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年初以來持續擾動法國社會、引發多輪罷工示威的退休制度改革，日前終于迎來攤牌時刻：3月16日，在總統馬克龍的首肯下，總理博爾內宣布將動用憲法49.3條規定的程序，押注政府責任，不經國民議會投票，直接通過退休改革法案，作為對價，反對黨可以提出針對政府的不信任動議。20日，兩項不信任動議在議會投票后被否決，其中一項距離通過門檻僅差微不足道的9票。雖然現任政府逃過一劫，但“圖窮匕見”的鋒芒仍然讓人心悸。

當地時間2023年3月22日，法國巴黎，法國總統馬克龍首次就政府強行進行養老金改革引發的危機發表公開評論。

馬克龍之所以兵行險著，是因為退休改革法案在議會面臨強大阻力。在對中右翼共和黨（LR）作出若干讓步后，由議會兩院協商擬定的統一法案在參議院過關，但在國民議會（眾議院）是否能夠通過，始終是未定之數。據政府方面反復推演，考慮到執政黨和共和黨各自內部均有嚴重分歧，法案成敗可能都在三五票之內。而一旦法案被否決，雖然理論上可以修改后再行提交，但改革勢頭恐怕將遭受重挫。相比之下，訴諸憲法第49.3條機制，勝算反而更大一些。因為執政黨和共和黨的異議者，可能會無視黨團紀律、針對退休改革法案投反對票，但他們并沒有走到要破釜沉舟、掀翻現政府的地步。

投票結果確認了戰術上的勝利，但這是一場“皮洛士式的勝利”，馬克龍政府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戰略上的被動。從16日宣布動用憲法49.3條起，來自左右兩個極端的反對派就炮轟政府“否認民主”，反對派議員在議會里高唱《馬賽曲》以示抗議；而在巴黎街頭，16日當晚便出現了未經報備和批準的聚眾示威，五天之內全法已出現上千起自發示威，加上此前罷工活動中出現的模擬絞刑架，讓人幾乎嗅到了一種“革命重臨”的氣息。

然而，馬克龍政府事實上也沒有其他更好的出路。如果退休改革法案在議會投票中被否決，那將是戰略和戰術上的雙重失敗，而這將直接斷送馬克龍第二任期的剩余階段，讓其早早進入“跛腳”階段。從這個意義上說，憲法第49.3條正是為這種為完成重大決斷、突破政治瓶頸的場合而設計的，它的使用正當其時。但經此一役，整個體制也的確暴露出“損耗”風險。

制度平衡面臨損耗

此次針對退休改革法案強行闖關，是博爾內上任以來第11次動用憲法第49.3條，也是第五共和建立以來的整整第100次。在激進批評者眼中（尤其是左翼批評者），憲法第49.3條已經成了政府“專權”、當下體制“反民主”的縮影，第五共和已經沒救，必須另起爐灶建立“第六共和”。

然而，對這一制度設計的理解和評價，必須放在更廣闊的歷史脈絡中來進行。

自法國革命以降，法式憲政體制的演進，可以簡約地歸納成行政權和立法權相互對立、相互爭斗的歷史。雖然有隔海相望的英國作為范例，但均衡而穩定的代議制度在大部分時間里始終可望而不可及。大革命之初，議會以全民族代表自居，壓制行政權力，到拿破侖治下格局丕變，行政權完成了對立法權的“復仇”。而在跨越復辟時期后，到了1848年革命，議會再度凌駕于政府，處處設限，路易·波拿巴則效仿其叔父，再度將法國帶向帝制。第三共和初期經過一番爭斗后，格雷維總統宣布不再奉行麥克馬洪式的對抗立場，確立議會的優勢地位，但由此導致的代價便是議會頻繁倒閣，而政府缺乏制衡手段，導致政府垮臺如同家常便飯，第三共和70年間共有14位總統，總理卻有87人次。二戰之后的第四共和，承襲了相似的議會獨大基因，同樣導致政府的高度不穩定。

在這種歷史遺產下，戴高樂以其獨有的憲政理念鑄造了第五共和憲法，確立了議會和政府的相對均衡權力配置，并且通過1962年全民公投，將總統職位付諸直選產生，獲得了和議會等同的合法性。此后，總統和總理均扮演重要角色，形成“雙頭政治”，總理人選須順應議會多數，且對議會負責；而總統不受制于議會，有權解散議會，并且有權發起全民公決，這就形成了所謂“半總統半議會制”。從兩百年來的演進史來看，這意味著第五共和終于站在了兩種歷史趨向的山脊線上。

能夠在這條歷史山脊線上站穩并且有所作為，需要高超的平衡能力和政治手段。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一套典型的戴高樂式憲政體系。在戰爭砧板上錘煉出來的個人威望，以及通過全民公投“召喚人民出場”的政治魄力，令后面任何一位總統都無法望其項背。即便是戴高樂本人，也無法長久地在這條山脊線上維持平衡。1969年全民公決的失敗，宣告了他政治生涯的終結。

“召喚人民出場”具有鮮明的戴高樂色彩，成為后來歷任總統不敢輕易動用的重器。而憲法第49.3條則提供了一條同樣理念的平行進路，供政府在議會中排除障礙、勇于任事。事實上，在第五共和迄今為止100次動用憲法49.3條機制以來，從來沒有因此發生過倒閣事件（唯一一次倒閣成功的先例，是1962年10月6日蓬皮杜總理內閣的遭遇，但此次是根據第49條第2款而非第3款的程序進行的，而且倒閣后戴高樂總統宣布解散議會、重新選舉，并且在重選中再度獲勝，蓬皮杜留任總理）。

因此，憲法49.3條機制表面上看是政府一意孤行，但放在歷史脈絡中來看，它更像是行政權防范立法權過度掣肘與干涉的防御手段。而且它也不具有明顯的左右屬性：雖然制度設計的緣起有鮮明的右翼色彩，但以最激進方式動用這一機制的，恰恰是1988-1991年間執政的左翼社會黨羅卡爾政府，一共動用過28次，讓前后歷屆政府都瞠乎其后。

不過換個角度來看，從2022年5月組閣到2023年3月，在短短十個月之內，博爾內政府已經動用了11次憲法49.3條機制，其頻率已經和當年的羅卡爾內閣不相上下。這種相似性可以用類似的議會力量分布來解釋：1988年立法選舉后，社會黨未能單獨獲得議會多數，只能和中左甚至中右政黨結盟，勉強獲得議會過半數，這導致其政治地位脆弱、施政阻力加大。同樣，如今執政的“復興黨”及其盟友也未能在議會中席位過半（577個席位中僅有250席，占比43.3%），只能寄希望于中右翼的共和黨（61席）來配合，其地位比當年羅卡爾政府更脆弱，因此也更不得不訴諸于憲法49.3條機制。從這個意義上說，訴諸第49.3條，甚至是政府在一種不利處境下“以命相搏”的半自殺舉動。

政府以自身命運押注后，極左派和極右派提出不信任案不足為奇，這兩派雖然處處與政府作梗，但彼此之間也勢同水火，因此很難聯手。即便如今的極右派改變策略，愿意支持左派提出的不信任案，但左派卻并沒有投桃報李；此外極右派“無役不與”的策略同樣有其副作用，導致一些立場并沒有那么極端的反對派議員忌憚于同極右派沆瀣一氣，因此不愿趟倒閣的渾水。

這次針對博爾內政府，國民聯盟一如既往地熱衷于倒閣，但出人意料的是，一個僅有20名議員的中間派小型黨團“自由、獨立、海外省及地方領土”（Liot）也提出了不信任案，這成為跨越左右光譜的一個最大公約數，從極左派的“不屈法蘭西”到極右派的國民聯盟，都從中看到了前所未有的獲勝機會。最終，Liot的倒閣案僅以區區九票之差被否決，險些改寫歷史。

這種情況下，憲法49.3條對整個體制的損耗風險就凸顯出來。正如《世界報》社論所言，在被極端勢力把持的本屆國民議會中，已經不存在一個可靠的多數派，來達成妥協并穩定局勢，這是真正危險之處。經此一役，整個國家可能會持久分裂，引發頑固的怨恨，甚至滋生暴力。

“后疫情時代”的不利背景

馬克龍-博爾內政府如此迫切地動用憲法第49.3條機制，除了面臨不利的議會力量對比之外，還與另一重因素相關：退休制度改革已經成了橫跨兩屆總統任期的一個“老大難”問題，如果不能盡快闖關成功，未來的施政動能可能會持續消耗在這上面，最終成為馬克龍執政的滑鐵盧。

退休制度改革之所以曠日持久，除了它觸動大部分社會群體利益，讓歷屆政府都倍感頭疼以外，單就馬克龍政府來說，新冠疫情是一個黑天鵝事件，把這一改革進程延宕了足足三年。原本改革在2019年就已經啟動，并且在同年12月引爆了大罷工。隨后暴發的新冠疫情，使得推進改革的各方面條件都已經不再具備，馬克龍只好暫時擱置。

當地時間2023年3月22日，法國南部馬賽港，法國勞工聯合會成員站在一輛被掀翻的燃燒的汽車前舉起手臂。

在付出巨大的健康和經濟代價后，新冠疫情這一頁時隔三年終于翻過。馬克龍-博爾內政府終于可以著手重新啟動退休改革。然而，新冠疫情的后續深遠影響，卻為這項改革增加了新的阻力。

疫情期間各國采取的封城、居家隔離、遠程辦公等前所未有的措施，深刻地改變了公眾對工作本身的看法。封城凸顯出大都市生活的脆弱性和局限性，促使許多城市居民向小城鎮和鄉村地區“逃離”；傳統工作模式的“無意義感”加劇，加上經濟和就業前景好轉，歐美各國在疫情中后期興起一波“大辭職潮”，例如根據法國勞工部統計機構（Dares）的數據，在2021年底和2022年初，法國平均每季度有近52萬人辭職，達到了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最高水平；此外，疫情期間法國政府采取“不惜代價”的財政手段確保企業生存，就業崗位沒有遭遇大規模流失，疫情后更出現“用工荒”局面，工作機會不再顯得那么寶貴（至少眼下如此），相反企業需要提高福利待遇來招人；與此同時，“數字游民”越來越成為一種令人艷羨的工作-生活方式，而“周四工作制”在全球范圍內從萌芽到興起，各國試點均取得不錯的反饋，認為每周工作四天并沒有使生產率下降，同時卻能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的關系。

在新冠疫情作為催化劑、導致工作意義越來越淡化（甚至喪失）的大背景下，法國重新啟動的退休改革無異于“反其道而行之”：以退休金為杠桿，要求人們工作更長時間（退休年齡從62歲推遲到64歲）、繳納更多社會分攤金，以彌補養老金的虧空。這在剛剛經歷新冠疫情并且正享受“后疫情”時代喘息之機的勞工群體看來，就顯得更加難以接受。三年的間隔沒有換來更好的改革窗口期，相反，職場上的“躺平”體驗如此美好，反而導致了更大的阻力。

“Tiktok時代”對人民主權的挑戰

在政府動用憲法49.3條強行通過退休改革法案后，下一步憲法委員會將進行審查，如果不持異議，待馬克龍簽署后，相關法案便正式成為法律。

然而在反對者看來，即便走完全部立法流程，退休改革也未必能夠實施。成功經驗就是2006年圍繞“首次雇傭合同”（CPE）法律的風波。當時德維爾潘政府同樣動用憲法49.3條，走完了全部立法流程，但由于青年群體曠日持久的抗議示威，CPE法律正式頒布但暫停實施，隨后在持續的街頭壓力下，政府最終予以廢棄。有反CPE法律運動作為成功經驗（對政府而言便是前車之鑒），法國街頭的動蕩態勢，恐怕要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

而眼下街頭的風起云涌、反對黨的激烈指控以及高達七成的民意負面態度，已經帶來了一個更加深層的問題：在耳熟能詳的“民主”或者“人民主權”框架中，究竟誰才是“人民”？何時才能“出場”？如何“出場”才是正當的？而代議制的根基又在哪里？

在這個問題上，馬克龍事后的表態被普遍視為火上澆油，他在3月21日會見執政多數派議員時，一方面表示要“傾聽那些憤怒聲音”，并要求政府朝這個方向作出努力，另一方面他又放言，面對通過其議員表達主權的“人民”，“la foule”沒有正當性。這個措辭引發極大爭議，因為其定義飄忽不定，往中性說是“人群”或者“群眾”，但往貶義里說，其中透著“群氓”或者“烏合之眾”的氣息，這在反對者眼中更坐實了這位總統“精英”、“傲慢”的標簽。

如何辨析“人群”（姑且這樣理解）與“人民”的對立或統一，在政治哲學上或許能長篇大論，但在現實政治中始終是個無法得到徹底解決的難題。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獄、將典獄長梟首示眾的那股怒潮，來自“人群”還是“人民”？19世紀末德雷弗斯事件導致整個社會因此被割裂，哪一方是“人群”？哪一方又是“人民”？1934年2月6日，極右派五萬民眾大舉圍攻國民議會，是否也可以被視為“人民出場”？在這個問題上，雨果所謂的“當獨裁已是事實，革命便成為一項權利”，實在只是浪漫主義的文學話語，可以被立場截然不同的人隨意引用。

更為麻煩的問題是：即便把“人群”和“人民”合二為一，都奉在神龕之上，但當作為主權者的“人民”越來越熱衷于“即時滿足”，同時技術的賦權導致其越來越容易出場，建立在“人民主權”基礎上的整個代議機制該如何應對？

事實上，自古羅馬以降，經典意義上的“人民”（populus）從來不以深謀遠慮見長，“面包與馬戲”幾乎一直是“人民”的首要需求。而在幾乎15秒就要獲得一次感官滿足的“Tiktok時代”，指尖的馬戲早已無須等待，而面包同樣不能等。人民越來越傾向于“即時滿足”，越來越不耐煩于“延遲滿足”。

這種心態投射到工作問題上，就是對延遲退休年齡的堅決抵制，以及一種法式的“既要又要還要”——既要急流勇退（早早退休，換言之少交社會分攤金），又要晚年富足（退休金要足夠體面，不能讓生活水準下降太多），還要國家財政強?。ǚ駝t就是政府無能）。此次示威風潮中，南法城市蒙彼利埃出現的一個標語或許足夠典型：“退休、地位、公共服務、薪水、就業——我們什么都不放棄！我們什么都要?。≧etraité, Statut, Services publics, Salaires, Emploi: On lache rien, on reprend tout!）” 

相對于歐洲主要經濟體，法國的退休年齡已經著實算是異類。如今德國、意大利和丹麥的法定退休年齡為67歲；西班牙現行制度為66歲，2027年將提高至67歲；英國目前也定在66歲，2028年確定推遲至67歲，2037年更計劃推遲至68歲。法國與歐洲鄰國這種巨大差別的主要肇因，就在于1982年左派社會黨上臺后，為迎合民意，一舉將法定退休年齡從65歲大幅降低到60歲。2010年薩科齊政府費盡全力，才將退休年齡回調至62歲。換句話說，今天馬克龍被千夫所指，很大程度上只為了填40年前左派政府為了讓人民高興而挖下的一個大坑。

一個吊詭現象是，政治上的博弈通常是雙方起初各開高價，隨后逐漸降低要價，最終達成均不滿意但都能接受的妥協。但此次圍繞退休改革年齡的博弈中，政府方面一開始要價是65歲，后來降低到64歲；而工會方面則寸步不讓，包括以“溫和派”立場著稱的CFDT工會，也早早畫下紅線：退休年齡絕無商量余地；而CGT等“強硬派”工會更是反復鼓吹，要讓退休年齡恢復到2010年改革前的60歲。可以說，至少在年齡問題上，所謂“討價還價”是不存在的，毋寧說是雞同鴨講、南轅北轍。

此次圍繞退休改革爭議，還有一種聲音是：其實退休金庫赤字并不是一個特別嚴重的問題，完全可以用其他方式來解決，例如對大公司開征超額利潤稅、對食利者加大資本利得稅、對富人恢復巨富稅等。但這樣一種“劫富濟貧”的思路難以回答的是：當幾乎全歐洲都在延遲退休年齡時，為什么法國有特權反其道而行之，不是努力讓這項機制自身恢復盈虧平衡，而是放任虧損、用“拆東墻補西墻”的方式來彌補虧空？莫非無套褲漢洗劫貴族莊園的革命記憶，仍然殘存在民族記憶的深處？

RIP公投：地平線上的陰影

此次圍繞退休改革的爭執過程中，另一種“人民出場”的訴求，是要求將退休改革提交全民公決，尤其是“共同倡議型全民公決”（Référendum d'initiative partagée，RIP）來決定。這種訴求此前在朗德圣母機場建設爭議和“黃馬甲”運動中都曾反復出現，并且在2019年的“巴黎機場私有化”事件中首次啟動（但未能征集到足夠的兩院議員動議）。而在國民議會中，反對派議員曾經齊刷刷手舉印有RIP三個碩大字母的白紙，形成浩大聲勢來向政府施壓，要求將退休改革訴諸公投。

RIP公投是法國2008年修憲之后引入的一項機制：如果得到兩院議員的五分之一動議，并在九個月內征集到十分之一的選民支持，可以將法案提交全民公投；這種公投形式針對“公共當局組織，與國家經濟、社會或環境政策有關的改革，以及與之相關的公共服務，或授權批準一項條約”，但不得用于廢除頒布尚不滿一年的立法措施。

在當下左右兩端政治勢力大漲的格局下，“兩院議員的五分之一”已經不是一個高不可攀的門檻。就在政府宣布動用憲法第49.3條機制后，反對派動員了252名兩院議員，成功啟動RIP公投，議題為“法定退休年齡不得超過62歲”，而憲法委員會將在一個月之內決定該動議是否可以受理，如果答復是肯定的，那么將有九個月時間在全國征集至少490萬人簽名。

由此，眼下同時擺在憲法委員會案頭的退休改革法案和RIP公投程序，隱然形成了一場賽跑。如果前者搶先生效，便可以用憲法規定的一年期限來自我保護；馬克龍3月22日接受采訪時強調，將在年底之前將退休改革付諸實施，也隱含著這一層考慮。但從目前洶涌的社會情緒來看，一年保護期屆滿后，退休改革法恐怕仍然要面對RIP公投的挑戰。

事實上，對于全民公投的適用范圍，學界已有共識：它只適合于事項簡單明了、亟需決斷的單一議題（比如總統是否應當由直選產生），而不適用于牽扯利益關系眾多、需要精細化處理的議題。坊間只看到退休年齡究竟應該是64、62還是60歲的爭執（這也是此次反對派議員啟動RIP公投程序精心設計的問題，讓它看上去是一個非是即否的選項），卻很難看到整套改革中包含紛繁復雜的微調細節——社會分攤金繳納期限如何計算？如何照顧職業生涯超長（20歲前開始）和從事艱辛職業的員工？如何保護老年員工的就業機會？如何計算女性生育對退休的影響？等等。這些細節都打包在退休改革法案中，并不適合讓全民公投來決定。屆時已經起步的改革再調頭，遠不是一個“62歲還是64歲”選擇題那么簡單。

當地時間2023年3月21日，法國巴黎，數千人聚集在共和國廣場舉行示威活動。幾天前，政府利用憲法第49條第3款，未經投票就推動了議會的養老金改革。

但是，如果一兩年后RIP公投再度浮出水面，挾民意為后盾，僅以年齡為主攻點，導致退休改革全盤失敗，那么它所沖擊的不僅僅是退休制度，而是整個第五共和憲政體系。戴高樂當年以全民公投為武器，將議會的優勢地位予以“短路”打造出的總統權威，在一甲子之后，如今面臨著新型全民公投的反噬，總統無法直接干涉這一程序，其權威可能被再度“短路”。一旦這種挑戰成功，將具有版圖裂變的沖擊力，現行憲政體系的均衡性恐怕將面對另一種R.I.P.——Rest in Peace（愿死者安息）。

結語：2027年變得愈發復雜

所有掌權者都傾向于將手中權力使用到極端，馬克龍政府如此頻繁地動用憲法49.3條機制，在外界看來似乎正可以表明這一點。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正體現出其脆弱性。如果有更好的政策工具，憲法49.3條本來不應成為優先選項。

3月21日，馬克龍宣示了應對危機的“三不”政策：不解散議會、不改組政府、不（主動）訴諸全民公投。這一表態均在情理之中：雖然在第五共和的半總統制下，責任內閣本來就起“保險絲”作用，但在議會倒閣案沒有通過的情況下，更沒有理由去主動熔斷；同樣，既然訴諸憲法49.3條達成了戰術上的勝利，也就沒有必要解散議會去招惹更大麻煩。

對于馬克龍-博爾內政府來說，接下來最麻煩的問題之一，恐怕是“非正式盟友”共和黨在退休改革問題上發生了嚴重分裂，不僅對于改革法案缺乏共識，甚至在不信任案上都無法達成一致：61名共和黨議員中，投票支持中間派不信任案的議員多達19人，換言之，三分之一的議員公開違背黨團指示；甚至還有三名議員跨過極為敏感的中右-極右界限，投票支持了國民聯盟的不信任案。共和黨對這些異議分子是驅逐還是容忍，將直接影響下一步的政治格局。

而對于馬克龍麾下的多數派陣營來說，“后馬克龍時代”的隱憂仍然時時浮現。在3月22日的電視訪談中，馬克龍甚至帶點賭氣地說：“你們以為我樂意進行退休改革嗎？我們沒有選擇余地，想要讓（退休）制度平衡，就必須改革”，如果推進改革的代價是不受歡迎，那么“我準備好承受這種不受歡迎”。這話不乏“雖萬千人，吾往矣”的豪氣，但在黨內同僚聽起來，大概不免膽戰心驚。人民會追求即時滿足，但人民也會記仇和遷怒。如今馬克龍的民意指數已經跌回到當初“黃馬甲”運動的低谷水平。如何在2027年大選來臨之前，既要接過馬克龍的衣缽，又要適當地拉開距離，免受民望上的連累，成了后繼者更有挑戰性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