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基本收入的想法是這樣的，即由政府來支付每一個成人公民基本的生活開銷。無論你是貧是富，是否有工作，每個人都能得到相同的數額。沒有任何附帶條件。

全民基本收入的想法數年來都處于政治思想的邊緣，但是在過去的一年中，它開始在主流智庫和部分工黨成員中獲得了關注。硅谷也支持這一想法，包括此前表示支持的特斯拉創立者埃隆·馬斯克。

全民基本收入的試驗已經在世界很多地方進行，包括荷蘭、意大利和芬蘭。在英國，蘇格蘭政府正在考慮在格拉斯哥和法夫進行試驗。

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者認為技術改變了工作的世界，所以目前的福利體系已經變得過時。他們認為，越來越多的勞動者進入了不安全的勞動力市場，他們必須在零時合同和兼職工作當中搖擺，而全民基本收入能夠保護這些勞動者。

在歐洲，左派和右派政黨都在推動為每個人提供一份基本工資，將此作為應對新的就業狀況的方案。目前，這種基本工資正在試驗中。

芬蘭的試驗

當米卡·盧蘇寧在圣誕節后接到一封信，告訴他可以獲得一筆每月560歐元的無條件收入的時候，他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運氣。“剛開始我以為這是開玩笑。我不得不把信翻來覆去地讀，以尋找一點證據能夠證明這是假的。”

但是這位兩個孩子的父親并不是一場詐騙的受害者。他被選中參加一項由芬蘭政府進行的試驗，讓2000名25到58歲的失業人員能夠每月得到一筆560歐元的有保證收入，即“基本收入”，持續兩年時間。這筆收入取代了原有的失業津貼，但是無論他們能否找到工作，他們都可以享有這筆基本收入。政府希望它能夠鼓勵失業人員在不擔心失去自己失業保障的情況下，去尋找兼職工作。

盧蘇寧住在康阿斯阿拉。從這座城市到我們見面的坦佩雷只需要坐半小時的公交車。坦佩雷是芬蘭的第二大城市，被稱為“芬蘭的曼徹斯特”。就像曼徹斯特一樣，19世紀工業革命為其創造的財富至今對其的影響仍然尤為突出。

今天，芬蘭的經濟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仍然在持續掙扎。在金融危機到來的時候，通信巨頭諾基亞恰好同時開始由盛轉衰。盧蘇寧在兩年前的那個時候失去了自己面包師的工作，而經濟的狀況使他的求職道路異常困難。當基本收入試驗項目隨機選擇參與者的時候，盧蘇寧正處于失業狀態，但當他收到信的時候，他已經成為了一名帶薪的實習信息技術人員。

“對我來說，這就像在我的收入之外還能得到無償收入——這就是獎金。”他對我說。但是他認為基本收入會對其他失業者產生巨大的影響，特別是那些有創業雄心的失業者。“如果你想要創辦自己的公司，那你是得不到失業津貼的，即使你在創業的時候連續6個月都沒有任何收入。你必須有積蓄，否則這就不可能。”

住在芬蘭西部的尤哈·賈維南是另一位參與這個試驗項目的人。他也贊同福利體系使失業者不得不謹慎行事。自從他自己的公司倒閉之后，他已經五年沒有工作了。“我做了很多義工——為婚禮做視頻，做網頁——因為我喜歡干這些。但是在這個基本收入出現之前，我做這些事情不能收錢，不然我就麻煩了。”

芬蘭的試驗是全民基本收入的想法的一種實現方式：所有人都能從政府得到一筆無條件的收入，無論他們有沒有工作。芬蘭人總是被認為處于社會制度發明的最前沿，所以在芬蘭進行這一想法的第一次全國性試驗是十分合適的。

但是這種基本收入的想法已經融入進了當下時代的精神，它遠遠突破了斯堪的納維亞的邊界。硅谷的埃隆·馬斯克、克林頓執政時期的勞工部長羅伯特·萊克、法國社會黨總統候選人貝諾瓦·阿蒙以及韓國總統候選人李在明都是這一想法的支持者。周五的時候，格拉斯哥市政廳決定就當地的基本收入試驗項目開展可行性研究。

基本收入的宏大想法源遠流長，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紀激進人士托馬斯·潘恩。他在1797年提出，通過向地主征稅，向所有21歲的人提供15英鎊資金。從此之后許多哲學家都想象過類似的方案，但是在最近幾年之前，這一方案在政治上一直都沒有什么影響力，處于邊緣的位置。

所以，為什么這一幾個世紀前的想法突然從政治邊緣來到了主流？

這一構想終于等到了它的時代？

越來越多的政治家、企業家和政策專家認為基本收入可能可以解決我們當下時代最重大的幾個問題。一些近來認同這一想法的人們認為基本收入可以解決日益瓦解的福利國家。他們指出，當下的勞動力市場對于工資低、技術要求低的工作來說是異常兇險的：工資不平等越來越嚴重，兼職和臨時工數量越來越多，以及不懷好意的企業常常能夠逃脫剝削工人做法的責任。

這一冷酷的狀況正好遇上了當下壓力愈發嚴重的福利國家。我們的福利體系在設計的時候是一種積累性的失業保險。工人們在情況好的時候將錢積攢起來，到了暫時性的失業的時候，再取出錢。但是現在福利支出的一大部分被用于永久地支持那些收入無法供養家庭的人們。隨著積累性的原則逐漸被蠶食，為了重新建立合法性，政治家們在這一體系當中植入了許多懲罰性措施，求職者只要犯了小錯，就會失去他們的福利。

安東尼·潘特是RSA智庫的一位主任，他所描繪的景象對于看過肯·羅奇的電影《我是布萊克》的人來說一定很熟悉：“由于你去職業介紹所赴約的時候遲到了，所以你必須接受懲罰。職業介紹所不認可你在學校學的課程，所以你必須接受懲罰。津貼不能按時付給你，所以你欠債了，欠了房租、欠了食物賑濟處的錢。這就是成千上萬低收入或者無收入的人所面臨的現實——他們到處都遇到陷阱，很難逃脫。”

潘特認為如果有每年接近4000英鎊的全民基本收入的話，就能顯著改變上述情況。這點錢不能使人馬上脫離貧困，但是人們就能夠有一定的自由度接受新的培訓，或者是等待一份有未來的工作，而不是被迫接受任何空缺的職位。

芬蘭政府也認同潘特的想法。社會事務與健康部長皮爾科·馬提拉告訴我：“社會保障體系隨著時間變得有點復雜，現在需要簡化它。”她希望那些芬蘭試驗的參與者們能夠更輕松地找到短期的工作，或者是自己創業。

馬朱卡·杜魯南是負責這項試驗的公務員，她指出人們報告臨時性收入時所面臨的復雜手續和不確定性：“如果你有一份兼職的話，你必須每四周申請一次津貼。你的雇主可能有很多，你得要等他們都把工資單給你。然后還需要等一到兩周才能處理好你的申請。你不知道你會得到多少津貼，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時候會得到這些津貼，所以你根本沒法提前計劃。”

另外一些基本收入的支持者指出了更加宏觀的理由。除了目前福利國家制度的瓦解之外，基本收入更是為了應對當下機器人在世界范圍內的興起所導致的失業狀況。我們可以更自由地享受閑適的生活，但是如果沒有工作，我們就需要找到一個收入的來源。

隨著一系列有關自動化將潛在威脅多少工作的報道登上頭條，上述的觀點開始越來越流行。2013年，牛津大學馬丁學院的卡爾·弗萊和邁克爾·奧斯本預測，美國有47%的工作“很快，可能就在一二十年內”將面臨被自動化取代的風險。他們之前已經預見到一系列的發明，比如無人駕駛技術，將會取代出租車駕駛員、貨車司機和專車服務。

這些預測使羅伯特·萊克等主流思想家開始警告，一個缺乏工作的未來可能正在到來。“想象一個叫做i-Everything的設備，”萊克在去年九月寫道，“這臺小機器能夠做所有你想要做的事情，也能給你所有你需要的東西。”他認為，隨著工作數量的減少，資源就必須從未來那些技術的擁有者那里重新分配給剩下那些技術的消費者。根據萊克所說的，全民基本收入“幾乎肯定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

所以，在一部分人那里，基本收入正在變成公共政策世界的阿司匹林：這是一種神奇的藥，能夠解決從福利體系的困難到替代那些人們認為將會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的工作等多個問題。那么，這種政策有什么限制？

誰來給全民基本收入買單？

最明顯的限制是支出：為每個公民支付一筆無條件收入可不便宜。即使是數額較小的提案，其總額也會讓白廳的人感到震驚。潘特估計，他提出的一份接近4000英鎊的年基本收入提案，每年需要支出大約180億英鎊的總額。這還是在取消了個人免稅額來支付基本收入之后的數目。這就等同于所得稅的基本稅率上調3%。國家在此基礎上還必須繼續支付住房和殘疾補貼。如果基本收入再上升一點，那么支出總額將迅速上升。

如果公眾不愿意交這部分稅，那么支出永遠都是問題。那些顯示人們支持基本收入的民調——歐洲的一項民調認為64%的成人支持這一想法——總是忘了同時也問公眾有沒有準備好交足夠的稅來支付基本收入。因此，基本收入將需要我們的政治架構做出根本的改變：要有一位領導人能夠在推動不受人歡迎的增稅過程中仍然感到游刃有余。去年，瑞士曾就一項沒有具體規定基本收入數額的提案進行過全民公決，最終有78%的瑞士選民投了反對票，雖然這次失敗部分是因為推動這項提案的宣傳人員呼吁基本收入要達到每月1765英鎊，這是一個極其慷慨的數額。

不僅僅支出是一個問題。批評這一想法的人警告，全民基本收入很可能無法實現支持者所說的好處。社會保障專家德克蘭·加夫尼最近向英國議會下院工作與養老金委員會提供了證據，他指出：“現在的（福利）體系很嚴酷，但是它不一定必然是這樣的。如果說因為它自身存在問題，就把基本收入牢牢放在制高點上，這是不誠實的。”他還強調，免去享受福利的人尋找工作的責任是高風險的，因為這樣就可能鼓勵那些人長期不去工作。

更加根本地，許多勞動市場經濟學家挑戰了機器人將偷走我們的工作的想法。歷史上，由于技術進步，工作一直在消失：自從洗衣機普及之后，就很難再找到很多洗衣女工了。但是經濟一直在創造新的工作，來替代消失的工作。

很久以前，人們就在預測工作要消失了。1891年，奧斯卡·王爾德寫了《社會主義下人的靈魂》，描述了一個機器完成所有工作的世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則早在19世紀30年代就預測，技術將會允許我們每周只工作15個小時。

加夫尼說：“我年紀足夠大，還記得30年前人們為工作的終結做出了同樣的論證。那個時候是有關去工業化，現在是有關自動化。那個時代的教訓不是我們應該付錢讓人們離開勞動力市場，而是當人們失業的時候不要讓他們積壓起來。如果你覺得大量工作要消失了，那你就得要執行那些能夠支撐人們找到新工作的政策。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這件事做得不徹底，因此，許多失業的人們再也沒能找到工作。”

彼得·諾蘭是萊斯特大學管理學院研究工作的教授，也是可持續工作和未來雇傭關系研究中心的主任。他說，工作終結論基于的是對私有領域做出的不現實的假設。他說：“有關于未來幾年多少工作將會被自動化取代，已經有許多預測。這些預測是基于技術力所能及的整個范圍的，而不是基于公司將在多大程度上使用技術的證據。”

“直接由自動化跳躍到對基本收入的需求，這樣的討論是錯誤的。必須同時也討論工作場所正在發生的事情，以及我們如何應對它們。我們所做的研究已經提供了相當多的證據，可以證明一些產業對于技術的使用，是在惡化工人的工作條件。”

他指出了好幾個行業的案例，其中工作終結論根本行不通。在物流行業，公司所使用的技術并沒有取代倉庫工作人員和運輸員，而是對他們增加監視來控制他們的工作模式，降低員工的自主性，降低他們工作的技術要求，同時也影響了他們的自尊。放在手腕上的技術允許老板每一分鐘都監視員工的活動，甚至包括上廁所的時候。

在英國東米德蘭茲地區，衣物生產在很長一段的衰退和生產外遷之后，重新開始了增長。但是諾蘭的研究中心發現，這些工作中有四分之三只提供大約3英鎊的時薪，這比最低工資標準的一半還低。由于最低工資標準執行不力，英國的公司正明目張膽地回到過去血汗工廠的工作方式。諾蘭認為，我們必須注重更好地執行最低工資標準的法律，并通過法規改善工作條件。

一部分人甚至認為基本收入有可能會促進這種剝削。缺乏原則的雇主可能進一步地使用危險的雇傭模式，因為他們知道總是有基本收入能夠幫助勞動者渡過難關。芬蘭參與型經濟智庫是一個位于赫爾辛基的激進經濟智庫，而它的創立者安蒂·喬赫南所擔心的就是這件事：“我認為硅谷技術行業的CEO們會認為基本收入對他們有好處，因為這就會允許像優步這樣的平臺壓低支付給司機的錢。”

為什么硅谷正推動基本收入的方案，而其中最成功的公司——蘋果和臉書——正竭盡全力降低自己的稅負？很難說這不是因為如果這么做的話，技術行業可以把責任推到政府身上，而自己不用為他們從中獲利的社會擔負任何責任。

喬赫南原則上支持基本收入，但是他認為更值得注意的是芬蘭的試驗是由一個中立偏右的政府進行的，這個政府是支持財政緊縮的。他說：“在目前的政治形勢下，這可能會變壞。”

芬蘭的左派對這項試驗則意見不一。一些人認為這是朝向全民基本收入的一步好棋。但是芬蘭的工會歷來都反對它，擔心這將損害他們的集體談判力量，也擔心它將成為右派取消最低工資標準的一種方法。

左派恐懼的是，右派可能將基本收入作為實現自身目標的工具，而這遠遠不是毫無根據的。類似美國自由主義者查爾斯·默里這樣的人一直在說，基本收入可能可以用于直接廢除福利國家。在英國，保守派大臣逐漸推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富裕家庭的減稅政策，同時減少了那些根據收入而確定的福利，這些福利是經濟需求最嚴重的人們所依賴的。這些行動足以讓人們警覺起來。

基本收入的想法能夠拯救左派嗎？

英國的工會對此更加有興趣，可能是因為相比芬蘭工會來說，他們本來就沒有多少集體談判力量，所以再失去一些也沒有關系。貝卡·柯克帕特里克是一位社區組織者，也是Unison工會西米德蘭茲郡分會社區分支的主席。她被基本收入的想法所吸引的原因之一來自于她本人作為一名兼職護工的經歷。她說：“如果我那時候有基本收入的話，我就可以投資更多的錢來支持我殘疾的妹妹。”

柯克帕特里克贏得了她所在的分支對這一想法的支持，Unison工會西米德蘭茲郡分會要求西米德蘭茲郡郡長候選人保證當選后進行基本收入的試驗。

尼基·丹西是GMB工會伯克郡和北漢普郡的分支秘書，她是另一個支持基本收入項目的草根工會成員。她說：“基本收入可以為工人提供足夠的資金保障，讓他們在工作中為自己的利益奮斗，加強工會運動的力量。”

基本收入現在得到了TUC，GMB和Unite三個工會的支持。“左派和工會在近年來過得很糟糕，現在我們需要一場大勝。全民基本收入可以潛在成為這場勝利。”丹西說。

左派的其他人也贊同這一說法。約翰·麥克唐奈爾是工黨的影子大臣，過去曾經對于基本收入表示歡迎。這個月早些時候，他宣布他正在建立一個工作組，對這個想法進行考察。自從2010年工黨敗選以后，黨內始終在尋找對于去工業化、工資不平等的加劇和經濟不安全感的答案。這些領域被英國脫歐陣營極其有效地利用了。埃德·米利班德所提出的“負責任的資本主義”在2015年公投中被完全擊敗。大概，現在應該試試別的東西了。

約翰·克魯達斯是達根漢姆和林漢姆的議員，他對此表示反對。我去年在第四電臺節目上與他交流過有關基本收入的內容。“我看不到（體育直銷的老板）邁克·阿什利進入一個“后工作”的世界，或者在他位于東、西米德蘭茲郡眾多的工廠中進行自動化，”他說，“有什么證據可以證明這個？我們看到了越來越多的低等工作。”

克魯達斯擔心基本收入會干擾左派，使之偏離其歷來擔負的使命，即改善工作質量。“勞動者如何發出真正的聲音，讓工作環境更多給予人尊重，這一問題左派還沒有解決。”

“但這不意味著，當你追尋某種未來學——這更多源于亞瑟·克拉克，而不是卡爾·馬克思——的東西，你就沒有責任去找到這個傳統問題的答案了。我把這個看成是左派對于政治斗爭的放棄。我對此感到悲哀。”

在左派基于工作終結論而推出的基本收入新方案中，經濟和政治力量之間錯綜復雜的斗爭似乎消失了，克魯達斯對此的觀察顯然是正確的。鑒于今天的技術大公司竭盡全力避稅的表現，我們很難看到未來的機器人擁有者會為其他人支付一筆基本收入。如果去掉工作應當得到正當報酬的想法，左派還剩下什么？亞瑟·克拉克的科幻和卡爾·馬克思的階級斗爭是根本不能比的，而左派放棄馬克思正是毀滅自己的表現。

不過，對于坦佩雷的米卡·盧蘇寧來說，基本收入能夠幫助他認識我們這個變化中的世界。“我們現在可以從事更多的自由職業和兼職工作，越來越多的人們同時做幾份工作，”他說，“我將基本收入看作對于我們正在變化的經濟文化的自然反應。”

但是，鑒于英國左派內部意見不一，右派政治家則對此缺乏興趣，支持基本收入的貿易工會成員，比如貝卡·柯克帕特里克，可能要面對一場長期的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