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問我：你藏書多少？

答曰：不多，也不藏。

不“多”，因為要買的那些書，大抵都是常常要用的。為了一本常常要用的書去跑圖書館，時間、精力，都不合算。可書到用時方恨少，因為不斷有了新的興趣或新的關注點，原來那些書又不夠用了，于是再買。這樣，幾十年哩哩啦啦地買下來，也漸漸成了個“包袱”，但又舍不得丟，因為不知何時不定又會用上。于是，也就任其堆放在那里。不過，一生能讀幾許書？任你興趣再廣，個人所有也不過九牛一毛，哪里算得上“多”。

不“藏”，是因為書只是為了用，如果不用，弄那些書當擺設，或當秘寶，有何意趣？這些年，收藏成了“理財”的手段，書籍亦然。電視里說收藏的節目，一開口就是這值多少錢，那值多少錢。我覺得好笑，但也由他。有錢人喜歡玩兒，隨他。我的想法是，書只要有用、可靠便好。什么時候刻的，現在存世還有幾部，值多少錢，對我并不重要。那些稀有、珍貴的刻本，應當由國家去保存，讓研究需要者人人得而用之，才是物盡其用。放在私家手中，大多最終還是糟蹋了。試看那些世代相傳的藏書樓，而今還余幾處？不是被不愛書的子孫三文不值兩文地賣掉了，就是毀于天災、兵燹、盜匪、革命。

抗日戰爭時期，我還小。后來聽長輩閑談，知道兵荒馬亂之際，古董珍玩，宋槧明刊，不知毀棄了多少，留得一條性命便是大幸。1949 年以后，土改、“鎮反”、“三反五反”，直到“文革”，抄沒、破“四舊”，又不知毀棄了多少。

吉安，古廬陵也，人文薈萃之地。經歷了無數劫，到“文革”之世，抄家送往廢品回收站的線裝書仍能堆積如山。那時我在復旦大學任教。一位吉安籍的學生從朋友處得知廢品站有大批書籍要焚棄，說可以論斤給價，便起意趕去，看看是否可以撿回一些有用的書。不料“楚人一炬，可憐焦土”。趕到之日，坑灰已冷，只有搖頭嘆息。

到了“文革”結束，有事去蘇州，記得“文革”前人民路一帶，舊書店甚多，我也曾在那里買過《帶經堂詩話》一類便宜的舊籍，可前幾年因囊中羞澀，早已三文不值兩文送到舊書回收站，給孩子換奶粉了。于是又想再去轉轉，不料個體書店早已無存，剩下一家官營古籍書店，里面大抵都是新書，僅有的一些不起眼的舊籍，價錢也都嚇人，不是我這月薪幾十元者所能購買。于是，從此斷了買所謂“古本”的念頭。若說要用，現代刊印的“洋裝”舊籍，許多都是經過學者校勘、注釋的，較之古本更覺方便。若是真有一部珍本在手，既不敢隨便翻檢，也不敢躺臥閑覽，更不敢在書上夾批加注，何等不自在。所以，書，是喜歡買的，舊籍也是要看的，但不藏，也“藏”不起。大抵只是揀有資質的出版社印行的、或經信得過的專家點校、注釋的買下。就這樣，有些買得早的，從刊印時算，也已有幾十年乃至上百年了。

書，是為了用

書要有用——這種對書的態度，是從我的老師那里學來的。我大學老師的家中，書都很多。那是他們做學問畢生所聚，自然非常珍愛。但如果這些珍愛的書籍對人有用，他們又絕不吝惜，總是慷慨借覽。

趙景深先生是中國戲曲研究大家。他極注意搜羅資料。有關中國戲曲、小說的資料，大自專著，細至報紙副刊上的短文，只要有價值，無不細心搜集。他家住在上?；春Ｂ?、重慶路附近一處三層民居。從一樓到三樓，每層都有放書的地方。旁人很難弄清先生書籍擺放的次序，但他要拿什么書或剪報資料卻“ 手到擒來”。

書籍資料是趙景深先生研究工作不可或缺的工具，但若問他借閱，無不傾囊相借。記得讀大學時，因為趙先生講文學史講到了《金瓶梅》，但圖書館都不出借，于是便問趙先生有沒有此書，是否可以借閱。趙先生問我已否結婚？這倒弄得我頗為羞澀，那時年方十九，女友尚無，更不知讀《金》與婚否有何關系，只好訕訕地走開了。不想過了幾天遇到趙先生時，他把一部世界書局印行的潔本《金瓶梅》遞到我手中，并說，這書刪去了一些，但對了解《金瓶梅》的價值并無影響。后來，做畢業論文，也是從趙先生那里借閱了許多圖書館所無或不出借的材料。

趙先生慷慨借閱，但又十分愛惜書籍資料，因為那些辛苦積聚的材料都是他做研究所要用到的。每次借閱，他都在借閱冊上親自登記，待還書時，又手自消除，絕不假手他人。有一次，我從他那里借了幾本參考書，因為沒有帶書包，他怕散落，特意找了一張《新民晚報》，把書包好交給我。用畢奉還時，我把包中的書一本一本當面點清后，趙先生忽然問：“那張《新民晚報》呢？”我一愣，因為我以為那張報紙只是隨手拿來包書的，用過即棄，就像家里若要包什么東西，父母就會叫：“尋張申報紙來?！鄙虾Ｅf時《申報》銷行最暢，所以不管什么報紙都叫“申報紙”，到這時雖然已沒有《申報》了，但上海人還是習慣叫舊報紙為“申報紙”。只好實告趙先生，那張包書的報紙我沒留下。趙先生沒有責備，只是輕聲說：“我每個月的報紙都是自己裝訂。那天給你包書的，是這個月還沒裝訂的報紙。不過，沒關系，丟了就丟了吧?！甭犓@么說，我真是很感抱歉。此后向趙先生借書，都不再忘帶書包了?！拔母铩敝形胰チ撕希謩e七八年后，還曾向趙先生借過書，承他費心專門到郵局給我寄來，令我十分感激。

劉大杰先生也是我的老師，但在校時，他因身體緣故并未為我們上課，只聽過他一次講座。“文革”中，因為我已留校任教，他被“勒令”到校參加學習，同我編在一個組，有了多一些的接觸。后來在我經歷了一番批判、審查、干校再教育后，決定告辭高校、去湖南時，向他辭行。他檢出一部《引玉集》為贈，并告訴我這部書是魯迅送給他的，因為知道我愛讀魯迅，故轉贈給我。此事令我十分感動。因為《引玉集》是1934 年由魯迅出資刊印的，都是蘇聯版畫藝術家的作品。書后說明：“一九三四年三月，三閑書屋據作者手拓原本，用珂羅版翻造三百部，內五十部為紀念本，不發賣。二百五十部為流通本，每部實價一元五角整。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內山書店代售?！笔└咚芳唇裰疥幝?，魯迅舊居在此路上。內山書店就在山陰路和北四川路交會處。

《引玉集》一共只印了三百部，數量有限。書為魯迅所贈，當為紀念本，更是難得。大杰先生因我愛讀魯迅，慨然相贈，著實令我感動。我想，這也是因為先生以為書是為了用，將書贈與愛書之人，更有意義的緣故吧。這書印行到今天，已經八十多年了。書前扉頁鈐有大杰先生印章。

俗言：“寶馬贈烈士，紅粉贈佳人?！蹦敲磿?？

書贈用書人。

“那書白送他了”

鮑正鵠先生是我大學時代的老師，曾為我們講授中國現代文學史。但他更多的時間是在法國、俄羅斯、埃及等國講學。上個世紀60 年代初，強調文科教材建設時，他被調到教育部文科教材辦公室，主持文科教材編著工作，后來又擔任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

主管業務的副館長，一直在北京工作。所以，同他更多的接觸，是在上個世紀80 年代，我調到北京工作之后。

那時，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任科研組織局局長。鮑先生中外兼通，學識廣博，學術興趣又極廣泛，往往同他談起一個問題，他便能將這個問題的來龍去脈娓娓道來，說得一清二楚。我的工作雖已遠離學術研究，但每同他一次交談，都會引起我關注某一問題的興趣。

這也是我從事新聞工作后，始終保持著對學術問題的關注與興趣的原因。

我那時業余寫些短文。起初是《繪圖新百喻》，是一些用淺近文言寫的寓言，雖是借古人軀殼，卻是為啟今人思索，每則都有丁聰先生作圖，起先在《新觀察》《方法》及一些報紙刊載，后來固定在《讀書》雜志刊登。這些文字鮑先生是看到的，也常常給予獎掖。后來他看到我在寫《唐詩別解》，也還是借唐詩說些現在想說的話，并不是正襟危坐地做學問。一次，去鮑先生處看望，他忽然拿出一部線裝《宋本唐人小集》贈我。這是清代江標以影宋本?？摹＝瓨耸蔷S新派人物，曾任湖南學政，與陳寶箴、黃遵憲、譚嗣同等同倡新學。這套《唐人小集》，都以宋本影刻。譬如初唐四杰的《王勃集》是以南宋書棚本影刻，《楊炯集》是以宋睦親坊本影刻，《駱賓王集》是以南宋陳道人家本影刻，《盧照鄰集》則只題江氏影宋。雖然都是影刻，但集五十家唐人宋刻詩集，也十分難得

了。我想，鮑先生是希望他贈送的這部《唐人小集》能拓寬我“ 唐詩別解”的選材范圍吧。后來的事情越來越讓我感到，鮑先生一直關注我的寫作。他的贈書大都與此有關。那時我寫過一篇文章，從《桃花扇》中柳敬亭說《論語·子罕》，說到賈鳧西木皮道人鼓詞中《大師摯適齊全章》，又說到《鏡花緣》中紫芝說《論語》，大意是說，用說書的辦法說經，古已有之，但大多是傷心人別有懷抱，不過借講經來吐胸中塊壘。無論說書的和聽書的，都不會把這當作對經書的正解。由此說到當今電視里盛行的說書式解經，聽者大可津津有味，學者卻不可將此當作學術的方向來提倡。大概為了提示我，先生又檢出一冊沔陽盧氏慎始基齋據舊抄本精校付印的《擊筑余音》贈我，并說，如木皮道人鼓詞一類的，還有這《擊筑余音》，你可以看看。

沔陽，即今湖北仙桃。盧氏兄弟——盧靖和盧弼——是藏書家，也是學問家。盧靖在任直隸提學使時，對天津圖書館的創立多有貢獻，也是南開的資助者；盧弼的《三國志集解》，至今仍是研究三國時期歷史的必備資料。慎始基齋刊印的書多為湖北先賢的著作。《擊筑余音》的作者熊開元，也是湖北嘉魚人，生于明末，眼看著大明王朝就這樣亡在了一幫只圖私利、貪財好色、花天酒地的君主謀臣手里，熊開元徹底絕望了。他寫下了這套《擊筑余音》，說一聲“呸呸呸，俺老先生擺手搖頭、再不來和你們胡廝鬧”，就此出家去做和尚了。

中國古代歷史上，這樣的興衰敗亡，不知有過多少輪回。每一次都令人失望。但是，在失望之后，仍找不到一條出路。有時以為可以振作一新，走出輪回，結果最終又是輪回再現，人們賴以支撐的精神支柱也因此斷裂，崩塌，陷于絕望，這才是中國真正可悲之處。木皮道人鼓詞和《擊筑余音》都是這種絕望的見證。鮑先生的贈書，令我對先前寫的說經與說書，有了進一步的思索，因此才有了關于《擊筑余音》的短文。

鮑先生聚書甚富，但到晚年，散書、贈書似為常事。他聚書是為了學術研究或學術興趣，而散書則同樣是為了學術研究和學術興趣。如果一本書對于學生輩有用，便慨然贈之，從不論這書值多少錢。書，只有物盡其用才是價值所在。但是，當他贈出之后，如果長時間不見那人的成績，則慨然嘆曰：“那書，算是白送他了。”但下次遇有后輩研究可用的書籍，依舊一部部送出。在他，聚書猶如聚財，但所聚是精神財富或學術財富。聚財而不能財盡其用，是為財奴。聚書而不能書盡其用，是為書奴。在今日把購書當作理財、投資手段，不是為了用，而是等待升值、賺錢的時代，鮑正鵠先生這樣的愛書人，只怕難覓了。

買書的眼光

買書，是為了用，或是閱讀欣賞，或是求知研究。我想，書的用途其大端就是如此。有些書，讀過一遍就再也不會有重讀的興趣，借來翻翻也就夠了，像電視里那些肥皂劇似的，無非打發空閑的時光。有些屬于經典或工具，無論文學的還是學術的，不時會有重讀或使用的需求，那么若非囊中羞澀，不妨購置一部。還有一些，雖非自己研究范圍，但未嘗不能增廣見聞、開闊思路，可收觸類旁通之效?？筛麟S其好選購，譬如三聯書店出版的“新知文庫”，其中許多便對我有很大吸引力。這大抵是讀書、愛書、用書人通常的眼光。

有人喜歡買大部頭的叢書，一放一個書柜，幾架圖書，整整齊齊，潔凈無塵，甚是壯觀。每見到這樣氣派的排場，心中總是起疑，如此整齊排放的書，真是為了讀嗎？何況若非大款、大官，誰有那樣大的書房？這是為了擺樣子、壯觀瞻者的派頭。如是經常用書之人，哪能擺放這般整齊！我的許多朋友都是愛書之人，但室中案頭，大抵凌亂無章。所謂“言無風趣官多貴，案有詩書家必貧”，并非虛語。有把買書當作投資的人，講究的是宋槧元刊。現在那樣的古本越來越少，不得已而取其下，明刻、清版，也已價值不菲，不是一般人所能問津。玩這些花樣的雖有書癡，但不少是如玩古董，希望靠它增值，其眼光是商賈的眼光。從用書的角度，并無價值。

真正從學術上研究版本文獻的學者，到多半是把錢花出去而不求回報的。取之于社會，回歸于社會。

我的老師王欣夫先生是文獻、版本學家。從他手中經過的各種善本、珍本乃至抄本，不知多少。這從他《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中著錄的一千多種罕見刊本、抄本、稿本及其成書、流傳經過，可見一斑。但他聚書的目的全在使用，可惜“文革”初起，先生逝世，正值大破“四舊”之時。藏書不準存放在原住所，逼令“處理”，后經多方轉圜，才有半數以上得以先生名義捐贈于復旦大學圖書館，余皆散佚。

對于愛書之人，真正的宋元舊刊，大多無力問津，其實也大可不必傾囊購置。我手頭就有幾部宋版書——當然不是原版，而是今世影印的。譬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據上海圖書館藏宋刻本影印的《韻語陽秋》，線裝兩冊，板框尺寸悉準原書，連書上“太上皇帝之寶”“乾隆御覽之寶”等朱紅藏書印鑒也赫然在上。定價只有11元，我買之時，古籍書店在處理，還有折扣。宋本的《三謝詩》一冊，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涵芬樓珂羅版影印的，定價更只2元7 角。若論使用，這些再造的善本，絲毫不差，且不必誠惶誠恐，生怕有損。我想，這也是用書人的眼光——既要便于使用，又要價格適宜。

關于書的那些事兒，我想，無非就是怎么看待書，怎么購買書，怎么使用書。至于如何投資，如何增值，這恐怕就不是讀書人、用書人所關心的事了。

（文章來源：《世紀》2016年第6期，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妒兰o》是由中央文史研究館、上海市文史研究館聯合主辦的綜合性文史雙月刊。本文作者為新華社高級編輯、《瞭望》周刊原副總編輯；責編：沈飛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