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風是誰？

假如我們在網絡搜索引擎上輸入“北大中文系”和“王風”這兩個關鍵詞，一定可以找到多篇記敘王風其人其事的文章，這些文章大多出自他周圍的朋友。當然，在讀完這些文字之后，我們也許可以建構出對王風的核心印象——名士風度。

今年年初，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王風的首部論文集《世運推移與文章興替——中國近代文學論集》，學者張治對本書評論道：“篇幅不大的書中包含著近現代中國語言文學研究界的各種核心命題。每個命題中都有中規中矩的論證，也有灑脫冷峻的察見；有對主要文獻材料的正統分析，更有若干來自比較生僻的報刊資料中的新發現。”

而作者自己則在“后記”中坦陳此書更像是對導師陳平原教授的一個交代——“耳提面命二十年，他們自然對我有所期待，不過時日奄忽，漸漸已轉為對我的擔心。如今的這個東西，雖是聊勝于無，但也終于不是‘無’了。”

所謂名士，必定落拓不羈、優游歲月，王風雖然棲身現代學院體制之內，卻似乎從未順從過其中的游戲規則。他花費十幾年時間精心整理、校勘全六冊《廢名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這在旁人看來簡直是“不務正業”（現代學術評價體系只認可古籍整理），結果書出版后，獲得學界同行的一片贊譽，并為整理、編輯現代作家全集提供了范例。而對于“名士”一說，王風其實很不愿意被這樣標注，他覺得也就是做了些愿意做的事情，以他的情況，在現有體制內還能“存在下去”而已。

《廢名集》

當然，之所以被目為“名士”，最主要還是因為他和古琴的關系。出于對管平湖演奏的熱愛，王風早年就想拜師于管平湖的弟子鄭珉中門下，無奈鄭先生不收弟子，最后還是在王世襄、袁荃猷夫婦的幫助下才如愿以償。近些年，除了作為“正業”的文學研究之外，王風還在古琴器與古琴史方面投入了不少精力，年內也將會有一本關于古琴的著作問世。

今年是新文化運動100周年，而“文學革命”無疑是其中一項重大成果。反對文言、提倡白話是當年最鮮明的口號，那么現代意義上的白話在中國是何時出現的呢？看似團結的《新青年》集體內部是否早已暗流涌動？王國維、章太炎、周氏兄弟等人都提出過什么主張？圍繞這些問題，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對王風進行了專訪。

澎湃新聞：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2卷5號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這通常被認為是新文化運動中文學革命的開端。如今看來，這個現代文學史的起點敘事有無需要檢討的地方？

王風：所謂“開端”，也就是歷史節點，從不同的角度會有不同的理解和判斷。你提到的問題，還要區分談的是“現代文學”還是“新文學”。如果說“現代文學”，那現在有各種很不一樣的說法。比如有的學者強調東西洋文學的影響，那就會將“開端”設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有的看重語言工具的變革，可能會認為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是個節點；還有的偏重于文學生產方式的變化，那么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初《申報》的創刊就會被看作標志；更有的會從現代詞匯形成的角度，新的白話如漢譯《圣經》來論述，等等。這都無所謂對錯，是在不同的邏輯基礎上形成各自的敘述。

但如果說的是“新文學”，那也只能以文學革命為起始。將《文學改良芻議》看成“開端”，并沒有太多的爭議。不過，仔細讀這篇文章，里面提出的“八事”（按：“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濫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其實不少是照抄古人的說法，而且在晚清所謂“文學改良”時期，這些觀念也大多被提出來過。所以要說胡適提出多么革命性的主張，其實也未必。他原來就參加過晚清的一些“啟蒙”活動，很多觀念是從那個時候過來的，談不上有多新鮮。

錢玄同抄錄的《文學改良芻議》

接下來就是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這其實是一篇很奇怪的文章。里面的“三大主義”， 所要打倒的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如果拿這三個名詞去對應中國文學史的話，很難對得上。誰能說清楚什么是中國的“貴族文學”？“山林文學”也莫名其妙，可能只有魏晉的玄言詩算得上。還有那個“古典文學”，更是一個籠統的名稱。盡管陳獨秀在文章中解釋了一大堆，但總是讓人覺得對不上號。那他是怎么想出來的呢？我看主要是從歐洲文學的歷史經驗套用過來的。陳獨秀歐洲文學的修養很不錯，他就將歐洲文學史套到中國文學史這兒來了。

所以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一個是照抄前人，一個是搬運外國。這兩篇文章之所以獲得巨大的影響，有幾個因素：一個是胡適強大的敘事能力，不斷地將各種資源納入進來，也就是不斷地為這個“開端”賦予意義。

另一方面，相較晚清類似的文學運動，“文學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出東西了。1918年開始，主要是魯迅和周作人的寫作和翻譯，以及文學主張，當然也包括胡適等人的自由體白話詩，等等。出了東西，也就是有了“實績”，然后是大量的追隨者，新文學才獲得成功，并成為傳統。這樣《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才有可能被賦予“開端”的意義，否則也就無從說起，不過是普通的歷史文本。

澎湃新聞：您認為“《新青年》集團更應該被認知為一個帶有不同資源的多種力量的共同體，在文學革命這個結點上有了價值追求的交集”，能否舉例說明當時《新青年》集團中各位不同成員之間潛隱（被壓抑）的沖突？

王風：胡適后來有篇回憶文章，題名《逼上梁山》。《新青年》其實就是座“梁山”，陳獨秀是晁蓋，胡適是宋江。各方人馬不斷加入，但出身、背景、動機、目標都有很大的差別。

陳獨秀是創刊者，但他關心的主要是思想問題，辦雜志的目的在于影響青年。他受法國文學影響很大，早年和蘇曼殊一塊兒合作，翻譯《悲慘世界》（當時叫《慘世界》）。但文學始終不是他著力所在，《新青年》里，他談文學的文章很少，《文學革命論》之后就基本沒有了。而且對于胡適、錢玄同等人主張用白話創作，其實他也并不是很熱心，甚至有點不以為然。

胡適也是在晚清的背景下生長起來的，說白了就是在梁啟超那個背景下生長起來的。根本上，晚清時的許多白話報，包括陳獨秀主持的《安徽俗話報》、胡適參與的《競業旬報》，都是為了“開啟民智”。胡適主張俗語，后來叫白話，再后來叫國語，觀念是這么一步步發展過來的，也就是語言工具革命，文學只是這語言工具革命的一部分。

還有錢玄同和劉半農。錢玄同很奇特，他原來可以算是章太炎弟子當中的“極右派”，用古字、求本義，加上穿深衣，比太炎還極端。到了文學革命時期，他一變站到了章太炎一生死敵吳稚暉的立場上，變成一個“極左派”。在他那兒，可不是白話不白話的問題，整個是要最終廢除漢語和漢字，用世界語。他是在這個基礎上參加文學革命的。而劉半農，原來是鴛鴦蝴蝶派作家，從文學革命主要攻擊的那個陣營里過來。

我們再看其他的人，比如周氏兄弟，周氏兄弟在晚清發動過一場沒有任何影響力但是質量非常高的文學革命，主要從1906年到1909年，周氏兄弟同時在日本，先是成為章太炎的弟子，后來決定從事文學工作。于是做翻譯，最有名的是《域外小說集》，還寫了一批文論。那個時候他們幾乎沒有任何影響，但是思想質量和實踐質量非常高。

《域外小說集》初版本，陳師曾題簽

周氏兄弟在《域外小說集》中創造了過去漢語書寫里完全沒有的一種文言。而文學主張上，“立人”、“摩羅詩力”等等，強調文學的自主性。而看他們選擇翻譯的文本，基本上都是批判現實主義以后的，也就是當時歐洲最前沿的那批文學作品。

到了文學革命時期，我們現在經常說魯迅是什么“主將”之類的。但按周作人的說法，當時他們其實就是“客員”，客卿的角色，是來幫忙的。魯迅后來說的“聽將令”，是確實的情況。最早許壽裳把《新青年》拿給他們看，并說里頭發的都是謬論，周氏兄弟看完之后什么反應呢？他們覺得沒什么了不起，但也談不上是謬論。

周氏兄弟加入《新青年》，主要是因為錢玄同（魯迅《吶喊》自序里提到的“金心異”）來拉他們寫稿，然后他們才進入這個圈子。不過也就是供稿，并沒有參與雜志的組織運作。此前他們基本沒用白話寫過作品，顯然是因為當時《新青年》語言變革這樣一個主張，他們才改用白話寫作。在此之前，他們并沒有顯露出任何要使用白話寫作的意圖。

魯迅的《狂人日記》就是這么出來的，為什么一出手就會寫出那么高的水平？在我看來，最主要的原因，是周氏兄弟把他們晚清時期文言的實踐，這個時候移用到白話中來了。所以他們的白話跟以往的也不一樣，晚清時他們根本沒接觸過當時的白話，不管是白話小說的語言還是白話報的語言，而是直接從他們自己改造的文言中“轉寫”過來。再加上不同于陳獨秀、胡適、劉半農他們接受的是浪漫主義、現實主義，頂多到自然主義的影響，而是象征主義以次當時最新的文學潮流。這些都促使他們一出手就把新文學的水平提得很高。

周氏兄弟之間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這個很復雜，不能細說。但有一點值得注意，他們當然接受了白話寫作，但考慮的重點并不在語言，而是思想。周作人《人的文學》、魯迅《我之節烈觀》《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這類文章，是要將新文學建立在一種新的倫理基礎上，建立在所謂“人”的基礎上。這是他們從晚清就開始關注的，也是他們從事文學的原動力。就像周作人說的，白話也可以承載舊思想，關鍵不是工具，而是思想。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雖然都在《新青年》這樣一個集團內，但每個人的背景都不太一樣，關心的問題也不一樣，思考方式更不一樣，只不過有個變革的共同價值取向而已。到了新文化運動落潮，如魯迅所言，“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其實這是必然的，因為一塊兒工作時原就有不同的目標，后來就各自沿著自己的方向發展去了。胡適和陳獨秀鬧翻，只不過是個最顯明的例子。所以《新青年》集團本身，既是一個共識的舞臺，同時也是一個分歧的溫床。

澎湃新聞：在您對王國維進行的個案研究中，重點考察了其述學文體、語體的變遷，比如其早年哲學論文多有取自日語的雙音詞、復雜長句乃至自創的語法結構，后期轉向詞曲研究后語體又回歸中國傳統文論系統，這似乎是一般文史研究者在研究王國維時很少注意到的。

王風：王國維從哲學到文學到史學，每個方面都做出第一流水平的成果。他跟中國以往的以及同時代的學者很不一樣。

比如我們舉章太炎做例子，章太炎強調的是“諸學會通”，把一切知識作為相關聯的一個整體，他的《國故論衡》，小學、文學、諸子學，相互之間是有關系的。王國維完全不一樣，他是把一個學科內最重要的問題解決之后，就不做了，換另一個學科。不斷在換，做法完全不一樣，文體也不一樣。這當然和他最早幫羅振玉編《教育世界》，受到西方學科分界的影響有很大的關系。

王國維（左）與羅振玉

我從這個角度進入王國維，其實更多的是一些現實關注，就是我們當前的學術問題。現在學術最大的問題，就是學術思考的單一化，大家都用同一種邏輯來思考，像大工業生產，這是很可怕的。表面上好像數量很大，但完全沒有質量。學術需要個性，需要多元性。尤其人文學術，與人有關，不是那種冷冰冰的“科學”。我們看前代學者，個個面目生動，一看就知道是誰的文章。如果把現在學術雜志上的作者名字遮掉，你能認出是誰的文章嗎？

那么前輩的啟發在哪里，我覺得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學術語言，一個是學術文體。頂級學者都是有自己的學術語言的，王國維甚至文、史、哲的研究，使用的語言都有很大的不同。章太炎不滿意唐宋文，要學魏晉文，他是真把魏晉文的精髓給學過來了。包括像陳寅恪那種“不今不古”的語言，為什么如此？顯然與他的研究對象主要是中古有關系。再舉例子的話，錢鐘書寫論文用白話，寫《談藝錄》這種學術札記用的是文言，都有自己的面目。

不同的學術文體，本質上應該是不同的學術思維方式的表現。學術文體說起來有幾十種，現在我們能使用幾種？比如說，論文和專著，其實是不同的文體，處理的學術問題也是不一樣的。如果寫一則札記，又不一樣。札記聽上去是小東西，但真的小嗎？顧炎武的《日知錄》、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王念孫的《讀書雜志》、王引之的《經義述聞》，往早說《夢溪筆談》，往晚里說《管錐編》。

我在北大試著開一門學術文體課，讓大家寫讀書札記，大部分真的寫不來，總是論文腔調。再舉個例子，現在很多學術會議、學術雜志發表論文要求提供“提要”，幾乎看不到寫得好的，有的是寫不好，有的是不好好寫，覺得不重要，對付一下就可以了。不過我們可以想想《四庫總目提要》，那是什么水平。

用不同的學術文體處理同一個對象，思考是不一樣的，學術文體的多樣性有助于學術多元化，形式有時確實就是內容。這是我從這樣一個角度去關注王國維的動因。歸根結底說吧，我覺得學術的成形物本身就應該是藝術品。

澎湃新聞：您通過細讀周氏兄弟早期譯著，認為他們對漢語書寫語言的改造早在文言時期就已經開始，并在文學革命時期在書寫系統內部被“直譯”為白話，成為現代漢語書寫的重要源頭，因此不同于胡適依憑作為外部資源的晚清白話實踐。這些觀點很新鮮，好像沒人這么看，您是如何形成這樣的思路？

王風：有關周氏兄弟的這篇文章，從有了初始想法到最后成文，經歷了很多年的時間。表面上是周氏兄弟的研究，實際上是為了處理我對這個學科的一些基本困惑。比如，所謂“新文學”，一個基本的判斷就是以白話代文言，但問題是白話至少在唐宋時期就有了，到明清到近代，一直都有，那憑什么說白話代文言是新文學成立的一個標志呢？再如，魯迅一出手的《狂人日記》等等，所達到的水平，一般總歸為他的天才。但是，這種看起來毫無預兆的事情，我總覺得非常可疑。

發表在《新青年》雜志四卷五期（1918年5月）上的《狂人日記》

其實，如果憑日常閱讀經驗，我們一眼就能看出古典白話文本和現代白話文本的差異，隨便翻開一頁，就知道這是古人寫的還是現代人寫的。問題是這背后的道理在哪里？這就涉及書寫語言的問題，也就是何謂現代書寫。固然現代書寫用的是白話，但與古代白話的根本區別在哪里？

有關這個問題，語言學家也總結過某些語法現象，比如復雜句、介詞等等，但并沒有從性質上對現代書寫語言進行界定。書寫語言對專業語言學來說是很邊緣的問題，不是他們的主要工作對象。但是文學是以書寫語言為工具的，不能不面對，當然真去處理是很困難的。

林紓有一則札記，我當年讀到時愣了一下。他說唐宋八大家當中長文章寫得最好的是王安石，上萬字的文章一氣呵成。寫得最不好的呢，蘇東坡，蘇東坡的長文章讀起來是一段一段的。這是我們現代人讀古文時不會有的感覺，因為現代整理本已經給你分成一段一段的，怎么還會認為是缺點。諸如此類的事例，讓我觀察到，古人寫作的感覺和現代人是完全不一樣的。

比如閱讀古典小說，經常會遇到“話說”、“卻說”、“一夜無話”、“花開兩頭，各表一枝”等等，其實就是以這些詞匯手段充當類似于現在分段的功能。至于標點，比如“期期艾艾”這個成語，“期期”和“艾艾”都是用詞匯描摹口吃的語氣，如果現代人來寫，就使用省略號了。至于引號的引入，使得描述對話的方式變得很靈活，而比如《紅樓夢》，寶哥哥和林妹妹聊天，必須一處不落地交代這一段是林妹妹說的，還是寶哥哥說的，否則就亂了。而有了引號來固定口說成分，就不必一定如此了。

因而，段落、標點這些西方書寫形式的引入，是造就現代書寫語言的根本要素，也是漢語現代書寫語言的根本特征。晚清時周氏兄弟的直譯，是將書寫形式也照原樣翻譯了過來，這造就了前所未有的文言。而到文學革命時期，他們改行白話，這些書寫形式也全面移用到白話，又造就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白話。這也就是我們現在所書寫的語言的基礎，文本面貌徹底變了，寫作思維也徹底變了。如果沒有分段的話，《狂人日記》幾乎不能成立，分段是《狂人日記》最大的修辭手段。

澎湃新聞：剛才您談過了王國維和周氏兄弟的個案，而章太炎似乎也是您十分關注的一位人物，那么在其背后隱藏著怎樣的現實關切？章太炎的思維邏輯是否可以被重新發掘？

王風：有關章太炎的這篇文章（按：指《章太炎語言文字論說體系中的歷史民族》，收入《世運推移與文章興替》），寫得好像動了點感情。如果說現實關切，那么在我還是漢語言文字的命運問題。一百多年來，國人一個主要的思路，就是必須改革漢語言文字。這其中延續至今的一個認識，是一個進化論的格式，文字是從象形演化到字母的，因此漢字落后。

現在盡管很少人這么說，但潛藏的意識還是如此。比如漢字的教育成本高，比如書寫繁難，比如漢字的歷史是不斷簡化的歷史，等等。晚清以來，一直有這樣那樣的主張，行白話其實是最溫和的，文字拼音化一直是個很大的思潮，最極端的是漢字連同漢語一起拋棄，直接使用世界語。好像如此一來，中國的所有問題都解決了。

章太炎

章太炎的東西對現在人來說很難讀，涉及語言文字的學術著作，在今天來看說錯的很多。其實章太炎的學術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不是我們普通想象的那樣，一門心思拼命復古。當時有“言文一致”與“語言統一”兩大口號，太炎有關語言文字方面的學術工作，基本上都是為此提供他的解決方案。當然，設想極為宏大也極為迂闊，他認為方言中有大量古語，應該綜合吸收起來，創造出一種“新的國語”，這一“國語”既來自于廣闊地域的方言土語，是人民口頭的活語言，又與久遠年代相聯結，深深根源于我們自身的歷史。

這么一個龐大的構思顯然是不可能實現的，但這不意味著章太炎的思路沒有價值。恰恰相反，我們后來的選擇所出現的問題，正需要章太炎這樣的思考來幫助我們反思。如果要我來說的話，近代以來，漢語言文字整體上是處于一個不斷退化的過程之中，現在很多年青作家，甚至寫錯字都顯得那么理直氣壯，對文字毫無尊重。

這和我們一直以來的思路有關，即只把語言文字看成使用工具，如何更方便，如何更簡單，漢字簡化就是這種思路的最大遺產。我們沒有意識到，語言文字其實是文化淵藪，需要系統、精細、綿密，只有這樣，才能發達我們的思想。章太炎的論述不管有多少錯誤，但他的出發點我認為是有價值的，他的思考邏輯是值得尊重的，而他幾乎用生命來捍衛語言文字的精神，更是對我們這些后來人的一種感召。

澎湃新聞：讀您這本書，覺得跟現在大部分學術著作很不一樣，恕我直言，好像與現在的學術發展挺游離的。

王風：我也搞不太清楚。其實寫這些文章，只不過是自己讀書的自然產物，因而也就是讀書的衍生品，再加上一些現實的關懷和憂慮而已。也許是太個體性了，不管覺得我做得不錯還是不怎么樣，都很難有討論和批評。說句玩笑話，現在都講引用率、影響因子，這方面我肯定是一塌糊涂。至于為什么多少還做一點，也就是有時寬慰自己，這些文字還不至于浪費紙張，也許以后哪一天說不定還有點用吧。

王風著《世運推移與文章興替——中國近代文學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4月版。