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電梯社會：一個歐洲心臟地區的危機》，[德]奧利弗·納赫特威著，黃琬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薄荷實驗，2023年7月出版，142頁，79.80元

當人人都能向上流動的預期被打破，一個負責任的社會要如何走向未來？在《德國電梯社會：一個歐洲心臟地區的危機》（Germany’s Hidden Crisis: Social Decline in the Heart of Europe）中，巴塞爾大學社會結構分析教授奧利弗·納赫特威（Oliver Nachtwey）以德國為例，以電梯社會為隱喻，分析了德國社會集體向下流動出現的原因。下文將展現作者為“電梯效應”在當下賦予的新內涵，以及在此基礎上，作者如何定義“倒退現代化”這一關鍵概念。

何為電梯效應

“電梯效應”（elevator effect）是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在《風險社會》（Risk Society）中提出的概念，被用于描述“階級社會”（class society）的整體提升。這一隱喻描述了這樣一幅場景：富有的人和貧窮的人站在同一個電梯里，盡管他們之間仍然存在差別，但階級不再重要，因為每個人都過上了更好的生活。盡管不平等現象仍然存在，但在收入、教育、流動性、法律、科學和大眾消費各方面都呈現出集體增長。在這樣水漲船高的背景下，貝克論斷，德國已經超越了階級社會（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New Delhi, 1992, p. 91）。

三十年后，基于“電梯效應”這一概念，奧利弗·納赫特威寫出了《德國電梯社會：一個歐洲心臟地區的危機》一書。在納赫特威看來，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貝克的上述觀察是正確的——人們的收入有所增加，生活標準也有所提升。但后來情況發生了變化。在197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后，隨著失業率的上升，德國政府采取了零工經濟作為應對措施。這種新的工作形式將勞動力劃分為了兩個群體，一個群體依然如過去的傳統一般受長期雇傭，另一個群體則受雇于新的臨時、短期合同，且后者正逐步取代前者。在這樣的發展模式下，德國的生產力在繼續提升，工資也在繼續增加，但上升的模式已經出現分化。更為根本的變化發生在1990年兩德統一之后，德國的生產力繼續上升（雖然和之前的上升模式不同），但平均工資卻在過去二十年持續下降。同時，這種收入變化出現分化：對于排在前百分之六十的家庭，他們的收入得以保持或繼續上升，而后百分之四十的家庭（超過三千萬人）則經歷著工資滯漲和降薪。下降的不僅僅是收入，還有對應的醫療保障、社會福利。

納赫特威在一次演講中提到（Oliver Nachtwey, “Germany’s Hidden Crisis”, Talks at Google, 2019），德國傳統文化中有一個詞，意為正常勞資關系，用來指代德國社會傳統的長期雇傭關系。這種關系為受雇傭的一方提供勞動保障，使其免遭不公平解雇，同時將之納入醫療社會保障、集體談判等福利體系。在社會現代化的鼎盛時期（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正常的勞資關系適用于德國幾乎百分之九十的工作。但到了2014年，這一比例已降至百分之六十八點三；其間的某些年份，這一比例甚至低至百分之六十七。相應地，德國的傳統認為，人們一旦進入一家企業或單位開始工作，他們就會在里面停留很多年，不會變化，但如今不再如是。就個體的生命歷程而言，人們達到人生穩定（biographical stability）的時間變得更晚，過去大概在三十歲，而現在可能直到四十歲才會獲得一份穩定的工作。在此之前，則是一段段失業或者打零工的工作期。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納赫特威的分析為“電梯效應”增加了新的內涵。在《德國電梯社會》中，他將這種新效應的特征歸納為四點。首先是中產階級的去穩定化（de-stabilization）。中產階級在該書出版的前十五年中逐漸縮水，尤其是中產階級中相對底層的家庭，他們的生活不再同過去一般穩定。其次是主觀的不安全感，這種不安全感在于對階層下滑的擔憂，甚至恐懼。同時，人們對不平等的感知也發生了變化。根據納赫特威講述，德國社會過去共享著一種集體心態，即如果一個好的、工作努力的員工被公司解雇，那么問題不在于個人，而在于社會系統沒有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但如今，這種心態發生了變化，如果一個人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或者沒有提升，會被視為個體的問題。換言之，是這個人不夠好，所以才沒有得到好的工作。這種心態的轉變帶來了“電梯效應”的最后一個特征，即一種新的加速和順從——每個人都在努力變得更高效，有更高的生產力，以獲得或保有一份不錯的工作。

倒退現代化

在書中，納赫特威提出了“倒退現代化”（regressive modernization）這樣一個新概念，用來描述他認為過去三十年德國社會最令人震驚的變化。“倒退現代化”并非指倒退回之前的社會，而是同時發生著前進和后退。這種矛盾的發展體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德國社會如今實現了更大程度的橫向平等，但同時卻出現了更大的縱向不平等。現代階級關系并非簡單的貧富或上下的簡單對立，而是縱向的社會不平等與橫向的差異相互交織，性別和種族分別形成了獨立存在的橫向結構。在作者看來，在倒退現代化出現后，人們關于公平的討論普遍成為一種激進的機會平等。在這種情況下，公平與其說是減少縱向不平等，不如說是消滅由文化特征決定的橫向歧視，重要的不再是社會不平等與剝削，而是平等的權利與身份。以性別這一維度為例，現在的機會平等，是為了改變過去許多職位只為男性保留的現實，讓女性享有同等就業的機會。的確，隨著現代化社會平等政策的推動，德國社會的橫向差異在逐漸縮小，近年來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地位有了很大提高，男女薪酬差距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大幅下降至百分之二十一。然而，同樣重要的女性之間的社會不平等，卻很少受到關注。不同職業、崗位之間的垂直差異，比如大型企業的女性經理和外來移民的女性清潔工之間的差異，在這場討論中幾乎看不到身影。

必須承認，并非所有女性都面臨相等的歧視。納赫特威指出，來自中產階級的女性成為近期平等政策的“贏家”，而社會地位較低的女性則往往經歷著最嚴重的歧視。在所有全職工作的女性中，三分之一只賺取最低工資。因此，雖然德國女性確實獲得了更為平等的權利，但女性之間的不平等從未像今天這樣嚴重。這樣的范式在其他群體之間同樣存在，社會階層上端的女性、男性和外來移民擁有更大的機會平等和縮小的橫向差異，但在社會階層的另一端，各個方面的階級差距都在累積。當然，這種轉變的問題不在推動改善特定群體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地位。其問題在于，目前的平等政策只針對了這一個問題，激進的機會平等將公平壓縮到只剩下包容和待遇平等的橫向邏輯，而再分配的縱向邏輯則逐漸被抹去。

這種激進的機會平等同樣也造成了另一種自相矛盾的倒退。從理論上講，如果所有參與勞動力市場的人都擁有相同的機會，那么“純粹社會流動”（pure social mobility）將會是理想的選賢任能原則，只有天賦、成就、精力以及技術水平可以決定最后的結果。但實際上，因為高位的數量有限，這一政策造成了勞動力市場競爭加劇。家庭富裕和父母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子女仍然擁有更好的發展前景，實際的機會平等甚至被進一步壓縮。因此，納赫特威認為，這種機會平等是一種個體化了的社會公平原則，它一方面激化了個體的自主性、對自我的實現和責任承擔，另一方面卻加劇了個體之間以及群體之間的競爭，而最終侵蝕了社會交往和社會團結的紐帶。

其次，在納赫特威看來，倒退現代化的出現和社會的自由化息息相關。社會變得更加自由（liberalized）是好事，但這種自由化在不同領域帶來了不同后果。如上文所述，針對社會的解放，隨即而來的是不同性別和種族之間更大的橫向平等；但對市場的解放，產生的是更大程度的縱向不平等。這一沖突制造了一種新的狀態，即個體作為國家公民（social citizen）逐漸轉變為市場公民（market citizen）。這是德國社會發生的根本變化，它制造了一個基于市場的社會，而非基于公民的社會。

造成這一局面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據納赫特威分析，是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福利國家連續二十年的削減。在經濟危機前不久，德國福利國家一直在擴張，并且在總預算中占了很大比例。但隨著失業率的再次上升，社會支出也隨之擴大。在新自由主義看來，福利國家是德國經濟發展重獲增長的最嚴重阻礙之一，不僅代價過于高昂，而且無效，因為它的福利服務提供了避難所，消除了人們承擔責任的動力。尤其催生了中產階級對受惠者的敵意，認為他們不應該依賴福利國家，而是應該自己承擔責任。因此，作為一種制度，福利國家不再被視作提供給所有公民的集體保險，而成為強者和勤奮者贈與弱者和消極者的禮物。自由化的邏輯使市場成為供應方，福利服務被削減并部分轉移給市場，而國家則后退至只負責基本保險。比如“現代勞動力市場服務第四法”（“Hartz IV”），將五十五歲以下失業人員的失業工資期限從三十六個月減少到十二個月，放寬資格標準，降低小公司解雇的門檻。

在福利國家的這一根本性變化下，社會保障被“去集體化”（decollectivized）。現在每個人都被要求負責任地行事，且這種責任不再只是一種自主負責的生活，而是成為了社會紀律，導致集體心態的轉變。根據這一標準，所有不符合自由主義責任要求的人都被審判，并被判為“有罪”。總之，這相當于向威權自由主義過渡，限制個人權利，而無益于整個社會的總體福利。相應地，一種新的家長式專制主義以解放的名義被強加給了下層階級，只有來自中上層的人才能成功應對個人責任的挑戰。這種民主平等結構中的裂痕給民主本身造成威脅，而集體向下流動的社會變化則進一步激化了這一傷害。

與此同時，雖然集體的社會權利遭到了破壞，但個體作為消費者的地位得以加強。通過這種方式，國家公民權被重組為個人市場公民權。在最極端的規劃下，不再需要全面的福利國家甚至廣泛的公共服務來確保民主的存在。雖然市場公民仍然擁有特定的權利，比如政治平等、消費者保護、財產權、免受歧視，但歸根結底，市場公民權不過是個體作為消費者所享受的法律平等。換言之，市場公民在本質上不再是公民，而是擁有權利的顧客。在納赫特威看來，這正是倒退現代化下的最理想主體，以面對全方位競爭的陌生規則。此外，社會公民權的倒退也損害了對民主生活的平等設想。在過去，民主生活的基礎是一種相對的“關系平等”（relational equality），包括平等的公民地位、相似的生活狀況、平等的自主性，以及不會出現特權沿襲等。而如今，這種關系平等不再成立。成功者將其與失敗者分隔開來的再封建主義（re-feudalization）重新出現，瓦解了民主的基礎。

面對這樣的變化，雖然有很多人有足夠的收入，作為市場公民過著不錯的生活，但也有很多人試圖抵抗。納赫特威在書中記錄了德國及相近國家發生的反抗運動。尤其在該書出版的前幾年，德國出現了類似更先進資本主義社會的反抗模式，人們試圖通過為右翼民粹主義者投票來抵抗這種發展趨勢，因為他們承諾通過加強邊境管制等舉措，帶來一個更安全和穩定的社會。但在納赫特威看來，這種模式似乎是一種新的對自由市場資本主義（liberal market capitalism）的抵抗，而給未來埋下隱患。

對于德國社會出現的集體向下流動和倒退現代化，納赫特威從經濟政治等因素做了詳盡分析，向讀者展現了一幅相對全面的德國社會圖景。稍有缺憾之處在于書中對人口因素的忽視和性別視角的缺失。盡管作者在后記中提到了德國社會對難民的歡迎文化（willkommenskultur），但沒有對德國的人口結構，尤其外來移民的構成、與本土經濟文化的互動做進一步回顧和梳理。此外，作者針對德國勞動力市場變化所做的性別分析也有值得商榷的部分。比如，作者在論述橫向平等如何加劇縱向不平等時，以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中參與度的提升恰恰是“不穩定的前兆”為論據，得到提高女性橫向地位實則加劇了女性內部以及男性內部的縱向不平等的結論。此處論斷一方面跳過了對女性在市場參與度提升的歷史脈絡梳理，忽視了不同性別在勞動力市場中處境的結構性差異，一方面在沒有統計支持的情況下推導出因果，顯得站不住腳。正如作者所說，問題出在目前的平等政策將公平壓縮到了橫向邏輯，而將再分配的縱向邏輯抹去。但倘若要論橫向平等如何加劇縱向不平等，這樣的演繹則相當勉強。

失范

德國是一個全民就業（full employment）社會，是一個正面例子。但即使在這樣的社會，也有三分之一的就業者受雇于臨時、短期合同。反觀中國社會，如今也遇到類似的情況。這種社會氛圍的變化會如何塑造社會文化，以及個體的日常行為決策？在《德國電梯社會》第四章接近尾聲的部分，納赫特威提到了“失范”（anomie），這一概念由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提出，后經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金·莫頓（Robert K. Merton）進一步發展。涂爾干將失范概括為限制個體欲望的社會規范的缺席（émile Durkheim, Suicide, Free Press, 1951），莫頓更強調社會對成功的過度強調以及對達成手段合法性的忽略，從而導致個體經歷緊張和壓力（Robert K. Merton,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38 [3(5)], pp. 672–682）。在書中，納赫特威將涂爾干和莫頓對失范的定義相結合，描繪了德國社會中失范群體越來越常見的現實狀況——在一個仍然自詡上升社會，但實際不再有任何向上流動的社會中，仿佛在一個向下的自動扶梯逆行往上；構成社會整合先決條件的既定社會規范不斷被侵蝕，并喪失效力，人們的不安全感不斷增加，必須不停往上跑才能保持自己的位置。許多人放棄了對美好生活的要求或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他們接受壓力，放棄意義，然后更快地向前跑。在此，納赫特威使用了一個恰當的類比，將很多人的生活描述為不斷踩油門，但由于手剎卡住了，車輪一直在原地旋轉——一種“發狂但停滯”（frenetic standstill）的狀態。績效原則等社會規范變成自我主張的病態手段，扭曲為不循章法的應對策略，最終導致更為激烈且完全的競爭。生命的全部行為都是為了保持社會地位，最后的結局往往是筋疲力盡。

當這種陷入競爭的失范狀態成為主流，團結（solidarity）似乎變得遙不可及。涂爾干在《社會分工論》中曾就失范對社會的危害進行討論，他所提出的個體原子化在《德國電梯社會》一書中亦有所體現，與社會保障的去集體化相呼應。據涂爾干，這種“極度個人主義”（excessive individualism）破壞了社會的團結與整合，并引發了諸多的社會疾病（émile Durkheim,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Free Press, 1964）。在《德國電梯社會》第五章的最后，納赫特威承認無法在書中對一個向下流動的社會的替代方案和解決辦法進行討論，但希望通過分析德國當代發展的問題所在，推動思考如何在倒退現代化進程之后實現一種團結現代性（solidary modernity）。而我想，這也是時代拋給人們的亟待解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