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美國大選的時候，有一位華裔的候選人楊安澤進入了人們的視野。他提出了一個很開腦洞的想法，要對美國科技企業加稅，并把收到的錢無條件地發放給18-64歲的美國人，每人每月1000美元。這個方案甚至還得到了扎克伯格和馬斯克的支持。

雖然楊安澤沒有當選，但“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這個想法一直在被討論，它可能只是一個妄想，但它的提出背后一定反映著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些“真問題”。

最近，在大觀天下志策劃的新一期”中，6位學者圍繞這一方案的理念展開了學術思辨，深入這一方案背后所體現的“元問題”。本期為大家推送這6篇文章的節選，點擊文中鏈接可查看相應的全文。

發放基本收入的意義和價值在哪里？

張笑宇

（華東師范大學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

我們先從全人類基本困境的角度來分析一下。這個基本困境就是技術進步對舊經濟體制的徹底顛覆。

我們知道，整個經濟學學科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是稀缺性。正是因為稀缺性的存在，社會才有必要以競爭的方式分配資源；而在所有競爭中，以價格為準則的競爭才被認為是優于以血緣或暴力為準則的競爭，市場經濟才有了正當性，經濟學也才需要回答“生產什么”、“如何生產”和“為誰生產”的基本問題。

但是，技術進步是有可能在一定時空范圍內，改變一類產品供給稀缺性的。類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化肥出現之前，古代社會總是面臨糧食供給的不足，因而陷入馬爾薩斯陷阱。然而化肥和育種技術的進步則可以在農業產業化的國家解決這些問題；在短缺年代，蘇聯人對共產主義的想象就是土豆燒牛肉加電氣化，然而對工業化國家來說，技術進步已經基本能夠實現這一目標。中國人對此有著豐富的歷史記憶，這一點無需我贅述。

圖 | 古代社會長期陷入馬爾薩斯陷阱

但我們要思考的是，技術進步帶來的物質豐裕性背后，是它對經濟學基本原則的修正。如果隨著科技的進步，供給的重要性逐步下降，需求的重要性逐步上升，經濟學最基本的“稀缺性”發生了變化，那么以競爭方式分配社會資源的原則就可能發生改變，進一步的，就是市場經濟原則，也可能需要重新思考和面對。

這當然不是全面否定市場經濟原則，因為技術還沒有進步到滿足所有人需求的地步。但是，我們已不得不面對一些非常重要的基本事實。例如，隨著技術的進步，某些地區已經能以一己之力供給全世界大部分地區的需求。中國就有很多這樣的案例：河南許昌供應了全球八成以上假發，江蘇黃橋鎮生產全球一半以上的小提琴，寧波一家企業在巔峰時期就可以包攬日本電動牙刷市場一半的產能，中山一個小鎮的燈具則覆蓋了全國70%的市場，并出口到130多個國家和地區。

這些“超級小鎮”崛起背后的事實是，技術進步讓供給變成了一件比較簡單的事情，所以需求的作用反過來就上升了。換句話說，只要你愿意，你總是可以找得到機器和工人來從事生產的。但你有沒有足夠大的需求市場來消化供給，也就是你有沒有辦法把你的商品賣出去，就成了一件更為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們看到，科技進步又帶來了一個顯而易見的悖論，也就是需求的萎縮。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自動化技術進步，把越來越多的人甩出制造業的工作崗位。流水線上的工人大量被自動化機器取代，這必然會造成另外一個結果——我沒有工作，我肯定不可能像原來那樣消費。隨著技術進步，供給和需求這些基本變量發生了轉變，那么經濟學的很多原理可能就需要改寫。

過去我們假設商品是稀缺的、供給是稀缺的，但是現在顛倒過來了，需求居然成為稀缺的，那么這個狀況就要求經濟系統做出巨大的調整。被甩出去的人怎么辦？需求不足反過來導致供給過剩怎么辦？這個時候，UBI就很可能是調整和過渡的一個必備環節，或者至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具。所以，在我看來，這不是什么意識形態問題，不是什么“社會主義”問題。只要是后工業化國家，或者進入到自動化階段的國家，可能都會面臨這個問題：技術進步到一定階段，就要考慮能否用UBI來重新調整供需關系。

當然，很多人會擔憂UBI帶來的負面效果。客氣一點說，這些人覺得，不同文化和階層的人，消費習慣是不一樣的。如果給每個人都無差別地發錢，那有些人會不會拿著錢去做一些對社會發展沒什么益處的消費呢？比如美國社會的某些群體，看起來好像比較缺乏自律性，他們會不會拿著這筆錢去吸毒、去泡吧，把它揮霍掉呢？

關于這個問題，我想我們不必過于擔憂。實際上這方面已經有一些研究數據，比如美國史塔克頓（Stockton）就運行了一段時間的UBI。研究顯示，實際上過去人們擔心的一些負面情況，比如說拿錢去抽大麻拿去吸毒但是不找工作的狀況，并沒有出現。相反，大家整體上對消費還是理性的，比如說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全職工作、能不能有收入方面的持續改善、能不能有自身技能的提升等等……這些方面大家發現效應都是正面的。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個狀況？研究者提出了這樣幾個可能性：

首先，我們還是低估了經濟學里的基本假設——理性人。理性人考慮的其實是長期收益和回報。搞黃賭毒是短期效益提升，但是消費完了之后，明天怎么辦？其實正常人都會考慮這個問題。所以當你給這些人發錢的時候，實際上一個理性人他會選擇長期讓自己收入得到提升，表現出讓自己收益更大化的一個取向。

第二，實際上現代國家或社會都出現了一個共同的現象——越底層的人在經濟系統里承受的風險和傷害反而越大。我們看美國的例子比較明顯，你收入越低，去租一個房子就越困難，因為房東可能看你沒有收入就不租給你，之后你沒有辦法，不得不去住酒店或者低廉的旅館，它的租金實際上比簽一年的租房合同還要高，這就顯著增加了底層人生活的成本。

圖 | 美國作家芭芭拉體驗底層生活縮寫成的書

再比如說打零工，它的收入很低，更關鍵地是技能得不到提升。你去麥當勞當服務員，當1年跟當10年效果沒有什么區別。但是當你沒有收入保障的時候，當你為下個月下一周的房租發愁的時候，你不得不去打零工，你根本沒有辦法承擔讓你獲得更好就業前景的培訓或鍛煉。當你沒錢的時候，你沒得選，而基本收入的發放就能夠讓你有條件做出選擇。

正是因為當下社會的不公平效應，已經讓底層承受的風險和傷害過高了，而UBI可以起到壓平整個社會不同階級風險曲線的作用，因此它確實會對底層有改善效應。當然，斯圖克頓這個結果是不是能夠推到每個國家或者每個城市，還需要驗證。但至少初步成果看起來，是積極的。

所以如果要總結一句基本道理，就是：技術進步把普通人甩到底層，而頂層和中產看他們的方式，就好像當他們是因為自身原因而失敗的loser，就當他們不是人，就以為他們拿了錢也花不好。但是如果我們不是用精英主義和成功主義的價值觀居高臨下地俯視他們，而是把他們當人看，我們會發現，他們就是人，他們是理性人。他們像每一個頂層和中產一樣，可以規劃好自己的生活。給他們點陽光，就可以燦爛。這就是UBI的意義。

……

UBI的錢從哪兒來？阿拉斯加、北歐與數據信托模式

翟志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目前推行UBI的國家和地區，大致可以分成兩種情況，一種情況如美國阿拉斯加州，阿拉斯加之所以推行UBI，跟它有著豐富的石油資源是分不開的。

圖 | 阿拉斯加的化石能源為UBI奠定了基礎

當時有一個特殊的機緣，阿拉斯加州把它的石油資源拍賣給一個石油公司，但后來發現實際的儲量比當時預估的儲量要多得多，那多出來的這些收益怎么辦？石油公司就拿出了一部分錢給到阿拉斯加州，阿拉斯加州就把這部分多余的錢設立成立一個永久性的基金，這個基金就用來作為UBI的資金來源，發放給全州的所有人。所以，阿拉斯加州的居民每年領到的錢是不太一樣的，油價高就多發一點，油價低就少發一點。這是跟特定的資源綁定在一起的模式。當楊安澤提出美國也要實行全民UBI時，首要問題就是，UBI要跟什么樣的特定的資源綁在一起？還是說全部要靠政府的稅收來支持UBI呢？

楊安澤的UBI計劃里最引人注目的，實際上是把UBI跟高新科技公司的超額利潤綁定在一起。他認為高新科技公司已經賺取了大量利潤，應該拿一部分作為全民福利。

按他的計劃，這些資金將會占到UBI基金的一半。他的理由也很簡單，隨著新技術的發展，特別是人工智能的發展，未來大部分人會失業，而發展這些技術的公司從中獲取了巨額的利潤，這些利潤理應用于救濟或支持失業者的基本生活。他還寫了一本書，叫《為平凡人而戰》，大概就講了他關于UBI的一些思考。這是第一種類型，就是UBI跟特定的資源綁定在一起。

圖 | 楊安澤《為平凡人而戰》

還有一種類型就是北歐的情況。北歐的UBI跟阿拉斯加州的不一樣，它不是跟特定的資源綁定在一起，因為北歐國家本身就是高稅收高福利，它不過是把過去的福利政策變換一種形式，它建立的前提就是它的高稅收。它實際上是通過稅收的方式進行二次分配，加拿大和西班牙也在推進類似的UBI。

但是北歐模式也有一些國家不接受，最典型的就是瑞士，瑞士聯邦政府提出給每人每月發2500歐，但是公投的時候沒有通過。因為大多數瑞士人認為，這樣的計劃會養很多的懶人——如果大家不需要工作就可以衣食無憂，那么社會中大量的人都會不工作，社會就會失去創造力，稅收和財政收入隨之減少后，UBI模式就難以持續。

這是大概的兩種模式。總結一下，一種是把UBI跟特定的資源綁定在一起，讓資源提供UBI所需要的資金，另一種就是傳統福利政策的轉換，建立在已有大量稅收的基礎之上。

……

圖 | 醫療數據涉及了大量個人隱私

數據作為一種要素，它跟土地、人力一樣，一定會產生大量的收益，這些收益中，有一些收益是可以確權的，有一些收益可能是沒辦法確權。或者一些公共數據的收益的產生，它可能屬于一部分人群，也有可能屬于所有的人。

無論怎么樣，我想這部分收益里邊，或許可以像阿拉斯加將UBI跟石油資源綁定一樣，我們可以設立一個跟數據資源綁定的UBI，那么未來從這些數據收益中拿出一部分作為UBI的基金，所有的數據生產者，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從中分到一部分基本的數據收益

……

UBI的不同資金來源有什么政治意義？

周林剛

（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即便我們同意，UBI的模式被設計得非常徹底，在執行上因為簡單易行而足夠客觀，不同的資金來源模式仍然會帶來不同的影響。現有社會保障領域（社會保險和社會救濟）大致存在貢獻型（繳費模式）、非貢獻型（救助模式）和混合類型三種籌資類型。單純的繳費模式不用討論，因為UBI不是為未來儲蓄或買保險，而是當下、即刻的支付。非貢獻型的資金來自各種不同的統籌渠道，我們這里只討論來源于稅收的財政資金。如果UBI的資金來源是稅（無論是不同稅種、不同稅率或稅收減免），UBI的實施就屬于再分配。那么：

第一，它會始終帶有公平層面的疑慮或困難，因而始終取決于變化不定的社會意識狀況。再分配問題涉及深刻的政治哲學爭論。作為再分配方案的UBI將依賴于富人和窮人的關系，依賴于他們彼此之間是對立還是包容的態度占據主導地位。

第二，稅把個人財富的一部分取走，變成公共資金，也就是變私人財產為公有財產，再將其分配于國民經濟或社會的各個領域。稅有一種“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的氣質。以稅為資金來源的模式似乎增強窮人和富人之間連帶感，不過這種連帶感是強行施加的。它從連帶關系（團結）的假設出發。它可能真的會帶來彼此的連帶感，但也可能強化利害沖突。

圖 | 無代表，不納稅

第三，從上述第二點出發可以進一步推論，再分配的辦法促進彼此的依賴性，而不是各自的獨立性。因為，征稅的程序使資金首先都要流向政府，在國庫里面先脫胎換骨，變成國家的或公共的資金，然后再從國庫里面根據政府的安排流向各個方面。政府這個中轉站起到這樣的作用，就是把問題權力化，把經濟因素權力化，同時權力又集中化。

基于這些理由，從稅收獲取資金的UBI方案在執行時是普遍的、無差別的，在資金源頭上卻不是：它總是同不同人群直接的利益差異關聯在一起。如果UBI的資金來自特定的全民所有的財產，就像阿拉斯加永續基金的情況，那么：

第一，它將取決于對資源的經營，取決于市場。發放的金額會波動變化，但那不是由于社會意識狀況在變化，而是營收狀況在變化。這一類型的UBI的啟動過程同樣是政治過程，但是，似乎一旦采行之后，這個政治過程就結束了，問題轉移到市場去了，剩下的則是一個供計算與發放的技術問題。它也會影響后續的動機和行為，例如它可能抑制或促進發現或勘探資源的動力，可能抑制或促進公有自然資源市場化開發利用的動力。如果把“公有自然資源”這個條件擴大，UBI資金來自于任何公有化的公司企業，那么它還會增進或促進人們對公有化的興趣。這些都是可能的問題，但它們是第二位的，可以通過進一步的政策設計來緩解或克服。

第二，這種公有資源的收入，不是一種再分配政策，不會使任何一個人成為“救助”對象。因為這筆收入是公民基于其所有權人的資格而獲得的。它把每個人都樹立為主人而非接受恩惠和施舍的可憐蟲。對于富人來說，這筆收入有或沒有大概沒有區別；對于最貧窮的人來說，這筆收入是否有意義取決于數額究竟有多少。以稅為來源的UBI可以從每個人應當發放的數額出發來考慮UBI要占多少比例的預算、要加征多少的稅，這樣它就可以明確地以解決貧困為目標；但是以國有資金或國有自然資源的營收為來源的話，那么數額測算的程序就要倒過來了，這也使得阿拉斯加模式不一定一開始就能以除貧為目標。這一點大概是UBI的阿拉斯加模式的缺點。盡管如此，我們這里強調的是所有權的政治意義，以及所有權人的社會心理學意義。

第三，上述第二個特點容易使人這樣來推論，那就是，由于每個國民都現實地體驗并反復見證著自己對于全民公有財富的所有權人身份，因此，這個方案會增強人們對自己國家的熱愛。這也沒錯，但我覺得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另一個方面：基于所有權人資格獲得收入，促進并支持獨立性。當然，這種獨立性不是原子化，因為它受制于共同所有的關系。至于獨立性是否會增強政治領域的品質（假設有更多的人從生活必需品的獲取問題中解放出來），這一點并不確定，但它確實減少了“必然性”對政治領域的壓力。

通過這個對比，我們可以看到稅收來源的UBI在源頭上潛藏著更深刻的政治化根源。再分配的邏輯帶有不斷、反復、持續就再分配進行博弈的動力。公有資源收益作為來源的UBI也不是沒有政治化的動力，但相對而言，它看起來更有非政治化的效果。它好像把自己從復雜的博弈系統“擇”出來了一樣。阿拉斯加永續基金方案在這方面給人的啟發之一是，該州通過州憲法修正案的方式，一次性處理了這個問題，使其免于日常政治競爭的干擾；然后，它就成了一個穩定的、客觀的執行機制。這種處理方式反映了阿拉斯加方案的“本質”。從它免于政治的再干擾、也避免自身重復政治化的功能出發，UBI的阿拉斯加模式原本就具有一種憲制的意義：它仿佛在日常的、人的政府之外創建了另一個客觀的、物質的“政府”。這后一個“政府”并不治理。它只計算和付款。它雖然需要運轉它的人員，但本質上只是一個資金賬戶：一個總賬戶一頭連接著公有資產收入，一頭連接著每一位公民的個人賬戶。

……

UBI會如何改變人們對“工作的意義”的認知？

許小亮

（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副教授）

必須予以明確的是，UBI作為一項基本人權所保障的乃是每一個人的基本收入權，而不是收入權。基本收入權和收入權的本質區別就在于，基本收入權關切收入的多寡，而收入權則不關切。收入權作為一項權利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現代人的生活場景中，收入能夠保障私人領域的自尊，而這又需要每個人通過自身的工作去獲得，所以收入權和工作權有了概念上的關聯。

在現有的人權體系中，工作權事實上是收入權的另一種表達。這種表達的核心意涵無非是：工作權的實現就是收入權的實現。由此，收入的多少問題不是權利問題的核心。收入的多少問題有賴于獲得收入者自身的工作倫理和工作技能。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發現收入權和工作權構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于個人自由進行規訓的最有效的權利工具，其不僅將個人圈囿在資本主義的規訓體系中，更是通過現代工作倫理的教育與塑造，讓每一個人都具有如下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即工作不僅僅是獲得收入的前提，更是作為一個現代人所不可逃避的責任。這種“靈魂深處的認知”恰恰構成了所有人的自由所不可逾越的藩籬。由此，工作倫理所塑造的，恰恰就是柏拉圖命題的反面：“靈魂是身體的囚籠”。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把UBI作為一項基本人權的理解更向前推進一步，那就是，工作還是必須的嗎？工作倫理對于現代人的倫理生活來說還是基礎性的嗎？更為重要的問題或許還在于，我們可以通過UBI從工作倫理中獲得解放嗎？對這一問題進行回答，必須從兩個層面進行。一是我們必須明確工作倫理排斥了哪些人？二是從工作倫理中有獲得感的人到底喪失了什么？

首先，工作倫理的一個基本預設是人們可以通過工作去獲得收入，進而維系自己的自主性。但是這一預設與現實生活不符。在現實的世界中，社會底層、貧困者、女性、邊緣群體事實上并不能夠通過工作獲得自主性，工作與他們而言乃是一種重負，甚至這些人原本就是為工作倫理所排斥。恰恰是在這一點，UBI讓他們獲得了解放，讓他們不必努力甚至卑微地進入到工作倫理體系之中，這就使得他們有更多的機會和可能去實現自己，一種在工作倫理之外的人的解放于此實現。

其次，UBI不僅對于邊緣群體來說是解放，對于那些把工作視為倫理的主流人群來說，也是一種解放的可能。UBI把“閑暇”這樣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提到我們的議事日程上，讓我們意識到我們主要的生活不是工作，而是閑暇，閑暇本身可能更是自由的重要場所。當然，在此仍需注意的是，UBI雖然將我們從工作倫理中解放出來，卻并未提供一種新型的倫理，我們需要自行去建構的一種新型的適合于UBI框架之下的倫理觀。這也是為什么UBI要作為一個元問題被提出的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因為一旦我們意識到我們現在需要建構一種相應的新倫理觀。

……

UBI的人性論基礎有什么問題？

李筠

（中國政法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社會團結和進取心是一個永恒的矛盾問題，平等和自由是一個永恒的矛盾問題，UBI的提出和倡導者，他們背后也有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他們為什么覺得UBI是好的，因為他們覺得當每一個人解決了最基本的溫飽問題之后，他可以去發揮自己的特長，他可以去學東西，學手藝也好，學藝術也好，學哲學也好，總而言之，去發揮他自己的某種潛能，讓這種潛能得以充分展現。

他們認為，每一個人都有潛能，某種程度上如果不考慮質的差別的話，在人的無限潛能的意義上，它是平等的，是一種自然的平等。只不過由于貧窮，由于溫飽或者由于一些最基本的疾病的問題，讓他這種潛能沒有辦法發揮。

但我想說，從這樣一個人性善角度來講，UBI的論證完全是失敗的。

換一個角度講可能更有利于UBI，就是社會發展的不可逆轉的趨勢會讓人變成什么樣。像張笑宇老師講的，我們社會制造財富的能力已經非常地豐沛，根本不需要你去汗流浹背地挖地，就能夠得到基本的物質資料讓你存活。那么，人不需要制造那么多財富，社會制造財富的能力太強了，我們不制造財富的時候怎么安頓自己呢？拿著UBI，去安頓自己的良好嗜好。在這個社會變遷的意義上去討論UBI更靠譜。

如果從人一旦有錢就變好的角度去支撐UBI，我認為是極其荒唐的。不要說人，就連老鼠有“錢”了也不會變好。我從笑宇老師那聽過一個很好玩的故事，動物行為學家做過一個長達幾年的實驗。有一堆老鼠，如果把它們全養到白白胖胖的時候，什么爭斗都不需要，就可以保障非常充足的物質條件的時候，你猜老鼠會干什么？它們就活得像我們人說的“百無聊賴”了。已經胖到我都不知道該干什么了。老鼠們不僅不互斗撕咬搶地盤，甚至都不生孩子了。老鼠是不會念哲學的，把人養起來，也不會去念哲學或者畫油畫。這里面完全沒有任何必然關聯。

換句話說，UBI的人性論有一個非常簡單的假設，如果人的低層次需求得以滿足，人自動就會去追求高層次的需求。誰告訴你的？為什么我吃飽了就要去念哲學？有必然關聯嗎？我吃飽了我接著吃啊，我去打游戲啊，就不念哲學怎么了？你能強迫我嗎？UBI體系要規定我吃到多少斤、領了多少錢，就必須去念《理想國》嗎？這種強制性合理嗎？如果真強制規定了，人真的就能像這樣被驅趕著變好嗎？

所以人的需求自動自覺往上遷移，然后需要一個保底的收入來支撐，這樣一種設想完全是一廂情愿。

圖 | 馬斯洛需求金字塔

人的需求是非常多樣的，它并不會必然地往上躍升。需求怎么遷移和人自己的境界是什么樣、歷練是什么樣、經歷是什么樣、追求是什么樣大有關系，每個人都不一樣的，沒有一種統一的格式。甚至可以合理地設想，有人吃飽了穿暖了，不念哲學，不讀詩歌戲劇，反而去尋求刺激，甚至干出很多危害社會的事情。這也完全是有可能的。誰說人吃飽了就一定會干好事，不見得。

……

UBI能否成為為人類整體提供的一份保險？

黃少卿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

當我們強調人要通過勞動來實現自己的收入，然后過一個體面生活這件事情的時候，或者說，我們把它強調為是一種應該堅持的理念。其實，這背后有很強的假設，如果深入分析就會發現有些假設可能并不完全成立。

比如，我們強調人的能力發展很重要，但是我們到底要發展什么能力？是發展根據我所遺傳的基因特征體現出來的能力，還是按照當下的市場競爭所要求的、但其實基于我的基因特征并不具有優勢的能力呢？如果是后者，那豈不是無論如何我在競爭中都會處于劣勢呢？而且，由此我所放棄發展的自身獨特能力真的沒有價值嗎？事實上，這不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人被勞動所異化嗎？！

當下許多有關UBI的討論，通常會援引羅爾斯的觀點，來論證人類需要各種各樣的救助體系和救助機制，需要對社會競爭中的弱勢群體提供保障。但這種論證可能無法充分理解UBI的必要性。羅爾斯在《正義論》一書中，從無知之幕作為邏輯起點推導出正義的兩個原則，其邏輯是非常嚴謹的，但我依然認為，有兩個基本問題在羅爾斯的討論中還不夠深入。

圖 | 羅爾斯《正義論》

第一個問題在于，他的分析落在個體層面。當他分析差別原則時，講到偶然因素，比如個人身體原因，或者一個暫時不利的外部沖擊，使得你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需要政府的救助手段。那么，這些救助都是從個體意義來討論的。因為我們不知道自己會生在貧困家庭，還是富裕家庭，我們不知道會不會有機會接受教育，當然，也不知道生下來時身體和心智是不是完整的。在這個無知之幕背后，當我們意識到人生中的各種潛在風險，也許每個人都愿意給自己保留一份保險的功能。保險的功能實際交由政府來實施，通過今天的各種轉移支付項目組成的社會保障體系，來解決羅爾斯所指的無知之幕背后，人們擔憂來到現實世界后可能面臨的各種不確定性和風險。顯然，羅爾斯是在個體意義上討論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人類整體的風險問題怎么解決呢？人類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其未來要面對的不確定性或風險問題無疑更加要緊，譬如環境問題。這件事情怎么解決？今天它可不是一個無稽之談，也不是遙不可及的話題。因為我們看到氣候在發生重大變化，以及，從去年開始的新冠疫情，給我們整個人類帶來了各方面沖擊。從現在開始，我們必須考慮如何解決人類整體風險這個問題。

個體意義上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可以依靠那些成功者或沒有受到沖擊者的救助來解決。但是，人類作為一個整體，不可能存在另一個人類來施加救助，它只能依靠人類自己。怎么靠？我們并不清楚未來會出現什么風險，什么不確定性的災難事件，所以，我們就需要有足夠多的應對方案。這些方案并不是說我們今天就能提前把它們都設計出來，而是說，我們需要儲備應對各種不確定性的足夠多能力。從今天起，為了給作為整體的人類社會提供保險，就要盡可能多地保留人類處理危機的各種能力。

人的能力是多樣性的，人類本身在進化過程中形成了各種各樣的多樣化能力。在這次東京奧運會上我們看到，有的人擅長速度型項目，有的人擅長力量型項目，有的人擅長技巧型項目。當然，除了這些與身體相關的運動能力，人類還具備其他能力，比如說心智能力，有的人擅長文學的形象化表達，包括語言和和圖形表達，有的人擅長于數理推導。正是這些多樣化的能力，才給人類未來解決不確定的災難與危機提供了足夠多的可能方案。

我們知道，今天從生物學角度來講，能力多樣性是建構在基因多樣性基礎之上的，我特別想要提出并強調這一點。如果說人類作為一個整體，要解決未來不確定的危機和災難，需要準備足夠多的能力，而這些能力要建基在基因多樣性之上。那么，真正意義上，UBI的獨特價值正在于，它可以確保我們人類的能力多樣性和基因多樣性獲得最大可能的維護。

UBI為什么能實現這一點？在我看來，就在于它讓不同能力的人，不管你今天是成功者還是失敗者，都有機會生存下來，直至讓表現出不同能力的多樣化基因都有機會傳承下去。

然后，就涉及到第二個問題。羅爾斯講到的第二個正義原則分兩個小原則，一個是機會平等，另一個是差別原則。他特別提到，需要差別原則是因為偶然因素會影響個體收入，偶然因素就是短期因素，一種很快會調整變化的因素。一些個人因為受短期的、偶然的因素影響處于社會不利地位，那么，其他人應該幫助他度過短期難關，隨后，他依然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獲得足夠收入并體面生活。

如果導致人們處在不同收入層級、不同生存狀態的原因僅僅是偶然且短期的。那么，我們并不需要UBI，既有的各種政府轉移支付項目所構建的社會保障網絡，就足以讓人們較好地對抗偶然因素帶來的不利影響，也就足以確保擁有不同基因和能力的人們有機會充分發展自己的能力，并且通過代際傳承將多樣化的能力和基因保留在人類社會中。

但實際上，偶然因素也許并不是短期因素，正如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某些偶然因素對人類進化或者說人類演化產生了長期影響，導致具有某類基因及對應能力的人會長期處于社會競爭，尤其是市場競爭的不利地位，我們必須要意識到這一點。

譬如，有些民族在狩獵過程中演化出來的長跑能力（必然有對應的基因），在人類進入農耕時代后會顯得作用不大；太平洋上的人群演化出利用星座辨別方向并在大海中長時間航行的能力，到了人類發明羅盤甚至有了GPS定位系統以后，同樣急劇地失去其經濟社會價值。如果沒有相應的救助機制，也許在這些民族沒有演化出適應新時代的能力之前，就已經在競爭中走向滅絕。但是，誰又能肯定他們曾經擁有的能力對于人類處理未來的不確定性災難毫無價值？

回到個體層面，有的時候并不是一個人不去努力工作，也并不是其工作能力對于人類社會沒有價值，而僅僅是因為在今天，在此時此地的環境下，他的行為或創造性活動不能由市場機制來給出足夠合理的定價。

譬如，你具有畫抽象畫的能力，但這種能力目前大家認為不重要，沒有人給你足夠高的出價。如果完全按照市場機制定價，從事這種畫畫勞動就得不到足夠多的收入，讓你過一個相對好的生活，甚至無法解決基本溫飽和生存問題，無法結婚生孩子。長期而言，這種基因和能力就會湮滅于人類社會。但是，我們不清楚，未來會不會因為什么突發事件，或者說什么社會變化，這種抽象作畫能力的重要性就凸顯出來。

如果沒有像UBI這樣的方案來確保最大可能的多數人獲得基本生存保障，給他們一個有發展能力的機會，從長期來講，人類基因的多樣性和能力的多樣性是很難維持的。如果這一邏輯分析有道理，我們就會意識到，假如人類將來面臨某種不確定性災難，是我們今天占優勢的能力根本無法解決和克服的，那么，我們甚至還沒有找出可能的解決方案，人類的滅頂之災就已經降臨。

一句話總結，我認為UBI是給人類作為一個整體，通過確保能力和基因的多樣性，由此創造了選擇權價值，從而為解決人類未來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提供了多樣化解決方案，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羅爾斯的差別原則的重要性被他本人低估了。如果我們真的做到了這一點，它是能夠超越羅爾斯在他的著作中所強調的而發揮更大的作用。

……

原標題：《給全民“發錢”，是不是一個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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