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3日，國立北京大學貼出告示：“蔡新校長定于本月四日上午十時到校視事，此示。”兩天后，蔡元培呈大總統文：“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呈為報明就職日期事。民國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令，任命蔡為北京大學校長，此令。等因，奉此，遵于六年一月四日到校就職，理合呈報，伏乞鈞鑒。”同樣文件，轉呈教育總長（見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二卷第一冊，24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也就是說，從一百年前的今天——1917年1月4日——起，蔡元培正式以北大校長身份登上歷史舞臺，開啟了這位教育家一生中最為輝煌的北大十年。

蔡元培出長北大后的諸多舉措與建樹，中外學界多有論述，我自己也曾有《“兼容并包”的大學理念——蔡元培與老北大》（1998）、《北大傳統：另一種闡釋——以蔡元培與研究所國學門的關系為中心》（1998）、《蔡元培與老北大的藝術教育》（2004）、《何為“大學”——閱讀〈蔡孑民先生言行錄〉》（2010）等專業論文，這里暫時按下不表。關注這段歷史，或許你會贊同我的判斷：“有其位者不一定有其識，有其識者不一定有其位；有其位有其識者，不一定有其時——集天時地利人和于一身，才可能有蔡元培出長北大時之揮灑自如。”（《“兼容并包”的大學理念——蔡元培與老北大》）這里想討論的是，是誰，以何種方式，將蔡元培送到這個位子上。

誰將蔡元培送上這個位子

以蔡元培的學問與資歷，出長北京大學，可說是眾望所歸。1916年12月28日天津《大公報》稱：“說者謂蔡君留法有年，學貫中西，今既得膺斯職，定能為教育界放一異彩，不禁拭目俟之。”1917年1月1日上海《中華新報》曰：“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風雪中，來此學界泰斗，如晦霧之時，忽睹一顆明星也。”1917年4月出版的《東方雜志》第十四卷四號，刊《北京大學校之沿革》，其中有：“蔡氏為我國教育大家，海內宗仰久矣，今以曾任教育總長之資望，屈尊而為大學校校長，政府之重視大學，于此亦可概見一斑。”比起“學貫中西”來，或許“曾任教育總長”更有分量；起碼在一般人眼中，蔡先生出任北大校長，不是“高就”，而是“屈尊”。但有一點，“眾望所歸”不一定就能成事，翻開歷史一查，懷才不遇是常態；能夠“集天時地利人和于一身”，反而是偶然中的偶然。

具體到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也不是一帆風順。其中的曲折與幽微，值得認真發掘。先看蔡元培自己是怎么說的，初刊《東方雜志》第31卷1號（1934年1月）的《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有這么一段：

是年，政府任嚴幼陵君為北京大學校長。兩年后，嚴君辭職，改任馬相伯君。不久，馬君又辭，改任何錫侯君，不久又辭，乃以工科學長胡次珊君代理。民國五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我回來，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于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是出于愛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數的說，既然知道他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我到底服從后說，進北京。（《蔡元培全集》第六卷349頁，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從1912年“京師大學堂”改“國立北京大學”，四年多時間里換了四任校長，狀態明顯不佳，這才需要緊急征召遠在法國的蔡元培。政府有心，本人也必須有意，方才能成就這段佳話。是否接這個燙手山芋，蔡先生不無猶豫，最后還是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心態，于“大風雪中”毅然北上就職。以上粗枝大葉的敘述，乃出自蔡元培自家視野及立場；若對照蔡元培秘書高平叔撰著的《蔡元培年譜長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等，尚可補充若干有趣的細節，且有新的發現。

去國三載，剛步入“知天命”之年的蔡元培，仍在法國西南地區從事著譯，并不時前往巴黎，與汪精衛、李石曾等籌組華法教育會。就在這個時候，一封電報打破了蔡先生寧靜的生活。1916年9月1日，中國駐法大使館轉來教育總長范源廉8月26日來電：

國事漸平，教育宜急。現以首都最高學府，尤賴大賢主宰，師表群倫。海內人士，咸深景仰。用特專電敦請我公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一席，務祈鑒允，早日回國，以慰瞻望。啟行在即，先祈電告。（歐陽哲生等編《范源廉集》337頁，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

半個多月后，蔡元培就給妻子寫信，告知“船票已買得，船須十月初二日午后開”（《蔡元培全集》第二卷471頁，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如此快刀斬亂麻，處理歸國事宜，可以猜想，蔡先生接電報后，其實沒有什么猶豫，內心深處已認可這個征召。

湯爾和起了什么作用

接下來的問題是，發出征召電報的是教育總長，但背后是否有高人指點，不得而知。高平叔《蔡元培年譜長編》列舉三位自稱舉薦有功的人物，分別是張相文（見張星烺《泗陽張沌谷居士年譜》）、沈尹默（見其著《我和北大》）和馬敘倫（見其著《我在六十歲以前》）。這三位都與北大有關，且具一定的行政閱歷與社會活動能力，但如何直接或通過時任北京醫專校長湯爾和進言，沒有直接的材料。不過，蔡元培曾自述：“我到京后，先訪醫專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他說:‘文科預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問夏浮筠君。’湯君又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志，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蔡元培全集》第六卷349頁）這段話，間接印證了沈尹默、馬敘倫的說法不是空穴來風。

可惜的是，此中關鍵人物、善于運籌帷幄的湯爾和，未就此事留下只言片語。湯爾和長年寫日記，1935年胡適曾向其借閱若干冊，希望借此厘清解聘文科學長陳獨秀之內幕，可惜這三十多本日記“文革”中丟失了（參見袁一丹《民國學術圈的“里子”》，2015年4月19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但即便湯爾和日記存世，且其中談及整個運作過程，恐怕也只是細枝末節。因為，當事人范源廉的自述更值得注意：“蔡先生很偉大。他到北大作校長，是我作教育部長時，民五冬天從歐洲請回來的；民國元年我到教育部作次長，卻是他邀請的。我和他是肝膽相照的朋友。”（梁容若：《記范靜生先生》，《傳記文學》第1卷6期，l962年11月；又見《范源廉集》第652頁）

我同意高平叔由此而得出的結論：“可見，請蔡回國長北大，無須別人向范推薦。湯、馬、沈、張等人，只不過起著直接或間接的提醒作用。許多人想到與談到，表明了他們所見略同。”（高平叔《蔡元培年譜長編》613—614頁）這么說比較通達，各方都能接受。以蔡先生圓潤的性格與豐富的閱歷，很多人愿意為他說好話。但請記得，真正拿主意的，是時任教育總長、自稱與蔡先生“肝膽相照”的范源廉。

范源廉和蔡元培的兩次搭檔

記得范源廉的提醒，故事還得從1912年蔡元培出任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說起。1912年1月19日，教育部印信啟用，正式對外辦公。五天后，孫中山總統及各總長提出總辭職，俟新選總統袁世凱來寧組建政府后再行交代。如此看守內閣，蔡元培除了發表《對于教育方針之意見》，引進人才，草擬學制，主要工作是作為迎接袁世凱來寧的專使北上談判。因蔡元培堅辭續任，推薦范源廉自代，最初提交給參議院的十二部總長名單，教育總長是范源廉。范獲悉后，馬上致電總統袁世凱及總理唐紹儀：“作育新民，責任重大，自維才德，萬不克勝，敬乞立收成命。蔡孑民先生品學崇優，萬眾欽服，務祈設法慰留，至為切禱。”（初刊1912年3月16日《民立報》，收入《范源廉集》336頁，《蔡元培年譜長編》429頁）。于是，3月25日，新任國務總理唐紹儀組織內閣，請蔡元培續任教育總長。

多年后，蔡元培在《自寫年譜》（1940）中，追憶這一今人難以想象，但很能體現民國學人胸襟的辭官過程：

當我們將離北京以前，唐君少川商擬一內閣名單，得袁同意，仍以我為教育總長，我力辭之，乃易為范君靜生。到南京后，范君聞此消息，忽出京，不知所之。又有人散布謠言，謂以范易蔡，乃因蔡迎袁無效而受懲。以此種種原因，孫先生及唐君等定要我繼續任職。我托人詢范君以可否屈任次長，渠慨然愿任，我于是仍為教育總長之候補者，提出于參議院而通過。（《蔡元培全集》第十七卷465頁，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這位堅辭總長而愿意就任次長的范源廉（1875—1927），字靜生，湖南人，早年就學于長沙時務學堂，畢業于東京高等師范學校，是位杰出的教育家。在“城頭變幻大王旗”的年代，范幾次出任教育總長，而最愉快的，是與蔡元培搭檔的這一次。

據蔡元培追憶，當年教育部部員七十人左右，一半是蔡提出來的，偏向于歐美及日本留學生；一半是范提出來的，側重教育行政經驗。具體操作時，雙方互相尊重：“不過他的興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參加一點意見；我的興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參加一點意見罷了。”（浙教版《蔡元培全集》第十七卷468頁）名記者黃遠庸1912年5月24日撰《新政府之人才評》，對各部首長多有批評，唯獨教育部之“新舊雜用”大獲好評：“蔡鶴卿君富于理想，范源廉君勤于任務，總次長實具調和性質，亦各部所未有。”（《遠生遺著》卷二17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20年）可惜好景不長，因與總統政見嚴重不合，蔡元培堅決辭職；1912年7月26日，袁世凱正式任命范源廉為教育總長。范在隨后召開的臨時教育會議上，鄭重聲明：“教育宗旨及行政大綱，業由蔡總長宣布或規定，悉當遵行。”如此“蕭規曹隨”，當年頗獲學界及新聞界表揚（參見高平叔《蔡元培年譜長編》476頁）。

多年后看，黃遠庸的判斷是準確的，一個富于理想，一個勤于實務，二者珠聯璧合，且能互相欣賞。在梁容若的《記范靜生先生》（《傳記文學》第1卷6期，1962年11月）中，有大段文字，以范自述的口吻，講述他與蔡元培合作的經過：

當時蔡先生兩次親自訪問我。他說：“現在是國家教育創制的開始，要撇開個人的偏見，黨派的立場，給教育立一個統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計。國民黨里并不是尋不出一個次長(南京臨時政府時代的次長是山西景耀月，也是有名黨人，還有融和南北作用)，我現在請先生作次長，也不是屈您做一個普通的事務官。共和黨隨時可以組閣，您也可以隨時出來掌邦教。與其到那時候您有所變更，不如現在我們共同負責。教育是應當立在政潮外邊的。我請出一位異黨的次長，在國民黨里邊并不是沒有反對的意見；但是我為了公忠體國，使教育部有全國代表性，是不管這種反對意見的。聽說你們黨里也有其他看法，勸告您不要自低身份，給異黨、給老蔡撐腰；可是，這不是為了國民黨或我個人撐腰，乃是為國家撐腰。我之敢于向您提出這個請求，是相信您會看重國家的利益超過了黨派的利蓋和個人的得失以上的。”蔡先生幾次地這樣說，他的真誠和熱情，使我終于接受了他的請求。這個決定曾經使不少更親近的前輩朋友們責備誤會，可是我回想起來是沒有什么后悔的。在我們的合作期間，部里的人都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討論很多，卻沒有久懸不決的事。一經決定，立刻執行。所以期間很短，辦的事很多。（又見《范源廉集》652—653頁）

這段文字，雖屬事后追憶，但有很高的可信度，乃至中間的引語部分，以《邀范源濂任教育部次長的談話》為題，直接進入了中華書局版《蔡元培全集》第二卷（159—160頁）。

蔡、范如此坦誠相見，是基于“教育是應當立在政潮外邊的”這一共識。政見不見得一致，但都熱心教育，洞悉中國國情，抓住時機，做該做且能做的事；一旦事不可為，當即掛冠而去。看二位的履歷，一個共同點：官職忽高忽低，似乎不太在意，始終專注于教育及文化。可見真正的教育家，大都是理想型人格。

三年前蔡元培差點出長北大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憤懣而死；7月12日，范源廉再次就任教育總長，當即表示要“切實實行元年所發表的教育方針”。8月26日，在與新任總統黎元洪充分溝通后，范源廉給民國元年教育總長、自己的老上司蔡元培發去電報，邀其回國執掌北京大學。電報以“國事漸平，教育宜急”開篇，那是因為他知道蔡元培的政治立場及自我流亡的初衷，若不是袁世凱嗚呼哀哉，蔡既不可能得到、也不愿意接受這一任命的。

一年半后，具體說是1917年11月30日，范源廉再次辭職。因此，1917年12月17日北大舉行創立二十周年紀念會，校長蔡元培致開幕詞后，便是“前教育總長”范源廉演說：“今日為北京大學二十周年紀念，兄弟承蔡校長相邀，來與此會，私心欣幸，更復感慨。……創辦大學之動機，既在祛除科舉之弊政。……今科舉既早廢矣，更宜祛除此利祿之心。利祿心去，則專孜孜于學術。誠如是，則當年設立大學之本旨，庶可達到。”（《范前總長源濂之演說詞》，見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二卷第三冊3203頁）對照年初（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更可見蔡范之間，不僅有私人情誼，更包含共同的辦學理念。

如此莫逆之交，當范總長大權在手，需要為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物色掌門人時，還用得著旁人再三提醒？別人不知道，作為教育部的老人，范總長說不定知悉一個秘密——此前三年，另一個教育部老人董鴻祎代理總長時，已經動過這個念頭了，可惜思慮不周，功敗垂成。

1913年6月2日，蔡元培從德國回到上海；同年9月5日，蔡攜夫人及子女登“北野丸”號前往法國。中間這三個月，如果不是政治上風云突變，蔡元培很可能就出長北大了。

蔡元培1916年的日記沒有留下來，我們無從了解他接獲范源廉電報的前前后后；但1913年的日記幸存下來，留下若干蛛絲馬跡，指向一個未能實現的秘密計劃。6月21日“竹莊來，以大學校長事相商”；而后便是多次“得恂士書”，以及“致恂士函”。這里的“竹莊”是中國近代著名教育家、佛學家、養生家蔣維喬（1873—1958），蔡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總長時，邀蔣任教育部秘書長；1912年5月3日袁世凱發布命令，蔣改任教育部參事，接手秘書長的是董鴻袆。董鴻袆（1878－1916），字恂士，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早年曾入同盟會，1913年5月1日起，以次長代理部務。就在這個關鍵時刻，兩位蔡元培的老部下，開始密謀敦請蔡先生執掌當時風雨飄搖的北京大學。

蔡元培日記寫得很隱晦，剛出版的《蔣維喬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對此有比較詳細的記錄。蔣維喬1913年6月17日“晚往訪董君恂士，適觀瀾亦在彼，談至十時方回”；6月18日離京，6月21日晨七時到滬，“即刻往訪蔡鶴卿先生，長談一時許”，當晚又赴蔡公之約餐敘。22日晚離滬，24日到京，26日董恂士來談（第五冊158—165頁）。日記中沒說談什么，想必是匯報此行最大收獲——蔡元培答應出任北大校長。

沒想到，教育部上報的計劃，最后被總統袁世凱攔住了。7月4日蔣維喬給蔡元培的信，如今收錄在高平叔《蔡元培年譜長編》516頁：

大學擬請先生主持，實系同人之公意，創議已久。此次弟動身前，屢告恂公，應先探袁氏之意。恂謂可以不必，袁氏決無阻礙，弟方始成行。當時對先生言無阻礙者，即恂之言；而先生慨然允諾，實喜出望外。孰知袁氏以對國民黨之感情對先生，竟不允恂之請。恂無奈，則出于辭職。弟至此實不能不尤恂前此慮事之疏，使先生與袁之間多一痕跡。

真是禍福相依，袁世凱的否決，反而成全了蔡元培的氣節。因為，僅僅八天后，即1913年7月12日，國民黨人李烈鈞在江西湖口宣布獨立，組織革命軍，討伐袁世凱，“二次革命”爆發。再過一周，蔡元培與汪精衛、唐紹儀聯名致電袁世凱，勸其辭職。袁當然不會辭職，蔡于是公開發表《袁氏不能辭激成戰禍之咎》等多篇文章。想象當初若不是袁世凱心胸褊狹，否決了教育部的請求，那么，在緊接著的“二次革命”中，蔡元培將處在非常尷尬的境地，一邊是黨派立場，一邊是教育使命，真不知道如何取舍。

“吾人茍切實從教育著手，未嘗不可使吾國轉危為安”

好在這個窘迫的困境并不真正存在，袁世凱的愚蠢決策，讓蔡元培暫時失去了北大的舞臺，但保留了心靈的自由。二次革命很快失敗，主事的革命黨人紛紛流亡國外。蔡元培的情況不太一樣，但也決定再次出走。本想赴德，因吳稚暉的建議，改為旅法。走前幾天，具體說是7月26日，分別收到董鴻袆和蔣維喬的來信，“言下半年考察費，已屬歐洲留學經理朱炎之帶去，可函索，由比京使館轉遞”（浙教版《蔡元培全集》第十六卷18頁）。8月26日，蔡元培致信蔣維喬，稱知道他們在部里為他籌措經費“煞費苦心”，擔心“此款尚有不成熟處”，決定“與菊公商量，仍以編書度日”（《蔡元培全集》第二卷329頁）。這一回的全家赴法，經費籌措不易，除了董、蔣從教育部爭取到的考察費，主要由老朋友張元濟以替商務印書館編書的方式預支。

當年12月17日，蔡元培收到蔣維喬來函，知曉新任教育總長汪大燮積極配合袁世凱尊孔教禁邪說，董鴻袆變得“絕無權力”；“先生學費，此后恐不可靠”。四天后，蔡元培致函吳稚暉，商量與汪精衛、李石曾等合作編書刊辭典，目標是“解決同人之經濟問題，俾不致徒仰政府之鼻息，而為公費之有無受特別之影響也”（參見《蔡元培年譜長編》535、537—538頁）。接下來的日子，蔡元培“半日讀書，半日編書”，與吳、汪、李等合作，在法國做了許多教育及文化方面的工作，當然，也時刻關注國內的政治進展。

這就回到《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中所說的，不是每個人都贊成他出任北大校長的。別人的意見可以不管，旅法期間的老朋友，蔡元培希望他們理解自己的選擇。剛剛走馬上任，1917年1月18日，蔡元培給吳稚暉寫了一封信，除了邀請其出任北大學監主任兼教授，更關鍵的是表白自己：“弟到京后，與【范】靜生、【沈】步洲等討論數次，覺北京大學雖聲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嘗不可一試，故允為擔任，業于一月四日到校，九日開學。雖一切維持現狀，然改良之計劃，亦擬次第著手。”（《復吳敬恒函》，《蔡元培全集》第三卷10—11頁，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兩個月后，又給汪精衛去信：“在弟觀察，吾人茍切實從教育著手，未嘗不可使吾國轉危為安。而在國外所經營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國內之切實。……弟進京后，受各政團招待時，竟老實揭出不涉政界之決心。”（《致汪兆銘函》，《蔡元培全集》第三卷26頁）

未見吳、汪復信，但若記得四五年前上海聚會時彼此的高談闊論，相信他們會心有戚戚焉。吳稚暉1913年8月9日日記稱：

近日余與孑民、石曾、精衛等聚談，皆確然深信：惟一之救國方法，止當致意青年有志力者，從事于最高深之學問，歷二三十年沉浸于一學。專門名家之學者出，其一言一動，皆足以起社會之尊信，而后學風始以丕變。（《吳敬恒選集?序跋游記雜文》221頁，臺北：文星書店，1967年）

要求青年專心學問，最佳方案自然是辦好中國的大學。吳稚暉對蔡元培之“讬政治于學術，將恃以徹底救國”抱有極大的敬意，甚至以他一貫的極端語氣，將蔡的設想歸結為：“茍滿街皆走大學生，何政不舉？”（《通人與學人》，《吳敬恒選集?序跋游記雜文》50頁）

經由好幾代人的不懈努力，百年后的今天，我們確實已經是“滿街皆走大學生”，但很難說就“何政不舉”了。不過，對照閱讀蔡元培的《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與其致吳、汪函，可從另一個側面幫助我們理解蔡元培那一代學人關于教育的理想與信念。

2017年1月3日于京西圓明園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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