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羅伯特·帕特南所著的《我們的孩子》中有一個章節是“為人父母”，作者深度訪談的三個家庭之一西蒙娜一家屬于美國中產家庭。帕特南在書中提到，有一次訪談即將結束，西蒙娜說，“為人父母，是一輩子的事。……做父母，真是沒有終止的一天。”

對孩子成長，尤其是教育的關注，是全世界父母的重點，也是難題。

4月，微信公眾號“繆斯夫人”將邀請上海交通大學沈洋助理教授和大家分享她所面臨的生育選擇，還會邀請復旦大學的田豐副教授，香港城市大學的張卓妮助理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的穆崢助理教授，以及紐約城市大學的徐宏偉副教授來為大家分別介紹一下上海、香港、新加坡和紐約的家長們都是如何“推娃”的。

經授權，澎湃研究所“中國家庭”專欄將同步刊發上述文章。今天，我們先刊發“推娃”專題的第一篇，講一講當下中國家長的育兒擔憂從何而來。

過去的兩年中，我一直過著住在深圳、工作在香港的雙城生活。我租住的小區就在口岸附近，因此有很多跨境學童（注：指擁有香港戶籍、平日在港校讀書，但在深圳居住和生活、需要往返通關的學生群體）的家庭也會選擇居住在此地陪讀。于是每天早上六七點，我就伴隨著跨境學童和他們家長烏泱泱的大隊人馬過關到香港。很多小孩兒一邊睡眼惺忪趔趔趄趄地趕路，一邊被家長催著快點兒多吃幾口早餐。

晚上回到深圳，在住所我經常可以聽到鄰居小孩兒A一邊嚎啕大哭一邊彈著歡快的鋼琴曲的聲音，鄰居小孩兒B和他的爺爺為了玩多長時間iPad而爭執不下的聲音，以及鄰居小孩兒C的母親聲嘶力竭的吼娃的聲音：“剛才不是講過了嗎！怎么又忘了！”“說！到底是什么關系？互為倒數關系呀！”“你看我有什么用！答案長我臉上嗎？”。這么多聲音交織在一起，此起披伏，好不熱鬧。

作為一個受過一點社會學訓練的旁觀者，我不禁開始思考：這樣一群城市中產父母，有著光鮮的工作履歷和不俗的生活品味，住著租金抵別人一兩個月工資的房子，費盡心思為小孩兒提供了最好的受教育機會，他們為什么還總那么焦慮？

放眼望去，這樣一種焦慮感以及由此形成的“中產育兒鄙視鏈”，絕不不僅僅存在于中國城市家長中，而是成為了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之前朋友圈一篇《目睹了美國家長推娃的盛況后，我內心現在慌得一批》的文章被廣泛轉載，短短幾天閱讀量好幾百萬。韓國一部名叫《天空之城》的電視劇，因為深刻揭露了韓國精英階層為了將子女送入頂尖名校而無所不用其及的陰暗面，成為了收視率爆表的現象級神劇。香港TVB紀錄片《沒有起跑線》透過追蹤孩子從幼稚園到中學的不同學習階段的真實家庭，給我們呈現出那些誓要讓孩子“贏在子宮里”的“怪獸家長”或“直升機式父母”現象。

假中產，真苦逼？

育兒焦慮從何而來？最近關于這一議題的討論中出現了一種有趣的看法，焦慮來自于中產階級對向下社會流動的恐懼。

育兒焦慮當然并不只單單存在于所謂的中產階級中。但為什么這樣一種焦慮在城市中產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我想，大概是因為他們是真正在遵從和踐行這個社會游戲規則的人。對于上層階級來說，條條大路通羅馬，甚至更過分一點的，有人本來就出生在羅馬，隨心所欲，所以用不著焦慮。而對于底層階級來說，鯉魚躍龍門，機會就算存在，成本和風險也非常高，有心無力，所以犯不上焦慮。只有處在社會夾心層的這群人，一邊艷羨著上面的風光無限，一邊忌憚著下面的萬丈深淵，最是容易思前想后，左右為難。他們中的很多人也許只是來自一個不知名的小縣城，甚至是農村，但通過自身的不懈努力（當然也是搭上了時代發展的順風車），從名牌大學畢業，找到高薪工作，獲得了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實現了階層的躍升。而當他們為人父母以后，面對一個經濟增速放緩而競爭卻日趨激烈的中國社會，他們最憂心的便是如何能讓自己的子女繼承自己的學歷、職業和地位，躋身精英群體，從而避免向下的社會流動。如果這種精英地位的代際傳遞無法被實現，對于他們來說，此刻的風光也不過是鏡花水月一場空。

對于大多數高薪白領來說，“中產”就是一種幻覺。而育兒就是把他們從飄飄然的幻覺一秒拉回現實的沉重話題。你自認為是中產階級嗎？日本學者大前研一在《M型社會：中產階級消失的危機與商機》一書中，讓讀者先自問三個問題：

1. 房貸是否給你的生活帶來了很大的壓力（或是你根本不敢想購屋置產）？

2. 你打算成家立業生兒育女嗎（或是你連婚也不敢結）？

3. 孩子未來的教育費用讓你憂心忡忡嗎（或是你連孩子也不敢生）？

三個扎心的問題，如果你被任意一個戳中了，那么很不幸，你頂多算個假中產。確實，在大城市中，優質教育資源總是稀缺的，就算年收入六七十萬的家庭，面對學區房，花樣百出的興趣補習班，動輒好幾萬的出國游學費，往往也是捉襟見肘。更不用說花在孩子身上無法計數的時間與精力。有多少老母親們，白天上班，晚上上課，被硬生生逼成了推娃界的三八紅旗手。

你可能要說，這不是自找罪受嗎？育兒至于要下這么大的血本嗎？想當年我們小時候，養個娃哪有這么嬌貴，不一樣好好長大了嗎？自古以來大家都這么養孩子，為什么偏偏現在就特別難了？你還真說對了，時代真的變了。

過度教養，失控的理性？

隨著人口出生率下降和家庭日趨小型化，以及對于“人口素質”的強調，父母的焦慮還來自于整個社會對育兒期待的不斷提高。

美國著名的經濟社會學家，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維維安娜·澤利澤（Viviana A. Zelizer）曾在1985年憑借《給無價的孩子定價》（Pricing the Priceless Child）一書獲得了在社會學界非常有分量的C. Wright Mills獎。她在書中指出，從上世紀開始，隨著人們觀念的轉變，孩子，對于家庭而言，變成了一種“經濟上無用但情感上無價（economically useless but emotionally priceless）”的存在。父母對孩子的投入也變得越來越不計成本，而又不求（經濟）回報。

而這樣一種對孩子“價值”的觀念轉變，伴隨著生育率的下降和孩子的愈發珍貴，促使城市中的中產父母把育兒模式逐步變成了注重質量的精耕細作式的培養。加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西方兒童心理和兒童發展理論的大量引進，家長們試圖在五花八門的“科學育兒法”中找尋養育子女的不二法門，卻往往又落入了“過度教養”（overparenting）的誤區。社會對育兒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卻并沒有提供能與之匹配的公共資源和服務支持。因此，繁重的育兒責任進一步加諸在家長身上，而這更加劇了家長們的焦慮。

80后和90后可能是受生育政策干預最深的兩代人。在他們出生的時候，計劃生育國策的嚴格施行使得他們中絕大多數成為了家庭里的獨生子女。而等到他們開始組建自己家庭的時候，國家為了減緩人口老齡化趨勢，調頭開始鼓勵他們多生孩子。這樣一種從“計生”到“催生”的政策變化都讓80后和90后碰上了，結果就是現在大量“422”家庭（雙獨夫妻需要供養四個父母和兩個子女）的出現。這樣一種家庭結構不僅給身為社會中堅力量的青壯年帶來了沉重的負擔，也徹底改變了中國家庭中的親子關系和中國家長（特別是城市中產家長）對生育和教養孩子的理解。80后和90后的城市中產父母在孩子在各個年齡段應該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都有一套自己的理論，并在育兒上投注了無限的感情、精力與資源。

雖然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些在孩子教養上的投入看起來已經過度甚至是逐漸失控，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樣的選擇卻是高度理性的。中產階級父母往往比大多數人都更清醒理智和精于計算。沒有人不想擁有輕松和諧的親子關系，但末尾淘汰的殘酷競爭體制使得他們不得不推娃，處于社會夾心層并隨時可能向下流動的尷尬地位使得他們不得不推娃，親戚鄰居同事之間有意無意的攀比對照形成的“育兒鄙視鏈”使得他們不得不推娃。總之，推娃的理由不一而足，但隨便單拎出來一項都有著讓人無從辯駁的合法性。這也是為什么中產階級的父母們，一邊憤憤咒罵著游戲規則，一邊又無可奈何的隨波逐流，甚至生怕落在人后。

[作者許多多系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研究助理教授。原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繆斯夫人（Ms-Muses），原標題為“中產階級的育兒焦慮”。文章有細節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