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退休改革，法國政府內閣部長們目前流行的一句話就是：“（一旦退休改革開始）我們要么堅持，要么放棄。”但現在，對馬克龍和他的政府來講，在現階段不管是堅持改革還是放棄改革，成本都過高。

退休改革作為馬克龍從2017年第一次參加總統競選以來一直主張進行的改革之一，其具體內容由總理伊麗莎白·博爾內（Elisabeth Bornes）于1月10日正式披露。根據政府公布的法案草案內容，政府希望將法定退休年齡將逐漸推遲，從目前的62歲逐漸調整到2030年的64歲。

盡管相比較于馬克龍一直以來主張的將退休年齡上升到65歲的主張，政府有所松動。但在草案中，政府同時決定加快推進實施在前總統奧朗德任內通過的“圖蘭法”（Loi Touraine）。相較于2014年通過時法案所制定的時間表，1973年后出生的法國人的退休金繳納年限延長到43年這一措施，將由原來的2035年完成提前到馬克龍第二任期結束時的2027年。這也就意味著，如果想在退休后獲得全額退休金，繳納退休保險的年數將會延長。

當地時間2023年1月27日，法國巴黎，愛麗舍宮內，在與法國亞裔社區成員慶祝農歷新年的儀式上，法國總統馬克龍發表講話。

不得不改革的退休制度

根據法國現任勞工部部長奧利維爾·杜瑟博（Olivier Dussopt）的說法：“目前法國的退休系統從財政角度來看，并不平衡。”這也是目前法國政府最經常引用來論證推動退休改革的論據。

根據法國總理府下屬的咨詢性機構退休指導委員會（Conseil d'orientation des retraites）于2022年下半年發布的年度報告，2021年受益于新冠危機后經濟活動的恢復，法國的養老體系在2021年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盈余，但這種盈余將是短暫且不確定的。從2023年開始，每年養老金系統的虧空都將會相當于法國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0.5到0.8個百分點。到十年之后的2032年，虧空將會達到200億歐元。委員會還進一步預測，2032年后情況會進一步惡化，直到2040年甚至是2050年才有可能出現一定程度的好轉。

這也就意味著，為了能夠保證退休金的發放，除了原有的養老金系統之外，政府將不得不動用國家財政來填補“窟窿”。不過，無論是為了應對2020年爆發的新冠危機還是為了平抑從2022年以來一路走高的通貨膨脹，法國政府連續幾年來各種財政支持措施所導致的財政赤字已經超出了歐盟層面的規定。而如果不考慮歐盟在疫情期間臨時允許提升各國的債務上限，不管是出于維護政府財政狀況穩定的要求，還是從長期來看為了保證歐盟各國之間相對公平和歐元穩定的要求，如何填補退休金的窟窿，都將成為法國政府不得不面對的難題之一。

而對于在2022年連任成功的馬克龍來說，改革法國的退休制度不僅僅是出于“保證我們（養老）系統的平衡”，更因為他本人對這項改革的一直以來的執著追求，而成為了他任期的一個重要風向標。

從2016年離開時任總統奧朗德政府內閣另立門戶開始，無論是2017年時作為法國政壇的新生力量參加總統大選并成為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統，還是在2022年連任選舉中面對對手挑戰成功連任，改革法國的退休系統一直是馬克龍最有代表性的提議之一。

當然，從這項改革如此長的時間跨度上也不難看出，馬克龍的退休改革推進得并不順利。作為他2017年參加總統競選綱領的一部分，馬克龍在2017年9月就任后不久就開始為雄心勃勃的退休改革開始了準備工作。他任命的退休改革高級代表讓·保羅-德勒沃（Jean-Paul Delevoye），在這期間就負責對法國的養老系統進行調研并為可能到來的改革提出建議。

2019年11月，德勒沃領導撰寫的報告正式呈交總理，意味著政府將正式著手開始改革法案的準備工作。政府提出的改革方案是一次系統性改革，馬克龍希望可以統一目前法國目前條目繁多的養老體系，以一個點數積累的系統予以替代。但當時右派出身的總理愛德華· 菲利浦（Edouard Phillipe）出于維護養老金系統平衡的考慮，同時提出設置“支點年齡”（age pivot）從而在事實上上調退休年齡。

作為對立法程序進展的回應，強烈反對這項改革的工會從12月5日起組織罷工，導致巴黎的公共交通幾乎完全癱瘓。除了來自街頭的怒火之外，當時議會中的反對派為了阻礙法案的通過提出了近三萬條修正案。這逼迫當時的總理菲利浦不得不于2020年2月29日激活憲法中49.3條，以政府信任為抵押，企圖強行通過這一法案。

盡管憑借著執政黨在國民議會中的絕對多數席位，最終這一法案的一讀在國民議會中得到了通過，然而緊隨其后的全球性疫情逐漸席卷法國，馬克龍在當年3月16日通過電視講話宣布法國全國“封鎖”時，也表示暫停這項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爭議的法案。

時間來到2022年，馬克龍在自己的連任競選中再次將退休改革納入自己的綱領。在第一輪的選舉前，為了吸引來自右翼選民，馬克龍在退休改革的問題上與中右翼共和黨的候選人瓦萊麗·佩雷克斯（Valérie Pécresse）保持一致，主張將退休年齡延遲到65歲。而在兩輪投票之間，為了能夠增加自己與極端右翼候選人在第二輪中競爭的勝算，籠絡左翼選民，馬克龍放出口風表示自己對64歲退休保持“開放態度”。

成功贏得連任后的馬克龍更是將退休改革的成敗與自己任期進行了捆綁。對于這項改革寄予厚望的他，在勝選后就表示將在2022年秋季就將改革提上日程。但這次他依舊沒能如愿。2022年10月，面對來自其重要盟友、中左立場的弗朗索瓦·貝魯（Fran?ois Bayrou）的公開強烈反對，馬克龍不得不放棄通過利用將退休改革的措施加入2023年社保預算法案，并且利用憲法中規定強行推行改革的計劃，轉而同意與工會開展協商談話，并承諾將參考各方意見。但原定的時間表卻再次由于圣誕節期間突如其來的鐵路罷工而再次推遲，在一系列延遲后，這項改革公布的最終時間被確定在了1月10日。

就在1月19日，法國國內一百多萬示威者走上街頭反對退休改革的同時，正在西班牙訪問的馬克龍再次以自己獲得連任為論據，表示作為自己競選綱領一部分的退休改革已經在2022年的總統選舉中獲得了法國人的認可。

法國養老金模式的建立

法國勞工部部長杜瑟博在接受采訪時曾經直言：“不管我們做什么，退休問題都會讓人焦頭爛額。”退休改革幾乎是二戰后每一位法國總統，甚至是每一屆政府都要面對的燙手山芋。要想理解這一法國人一直以來引以為榮的社會保障體系出現的問題，我們不妨在此簡短地追溯其歷史。

當地時間2023年1月21日，法國巴黎，“法蘭西無私黨”代表路易斯·博亞德在NUPES政治團體組織的反對養老金改革的示威活動中高舉標語，為養老金領取者游行。

1673年路易十四治下，為了能夠加強法國的海軍實力，吸引法國人參加海軍，時任海軍國務秘書及國家金融總監督的讓-巴蒂斯特·科爾貝（Jean-Baptiste Colbert）以政令的形式設立了“皇家海軍病老士兵保險金管理局”（Caisse des invalides de la Marine royale） 。這一管理機構的正式成立標志著世界歷史上第一個養老體系形成。在此之前，盡管有不少的行業聯合會或者是互助社團組織各種形式的養老保障，但科爾貝所建立的體系憑借其完備性（有明確的繳納比例標準和享用標準）以及國家機構統籌性質為之后養老體系的構建提供了借鑒。同樣也是在“太陽王”（roi Soleil）路易十四（Louis XIV）的治下，這一養老保障的覆蓋范圍從海軍水手逐漸延伸到商船船員，最后還把漁船船員也納入了保障的范圍。

隨后到來的法國大革命以及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時期也伴隨著各種職業養老體系的建立，包括國家公務員（1853）、礦工（1895）、軍人（1831）以及鐵路工人（1909）。但直到1910年成立的工人以及農民養老金體系，因其相對更大的受眾群體，才意味著法國終于向著構建普遍性的養老體系邁進。但這一體系的弊端也尤其明顯。其一，由于法國上訴法院于1911年取消了強制繳納的法條，導致雇主無法強制雇員繳納養老保險；其二，這一體系本質上是一個基金制養老計劃，發放的養老金數額與金融市場的狀況密切掛鉤。工人以及農民養老金體系成立之后，席卷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緊隨其后的經濟大蕭條以及法國政府為了挽救經濟而選擇主動讓法郎貶值，導致了這一系統在二戰爆發前就已經不可持續。

二戰期間，與納粹德國合作的菲利普·貝當元帥（Philippe Pétain）出于維護“維希法國（Régime de Vichy）”統治以及為退休金發放尋找財源的需要，于1941年3月14日建立了“老年授薪工人福利金制度”（allocation aux vieux travailleurs salariés）。這一在當時被貝當元帥看作是“民族團結、階級團結、時代團結”象征的政策突破了之前存在的基金式養老的局限。為了改變基金式養老體系所存在的發放數額與基金收益掛鉤的弊端，貝當在這一新的體系中明確了“年輕一代為退休一代做貢獻”的原則，這也奠定了以再分配為基礎的養老金體系在法國的雛形。同時，貝當確立的這項制度不僅要求勞動者繳納，還要求資方也需要做出一定的貢獻，也在客觀上響應了當時無產階級的要求，有利于緩解由于戰爭而進一步惡化的階級矛盾。

戴高樂將軍領導的“自由法國”（France libre）政權當時處于孤懸海外的境況，出于通過整合法國本土的抵抗力量來增強其政權合法性的目的，讓·穆蘭（Jean Moulin）暗中返回法國本土，聯合各股抵抗力量和政治力量于1943年組建了“全國抵抗委員會”（ Conseil national de la Résistance）。在盟軍的攻勢下，隨著反攻法國的日期日益臨近，1944年5月通過的“全國抵抗委員會綱領”（Programme du Conseil national de la Résistance）作為一部為戰后法國重建工作提出規劃的文件，著重提出建立“一個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 。這句話也成為了法國戰后建設“福利國家”過程中最經常被引用的論據之一。

1944年6月份的諾曼底登陸以及之后8月份的普羅旺斯登陸標志著著盟軍正式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的同時，也宣告法國全面解放即將來臨。1944年8月25日，巴黎宣告解放，8月31日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于巴黎成立。9月 ，年僅34歲的議員、后被譽為“法國社保之父”的皮埃爾·拉羅克（Pierre Laroque）被任命為法國社保系統總主任，負責在戰后新的基礎上，按照全國抵抗委員會綱領中確立的原則構建法國戰后新的社保體系。

在制定法國社會保障體系的過程中，拉羅克參考了英國經濟學家、“福利國家之父”威廉·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所領導撰寫的《貝弗里奇報告》，企圖在法國建立一個具有“普惠性、一體性、一致性”的社保體系。不過面對來自工會以及各種政治力量的反對以及相對緊迫的立法時間表，拉羅克在之后的博弈中不得不做出讓步。在于1946年5月22日通過的名為“社會保障普及化法案”中，最終只有普惠性以“所有居住在法國本土的法國人”這樣的字眼得到了最充足的體現。至于“普通社會保障體系”（régime général）之外，已經存在的各種以職業或者行業劃分的碎片化退休體系，法案不得不默認它們繼續存在。這也使得強調由國家在各個環節統一管理的“一體性”原則，以及強調行業與職業間相對平等的“一致性”原則都未能真正得到落實。

縫縫補補的退休改革

1983年10月，法國戰后社保體系的設計者拉羅爾在接受采訪時指出了法國社保系統的失敗之處：“我們將社會保障系統建立在了解放后所產生的民族團結的原則上，但職業行業特殊主義的復生以及特殊養老體制的增加，導致了系統非常強的復雜性，降低了其效率。”另外，他還指出，建立在再分配原則之上的社保制度在設計之初希望可以調動每個受益者的責任心，強調他們的個人努力在保證體系良好運行方面的作用。但這一設想最終也沒能實現。

這兩點也正是法國戰后歷次退休改革的主要思路出發點：逐漸減少特殊退休體制，以及為了保證社保體系的良好運轉，協調個人貢獻與國家團結之間的關系。

當地時間2023年1月19日，法國土倫，一名示威者在集會中舉著CFTC(法國勞工聯合會)工會的藍色旗幟。法國舉行大規模罷工反對延遲退休。

1953年，在第四共和國期間就已經出現了企圖將特殊體制逐漸并入普通體制的改革，但面對各種反對的聲音以及罷工，這項改革最終流產。1956年，通過對機動車輛每年征收一定稅額，法國政府建立了最低養老保險以為退休人口提供最低保障。

1971年，正處在戰后輝煌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期間的法國對退休制度開始了第一次大規模改革。隨著戰后最艱難的重建時期結束，經濟迅速發展也讓當時人們的預期壽命出現了明顯的增長，退休生活的時間也隨之增加。時任健康和社會保障部部長的羅伯特·布蘭（Robert Boulin）為了提升退休者的養老待遇，優化了養老金發放金額的計算方法，改變了之前體制中以職業生涯末期的薪水作為標準的做法，而改用職業生涯中薪酬水平最高的十年作為基準。與此同時，布蘭改革將獲得全額退休金所需要的繳納年限由30年提升到了37.5年。

不過，這一改革剛剛實行后不久，隨著輝煌三十年的結束，法國經濟在石油危機的作用下出現了衰退，隨之產生的失業問題逐漸成為新的社會頑疾。1981年上任的左派社會黨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及其政府出于降低年輕人失業率考慮，考慮通過下調退休年齡的方法來釋放就業潛力。在這樣的邏輯下，1982年時任勞工部部長的讓·奧盧（Jean Auroux）推動改革，將法定退休年齡由65歲調低到60歲。

這條法案盡管在當時影響有限，卻給之后法國有關退休改革的各種爭議留下了隱患。一方面，在調低法定退休年齡的同時，奧盧的改革保留了布蘭改革中有關養老保險繳納年限的規定。改革后的養老體系下，雖然勞動者可以選擇在60歲退休，但如果沒能夠達到布蘭法中規定的37.5年繳納年限，勞動者將不得不面對養老金縮水的情況。因此，還是有相當一部分人不得不選擇在65歲退休。另一方面，作為西歐國家中唯一一個降低退休年齡的國家，奧盧的此次改革也導致了法國在之后的日子中將面對比其他西歐國家嚴重得多的養老金失衡情況。

1991年，時任總理米歇爾·羅卡爾（Michel Rocard）作長篇前言的《退休白皮書》（Livre blanc sur les retraites）出版。為了更好地面對人口老齡化所導致的養老系統貢獻者和受益者失衡的問題，以及預期壽命進一步上升的情況，白皮書著重提出法國退休系統即將面對的經濟問題，并且主張將將繳納年限進一步延長至42年。

1993年，立法選舉結束后，密特朗不得不再一次接受左右共治的現實，任命出身右派的愛德華·巴拉迪爾（édouard Balladur）為總理。上任當年巴拉迪爾就對退休制度再次開始了改革。這次距今30年的改革開啟了法國退休改革的新周期，這個周期的中心就是就是解決退休系統的虧空，而具體的手段無非是兩種，推遲退休年齡或者增加繳納年限。

巴拉迪爾的改革有三個措施組成。其一，普通養老系統的煎熬年限由37.5年上調為40年；其二，養老金的金額由職業生涯中薪資最好的25年為基準；其三，將退休金的浮動標準由工資漲幅切換到通貨膨脹。

到了1995年，中右戴高樂派候選人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在總統大選中勝出。同時掌握總統府和總理府的右派希望可以進一步改革退休制度。當年11月，時任總理阿蘭·朱佩（Alain Juppé）提出一項旨在統一各種退休體制的改革計劃，將巴拉迪爾改革的措施擴展到公務員以及國有公司的退休體制中。這項改革在當時引起了眾怒。

當時法國媒體形容罷工的規模是“1968年五月風暴后最大的一次”。尤其是改革觸及到的國家鐵路公司以及巴黎大眾運輸公司（RATP）員工組織罷工，在長達三周的時間內，法國全國鐵路運輸交通中斷，巴黎的公共交通系統也面臨癱瘓。此外最致命的則是政府也沒能獲得民意的支持，朱佩在企圖對特殊退休體制改革的同時也對家庭補助、醫療保險等保障措施下手，整體的改革計劃影響到的不僅僅是罷工者。正因如此，盡管出現了長達三周的交通癱瘓狀況，法國的民意也沒有出現明顯的改變，這種情況被后來的社會學家稱作“間接罷工”（grève par procuration）。最終在總統希拉克的要求下，朱佩不得不在特殊退休體制上做出讓步。這次退休改革也為之后的社會改革樹立了“反面教材”。

進入新世紀后，2003年時任勞工部長弗朗索瓦·菲永（Fran?ois Fillion）再次企圖改革退休制度，將公務員退休體制繳納年限延長到40年，并將普通退休體制的繳納年限延長至41年。在制定改革計劃時，菲永吸取了1995年改革失敗教訓。此次改革的特殊體制對象，由之前朱佩時代的公務員以及國有企業員工縮小為公務員；在實施上，菲永設置了漸進時間表，改革措施有一定的過渡期；在過程中，出于分化工會之間團結的考慮，菲永向改革派工會法國民主工會聯盟（CFDT）做出了讓步，為年齡較低就參加工作的勞動者提供了可以提前退休的選項。此外，政府也得到了民意的支持，就在罷工者在當年5月組織了一次大規模游行示威之后的一個月，支持這項改革的人也組織了一場游行，他們以“沉默的大多數”為名表達自己對改革的支持以及對長時間罷工的反對。

2007年當選的右派總統尼古拉·薩科齊在其五年任期中進行了兩次退休改革。到了其任期末尾，法定退休年齡從60歲上升到了62歲，而取得滿額退休金的繳納年限將會在2020年達到41.5年。2012年左派社會黨候選人弗朗索瓦·奧朗德當選總統，但退休系統的虧空并沒能給左派提供任何操作余地。2014年時任勞工部部長瑪麗索爾·圖蘭（Marisol Touraine）提出將1973年之后出生人群的退休金繳納年限提升到43年。

馬克龍式改革

縱覽法國退休制度的演變歷史，誠然我們可以將這種縫縫補補式的改革歸咎于歷任政府缺乏定力以及強硬手腕，更可以諷刺法國這種社會福利體系所造成的“養懶人”的情況。但對比朱佩改革的失敗教訓以及之后菲永改革的成功經驗，我們也不難看出，更不用說放眼歐洲，諸如丹麥或者意大利這些國家，退休年齡已經上升到了67歲。我們在此也不妨略作討論，馬克龍如果想要保證自己的退休改革能夠成功需要滿足哪些條件。

與工會開展協商，至少爭取到一部分工會的同意。要知道，2003年菲永改革的成功條件之一就是爭取到了法國民主工會聯盟的支持。在法國目前一共有八大工會，這其中法國民主工會聯盟不僅成員數量多，此外，由于其立場相對溫和，對有利于社會公平的改革也抱有相對開放的態度。正因如此，馬克龍在組織協商過程中傾向于能夠得到CFDT，但他本人在延后退休年齡一事上的堅持還是把CFDT推到了他的對立面。

當地時間2023年1月4日，法國巴黎，法國自治工會聯盟秘書長艾斯庫爾在馬蒂尼翁酒店舉行的總理和社會伙伴會議后發表新聞聲明，這是養老金改革持續磋商的一部分。

獲取民意的支持。罷工最底層的邏輯其實就是“挾人民以令政府”，無論是公共交通系統停運還是封鎖道路，這些活動根本目的在于將正常生活秩序被破壞的責任轉移給政府。這也導致了如果罷工持續時間過長，很有可能出現民意上的反噬，以及迫于經濟壓力，罷工者逐漸重返崗位而造成的規模縮小的情況。可依舊很不幸，政府在這一點上截至目前也沒能有明顯的突破。盡管在發布會上總理博爾內著重強調了這項改革的實施是為了“保障社會公平和正義”。但長期以來政府內閣部長們在各種集會的表態卻不盡統一，政府的宣傳攻勢結束后，法國人記住的改革內容卻只有簡單的一句話：“工作更長時間。”而在最近的民調中，普遍來講法國人對馬克龍的改革都抱有敵對態度。

做好配套方案。看似簡單的上調兩年退休年齡在背后涉及到的不單單是退休系統的改革，更有老年人就業問題，以及如何更好地處理工作與退休的關系問題。1981年退休年齡下調到60歲至今已經改變了不少人對于工作與退休之間關系的理解。相較于二戰剛剛結束時平均在退休后只有4年預期壽命的情況，這一數字在當下的法國已經達到了25年。多個因素的疊加之下造成了人們對退休生活的重新思考和定義。

相比較于體力工作者將退休看作是從勞動中解脫不同，不少腦力勞動者在結束自己的職業生涯后，不管是從能力上，還是個人意愿上面，都更有可能在退休后找到新的出路。他們可以選擇去支援活動組織中充當志愿者，或者是以顧問的形式繼續利用自己的才能繼續工作。可對體力勞動者來講，退休更像是一種對自己職業生涯中受到的苦難的一種補償。盡管政府一再強調提升退休年齡是為了保證社會的公平，但盲目提升退休年齡對體力勞動者又是否是一種公平呢？

中老年人失業問題也是此次退休改革背后另一個被政府忽略的焦點。如何更好地鼓勵企業為處于職業生涯末期的員工創造機會而不是單純因為利用價值下降就開除了之，更是政府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之一。根據社會學家安妮-瑪麗·吉馬爾（Anne-Marie Guillemard）提供的數據，目前在法國只有53%的人在退休時仍在工作。這也是之前陸陸續續退休改革最終沒能夠達到政策預期的原因之一，并且這一現狀也造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的開端，由于沒能完全開發老年人就業的潛能，提升退休年齡或者延長繳納年限不得不被經常拿上臺面。

目前，不少法國政治評論家都做出預測，認為在議會中及喪失絕對多數地位，又因為部分黨內議員動搖的情況，馬克龍及其政府唯一能夠成功將改革推行的辦法就是抵押政府信任強行通過。這一切好像又回到了去年秋天時候的原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