所內置的思維過程……說到底不外乎是：“我們如何做，才能最大限度地消耗你們的時間和注意力，多多益善？”……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時不時地給你一點多巴胺的刺激，你會看到，又有人給你的照片點贊了，又有人給你的帖子評論了，諸如此類。而這就會讓你發布更多的內容，然后，你就能獲得更多的贊、更多的評論……這在本質上就是一種社會確認的反饋循環……正好是像我這樣的黑客所能想到的主意，因為你正是要利用人類心理的某一弱點。

在道出上述一番言論之前，帕克還說過：“這對我們孩子的大腦會造成什么，只有老天知道。”

簡言之，進入互聯網世代之后，人類的成長就發生了破天荒的變化，十歲出頭的孩子正值塑造品格的人生階段，現在他們卻沉浸于由社交媒體所編織的社會和商業試驗中，如龐然大物一般，無處可逃。這會導致什么問題呢？

特溫格的書，基于她所進行的四項深入調查，跨度達數十年的周期。其中一項調查是針對大學生群體的，而另兩項則關注更廣泛的青少年，還有一項則擴展至全美的成年人口。《互聯網世代》這本書，包括了作者從上述四個數據庫內所繪制的大量圖表，展示出青少年行為和態度自 20 世紀 80 或 90 年代開始發生的諸多變化。看這些圖表，圖中的曲線基本上波動不大，但到了從 2005 年至 2012 年期間，在某個點上，原本水平線上下的線條，突然向上抬頭，或者驟然向下俯沖。

有些趨勢是相當積極的：生在互聯網世代，青少年不愛喝酒了，也不怎么抽煙；開車上路時，他們相信，道路千萬條，安全第一條；就連他們初次性行為的年齡都向后推了。但還有些趨勢就不那么樂觀了，有一些甚至讓人頗為擔憂。特溫格以一個長長的副標題總結了她在書中的發現：為什么今日的孩子即時互聯，但在成長過程中卻更少叛逆，更多柔順，更不快樂——并且對進入成年毫無準備——對于我們來說，這又意味著什么。

▲學者特溫格和她的書《互聯網世代（iGen）》

按照特溫格的分析，代際之間的兩項主要變化，可能推動了安全主義自 2013 年以來在校園內的興起。第一項變化：現如今，孩子們的成長要緩慢很多。有一些活動，被公認為標志著從童年期轉向成年期的事件，比方說打工、開車、飲酒、約會和性愛，現在發生得更遲。若是同他們的前輩相比，互聯網世代的孩子們要更晚熟，他們從一開始就不愿嘗試，而且也沒有表現出前輩們的熱情。你看現在十來歲的青少年，他們不愿意參與這些活動（此類活動通常需要同他人進行面對面的交流），而寧可用更多的時間來獨處，同屏幕互動。值得特別指出的是，“直升機父母”的教育方式，對子女人身安全的擔憂，再加上屏幕那無法阻擋的誘惑力，均造就了互聯網一代的新問題：同前輩相比，互聯網的新一輩很少在沒有大人看管的情況下同朋友們外出玩耍。

歸根結底，當互聯網的新一輩抵達大學校園時，亦即自 2013 年秋季開始，同此前任何一代大學生相比，他們所積累的線下生活經驗和無人看管時間都要少得多。如特溫格在書中指出：“現在 18 歲的孩子，其舉動像極了過去 15 歲的孩子，而 13 歲的孩子就好像 10 歲的孩子。青少年的人身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為安全，然而他們的心智卻更脆弱了。”上述這些趨勢，大部分是不分社會階級、種族和族群而一起出現的。所以說，若同此前時代的 18 歲相比，互聯網的新一輩平均而言還沒有做好上大學的準備。這大概就能解釋，為什么一夜之間，大學生群體要求更多的保護，在他們的事務以及人際沖突中要求成年人更多地介入。

第二項發生在代際之間的主要變化，是焦慮和抑郁癥比例的急劇上升。在本章余下部分，我們運用特溫格在《互聯網世代》內所給出的數據，繪制了三個圖。這些圖直截了當，講述了一個能讓聽者流淚的故事。

關于心理病癥的研究向來有一定論，女孩要比男孩更容易抑郁和焦慮。這一性別間的差異，在青春期到來前，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甚至并不存在，但自打進入青春期，差異就顯現出來。21 世紀之初，青春期男女之間的差距相當穩定，但大約從 2011 年開始，青春期女孩的抑郁比例迅速增加，由此導致差距擴展開來。如圖 7. 1 所示，到了 2016 年，根據受調查女生所提供的信息，大約有五分之一的癥狀符合了我們的標準，也就是在過去一年中經歷過嚴重的抑郁癥發作。男孩子的抑郁比例也有所增加，但相對而言要慢很多（從 2011 年的 4. 5 %上升到 2016 年的 6. 4 %）。

青少年的抑郁率

▲圖 7. 1：統計從 12 歲至 17 歲的青少年,在此前一年，至少出現一次嚴重抑郁癥狀的百分比。自 2011 年起，比例一直在上升，尤其是女孩子的狀況（資料來源:全國藥物使用和健康調查數據）

七年不過轉瞬即逝，難道青少年的心理狀況竟至發生如此的變動？說不定，圖 7. 1 所反映的，只是診斷標準出現了變化？也有可能，只是做出抑郁癥之診斷的門檻被降低了，但假設更多的青少年因此獲得幫助，大概也能算是好事一件吧？

不排除以上可能，但也要想到，降低抑郁癥診斷的標準，鼓勵更多的“病人”使用治療和心理疾病的語言，也可能導致某些不良后果。給人貼標簽，會制造某種所謂的循環效應：一旦被貼上標簽，人們會因此改變自己的行為，診療于是變成了自我應驗的預言。“亂貼標簽”之所以構成如此強橫的認知錯誤，部分原因即在于此。如果抑郁癥成了你的一種自我認同，那么等著吧，你就會形成相應的心理圖式，關于你自己還有你的前途（我一無是處，沒有未來可言）。這樣的心理圖式會成為你的負擔，你因此難以調動能量，專心致志地應對挑戰，而反過來說，若是你能夠從容應對，就會克制抑郁癥對你的掌控。

我們這樣說，并不是否認抑郁癥的真實性。我們永遠不會告訴抑郁癥患者，只要“堅強些”，這些癥狀壓根不是事——格雷格有過切身的體驗，深知這么做毫無幫助。我們只想指出一點，在分派心理健康的標簽時，若是降低診斷的門檻（或者說鼓動“概念滲透”），就會增加“患者”的人數。

但悲劇在于，圖 7. 1 所示的青少年抑郁癥的激增，并不僅僅是診斷標準變化的結果，我們這么，是有堅實證據可以作證的：十來歲的青少年的自殺率也在增加，其趨勢與抑郁癥比例一致。如圖 7. 2 所示，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每 10 萬名年齡在 15 歲至 19 歲之間的青少年的年度自殺人數。自殺率和嘗試自殺率是兩回事，因性別而異；女孩嘗試自殺的次數更多，但死于自殺的男孩卻更多，究其原因，在于男孩通常會選擇不可挽回的自殺方法（比如吞槍或者從高層建筑跳下）。

數十年來，青春期男生的自殺率上下波動，在 20 世紀 80 年代，因當年犯罪和暴力的高潮而迅速上升。但隨后，進入 90 年代，犯罪的浪潮突然消退，所以青春期男性的自殺率在 1991 年到達歷史高點。盡管自 2007 年開始的自殺率上升還未至歷史最高點，但目前來看，它仍然高得可怕。再看青春期女生這一邊，可用的數據開始于 1981 年，從這一點起算，女生的自殺率始終保持穩定，雖然與同年齡段男性相比，女生的自殺率要低出許多，但只看女生這條線，自 2010 年起自殺率穩步上升，便已經到達女生自 1981 年有記錄以來的歷史最高水平。若同本世紀初相比，現如今選擇結束自己生命的少女則增加了一倍之多。在加拿大，十來歲少女的自殺率也在上升，只是沒有如此快速，與此同時，青春期男生的自殺率卻有下落。（而在英國，不論男女，自殺率近年來都沒有出現明顯變化。）

青少年的自殺率（每 10 萬人）

▲圖 7. 2：按性別劃分，年齡在 15 歲至 19 歲的青少年，每 10 萬人的自殺率（資料來源:美國疾病防控中心，《致命傷害報告》, 1999-2016）

近期有一項研究著眼于“未致命的自殘傷害”，它用另一組數據也確證了同樣的趨勢，心理疾病問題愈演愈烈。在這些案例中，青少年被送進醫院的急救室，因為他們自己動手，傷了自己的身體，比如用剃刀割傷自己，拿頭撞墻，或者飲下毒藥。研究者所用的數據，來自遍布全美的 66 家醫院，時間從 2001 年開始，因此他們可以估算出整個國家的自殘率。他們的研究發現，青春期男生的自殘率保持穩定，在 15 歲至 19 歲這一年齡范圍的男生中 ，每 10 萬人有大約 200 人自殘。而比較同年齡段的女生，自殘率則要高出許多，但從 2001 年至 2009 年間也保持相對穩定 ，每 10 萬名女生中每年大約有 420 名自殘。但從 2010 年開始，青春期女生的自殘率逐步上升 ，在 2015 年達到了每 10 萬人中有 630 人。年齡再小一點的少女（10 歲至 14 歲），自殘率的增長速度甚至更快，從 2009 年的每 10 萬人中 110 人，到 2015 年的每 10 萬人中 318 人，幾乎增加了 3 倍。（而在此階段, 10 歲至 14 歲年齡段的男孩的自殘率保持大致穩定，每 10 萬人約有 40 人。）由此可見 ，自 2010 年開始，女孩們的日子就過得很糟心。

反社會的社交媒體？

心理疾病和自殺行為為什么出現激增？幕后推手是什么？特溫格相信，自 2007 年前后，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開始迅速滲透進入青少年的生活，而到了 2011 年前后，心理健康出現大面積危機，因此，前者是主因，后者為果。在《互聯網世代》一書中，特溫格給出了一些表格，顯示出數字媒體的使用同心理健康問題之間的正相關關系：近年來，兩者協同共增。就此而言，以數字媒體為罪魁禍首的解釋，要比其他因素更合理，比如說自 2008 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及其引發的經濟衰退。到了 2011 年，美國的國內經濟和就業市場已經企穩，且穩中有進，因此經濟因素不太可能是主因，沒有經濟已經向好而青少年心理健康卻在之后惡化的道理。

簡單的相關性固然可以給出提示，但只憑它們，我們還是無法搞清楚前因如何得出后果。在既定的時間段，許多事情都在發生著變化，因此我們不乏機會去碰到所謂的偽相關（spurious correlations ）。比方說 ，在美國，奶酪的年度人均銷量和每年因被床單纏住而致死的人數 ，存在著近乎完美的正相關，但我們不能由此認定，吃奶酪會導致人們有不同的睡姿。兩種現象之間的相關性是“虛假的”，因為兩項數據在同一時期內的穩步增長，不過是個巧合。

為了防止落入偽相關性的陷阱，我們必須要考慮其他的變量———若是某種特定的因果解釋是正確的，則可以預判這些變量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為了完成這項檢驗，特溫格考察了個體學生所報告的全部日常活動，用了包含此類指標的兩個數據庫。特溫格發現，一方面，同抑郁和其他自殺類似的結果（諸如想自殺、計劃自殺或者嘗試自殺）存在顯著相關的，只有兩種活動：一是使用電子設備（如智能手機、平板電腦或電腦），二是看電視。而另一方面，還有五種活動，同抑郁癥存在著負相關（也就是說，孩子們每周花在此類活動上的時間越多，則抑郁癥的可能就越小），它們分別是：體育運動和其他形式的鍛煉，參加宗教活動，讀書（也包括其他印刷載體），面對面的社會交往，以及做家庭作業。

比較一下正相關和負相關的兩列，留意一下，它們之間存在著什么區別嗎？屏幕，還是沒有屏幕。若孩子們每天閑暇時盯著屏幕不超過 2 個小時，他們患上抑郁癥的風險并不會升高。但只要每天的屏幕時間超過 2 小時，那么盯著屏幕每多 1 個小時，抑郁癥的風險就會大大增加。與之相反，孩子們若長時間遠離屏幕，特別是如果他們能參與到無屏幕的社會交往中 ，那么他們就不太可能患上抑郁癥或滋生出自殺的念頭。（特溫格也指出，反向因果關系也不是沒有可能，也就是說，抑郁癥是因，而抑郁導致了孩子們會在屏幕上花費更多的時間。但她也表明，這種情況的可能性并不大。)

▲《監視資本主義：智能陷阱》截圖

為何會這樣，一部分原因在于，電子設備讓我們離群索居。人類是“徹底社會”（ultrasocial）的物種。黑猩猩和狗都有非常活躍的社會生活，但人類作為徹底的社會物種，遠非諸如猩猩此類的“社會”動物所能及。就像蜜蜂一樣，人類可以形成大規模的群體，分工明確，通力合作。人類喜歡成群結隊，熱愛團體運動或彼此呼應的活動，只要能給我們帶來“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感受，人類就熱衷于此。（這種徹底的社會性，讓我們聯想到第 3 章所講的部落主義心理。其中的門道一言蔽之，便是既要滿足人性對歸屬和交往的需求，又不能激發起部落主義中更封閉甚至暴力的基因。）無可否認，社交媒體的出現，使創建大型群體變得前所未有的容易，但問題是，那些“虛擬”團體同面對面的社會聯系相比，可不是一碼事；可以想見，它們也無法用相同的方式來滿足人性對歸屬的需求。特溫格教授及其合作者就道出了個中關鍵：

千萬不要忘記，人類的神經構造是如何進化而成的，不可脫離的條件就是與他人進行緊密的、通常是連續不斷的面對面接觸（包括非視覺和非聽覺的接觸 ，比方說觸摸或者嗅聞），因此，若是減少或者刪除該系統的關鍵輸入，就有可能導致整個系統的不穩定。

特溫格的研究支持了上述的觀點，她發現，對于那些更社會化的孩子，也就是比一般孩子更熱衷于參加面對面的社會交往的孩子，在電子設備上花時間通常來說并沒有傷害。換言之，屏幕和社交媒體是否會顯現出它們的負面影響，取決于十來歲的青少年同他人相處的時間長短。但電子設備之所以有害，并不僅僅是因為它們讓孩子們上癮，不愿意進行面對面的交往；它們還有一些更潛移默化的效應，會更強烈地應驗在青春期女孩子的身上。

為什么受傷的總是女孩子？

前文的圖表已經顯示，進入互聯網時代后，青春期女生的心理健康要比男生更糟糕。進一步講，既然社交媒體要承擔一部分責任，那這一塊的后果大概只應驗在了女孩子身上。特溫格通過研究發現，對于男孩子來說，總共的屏幕時間同不良的心理健康結果是相關的，但具體到使用社交媒體的時間，卻同心理問題并不相關。問題于是來了，為什么社交媒體會傷害女孩子，卻放過了同齡段的男孩子呢?

這里至少存在兩個可能的原因。第一個原因是，社交媒體所呈現出的，是那種“展示”版的生活，而這種存在于表象和現實之間的差距，會對女孩子造成更大的負面影響。許多觀察者已經指出，較之于男孩，女孩更熱衷以接納和排斥為中心來組織她們的社交生活。社交媒體就如同大功率的發射器，把同齡人的日常都展現在青春期少男少女的眼前，她們打開屏幕，看到的就是那些她們所認識的朋友，如何一起玩樂，一起做事———包括有些她們本人沒得到邀請的活動。

一方面，這會加重所謂的“錯失恐懼癥”（FOMO，擔心自己錯過了），不分性別，同樣受到影響，但另一方面，刷到令人眼花繚亂的“展示”版的照片，女孩子受到的沖擊就遠大于同齡男性，歸根到底，按照喬治城大學語言學教授黛博拉·坦納所言，這種所謂的“被遺落的恐懼”（FOBLO ，亦即害怕自己被踢出圈子）會給女孩子造成更多傷害。當女孩子看到朋友們在一起的照片，若是她收到邀請但卻因故無法參加，這叫“錯過”，但若是她連邀請都沒收到過，這就是“被遺忘”，這會造成兩種完全不同的心理狀況。

此處正如特溫格所言：“女孩子更常使用社交媒體，當看到同學和朋友三五成群，而自己卻一人獨處時，她們就更常感受到被排斥，感到孤單。”特溫格在這里用數據來說話，她的結論是，不論性別，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們自認為受冷落或被遺忘的人數，目前處在歷史的高點，但就變動的走勢而言，女孩子患此恐懼的增幅更大。從 2010 年到 2015 年，統計 10 來歲的男孩子，他們承認自己經常感到被冷落的比例從 21% 增至 27%。女孩子則從 27% 躍升至 40%。

社交媒體的內容分享還會造成另一個后果，青春期的女孩子打開自己的手機應用，馬上就會受到人造美女或自動美顏照片的連番轟炸，讓她們對自己的外貌更缺乏自信。現如今，并非只有時尚模特的照片才會被修圖；色拉布和照片墻這樣的平臺自帶“濾鏡”，讓女孩子修飾自拍造型，編輯修圖，甚至連她們的朋友在照片中也更漂亮。這些濾鏡可以讓鼻子更小，嘴唇更豐滿，還可以磨皮祛斑，皮膚變光滑。這導致了一種新現象：眼下，有些年輕女性想要做整形手術，讓自己看起來如同美顏自拍照中的樣子。

▲《監視資本主義：智能陷阱》截圖

社交媒體之所以跟女孩子過不去，第二個原因在于女孩和男孩都有攻擊性，但行為方式卻各有不同。心理學家尼基·克里克的研究表明，男孩子的攻擊性更多地表現在身體上——他們會互相推搡、打架斗毆，也更熱衷于以身體侵略為題材的故事和電影。與之相對，女孩的侵略性更多發生在“關系”層面；她們會想辦法去破壞對手的人際關系、名聲和社會地位——比方說，使用社交媒體，務必要讓對手知道，她已經被踢出了小圈子。總而言之，就整體而言，男女兩性在攻擊性上沒有什么差異，但他／她們在傷害他／她人時會首選什么樣的方式，男女之間卻一貫存在著巨大的差異。（說到底，克里克是在 20 世紀 90 年代得出了上述研究結論，那時候社交媒體可連影也沒有呢。）更不必說，既然男孩子的攻擊一般而言是直接對人的，那么在他們各回各家后，受攻擊的目標就有了避難之所。但在社交媒體的籠罩下，女孩們無處可逃。

給定男女之間所首選的攻擊方式有上述差異，若現在有一個大惡魔，在美國全體青少年的口袋里，都放入一把上了膛的手槍 ，結果會如何?誰會遭受更多的傷害，男孩，還是女孩？大概會是男孩子，原因很簡單，他們會發現槍戰更刺激，更傾向于用槍來解決沖突。話說回來，假如這個大惡魔所送贈的不是槍，而是在每個青少年的口袋里放了一部智能手機，里面裝滿了各種社交媒體應用，那么結果又會如何呢？拋開惡魔的設定，以上大概就是從 2007 年至 2012 年這五年間所發生的事。現在已經水落石出,女孩們更受傷。社交媒體給孩子們帶來了很多好處：它不僅會破壞人際關系，同樣也可以加強交際，在很多方面，它讓青少年有了寶貴的實踐，以鍛煉他們社交的技藝。但問題在于，社交媒體的出現，可以說是繼人類發明語言以來，進行人際關系之進犯的最大利器，而當前可用的證據已經表明，女孩子的心理健康因之深受影響。

（本文摘自《嬌慣的心靈》）

《時間的仆人》（單讀新書 002）

原標題：《社交媒體正在制造越來越多的垃圾？丨單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