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史的主流敘事中，1943這個年份通常被一筆帶過。獲得極大關注的往往是那些爆發決定性歷史事件的年份，例如辛亥革命與帝制崩潰的1911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的192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1937年，中國共產黨革命勝利的1949年，以及毛澤東去世后改革開放展開前的1976-1978年。

在本書構思之初，我的同事們的反應是，“為什么寫1943？”很少有人能說出1943年有何重要的事情發生。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這個被遺忘的年份上，我們將會發現什么？通過分析1943年一系列的事件、趨勢和矛盾，我們能否更好地理解中國政治和社會的深層次變化？國共兩黨的政權更迭，是否在早先歲月的政治和社會中就已露端倪？這些都是《1943：中國在十字路口》一書所要探討的問題。

本書的一個前提是：中國在抗日戰爭期間經歷了一些特別重要的轉變。其中最重要的是，戰爭削弱了中國人民對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政府的支持，增強了中國共產黨的實力和規模。1937年抗戰之初，蔣介石是中國當仁不讓的領導人。全國上下團結在他堅決抗日的旗幟下。國際上，蔣是當年美國《時代》周刊的年度人物；蘇聯也迅速地給予他包括槍炮、坦克和飛機在內的大批軍援。

《時代周刊》1938年1月3日的封面，蔣介石夫妻被選為1937年度的風云人物。

與之相對，中共則是一群衣衫襤褸卻精力充沛的長征幸存者，面對著陜北貧瘠的荒山，偏居在延安的窯洞里。但抗戰結束時，中共卻擁兵百萬并且在敵后開辟了很多堅實的根據地，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則日益被視為一個腐敗無能的自利型專制政體。其政權合法性不但受到來自中共的挑戰，還遭到汪偽政府親日派、知識分子，以及越來越多的外國記者和外交官的質疑。

抗戰期間，一些根本性的變化使得歷史的潮流遠離了蔣介石和他的國民黨，靠近了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戰的某個時刻，中國政局到達了歷史進程的一個“轉折點”。目前大多數敘述都把這一焦點集中在1944年：蔣的部隊在日軍“一號作戰”攻勢面前節節敗退；史迪威將軍的撤換引發了美國對蔣介石政權的失望；知識分子在重組的民盟下開始活動；中共開始籌備確立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多年以來，戰時中國的歷史敘述深受三位美國記者作品的影響：白修德（Theodore White）、格萊姆·裴克（Graham Peck）和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其中當屬白修德和賈安娜（Annalee Jacoby）合著的《中國的驚雷》影響最大。

《中國的驚雷》1946年初版

該書把中國抗戰塑造為“蔣介石的悲劇故事”，蔣本人作為一個清廉自律的獨裁者領導著一個充滿“封建意識”、派系紛爭和日益腐化的政權。美國外交官謝偉思（John S. Service）和戴維斯（John P. Davies）也有類似的對國民政府的大量批評。這些材料極大地影響了學術界對于戰時中國的認識，這種影響在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曾以戰時情報協調局官員的身份駐華）和易勞逸（Lloyd Eastman）的力作中都有體現。這種觀點在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那本獲得普利策獎的《史迪威和美國在華經驗》一書中得到了發揚光大。該書寫于20世紀70年代初越戰的高峰時期，它明顯地反思了美國20世紀對亞洲的外交政策；十分有力地描述了一位勇猛而直言的美國將軍是如何徒勞地試圖拯救一個腐化而保守的亞洲政權，而后者正面臨著外敵入侵和內部共產黨的挑戰。

近年來，上述的觀點——自負而獨裁的蔣介石領導著腐敗無能的國民黨——正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挑戰。陶涵（Jay Taylor）近期出版的蔣介石傳記廣泛使用了蔣的日記，該書以極度同情的筆調把委員長塑造為一個“現代化的新儒家”和“擁有戰略視野的國家領袖”。重要的是，陶涵對史迪威頗多批評，在書中除了恰當地批評史迪威“粗魯無禮”，還認為重開滇緬公路的戰役不過是史迪威一廂情愿地為自己1942年的失敗復仇。

在中文方面，齊錫生的作品以詳盡的細節描述了戰時的中美同盟關系，對蔣給予了相當的同情，同時批評了史迪威在目前的作用以及馬歇爾的總體戰略。其中，在國外影響最大的是一批英國學者的研究著作，他們開始挑戰“史迪威-白修德范式……（所描述的國民政府）軍事無能、政治腐敗、執著于打擊中共、獨裁主義，以及盲目拒絕抗日”，并且將關注點帶回1944年。

劍橋大學的方德萬（Hans van de Ven）重點研究了民國的軍事史。方氏的《戰爭和民族主義在中國，1925-1945》以“重訪史迪威”為頭一章標題，拋出了一個有力的論點：“美國的進攻性意識形態”和記者與軍事領導人的輕視中華文明的“東方主義話語（Orientalist discourse）”，導致他們過分低估了蔣所執行的抗日戰略。在方氏看來，獨裁和腐敗并不是研究國民黨政治的有效概念。該書認為截至1944年，蔣介石在抗日方面做得相當不錯，直到史迪威把所有的資源用于緬甸戰役，使得中國中部防線在“一號作戰”面前門戶大開。

牛津大學的拉納·米特（Rana Mitter）也同樣批評了“史迪威的錯誤戰略”。他認為在盟軍的全球戰略中，中國戰場“處在二等，甚至是三等的地位”。米特總結認為“西方特別是美國（在中國戰場）的作為和不作為，都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蔣介石政權的缺陷和衰退。”

陶涵、齊錫生、方德萬和米特的研究的確摧毀了史迪威神話：后者絕非是一心為了中國而進行的一場英雄主義式的奮戰。但是難道史迪威和緬甸戰役是導致蔣介石政權衰落的主要因素嗎？在我們看來，史迪威的錯誤似乎并不能證明蔣的長處。那種把對于國民黨的批評看作是美國記者、政客和軍人“東方主義”偏見的產物并加以摒棄的觀點，也同樣值得商榷。這樣的偏見當然存在，在史迪威日記中也顯露無遺。但是類似的對國民黨的批評——國民黨在抗戰中的腐化、士氣低落、逃避責任和官僚主義——在當時的中文資料中同樣可見，甚至不乏出現在蔣的演講和文稿中。

蔣介石與史迪威

最重要的是，本書的前提在于：1944年的危機有著更深層次的根源，為了理解它，就要將眼光投向之前的一年。這并不意味著國民黨的垮臺和中共的勝利在1943年就已經成為定局。如果后來事態發展有變，歷史完全可能再次倒向另一方。本書各章的意圖在于提出一些新的歷史轉折點，而不是把歷史的必然性重新放置在歷史進程的某一特殊點。通過深入研究那些影響了國家歷史敘事的事件，我們發現，很多歷史人物如果做出了不同的決定，那么歷史的進程很有可能改變。

本書同樣表明，一旦把關注點集中在特定的一年，我們就能發現該年發生的很多事件，都對后來的歷史發展起了作用。1943年，不平等條約被廢除，蔣介石發表了《中國之命運》并且與羅斯福和丘吉爾在開羅會議上會晤，蔣夫人宋美齡在美國國會發表了歷史性的演說，新疆脫離了蘇聯長達十年的控制回歸中央，河南遭遇了災難性的饑荒，中共正在經歷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動”。通過研究上述和其他事件，從不同的角度來觀察這一年，我們試圖在本書中對一些特定時刻進行史實重建，在我們看來，這是超越以中美關系為核心的狹隘的抗戰研究的最好辦法，由此得以理解那些決定中國命運的廣泛的社會、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發展事務。

（本文摘自周錫瑞、李皓天主編《1943：中國在十字路口》，陳驍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1月版。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