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城市一樣，農村家長的教育焦慮也在與日俱增。

2016年，筆者在山西省的一個農村調研時發現，當地的年輕女性不僅不外出務工，也不在家務農，而是從孩子讀小學開始就到縣城里租房陪讀；2017年筆者在山東省的一個鄉鎮調研時發現，一個僅有兩條街道的小鎮居然有七八家教育輔導機構，且門類豐富，既有課業輔導，又有才藝培訓，每到節假日，就有大量周邊農村的小朋友前來學習；去年筆者在重慶市的一個社區調研時發現，在該社區中買房子的居民中有60%都是剛進城的農村居民，這些農村居民買房后便立刻出門繼續打工，將老人和孩子搬進社區，讓老人照看小孩讀書，這些農村居民進城買房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讓小孩在城市中接受更好的教育。

當下，農村家長已經越來越重視子女教育，也越來越舍得對子女教育進行投資了。但是進一步的調研發現農村家長的教育焦慮感也在日漸增強。

農村家長的教育心態在過去十幾年間發生了顯著變遷。在筆者讀小學的2000年前后，很少有農村家長會對子女教育進行額外投資，“知識改變命運”的觀念一直都有 ，但卻始終只是停留在嘴上，絕大部分農村小孩接受教育的唯一機會就是在學校上課，當時的農村家長對待子女教育的心態普遍平和。

當下的農村家長對于子女教育的態度已經發生了劇烈轉變。課后輔導班、假期培訓班同樣成為農村學生的標配；一些家長甚至會不惜花費巨資在城市買房，將小孩送到城區上學，或者是將孩子送到一些私立學校接受更好的教育，教育投資對于很多農村家庭而言已成為首要開支。與教育開支擴張同步發生的是農村家長的教育焦慮也日漸增強。

筆者近期在宜昌市的農村調研時發現，子女教育已成為年輕農民焦慮感的主要來源之一，每當談到子女教育，農村家長都會極為苦惱，甚至不知所措。從調研來看，農村家長的教育焦慮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其一是子女學習成績不夠理想，其二是自己難以承擔高昂的教育投資。兩個因素共同形塑著農村家長的焦慮心態。

那么，農村家長的教育憂慮到底從何而來？

一

農村家長對子女成績的焦慮并不是一件壞事，這反映的是中國社會結構尚未固化，農村家庭依然可以通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對于農村家長而言，教育是一場投資，既然是投資，那就必須要計算其中的成本與收益，農村家長愿意進行教育投資表明教育對于他們而言依然是回報大于投入的。

40歲的王瓊是宜昌市牛村的婦女主任，也是一名初一學生的家長，王瓊之前的工作是司儀，由于經常要出遠門，難以照看兒子，因而從兒子讀小學開始，王瓊就回到了牛村成為了一名后備干部，雖然工資較低，但是更為穩定，因而也就有了更充足的時間輔導孩子學習。王瓊告訴我們，她現在最怕聽到的就是老師告訴她自己兒子的成績下滑，在王瓊看來，兒子現在的學習成績與他將來的個人成就高度相關，一但現在“下去了”，以后的人生就會非常艱難。“為兒子的學習操碎了心”的王瓊表示絕對不會再生二胎，因為“這種生活真的是太難熬了”。

農民對于教育的認知是被社會現實塑造的，60后的家長們主要是依據2000年左右的社會環境來形成自己的教育認知。在2000年，中國GDP剛到10萬億人民幣，人均GDP不到8000元人民幣，農業從業人口占比高達50%,第二產業產值占比同樣高達50%。中國在國際產業分工中處于較低端的位置，主要產業類型是為發達國家提供代工服務，正因如此，當時農民最好的出路就是外出打工。這些產業屬于勞動力密集型，從業者需要一定的知識，但卻不需要太多的知識和創造力。所以對于當時的農民而言，教育投資的成本與回報的關系呈現出一種“n”型曲線，即需要讀初中，因為不讀初中連說明書都看不懂，打工也沒人要，但是讀了高中也還是打工，在2000年，中國初中生在校人數為6256.29萬人，而高中生在校人數則僅為1201．26萬人，僅有五分之一的初中生能讀高中，相較于城市，農村的升學率更低。

經過近二十年的飛速發展，2018年，中國GDP總量已經超過90萬元人民幣，人均GDP接近7萬元人民幣，服務業產值占比達到60%，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位置也已經實現了從低端到到中高端的進步。產業結構的改變在中國社會中產生了兩個極為重要的影響，其一是那些中高端產業創造了大量的中高端就業崗位，如程序員、工程師、設計師等，杰出的人才都有機會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一名社會精英，最大程度釋放自己的經濟價值。其二是這些中高端產業都是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知識和技術的擁有量與受教育程度息息相關，使得受教育水平與個人未來的發展能力呈現出高度的正相關關系。在這一背景下，作為社會底層的農家子弟，改變命運的最好方式就變成了讀書，2018年，中國高中階段的入學率已經達到了88.8%，高等教育的入學率也已經達到了48.1%。對于家長而言，孩子當下的學習成績與其未來的前途命運直接掛鉤，一旦其學習成績出現了下滑，也就意味著在激烈的社會競爭中提前宣告失敗，必然引發農村家長們對孩子成績的焦慮感。

二

師資力量和硬件設施是衡量學校教育水平的兩個重要指標，城鄉教育資源的不均衡分配在這兩個指標上均有體現。以小學教育為例，截至2016年，鄉村小學的專任教師中有11%是高中階段畢業或高中階段畢業以下，42%是大學專科畢業，37%是大學本科畢業；鎮區小學的這一比例分別為6%、46%和48%；城區小學的這一比例分別為2%、30%和66%。同時，無論是每萬名學生擁有教學用電腦的臺數，每萬名學生擁有多媒體教室的間數，還是每名學生擁有圖書的冊數，也都是城區高于鄉村、鄉村高于鎮區。

由于優質教育資源往往集中于城市，農村家長想要讓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便只能送孩子進城上學，這必然需要家長們承擔更高的教育成本，有時甚至還需要在城市中購房，這都對農村家長的經濟實力提出了挑戰，繼而引發農村家長的經濟焦慮。

現年40歲的王平是宜昌市新一村的治保主任，和妻子育有兩個兒子，大兒子今年13歲，在上初中，小兒子今年5歲，明年就要上小學了。為了讓孩子在城市上學，王平已經在宜昌市看好了一套60平米的二手房，首付20萬，他的退伍安置費有18萬元，正好可以用上，但是后續還款的壓力會比較大。現在王平的家庭收入并不低，每月工資約為3000元，扣除五險一金，還剩大約2000元，妻子在一個社區上班，工資和自己差不多。除了當村干部的收入，王平會在每天下班后到市區跑滴滴，每月大概有1500元收入，并且會在周末開著自己的卡車運石頭，每月也能有1000多元的收入。但是由于以后需要還房貸，同時妻子要去照顧兒子讀書，沒有了收入，因此王平在今年年初向街道提交了辭職申請，準備全職開卡車，供兒子讀書。王平告訴我們，本來他的生活過得還挺好，但是由于要買房子，同時妻子也不能工作了，這才使得他的經濟壓力突然增大。

進城讀書并不是“將孩子送到城區學校”這樣的一個簡單過程，而是需要有一系列的配套消費，包括學區房、生活照料、生活開支等，這些消費對于農村家長而言都屬于額外支出，并且金額較大，對農村家長的經濟能力形成了挑戰，并不斷制造著經濟焦慮。

三

近年來教育改革的一個主要取向是要“為學生減負”，如前不久，《浙江省中小學生減負工作實施方案（征求意見稿）》中公布了33條減負方案，其中一條規定明確：小學生晚9點、初中生晚10點可經家長確認拒絕完成剩余作業，這是教育改革減負思路的一個典型體現。

本質上，當下中國中小學生的學業負擔太重并不是由于學校的課業太多所導致，而是由于中國的社會競爭過于激烈，而激烈的競爭則是由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和有限的優質就業機會所決定。2018年，中國高校畢業生已達820萬人，但是新增優質就業機會并沒有這么多，激烈的競爭在所難免。教育是普通人通向優質就業機會的有效渠道，所以即使學校不布置太多的課業，學生家長也一定會想方設法為自己孩子爭取更多的教育資源，因而學校的教育減負政策并不能達到為學生減負的作用，反而會將學校應該承擔的教育責任推向家長。

謝麗是宜昌市牛村的一名普通村民，現年35歲，在宜昌國貿商場上班，丈夫做生意，兩人育有一兒一女，兒子今年9歲，正在讀小學，女兒尚未讀書。由于宜昌市教育局在2018年頒布了義務教育減負政策，兒子的放學時間被提前到了下午四點，作業量也大為縮減（要求在45分鐘內能夠完成），同時學校還取消了期中考試。為此，謝麗只能為兒子報了三個補習班，一個是每天課后的晚托，另外兩個是數學和英語的專項補習，三個補習班由同一家輔導機構提供，每個班的價格是一學期4800元，買二送一，謝麗為此一年需要為兒子花費19000元的補課費用。

當家長發現學校不再能為自己的孩子提供足夠的教育資源之后，就會選擇從其他的渠道獲取教育資源，主要是市場和家庭教育兩種渠道。由于知識教育是一件極為專業化的事情，因而對于普通家庭而言，從市場購買教育服務顯然比自己輔導孩子的學習效率高得多。家長的旺盛需求催生了繁榮的教育市場，市場上的教育服務供給主體主要包括兩種類型，其一是私立學校，這些學校為學生提供的是“未減負的教育”，進而幫助學生提升學習成績；其二是課后輔導班。由于受到行政性力量支配的公立學校大搞“教育減負”，自我弱化，市場教育機構相較于公立學校有了更高的“教育質量”，對于家長形成了更強的吸引力。客觀而言，市場和資本進入教育領域極大地豐富了可供選擇的教育資源，但是這些教育資源的分配遵循市場化原則，他們只會向那些能夠承擔費用的家長提供教育服務。當下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倍差高達2,69，農村家長在這一場教育競賽中處于更為不利的位置，由此導致的結果是農村家長必然需要承受更大的經濟焦慮。

（作者望超凡系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中心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